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良作为汉初谋士，其核心价值在于战略规划而非直接领兵作战。他提出的 “先取关中”“分化诸侯” 等策略为刘邦奠定胜局，但史书记载其唯一一次领兵作战以失败告终。这种 “幕后智囊” 的定位使其功过更多依附于君主决策，失败时责任由刘邦或武将承担，成功则被视为其谋略的体

可从历史定位、文学塑造、政治象征及公众认知差异等多维度解析：

一、历史角色与军事实践的差异

张良作为汉初谋士，其核心价值在于战略规划而非直接领兵作战。他提出的 “先取关中”“分化诸侯” 等策略为刘邦奠定胜局，但史书记载其唯一一次领兵作战以失败告终。这种 “幕后智囊” 的定位使其功过更多依附于君主决策，失败时责任由刘邦或武将承担，成功则被视为其谋略的体现。反观诸葛亮，作为蜀汉实际掌权者，需对北伐失败、国力消耗等直接后果负责。其六出祁山虽展现忠诚，却也因 “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的短板被诟病，尤其是街亭失守等具体战役的失误成为争议焦点。

二、文学形象与历史真实的割裂

诸葛亮因《三国演义》的艺术加工被神化为 “智绝”，呼风唤雨、近乎完人。这种过度神化反而放大了现实与虚构的落差：历史上他 “治戎为长，奇谋为短”，五次北伐未突破曹魏防线，而小说中 “草船借箭”“空城计” 等虚构情节加深了公众对其军事能力的误判。当部分读者以虚构标准衡量历史时，批评便应运而生。张良则不同，《史记》对其记载相对平实，“运筹帷幄” 的形象更贴近真实谋士角色，且其 “功成身退” 的结局符合传统士大夫对智者的理想期待，较少引发认知冲突。

三、政治象征与时代价值观的投射

诸葛亮的 “鞠躬尽瘁” 被历代统治者塑造为 “忠臣” 典范，尤其在南宋偏安时期，其 “北伐中原” 的执着被赋予民族精神象征。这种政治化的标签使其成为道德标杆，而任何瑕疵都会被放大。现代社会对 “务实” 的推崇，更使其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坚持被部分人视为 “穷兵黩武”。张良则因未长期掌权，既无专权争议，又以道家智慧避开政治漩涡，其形象更接近 “超然智者”，符合不同时代对 “功成身退” 的推崇。

四、公众认知与争议成本的差异

诸葛亮作为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其事迹传播广泛，自然成为讨论焦点。网络时代 “流量效应” 下，批评诸葛亮易引发关注，而张良因知名度相对较低，争议成本更高。此外，诸葛亮的 “完美人设” 使其成为部分人宣泄情绪的靶子 —— 通过贬低他来获得心理平衡。张良则因形象更 “接地气”（如刺杀秦始皇失败、晚年求仙），反而减少了攻击性评价。

五、武庙评选标准与历史书写的复杂性

武庙评选并非单纯以军事能力为依据，政治忠诚、文化象征等因素同样重要。诸葛亮的入选更多因其 “托孤重臣” 的政治符号意义，而张良作为 “帝王之师” 的典范，其谋略对王朝建立的奠基作用更符合武庙 “表彰开国功勋” 的初衷。此外，《史记》对张良的记载侧重其智慧与谦逊，而《三国志》对诸葛亮的描述更强调其治国才能，史书叙事角度的差异也影响了后世评价。

综上，诸葛亮的争议源于其复杂的历史角色、被神化的文学形象及政治符号意义，而张良因定位纯粹、形象超然，自然较少引发批评。这种差异本质上是历史人物在不同时代语境下被解读与重构的结果。

来源：文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