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合作化说到底,就是让庄稼人第一次看见了未来的模样!

B站影视 港台电影 2025-05-27 16:55 2

摘要:1953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赵树理裹着旧棉袄坐在山西老家的土炕上,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窗外飘着雪,他手里那支钢笔却越写越热——这是《三里湾》诞生的前夜。就在两个月前,刚发了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新文件,村里的大喇叭天天广播着"社会主义性质"、"过渡形式"

1953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赵树理裹着旧棉袄坐在山西老家的土炕上,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窗外飘着雪,他手里那支钢笔却越写越热——这是《三里湾》诞生的前夜。就在两个月前,刚发了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新文件,村里的大喇叭天天广播着"社会主义性质"、"过渡形式"这些新鲜词儿,老农们蹲在墙根晒太阳时总要嘀咕几句。

赵树理比谁都清楚这场变革的分量。两年前那会儿,他写的剧本就被压着不让拍。那时候谁也不敢明说合作社好不好,就像他老家种麦子,墒情没摸透谁也不敢下种。现在政策明朗了,连他们村东头的老倔驴王有福都拉着毛驴入了社,他笔下的故事总算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了。

这个戴着圆框眼镜的作家有个习惯,写东西前总要在村里转悠。腊月里他看见互助组的人们并排挖水渠,镢头砸在冻土上溅起老高;看见会计马有翼蹲在合作社门口扒拉算盘,嘴里呼出的白气把账本都打湿了。这些活生生的场景后来都化成了《三里湾》里金生、玉梅那些个人物。

最让他感慨的是马家院那台新买的双轮双铧犁。以前谁家买得起这个?现在合作社用公积金置办上,黄土坡上耕出笔直的沟垄。他在这段描写里特意加了范登高学用新农具闹笑话的情节,既写了变革的笨拙,也藏着对未来的期待。完稿那天,他摸着厚厚的稿纸对老婆说:"这回写的可不再是'试办',是实打实的庄稼经了。"

最初的构思像合作社的账本一样规整。金生代表进步青年,玉梅是觉悟高的妇女,糊涂涂自然就是落后分子——这些人物在他心里活了好些年,从《表明态度》时期就憋着要往外蹦。但真到下笔时,他发现这些"概念人"总往意想不到的方向跑。有天夜里写到"能不够"算计工分,这个原本要当反面教材的角色,突然说出句"谁家锅底不是黑的",把他自己都逗乐了。第二天重读稿子,他划掉了大段说教,添上"能不够"偷偷给邻居送腌菜的细节。

最让他犯难的是范登高这个人物。按计划该写成个顽固派,可写着写着,老范牵着毛驴入社时的犹豫,倒让他想起川底村那个半夜蹲在牲口棚抹眼泪的老汉。稿纸上落了几个墨点子,最后变成老范摸着合作社新买的双铧犁叹气:"这铁家伙,比我家三辈人攒的农具都亮堂。"

写到秋收章节时,赵树理把初稿寄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回信说矛盾不够尖锐,建议加个破坏分子。他捏着信纸在院里转了三圈,最后只添了段马家院分粮时的小摩擦。后来他对来串门的县文化馆干事说:"庄稼人吵架,为的是多分半瓢谷子,哪来那么多坏人?"

定稿那天,赵树理特意数了数字数——十五万七,比计划少了近五万。缺的全是那些"应该有的"斗争描写,多出来的却是马有翼打算盘时沾在袖口的墨迹,玉梅纳鞋底扯断的麻绳,这些他亲眼见过的活生生的细节。

小说里两对年轻人的感情线,原本要像缠麻绳似的慢慢展开。可写到第三稿时,赵树理突然把玉梅和有翼的戏全挪到了"分家"那天。这个改动源于他在川底村的见闻:有个姑娘为了入社,当真在分家文书上按了手印。后来《人民文学》的编辑夸这个情节"有评书扣子",他嘿嘿一笑,心想哪是什么扣子,分明是照实写的。

分家的情节最费周章。初稿里马家大院吵得鸡飞狗跳,像极了赵树理在潞城见过的真事。可定稿时他添了个细节:能不够分到纺车后,偷偷给儿媳妇塞了半匹土布。这个改动惹得出版社的年轻编辑直皱眉,老赵吧嗒着旱烟解释:"人嘛,总得留个台阶下。"就像他亲眼见过的那户人家,老汉白天在社里骂儿子败家,晚上却让老婆子给儿媳妇送新蒸的窝头。

压缩篇幅那阵子,赵树理天天往说书场钻。有次听见说书人讲到"林冲雪夜上梁山",全场老乡屏住呼吸的场面让他恍然大悟。回去就把三十天的故事硬压成一个月,那些条文全化成了"满喜打算盘""玉生修水车"这样的活计。

最耐人寻味的是范登高这个角色。按提纲该是个冥顽不灵的老顽固,可写着写着,赵树理总想起县供销社那个老会计——那人嘴上骂合作社,夜里却偷偷帮社里对账。所以小说结尾,他让范登高牵着驴入社时,特意加了段摸驴脖子的动作。就像他常说的:"转变不是翻烧饼,得文火慢炖。"

《三里湾》里的理想色彩,其实源自赵树理亲眼所见的几个瞬间。有个画面他记了一辈子:1954年秋收时,看见七个姓氏的社员在打谷场围成圈,给刚死了男人的周家媳妇匀粮食。没有干部指挥,也没有记账,就听见此起彼伏的"我家缸里还富余""我娘说给你留了半袋豆"。后来写小说时,他把这场面化作了"三幅画"里最动人的那幅——不过现实里没有画家老梁,只有谷粒落地的沙沙声。

与贺桂梅看法不同,赵树理始终觉得"三里湾"活在人心里。就像他笔记里记的那个细节:范登高最终牵着驴入社时,偷偷在驴耳朵上系了红布条——这可不是什么觉悟,而是老庄稼汉对牲口最后的体面。那些批评家们总爱分析人物思想转变,却看不见玉梅给常有理送鞋样时,在鞋底多纳的那几针暗线。这些细小的温情,才是合作化能真正扎根的土壤。

当县里年轻干部质疑他"过分强调家庭纽带"时,赵树理讲了件真事:有个生产队强迫父子分户,结果秋收时儿子故意把老爹的稻捆堆在风口。后来队长学乖了,改成"分账不分灶",当年就评了先进。说着他摸出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集体化要是把人心化冷了,亩产万斤也暖不回来。"

合作化说到底,是让千百年来面朝黄土的庄稼人,第一次在劳动里看见了"明天"的模样。就像赵树理笔记里写的那句:"玉生修水车不单为工分,是要听流水唱歌;灵芝打算盘不光对账目,是在数好日子的脚步声。"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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