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9岁恶性肿瘤患者的幸与不幸

摘要：2023年1月份开始，我一直感到腹胀，食欲下降得厉害，吃不下什么东西，一开始我去家附近的一家私立医院看中医调理，因为那里可以医保报销，又不用排队，看病的大厅宽敞，人又少，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比公立医院好。

我从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受到，只有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和决策者，无从逃避，只能迎难而上。

配图 | 《滚蛋吧！肿瘤君》剧照

2023年1月份开始，我一直感到腹胀，食欲下降得厉害，吃不下什么东西，一开始我去家附近的一家私立医院看中医调理，因为那里可以医保报销，又不用排队，看病的大厅宽敞，人又少，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比公立医院好。

期间我还去外地出差工作，虽然难受，但也只是觉着吃不下饭，同时肚子胀得很大，因为我平时便是微胖的身材，那时也只是觉得又长胖了，而且只长了肚子。一直到3月中旬，我又去了同一家私立医院，看了西医。

收到疑似卵巢肿瘤的诊断结果那一天，是2023年3月16日，我39岁，未婚也未育。

在此之前，我以为癌症一类的疾病和自己毫无关联，因此对医院、医保、医生等和医疗一切相关的问题毫不上心；确诊之后，我不得不成为与这个庞大的系统发生千丝万缕关系的一个普通病人。

收到诊断结果的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拿着手机翻来覆去，不知道该联系谁，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我这个年纪的单身女子，在父母面前总有些要强，我不太敢跟父母直接去说我的情况。何况现在只是疑似，我心里总是有点隐隐的希望。但这么大的事情，不和任何人商量，我又没有那种底气，毕竟从没经历过这种事，没有任何的经验，既没吃过猪肉，也没看过猪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考虑了半天，我通过微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三个人：一个是我公司和我关系不错的领导，一个是我亲近的朋友，最后一个是满脑子理性的表弟。

领导听了也很为我担心，告诉我先不要慌，先去好好看病，不要担心工作。

朋友因为这些年身体健康一直抱恙，对于看病十分有经验，对上海诸家医院的擅长方向如数家珍：他先是告诉我上海最好的肿瘤医院是中山医院，又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情况，应该多找两家三甲医院来确诊，因为他遇见过一家医院说有问题，到另外一家医院检查就完全没有问题的情况。所以他建议我，先不要慌，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先去确认是或者不是。我虚心点头称是，深深地被安慰到。

最后是我的表弟，一个满脑子理性和互联网大厂思维的理工男，那时候他正在清华读研究生，他说他专门学过一门课，叫作癌症管理还是什么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给我发了相关的科普视频，接着说了一堆一点也没有安慰到我的大实话，最后他用他理智的大脑思考后告诉我以下理论：重大疾病，尤其是恶性肿瘤的确诊，需要两家背对背的三甲医院分别诊断，这才算是精准的。他的这一消息和我朋友的实践经验相符，下一步怎么做总算是有了些眉目。

隔周的星期三，我挂了上海中山医院妇科肿瘤科医生的号。医生见到我的情况十分重视，马上建议我去看向礼兵主任的专家门诊。

接诊的向医生很严肃地先批评了我一顿，好像老师在教育小学生，问我为什么没有早点来看病？自己的身材变化感受不到吗？我只能像对着领导那样，试图辩解是因为我本来就胖，本来就肚子偏大。

为了进一步确定病情，向主任让我马上去做心电图，做PET-CT等检查，旁边坐着的主任助理小医生们，在键盘上一阵噼里啪啦，输入病情，开好检查的单据，嘱咐我通知直系家属，下一次带着检查结果，再来看门诊。

我拿着单据，走到缴费窗口，才看到上面写的自费7000多元，其中PET-CT一项花费就要7000多元，而这是辅助肿瘤确诊的重要手段，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贵重”。这一刻起，我开始理解重大疾病患者们的实际痛点：诊断或者治疗阶段要用到一种手段或一个药品，医生告诉你必须用它，你却发现它入不了医保，但只要还想治疗，还想要命，不管自费多少钱，你都别无选择。

在心电图室的门口，我用尽了平生的冷静，打电话给妈妈，让她先别着急，同时赶紧收拾东西来我这里，因为我可能长了个肿瘤。

我一直认为，我妈是我们全家最可靠的人，冷静理智有勇气讲事理，从小到大，她都能搞定所有我搞不定，以及我爸搞不定的事。

她是我们家解决问题的最后一站。我爸厂里有集资房，家里钱不够，出去找关系借钱的人是我妈；90年代轰轰烈烈职工下岗，一群老员工想要和百货大楼谈个好条件，组织领导的还是我妈，就连小时候因为家里离学校远，我又不想住校，她都能找到两个孩子也在这所学校上学的阿姨，三家合租了一套学校旁边的房子。

所以，我生病了第一时间还是选择叫她来陪我，不想告诉我爸，更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来同情或者可怜我。

我妈乘高铁从太原赶到了上海，朋友帮我去接她，我们又去了中山医院，挂了周一上午向主任的门诊。

中山医院门诊12楼一边是妇产科，一边是专门的妇科肿瘤科室。如果不是自己来看病排队，想象不到这里人多的盛况，以至于第一次看见这个场景的时候我想：原来我不是少数派。

尽管我们已经提早预约，尽早出门，但实际轮到我们的时候，时间已近中午。向主任不是第一次见我，他先看了PET-CT（我实际收到的是一本A4大小的，像是精品企业简介一样的，印刷精良的彩色图册），然后确认这一回我带了自己的直系亲属，确认我没有生过孩子，最后说：“你这个情况，得尽快手术，回家等着住院吧。”

我们还想追问关于肿瘤的一些具体信息，但是这个问题是注定没有答案的。因为各种影像检测，只能证明你长了东西，需要做手术切掉，至于它们具体是什么，恶性还是良性，需要切掉之后做病理报告才知道。

整个看诊的过程，平淡至极，但毕竟是一件关乎我生死的大事，松弛过日子的我，不得不成为冷静的决策者，认真听取医生的建议。他说住院，我们就准备回去等着住院。

我下的每一个决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两家三甲医院背靠背来印证结果这件事，我从未忘记，但中山医院治疗肿瘤上海第一的名头，以及我飙升的肿瘤标记物检测数据都在告诉我们，已经不需要第二家医院验证。我挺着大肚子（这时候我的肚子已经大得像个孕妇一样），行动日益艰难，并且各种疼痛越来越多，也让我们没有时间再去纠结，去找哪一家可以比肩中山的三甲医院印证。

为肿瘤定性，是手术后的事。此时，在我妈的陪伴下，我在一片兵荒马乱中，接受了“我此刻成为一个肿瘤患者”的命运。当然，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听从医生的建议去做手术，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力气去想，甚至没有想过做完之后会怎么样。

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妈在看似冷静的两天后，再也绷不住了。她当然没有大哭和大闹，但她没办法忍受任何等待。我的主治医生说一个星期后去住院。妈妈希望我立即就住进去。但医生很遗憾地告诉我们，没有病床必须等。

于是，等待的过程最后演变成了我天天安慰我妈，不断地告诉她：“耐心点，医生说要一周左右呢。”但她看不得我受一点点苦楚，正好赶上那几天，我肚子里时不时疼一下，肚子大到行动不便，像是个孕妇，便想着能早一点住进去也好。因为实在不想兴师动众，让所有在上海的朋友，都知道我现在是个病人，我只能再次联系阿岩，也就是和我讲上海医院情况的那个朋友，据说他手上有些黄牛的门路。

门路是找来了，可是黄牛拒绝我们的请求。秉承了上海人的效率，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即使他出面帮助我们，也不可能比现在医生给的时间更早。既然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更好的结果，那这样的单子他是不接的。

我只能每天继续安慰我妈，给他分析当时医师说了什么，黄牛说了什么，我朋友说了什么，所以我一定可以住进去的……

皇天不负有心人。又到了周三向主任的坐诊日，我妈等不及了，三催四请，终于说动我去再找医生看看。“看什么呢？”我心里说，“能住肯定让我住进去了，不能住的，去了也住不进去。”

我俩站在人潮汹涌的早高峰地铁上，我在拥挤的人流里侧身保护着自己的肚子，不经意间，看到手机收到一条短信通知，通知上写着让我在当天下午1点以后去住院部1号楼办理住院手续。

住进医院的当天，我就发烧了，并且来势汹汹。一系列住院例行检查之后，医生决定给我先消炎。我的手术本来排在第二天，但医生也没有能力保证，我第二天早上一定会退烧。在发烧有炎症的状态里，是没办法做手术的。

很久之后，在跟我妈妈的聊天里，我才知道，原来那天我体内的肿瘤破了一个口子（后来的病理报告上显示是一个囊实性的肿瘤），同时，我的阑尾发炎了。幸亏一大早，我妈便催我出门，虽然不出门，我也会收到住院通知的短信，但再晚的话，我可能会因为疼痛而无力行走。当然这是我们事后的分析，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天，谁也没有提前预测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直相信，在我的整个历程里，幸运之神始终在眷顾着我，尽管我似乎已经倒霉地成为肿瘤大军中的一员。

住院的第一个半天，我几乎都在昏睡。关于手术的一切事宜我都不知道，直到夜幕降临，我的病床前来了一位麻醉科的医生。

那天我的主治医生和我妈妈应该进行过十分严肃的对话，严肃到可能涉及我的生死。我这个当事人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权利，也不应该知道的，万一我胆子小，把自己吓死，那问题的糟糕程度将是手术失败的十倍。但单独陪着我的妈妈，她的压力显然放大到了顶点。听说麻醉科医生会来做告知，她十分焦虑不安，她问我：“是不是应该准备红包，红包里面应该放多少钱？”

刚迷糊醒的我一头雾水。我哪知道这些？久在大上海生活，习惯了规则下的井井有条，这种潜规则的事情，我压根没经历过！

“不用吧……”我回答得一点底气都没有。

好在留给我俩纠结的时间十分有限，穿潮流卫衣的帅哥麻醉医生出现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产生这种奇怪的印象，大概是那天确实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吧。我似乎记着他确实穿了医生的服饰，但又莫名其妙地在印象里给他加上了“穿着潮流卫衣的年轻帅哥”的标签。）他快速讲了一遍注意事项，安慰我，让我放心，绝对在手术台上，从头到尾毫无知觉。之后似乎是让我们去签署了一份什么文件，然后就快速离开了。这个经过和我妈讲述给我的一些听来的经历完全不符，比方说麻醉医生会在这个时间磨叽着不走，喋喋不休，等着病人塞红包之类的。我分析，上海的医生太忙了，实在没有空和我们来搞这个那个；或者人家收入本身也不差，在这些灰色方面搞一点小收入，实在是得不偿失。无论怎样，这天晚上我们都安了心，遵医嘱吃泻药，做了排空。

可是，第二天早上，我的烧没有完全退。这时候的记忆有点混乱和模糊，或许是前一天的晚上，或许是这一天的一大清早，向主任唤着我的名字，无奈地对着我说：“你怎么发烧了呀……”我颇为不服，心说，又不是我想烧的。但我的主观意志在客观事实面前毫无作用，手术被迫推迟。这天是星期四，不知道是管病床的还是哪一位医生问向主任：“那排下周二？”我模糊的记忆里，他那句回答一直清晰：“周六吧。我加个班。”我不知道那天是不是有一点感动，但确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小心窥见了一点点一线城市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的日常。

我有了两天时间都躺在床上。输液的留置针插在手臂上，液体一袋接着一袋，挂在床的上方。

空闲下来之后，我终于有时间去想一想，关于这次手术以及手术的后果，也有时间把心里的话说给我妈。我当然没说手术失败的话怎么样，我只是跟她分析：最好最好的结果，手术之后我还能生孩子，那病好以后，我就赶紧去生一个。至于结婚，能找到合适的就结，找不到就不结。我始终坚定地认为，不论什么年纪，结婚是应该有感情基础的，这一点我无法妥协。我不反对结婚，我会积极地去寻找另一半，但我无法保证一定找得到。万一找不到的话，科技时代，没有男人也不是不能要孩子嘛。万一实在不能生了，我想要孩子，就去收养一个。我以为在这个环节我妈会难过，或者努力地不表达出难过。但没想到这一天，她十分的平静。

反倒是我躺在床上，总忍不住哀叹下，我的原装body时代就要结束了。很多的胡思乱想风驰电掣地在大脑中冲过来闯过去。得知确诊肿瘤以来，我身体里绷着的某种力量，此刻放松了，藏在角落里的忧虑、恐惧、伤心似乎一下子跳了出来，但在这些情绪长大之前，身为女儿的责任，身为成年人的自尊，以及一些生命里更宏大的东西就已经裹挟了我。我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我习惯在生活里温柔说话、和气待人，我总是在做事时小心谨慎，反复纠结，但在我如今退无可退的这个境地里，这股豪迈突然生了出来，它开始大杀四方，在我每一次心情低落，被各种负面词汇包围的时候，它就出现杀死这些所有的负面，在我的心里劈出一条金光的大道来，这条大道直通无限美好的未来。

手术前一天，我躺在病床上打滚儿，想着手术过后我要去吃什么，玩什么，做什么，我计划着去谈恋爱，计划着去看世界，计划着那些所有未完成的计划，而眼前所有的艰难，我相信，很快就会过去。

2023年4月1日，愚人节，我经历了一台肿瘤切除手术。更加不幸的是医生给我的最终的病理诊断报告上写的是：卵巢恶性肿瘤。

周六早上，当我用泻药清干净肠道，经历了禁水禁食，反穿着病号服躺在推拉病床上，盖着象征手术室的墨绿色棉被子，被工作人员推过连廊推进电梯的时候，我既紧张又镇定。

我笃定，手术会成功；又慌乱，要来的一切都未知。

手术室不是一个室，是一整层。内里空间高大开阔，无影灯在顶上给整个空间营造出一种带点魔幻现实主义的科技感。医生让我向左侧过头去，在我右侧的脖子上扎入了深静脉的滞留针，同时左手臂上也被扎了一针，不知道什么针。当我正想探究的时候，我失去了意识。原来一个人失去意识被迷晕，真的就只在一瞬间。

如帅哥麻醉医生所保证的那样，整个手术期间，我没有任何感觉。恢复意识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传说中的ICU。

当然住ICU并不是手术的标配，但我的手术是从胃前正中向下一直到三角区的中间划开了一条竖线，所以除了表面伤口更大，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我妈为此还签了病危通知书——当然也是手术的惯例。就在手术前一天，她跟我说通知你爸吧，让他来看看你。我当时只觉得麻烦。因为我爸向来宠爱女儿，而一个长大了的女儿，是不喜欢像小时候那么腻歪的。我当时还是给我爸买了票。

在这个手术之后好久，我在一堆繁杂的出院资料里看到那张“病危通知书”。

我的意识清醒不久，我妈就进来看我，她给我雇了一个照顾的阿姨，帮我清洁翻身。那时我的脑子还没有完全清醒，只是看见亲妈万分喜悦。

她走后我开始觉得煎熬起来。我不敢动，一方面是真的疼，虽然旁边挂着的点滴里，有专门的止痛剂，但还是能感觉到痛。二是我真的不敢动，我很害怕我的伤口又一次地裂开，虽然医生跟我保证，当代的医疗技术没有这么脆弱，但原谅我吧，影视剧看多了。

ICU也不是一个室，据说这也是完整的一层。我看不见外面，因为四周有隔断，但能听到，除了我们这个空间之外，各处时有忙碌的声音。我这个空间里有两个位置，我在右侧，左侧似乎是个男人，可能上了一些年纪。但某种ICU的氛围掌控着我们，我俩既不聊天也不说话。我抬头看着房顶上的长方形顶灯，白色的灯光透过蓝天白云的图案打下来，并不晃眼，蓝天白云的图画还时不时动一下，很是充满人性。这个形状真像个手机屏幕啊。

这个打发无聊的蓝天白云灯，晚上不知道几点被关掉了。经历了一上午的手术，我已经睡了大半天，从下午睁眼到晚上又睡睡醒醒，天黑了，关灯了，我却彻底清醒了。围绕着病床的各种不认识的监测仪器发出嘀嘀嘀的响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越发的闹心。

我隔壁的“邻居”十分安静，而安静了许久的我，已经无法再保持安静了，一股莫名的焦灼感裹挟着我。我喊：“护士！护士！”值班护士从远方赶来。显然我不是她的重点关注对象，但也万幸，我不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听得到，就在隔壁，医生护士乱糟糟跑进跑出的声音，所以我万分感激这一刻。我真的把护士叫来的时候，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我不能跟护士说：“没事，我就是想说话”，我只能说：“疼！”护士就为我处理一下。

我并非完全说谎，伤口的疼也是真的，丝丝缕缕，一刻不停，像个磨人的小妖精。好在它不是那么让人撕心裂肺，让你非得喊叫出来哭出来，让我这被妖精折磨得一动不能动的“圣僧”保留了一点体面。但这不能哭得疼，更让我觉得委屈。

我僵挺着，和疼痛纠缠着，一双眼睛从左转到右，从屋顶转到旁侧，只觉得这一夜如此漫长。没有手机，没人聊天，我一次一次地把左腿弯曲右腿伸直，又把右腿弯曲左腿伸直，在两腿之间形成了完美互动的内循环。

第二天中午，阿姨吃午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只能根据工作人员的行动来判断），解救我的人终于来了。医生检查过我的一切表征良好，准备将我释放回普通病房。我的身体冷静地躺着，但我的内心已经欢呼雀跃。我爸却给了我当头一击，他来得早了点，我还没有被释放，护士跟他说可以先去吃饭，他就真的去吃饭了。所以ICU里工作人员准备就绪的时候，出门去找不见家属，等这个家属回来的时候，ICU里正在为其他事件忙碌。我焦虑死了，我做手术前也没有这么焦虑。

这种焦虑煎熬了我可能有一个小时，或者更久。当我被一群男性护理人员，用床单从床上抬起，放到移动床上时，我吓得大叫，其实又没发出什么声音。但我以为我大叫了，我整个被焦虑恐惧紧张等一系列情绪抓牢的身体，一动不敢动的抽紧了，于是在小声地“啊”了一声之后，我又小声喊“疼”。值班的护士赶紧过来给我解释：“轻点轻点，她怕疼。”

经过一系列传递，我回到了我的病床之上，整层楼的护士也都知道了“我怕疼”这件事。

从ICU搬回普通病房的第二天，我开始下地走路。

这一刻不体面到了极点。我妈帮我拎着输液袋，我一手拎着尿袋，双腿向外叉着走路，同时还要双手扶着左右两侧的两个引血的小球。它们插在我下腹部的两侧，为的是将腹腔内多余的淤血导出。我觉得走每一步都在疼，不知道是插了管子的地方还是伤口，全身上下疼痛的地方太多了。

但任何的娇气这个时候都是无用的。从所住的四人间走出来，就会看见一走廊都是在走路排气的术后病人。这中间有年轻的头发茂密黝黑的少女，也有颤颤巍巍要扶着支架才能挪动的老太太。我混在其中，不老不小，实在不够起眼。我疼得走一步就哼哼一声，但这哼哼声，在其他人偶尔发出的“哎哟”里和老人家扶着支架的“咔塔咔塔”声里，也被淹没了。

但是太疼了！还是太疼了！各种言情小说里，没事干就插自己两刀的男女主，到底是怎么忍受的？

我忍不了，三番两次求医生帮我拔管。

医生先帮我拔了尿管，走路终于不需要叉着腿了。可以坐在马桶上上厕所，成了我39岁人生重大的成就和突破！

但是引淤血的小球依然在身体内部摩擦着疼痛，一步一摩擦，就一步一痛，可该走还是要走。人到痛极的时候，是既不想哭，也不想喊的。我疼得脑子一片空白，日常脑子里乱哄哄的自我吐槽都被消音了，只知道腿不能停下，要继续走，今天的任务还没完成。后来，有一天，同病房的一个年轻姑娘，因为拔了尿管无法正常排尿，疼得大声哭叫。我心里既羡慕人家能哭出来，又小心眼儿地鄙夷，真的疼哪还有这么大力气喊！

好不容易，我又找机会，请医生帮我拿掉这两个磨人的小球。此时的医生不是我的主治医生，而是病房里的管床大夫。她大约心肠软，在我磨了两次之后，检查我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满足了我的愿望。我终于成了可以无负担行走的一个人。

医生让我每天在走廊里走30圈，这对我非常困难。尽管疼痛部位减少了，但伤口的疼痛是免不了的。更让人无力的是当气血大失，即使是在这50米长度的走廊里走几圈，也会一身虚汗，浑身瘫软，每走一步双腿都重逾千斤。我只能在走廊里走走挪挪，挪挪走走，又走回病房躺下休息，休息够了，继续自己举着输液袋，加入走廊上哼哼呀呀的缓慢行走大军。

整个白天，病房门口这条走廊都被行走的术后患者占满，到了晚上，沿着病房的一侧就摆满了狭窄的陪护床。

大概因为我们这个科室，是妇科肿瘤的科室。陪护的家属们，像达成了某种共识一般，女性挤在了病床间隙的空地上，男性躺在了走廊里。我的父母已经六十五岁往上了，他们也在其中。

医院的护工们，除了正常工作，都有自己的副业，其中之一就是出租陪护床。陪护床是一张可以折叠的帆布躺椅，因为病房内拥挤，空间有限，长椅的宽也只有六七十厘米左右。阿姨出租一张陪护床，一晚二十五元，虽然不算多，却是妥妥的睡后收入。陪护的家属们，晚上不能离开，医生又不允许他们挤在病床上，怕惊扰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到了晚上，家属们就纷纷租陪护床来睡。那张床不舒适，却让他们离自己要守护的亲人，如此之近。

他们可能也不在乎是否能睡个好觉，只期盼着，身边的亲人，快快康复。

| 图·转入普通病房之后

朋友来探望我的时候，是个硕大的惊喜时刻。

我不能笑，胸腔一震动，腹腔上的伤口就跟着痛。我忍不住笑，数天的沉郁，在见到伙伴的时候一扫而空。

他们带了鲜花，给我点亮生活，有人带了一只kitty猫玩偶，代替我家的喵，还有人带了许多昂贵的水果，让我忍不住地发出嘲笑——这也成了事后许久，我笑话他们的谈资：

手术后病人根本没办法吃水果！因为手术后，肠子没有排气之前，不能吃东西！

妇科手术的病人更不能吃水果！就算正常饮食了，中医也要嘱咐，忌生冷！

我们在病房里大笑。

我们当然是没什么探病常识的年轻人，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庆幸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机会经历这样的事件。

但这次过后，我们有了这样的经历，而我成了提供经历的主角，我不知道这场手术是不是我治疗的终结，在那一刻，我想，显然的那不是我年轻的终结！我还想年轻地度过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和八十岁，甚至直到一百五十岁！

如果哪一天我忘记了，我是年轻的，与年龄无关，与生病与否无关，那请来提醒我，想一想，那一天，我们在病房里不合时宜的、失礼的、有点吵闹的大笑声。

没想到，我刚觉得走路顺了两步，就要出院了。在上海的三甲医院里，四天才是住院的标配，第一天下午入院做好相应检查和说明，第二天手术（大手术在前，小手术在后），第三天病房观察，没有其他问题，第四天就可以出院了。

像我这样属于病情严重的才能得到宽限，多住上几天，不然不会让我浪费医疗资源。

缠着厚厚的绷带护腰，换回自己的衣服，我小心翼翼地下楼。外面阳光明媚，这一刻我仿佛重获新生。

我叫了一辆好一点的车子回家，祈求路上舒适平稳，不会颠簸得我过于疼痛。

回家之后，朋友们来给我做去秽气的仪式，炒了一大桌子菜，庆祝我初次对抗病魔的胜利。这天晚上我亢奋又精神，甚至半夜都睡不着觉。第二天，我就完全萎靡了下来。住院的时候，每天两瓶人血清白蛋白，通过输液补充进体内；一出院，这种补充就消失了。我像是忽然没有了营养液的鲜切花，上一刻还在怒放，下一刻就整个蔫儿的下来。这一刻我意识到，漫长的康复旅程我才刚刚走完了第一步。

我上网找遍了各种关于术后修复的帖子，按图索骥，去买了许多营养品回来。过去我从来不相信营养品，即使有好朋友很认真地向我推荐过。而这一次的实践让我知道，至少在我这个鲜切花的状态里，它们是非常有用的。

我妈天天煮五红汤给我喝，找各种高蛋白的食物给我吃，小心翼翼地喂养着我。

一番折腾，一两个星期之后，我的状态慢慢安稳了下来。

我爸终于能放心回家，家里他也有爸爸妈妈需要照料，我妈留下来照顾我，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一切已经结束，恢复也就几个月的事情。

西医能够提供的是在伤口愈合之后，在一系列检查的数据提示下，告诉我，现在指标正常。

但我的身体没有完全爽利。很长的时间，我都觉得我像是一个走风漏气的物件，伤口仿佛愈合了，又仿佛漏水漏风。八月份的时候去贵州，一兴奋下了水，下午回宾馆，用三伏贴贴满了整个伤口，几个小时后，三伏贴上全是水。

出院之后的日子，中医、中药、营养品，都成了我的日常。

三个月一次复查，前几次还正常，过年前后指标开始波动，2024年的四、五月，我复发了。

而这次，我的主治医师认为我不适合手术，建议我去化疗。腹水严重，西医又没什么好的办法，我只能求助于中医。几个月的时间，去住院出院，去北京上海，看西医中医，吃中药西药，还有各种营养品，还必须艾灸，必须出门走路——我生活的必需品一下多了起来，而其中我最需要的健康却总是离我忽远忽近。

我有时候信心爆棚，觉得自己能克制一切妖魔鬼怪。有时候灰心丧气，在最安静的夜晚，偷偷想一想，我是不是有一笔，受益人为父母的保险。

第一次手术，医生为我保留一侧的卵巢，但随着复发和化疗，我的生育机会已经渺茫。在真真切切地得知自己可能再无所谓生育机会的那个瞬间是痛苦难过的，对于一个想要有自己孩子的女性来说，没找到合适的人来生、我不想生和我不能生，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所有的情绪游戏，在发现积蓄告急这个现实之后，迅速崩盘了。我憎恨此刻的窘境，又感谢此刻的窘境，止住了我所有的胡思乱想，将生命的正常节奏，重新推回到我的跟前：我还有准备做的项目，我还有想写的文字，我还有许多需要花钱才能实现的梦想。我不知道是不是生命的截止日期就要临近，在现实和梦想的共同压力下，我着手去做每一步的推进。

生病的我成了个吞金兽，但成年人总得想办法自己养自己。我很快便回到工作岗位上，在每一次工作的谈判和会议中，振奋起来；我开始写作，在每一次文字的书写中，安定下来。然后，我终于可以直面我的处境：我患了肿瘤，这是个有死亡概率的病，它复发了。但我今年只有41岁，我年轻有力气，最重要的，我很想活着。人间有那么多的精彩，我还没有尝过；世界有那么多的国家，我还没有走遍。我顾不上去想，未来是不是艰难，这场仗要打多长的时间。我只觉得在寒冷的冬天里，我的心里燃了一把火。

我开始学着做自己健康的主帅，收集信息，综合反馈。一只耳朵听见“去化疗保命”，一只耳朵听着“化疗会死”，综合那些查过的各种资料：西医、中医、营养学，我甚至去考了个营养师证和健康管理师的证。我对着检查数据，一条一条的复盘：最近生活中是不是糖吃多了，运动少了，是不是艾灸的时间还不够？一旦真切地冷静下来，理智上线，条理分析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就会清晰深刻地明白：在这条康复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要自己下，这无数选择的最后，决定生死。我从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受到，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和决策者，无从逃避，只能迎难而上。我找出毛选给自己鼓劲儿，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来打这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