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女史学家，出身史学世家，却在兄长班固离世后挑起续写《汉书》的重担，让这部史家巨著终成完璧；她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一篇《女诫》影响中国女性教育近两千年，却也因时代局限备受争议；她是汉宫中的帝师，以才学赢得邓太后尊崇，成为封建时代罕见的女性知

她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女史学家，出身史学世家，却在兄长班固离世后挑起续写《汉书》的重担，让这部史家巨著终成完璧；她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一篇《女诫》影响中国女性教育近两千年，却也因时代局限备受争议；她是汉宫中的帝师，以才学赢得邓太后尊崇，成为封建时代罕见的女性知识分子代表。班昭，这个在史书与闺阁间游走的奇女子，用智慧与坚韧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儒学世家中的兰心蕙质：从扶风闺秀到东观才女

东汉建武二十年（44 年），扶风安陵的班氏府邸里，一声婴儿啼哭为这个史学世家再添新成员。父亲班彪望着襁褓中眉目清秀的幼女，或许想到了《诗经》中的 “昭明有融”，为她取名班昭，字惠班。作为家中幼女，班昭自幼受父兄熏陶，在满室书香中长大。兄长班固长她十五岁，常将她抱在膝头，教她认读竹简上的文字；弟弟班超小她九岁，性格活泼好动，却总被她用《论语》中的警句逗得抓耳挠腮，三人常在庭院中玩 “典籍接龙” 的游戏，班昭年纪虽小，却总能凭借过目不忘的本领胜出。

班昭六岁能诵《楚辞》，八岁遍读《列女传》，十岁时已能模仿兄长笔法撰写小传。有一回，家中来了宾客，听闻班昭的才名，便以 “秋” 为题让她作诗。班昭略一思索，脱口而出：“秋风起兮落叶黄，书卷伴我度时光。欲问古今多少事，竹简之中有炎凉。” 众人惊叹不已，赞其才思敏捷。父亲班彪病逝时，十三岁的班昭看着兄长班固在灵前发誓继承父志，懵懂间已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与这部未竟的史书紧紧相连。此后，她主动承担起整理父亲遗稿的工作，将散落的竹简按年代和内容分类，为班固撰写《汉书》提供了极大便利。

永平年间，班固被任为兰台令史，班昭随兄长迁居洛阳。在兰台观书的日子里，她初次接触到皇家秘藏的典籍，常常在竹简堆中待到月上枝头。当时的兰台令史傅毅见她小小年纪便痴迷典籍，打趣道：“班家小妹，他日必成女中司马迁。” 班昭认真回应：“司马迁著《史记》，家父与兄长续汉史，昭虽女子，亦愿为修史尽绵薄之力。” 她发现兄长在整理《艺文志》时分类混乱，便提出按 “六艺”“诸子” 等六大类梳理，还亲手绘制图表，将各流派的传承关系清晰呈现，这一建议被班固采纳，成为《汉书・艺文志》的基本框架。大儒马融见过班昭批注的《左传》后，惊叹道：“班家有女，智识不下乃兄，批注之中，常有独到见解。”

史书缝补者：在残稿中续写兄长遗志

永元四年（92 年），班固在狱中含恨而死，《汉书》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散落的残稿堆满了东观藏书阁。四十七岁的班昭望着兄长遗留的竹简，竹简上还留着兄长未干的墨迹，想起他临终前 “八表未竟，天文未详” 的嘱托，泪水夺眶而出。她毅然抛开闺阁事务，带着年幼的儿子曹成住进了东观。每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藏书阁，班昭便已坐在案前，手中的毛笔在竹简上来回游走，核对、批注、撰写，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连饭食凉了都顾不上吃。

整理残稿的工作远比想象中艰难。班固的手稿字迹潦草，多处有修改痕迹，特别是《百官公卿表》，自元帝以下记载缺失严重。班昭每天黎明即起，在烛光下比对宫廷档案与地方官志。为了考证一个官职的名称和职责，她常常要查阅数十种典籍，甚至走访那些曾在朝中任职的老官吏。有一次，为了确定 “光禄大夫” 在不同时期的品秩，她连续半个月泡在藏书阁，翻阅了自汉初至西汉末年的所有职官记录，终于在一本尘封多年的旧档中找到了关键线索。她发现兄长旧稿中关于王莽篡位时官职改革的记载有误，便遍访曾经历新朝的老官吏，收集一手资料，最终在稿中补正：“始建国元年，莽改大司马曰大司马司允，大司徒曰大司徒司直，位皆上公。”

《天文志》的撰写更是巨大挑战。班昭虽通典籍，却对历法计算一窍不通。她四处打听，得知扶风人马续精通天文历法，便亲自登门拜访。马续起初因班昭是女子而有所轻视，班昭不卑不亢，与他探讨天文知识，从日月运行到星宿分野，引经据典，见解深刻，令马续大为折服，欣然答应合作。两人在观星台上观测北斗七星的轨迹，对照落下闳的《太初历》，常常守到深夜。遇到复杂的计算问题，班昭便虚心向马续请教，还自创了一套记录方法，将观测数据和计算过程详细记录。耗时三年，他们终于完成了这部记载西汉天文历法的专篇。当她在稿中写下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此乃汉家受命之符” 时，仿佛看到了兄长在兰台熬夜校勘的身影，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

《女诫》的双重面孔：在才学与时代间的挣扎

班昭的才学不仅限于史学，她的文学成就同样耀眼。永初元年（107 年），班昭已过花甲之年，看着身边贵族女子大多不通文墨，只知遵循世俗礼教，有感于贵族女子教育缺失，决定撰写一部教导女子修身养性的书籍，这便是影响深远的《女诫》。这部不足两千字的小书，分《卑弱》《夫妇》《敬慎》等七篇，既是对儒家女性伦理的系统总结，也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智慧和对女性处境的深刻思考。

在《卑弱》篇中，她写道：“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 这看似强调女性卑弱的论述，实则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无奈妥协。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力量弱小，唯有先求得生存空间，才能谈得上发展。她以自身经历为例，讲述女子在家庭中如何通过谦逊、勤劳赢得尊重。而在《妇行》篇中，她提出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四德，强调女性应兼具品德、言辞、仪态与技能。她认为，妇德并非一味顺从，而是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妇言不是巧言令色，而是说话得体、言辞有礼；妇容不必容貌出众，但要衣着整洁、仪态端庄；妇功不仅是纺织刺绣，还包括料理家务、相夫教子的能力，这在当时的女性教育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女诫》写成后，很快在贵族女性中流传开来，手抄本在闺阁中辗转传阅。邓太后听闻此书，将其列为宫廷女子的必读书目，并派人请班昭入宫讲解。然而，后世对这部书的评价两极分化严重：有人赞其 “开女性教育之先河”，认为它为古代女性提供了系统的教育指导；有人贬其 “固化女性卑弱地位”，批判其中的一些观点成为束缚女性思想和行为的枷锁。班昭或许未曾想到，她出于现实考量、希望帮助女性更好立足社会的教诲，会成为后世限制女性发展的工具，而她本人，却在撰写时始终秉持着 “教女以德，助其自立” 的初心，希望女性在有限的环境中，通过提升自身修养，获得尊严和价值。

汉宫帝师：在朝堂与闺阁间的优雅游走

元初六年（119 年），班昭迎来了人生的又一转折。此时的她已年近七旬，白发苍苍，却依然精神矍铄。邓太后听闻她的才名，征召她入宫，担任皇后和贵人们的教师。当身着素色深衣的班昭走进长乐宫时，满朝文武皆惊 —— 这是汉代首位以女性身份担任帝师的学者。

在宫中，班昭讲授《论语》《列女传》，常常结合历史故事阐明治国之道。一次，邓太后问及 “女主临朝，如何避免外戚专权”，班昭以西汉霍光家族为例，缓缓说道：“霍氏之败，在于骄侈过度，不知谦退。太后若能抑宗族，进贤能，任人唯才，而非任人唯亲，必能避免覆辙。” 邓太后听后深以为然，频频点头，此后每逢军国大事，常召她入宫商议。班昭虽为女子，却对朝堂局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她的建议往往切中要害，为邓太后治理朝政提供了重要参考。

班昭的影响不仅限于宫廷。她的儿子曹成被任命为长垣长，临行前，班昭心中满是担忧与不舍，写下《东征赋》相赠。赋中 “慕公叔之遗轨兮，羡管仲之失时”，既表达对儿子的期许，希望他能像古代贤能之士一样，为官清廉、造福百姓，也暗含对仕途风险的警示，提醒儿子要谨慎行事，莫要因一时得意而忘形。这篇赋作笔力雄健，情感深沉，既有对历史的思考，又有对现实的感慨，被收录进《昭明文选》，成为汉代抒情小赋的典范，后世文人常以此赋为范本，学习其写作技巧和情感表达。

在宫中授课期间，班昭还收了不少女弟子，其中包括邓太后的侄女邓猛女。她不仅教授弟子们典籍知识，还教导她们为人处世的道理。她常说：“女子虽居闺阁，亦当心怀天下，以学识修养自身，以德行影响他人。” 在她的教导下，这些贵族女子开阔了眼界，提升了修养，在当时的社会中展现出不一样的风采。

晚年的孤独与圆满：在时光中坚守初心

延光四年（125 年），班昭已过八旬，却仍在东观校勘《汉书》的最终版本。此时的她，视力已大不如前，看竹简上的字需要凑近了，眯着眼睛仔细辨认，但她仍坚持逐字核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她的手因长期握笔而布满老茧，却依然坚定地在竹简上书写、修改。她想起兄长班固在狱中紧握的那片竹简，想起弟弟班超在西域病逝前寄来的最后一封信：“塞外黄沙，常忆家中藏书阁，望姊早成《汉书》，以慰父兄在天之灵。” 这些回忆支撑着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要完成这部凝聚着班家三代人心血的巨著。

同年，班昭接到了来自西域的消息：侄子班勇继承父志，平定车师叛乱，重开西域都护府。听到这个消息，她激动得热泪盈眶，颤抖着在《西域传》中补下最后一句：“勇为人强识多谋，能继父业，西域复通，汉家威德再播绝域。” 这既是对侄子的赞扬，也是对班家三代人投身西域事业的总结。至此，《汉书》全部完成，这部历经班彪、班固、班昭三代人，耗时近五十年的史学巨著，终于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永宁元年（120 年），班昭在东观藏书阁中安然离世，享年七十五岁。她离世时，手中还握着一支毛笔，身旁是尚未完成批注的典籍。邓太后为她素服举哀，赐谥号 “文”，这是汉代女性少有的殊荣。她的葬礼上，前来送别的不仅有宫廷贵妇，还有无数寒门士子。那些寒门士子曾受惠于她校勘的典籍，得以学习知识、改变命运，他们敬佩她以女子之身扛下修史重任，为文化传承做出的巨大贡献。班昭的一生，虽然历经坎坷，但她始终坚守初心，在史书与闺阁之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千秋评说：在史笔与闺范间的永恒张力

班昭的一生，是矛盾而又光辉的。她身为女性，却在男性主导的史学领域开辟出一片天地，成为《汉书》的最终完成者，其史学成就足以与兄长班固比肩；她撰写《女诫》，既想为女性争取教育权利，让女性通过学习提升自我，又不得不屈服于时代局限，写下 “夫者，妻之天也” 等无奈之语。这种矛盾，正是封建时代女性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 她们在有限的环境中，努力追求知识与理想，同时又无法摆脱时代的枷锁。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评价：“班昭续史，成父兄之志，其功不下于司马迁续《春秋》。” 高度肯定了她在史学上的贡献。宋代才女李清照则在《金石录后序》中以班昭自比，称 “才藻非女子事” 的论调为 “俗论”，表达对班昭才学的敬仰，也彰显自己追求文学创作的决心。到了明代，徐皇后将《女诫》与《内训》并列为女性必读，班昭的形象，早已超越了个体，成为女性才学与德行的象征。然而，也有不少近现代学者对《女诫》提出批判，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强化了男尊女卑的观念，限制了女性的发展。

在扶风班氏祖祠，班昭的画像与父兄并列，她手持竹简，目光温柔而坚定。祠堂的楹联写道：“修汉书，立女诫，才德兼备；教宫廷，训子弟，闺阁之师。” 这是后人对她的盖棺定论 —— 她是史家，是文学家，是教师，更是在重重束缚中绽放光芒的奇女子。千年之后，当我们翻开《汉书》，读到班昭补写的《百官公卿表》，看到她在《天文志》中对星象的记载，或是在《女诫》中读到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 的教诲，会发现这个两千年前的女子，早已突破了性别的界限，用智慧与坚韧在历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班昭的传奇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知识都是打破枷锁的利器，而坚守初心的人，终将在时光中留下永恒的光芒。她的故事，也将继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女性，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来源：笑眼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