摘要：白蛇传是一则典型的景观传说，一方面，传说的核心景观如杭州西湖断桥、雷峰塔，镇江金山寺、法海洞等，是传说形成发展的叙事元素和当代讲述的叙事形态；另一方面，传说的核心情节如断桥相会、水漫金山等，又赋予景观独具标识性的文化符号与充满生命力的故事内核，传说与景观互为生
白蛇传是一则典型的景观传说，一方面，传说的核心景观如杭州西湖断桥、雷峰塔，镇江金山寺、法海洞等，是传说形成发展的叙事元素和当代讲述的叙事形态；另一方面，传说的核心情节如断桥相会、水漫金山等，又赋予景观独具标识性的文化符号与充满生命力的故事内核，传说与景观互为生产，并在文学与艺术的审美交融中、在听觉与视觉的诗学编码中，形成了跨越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双重叙事谱系，强化了传说基于运河与双城而书写的江南想象。
诗性—审美：传说景观的诗学属性
传说景观的诗学属性缘于“景观”所具有的艺术审美特质。在欧洲，“景观”一词首次出现于希伯来文本《圣经·旧约》，描绘的是所罗门皇城的瑰丽景色。在中国，“风景”作为一个词语，最早见于晋代文献记载的“新亭对泣”的故事，意思是风光景色，一直被看作“中国文学诗意生成的审美要义”。“景观”的本义指向的均是视觉审美意义上的风景。
现代以来，“景观”被广泛应用于诸多学科，并被赋予更加多元的含义。俞孔坚用“景观是画”“景观是书”“景观是故事”和“景观是诗”从多维度阐释“景观”所具有的艺术审美属性。经典景观传说往往正是基于对知名度高、审美性强的地方景观来历的诗性解读，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西湖传说、泰山传说、天坛传说、黄鹤楼传说等。还有一些故事虽不以景观为名，但其形成、发展均与知名景观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关系，甚至可以说，剥离了其核心景观，故事将失去标识性，变得面目模糊。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被公认为白蛇传的雏形。该话本将传说与西湖三塔景观相融合，讲述了一则为镇压“三怪”而建“三塔”的传说。话本不足五千字，但在“入话”部分，话本小说家不惜花费一千多字的笔墨，尽情援引诗词歌赋，浓墨重彩地赞誉西湖美景，这固然与话本小说家强烈的地域书写意识息息相关，同时也充分说明景观的审美诗性是故事依附景观的重要前提。
故事—现实：白蛇传景观的诗学谱系
从传说与景观的关系来看，景观叙事无外乎两大类型：一是先有景观后有传说，即传说依附于现实的知名景观，在解释景观来历的同时，通过讲故事赋予景观传奇色彩；二是先有传说后有景观，即随着传说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扩大，传说景观生产主体围绕其核心人物、核心情节和主要场景进行景观编码。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传说与景观往往具有循环生产的机制，即从景观到传说再生产出新的景观，或者从传说到景观再生产出新的传说。传说与景观互为生产的叙事结构极大地拓展了景观叙事的语境，使其形成一种穿梭、跨越于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模糊状态，甚至会出现因为现实景观变迁而让故事世界走进日常生活的叙事模式，从而形成一个特殊又富有趣味的景观叙事的双重诗学谱系。雷峰塔首次进入“白蛇传传说”叙事框架，最早可见于明末冯梦龙拟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以下简称“冯本”）。传说依附于西湖题名景观，并通过核心情节“永镇雷峰塔”强化景观对传说的叙事意义；甚至通过冯本结尾处的偈语（“塔倒湖干，白蛇出世”）打通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延伸出基于雷峰塔景观而生产出的明崇祯年间“湖底龟裂”和“塔顶冒烟”传说、民国时期的“雷峰塔砖”传说。这些新的景观传说不仅与传统的语言叙事形态形成互文，更引发杭州市民对“故事世界”走进“现实世界”的心理恐慌与叙事冲动，架构了从传说到景观再到新的超文本传说的景观叙事谱系，在充分体现经典传说景观叙事张力的同时，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跨越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景观叙事谱系。
运河—城市：白蛇传景观的诗学结构
白蛇传景观具有鲜明的地域分工，即传说在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在江南多地逐渐形成一个情节前后连续、景观互为补充的叙事结构。这种“地域分工型传说”往往是跟随传说主要人物、核心情节而展开叙事空间的延展，跨区域的景观叙事结构便是其基本特征。白蛇传以杭州西湖景观群为传说形成期、苏州保和堂景观为发展期、镇江金山寺景观群为高潮期，最终又回归到杭州西湖，从而形成一个在江南多地分工有序、首尾相连的景观叙事结构。“一河”（江南运河）、“两城”（杭州、镇江）、“三景”（西湖景观群、金山寺景观群、保和堂景观群）共同架构了传说景观叙事点面结合、远近开阔、层次丰富的诗学结构。江南运河的繁盛将原本局限于杭州的“西湖传说”拓展延伸为包括苏州、镇江在内的“江南传说”，既与西湖小说一贯的“以西湖为圆心，江南为辐射圈层的同心圆空间结构”相一致，但又打破了西湖小说两宋双城的城市印象，彰显了江南运河对于传说讲述的审美价值和景观叙事功能。于是，在江南水文化、宗教信仰、中药传统等承载地域特色的诗性语境中，在城、景、人由大至微、由面到点的网状叙事结构中，白蛇传景观叙事的城市分工、景观分工便有了更加显性的叙事逻辑，并悄悄拉开了“现实的江南”和“想象的江南”、“现实的景观”和“传说的景观”之间的心理距离，以“他者”的身份营造了一个基于故事文本的空间想象。
由此，“景观”这一曾经附属于传说，仅仅作为传说可信性物证的概念，在景观叙事的故事诗学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正如田兆元所言，“现代的传说景观，是传说形态的全方位蝶变”，语言叙事在景观呈现中被固化，但同时景观也成为再叙事的基石。从“传说”到“景观”再到“新的传说”讲述，抑或从“景观”到“传说”再到“新的景观”生产，传说与景观循环生产的内在机制将传说放置于一个动态的、富有生命力的诗学语境中。在此，景观并非只是作为一般性的“风景”，用于调节叙事节奏的修饰性闲笔，也并非只是唤醒传说记忆并与语言叙事或其他叙事形成互文，景观已然作为传说书写在大地上的美文，成为故事诗学“大故事”概念中的叙事形态，是故事诗性审美的重要构成，是故事不断生长的动力因素，更是将古老与当下、远方与日常、想象与记忆相衔接的叙事力量。景观叙事的故事诗学在充分肯定“景观”叙事地位的基础上，具有回归故事审美研究、融入现代生活语境的综合维度。在这一层面上，它与朝戈金倡导的“全观诗学”系统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契合性，是对传说景观内在和外在因素的理论观照。
来源：人民日报党媒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