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听力，是人与世界沟通最重要的感官之一。然而，听力损失（Hearing Loss, HL）却是人类最常见的感官缺陷之一，出生时的患病率高达千分之二点五（Abou Tayoun et al., 2016）。更值得关注的是，超过一半的听力损失患者，其病因与遗传因素密

听力，是人与世界沟通最重要的感官之一。然而，听力损失（Hearing Loss, HL）却是人类最常见的感官缺陷之一，出生时的患病率高达千分之二点五（Abou Tayoun et al., 2016）。更值得关注的是，超过一半的听力损失患者，其病因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Nance et al., 2006）。在这背后，基因检测正在逐步改变耳聋的诊断、干预、甚至预防方式。

遗传性耳聋主要包括非综合征型耳聋（NSHL）和综合征型耳聋（SHL）两大类。前者是听力障碍作为唯一临床表现，后者则伴随其他系统异常（Zhou et al., 2019）。在NSHL中，常见的遗传模式包括：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约77%）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约22%）

线粒体遗传（约1%）

X/Y连锁遗传（较少见）（ACMG，2002）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24个基因与人类听力损失相关（Jin et al., 2022），其中124个与非综合征型耳聋密切相关（http://hereditaryhearingloss.org/）。这些基因呈现出高度的遗传与临床异质性，这也意味着——每一位耳聋患者背后的“基因故事”都独一无二。

得益于新一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技术的飞跃，基因检测的效率和覆盖率已经迈入“全面扫描”时代。尤其是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已经成为识别罕见致病突变和新耳聋相关基因的重要工具（Liang et al., 2021）。

例如，在一项覆盖362例中国无血缘关系HL患者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热点突变筛查+WES，发现了52种不同的变异，覆盖22个已知耳聋基因，并首次发现了20个新的致病变异（马建军等，2023）。

在中国人群中，GJB2和SLC26A4是两大高频耳聋相关基因：

GJB2基因中，c.235delC是最常见突变，等位基因频率高达8.01%；

SLC26A4基因中，c.919-2A>G变异最常见，等位基因频率为4.56%。

此外，线粒体基因12S rRNA变异也应引起重视，尤其是m.1555A>G与m.1494C>T，这类变异使患者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高度敏感，易引发药物性耳聋（Chen et al., 2013）。

刘等（2020）研究398例对称性HL患者发现：17.34%的患者存在GJB2双等位基因变异，15.83%存在SLC26A4双等位基因变异，2.26%存在线粒体变异。

胡等（2021）在3541名受试者中，发现4.09%为GJB2携带者，3.37%为SLC26A4携带者，1.24%为线粒体携带者。

这些研究表明，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变异频率和类型可能有显著差异，提示应当根据区域性遗传背景制定耳聋基因筛查策略。

人工耳蜗（Cochlear Implant, CI）为中重度耳聋患者带来了“重听希望”。然而，部分患者的植入效果并不理想。这其中，基因变异类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GJB2和SLC26A4变异患者在3.5岁前植入CI后，听觉表现明显优于无变异者（Wu et al., 2015）；

TMPRSS3和PCDH15变异与CI效果较差有关；

MYO15A、TECTA 和 ACTG1等变异，通常预后较好（Eppsteiner et al., 2012; Miyagawa et al., 2013）。

了解患者的分子诊断结果，可用于指导人工耳蜗的预期疗效和个体化干预策略。

基因检测的意义，不仅在于诊断，更在于预防和干预：

产前诊断：在研究中，23例胎儿接受了针对耳聋相关突变的DNA检测，其中7例胎儿发现致病突变，成功避免了耳聋患儿的出生；

药物敏感性检测：线粒体12S rRNA变异患者若不慎使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易造成不可逆耳聋。提前检测并避用药物，可保护听力；

寡基因共致病模型：例如CDH23和PCDH15双杂合变异可导致Usher综合征，这提示未来的筛查应更加关注双基因、寡基因交互致病模型。

佳学基因提供基于NGS技术的耳聋全景基因检测服务，覆盖超200个耳聋相关基因，支持：

高通量全外显子测序；

热点突变靶向检测；

线粒体药物敏感性筛查；

胎儿产前致病突变检测；

耳蜗植入前个性化预后评估。

耳聋的背后，藏着复杂的基因密码。借助先进的基因检测技术，我们不仅可以精准诊断耳聋类型，还能通过干预和预防帮助更多家庭守护声音的希望。选择佳学基因，让每一位生命都拥有“听得见的未来”。

来源：小郑讲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