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皇帝端坐大殿，却并无金黄龙袍加身，众臣高呼的也非“万岁”，而是恭敬地唤一声“官家”。

汴京街头，一队身着素袍的官员鱼贯而入皇城。

皇帝端坐大殿，却并无金黄龙袍加身，众臣高呼的也非“万岁”，而是恭敬地唤一声“官家”。

在这个极度讲究礼仪与权威的封建时代，这一切看起来如此格格不入。

为何宋朝的皇帝不着金龙之服、不称“朕”，偏要自称“官家”？

是权力的收敛，还是命运的低头？

在中国古代，颜色并非简单的视觉感受，而是一整套哲学系统的外在体现。

尤其在皇权制度中，颜色不只是美学选择，更是政治宣言、身份标识，甚至可以决定一个王朝的合法性与统治理念。

要理解宋朝为何不选黄色作为龙袍之色，必须追溯回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所确立的“玄色为尊”。

在那个以五行观念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时代，秦国崇尚“水德”，五行中水对应黑色。

因此，秦始皇的龙袍是黑色的，既代表镇压六国之火，又昭示水克火、秦灭六国的“天命”。

这种“颜色立国”的传统，自此在历代王朝中传承下来，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语言。

汉朝建立之初，一度也沿用黑色作为权力象征，强调与秦的继承关系。

但随着刘邦斩白蛇“赤帝子”神话的流行，汉朝开始偏向火德，逐渐引入红色作为皇室主色。

到了汉文帝时期，龙袍改为玄色，即深色系的蓝黑混合，又进一步向火德过渡。

龙袍颜色的变迁并非随心所欲，每一次改动都需要一套五行逻辑支撑，以此获得“正统”地位的文化合理性。

直到隋唐，龙袍颜色才逐步被定格为金黄。

隋文帝开始以黄袍为尊，唐太宗李世民将这种制度发扬光大，不仅在宫廷中全面推广黄色龙袍，还在民间严格禁用黄色，以此巩固皇家威权。

黄，成为天子的代名词。

唐朝的“黄袍制度”是皇权最炽热时期的体现，它不仅是政治高压的延伸，也是对“土德”的象征性使用。

按照五行学说，土克水，而唐自认继承了汉之后的正统，需压制此前“水德”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因此以黄色取代黑色，显得既有系统性，又象征着新一轮的大一统。

但这样一种象征威权、几近神圣的颜色，到了宋朝，却被悄然放弃了。

这背后既有五行哲学的推演，也有极强的现实考量。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时，依据五行推演认为大宋应属木德。

木生火，火再生土。以木为起点，强调的是“生生不息”、温润中和的治理哲学。

五行中木对应的是青与绿，亦即宋朝皇室所偏好的颜色体系。

再加上宋朝崇尚文治，礼乐制度发达，礼服中更是强调紫、朱红、深绿等色调，以示品阶区别与文化修养。

这种服色制度，一方面降低了与前朝的直接政治冲突，另一方面也贴合了赵宋推崇的“内修文治，外避锋芒”的治国理念。

更重要的是，颜色之争背后藏着的是对皇权强度的隐喻。

在唐朝，皇帝无所不能，黄色是对“天子至尊”的直白宣告，但在宋朝，皇帝则更像是一位“文官之首”，需要团结文臣、压制武将，用更温和的方式维持统治。

在这样的体制下，黄色龙袍反而显得过于张扬、过于激烈，不符合宋朝“克制”与“隐忍”的政治气质。

于是，宋朝放弃黄色龙袍，看似退让，其实是一次主动的自我设限，是王朝哲学的一种体现。

宋代龙袍的颜色虽非一统，但总体上趋向柔和与内敛，与那一朝一代的治国理念浑然一体。

颜色之外，龙袍的华丽程度也逐步被削弱，宋代皇帝更多选择与官员无异的朝服，仅在纹饰和用料上略作区分。

这种“非显权力”的设计，也正是宋朝对前朝教训的深刻吸取。

在华丽中覆灭的唐朝，给宋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要做的不是耀武扬威，而是长治久安。

宋朝皇帝不穿黄色龙袍，这不仅是色彩的取舍，更是一个王朝的精神剪影。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史中，篡位登基的故事并不罕见。

但像赵匡胤这样既“名不正”却又“言顺”的君主，却极少有人能将“黄袍加身”的政治尴尬转化为一套影响深远的文化制度。

他没有大肆粉饰自己的出身，也没有刻意遮掩那个雨夜突变命运的节点，相反，他以一种极其克制而自律的方式，为整个赵宋王朝奠定了一套独特的皇室行止规矩。

这一切的开端，都源自那个动荡的陈桥驿。

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军营清晨，兵变来得毫无预兆。

赵匡胤从一位受人敬仰的殿前都点检，变成了被黄袍笼罩、众将跪拜的新皇帝。

整个过程看似水到渠成、众望所归，但赵匡胤心中明白，这一套“被迫登基”的说辞，其实难掩其中潜藏的权力算计与人心浮动。

历史不会忘记他是如何上位的，赵匡胤自己当然也无法忘记。

那件象征皇权的黄色龙袍，从那一刻起，不再只是荣耀的象征，更是一件包裹着愧疚与惶然的外衣。

正因如此，赵匡胤对“黄色”格外敏感。

这件袍子不仅披在他身上，也披在后世子孙的身上，它的分量太重，也太刺眼。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用另一种方式来重建赵宋的正统形象，而不是继续让黄色龙袍提醒天下人，赵家皇位是从孤儿寡母手中“接”来的。

赵匡胤在位时，亲自制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政策与文化规范，其中一项最特殊的举措，便是针对后周皇族柴氏的优待。

赵匡胤不仅赐予柴氏“丹书铁券”，誓言其后世不得杀害柴氏子孙，还命人以“贵客”之礼长期安顿柴氏后裔。

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帝王政治中极其罕见，几乎等同于承认自己对皇位的“不正当取得”。

更令人玩味的是，赵匡胤不仅身体力行不着黄袍，还将这一审慎与简素的穿衣风格，写进了对后世的祖训中。

于是从宋太祖到宋高宗，一直到赵构南渡之后，赵宋皇室的服饰风格始终走在“非奢不显”的轨道上，朝服虽制，但不张扬。

礼仪繁而不丽，色彩用度严格区分，却绝无一丝富丽堂皇的倾向。

赵匡胤用不穿黄袍、不以“朕”称的低调姿态，为赵宋奠定了一种近乎“内省式”的皇权形象。

有学者曾评价，赵匡胤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懂得“自限权力”的开国皇帝之一。

他以祖训代替个人意志，以制度取代权术，哪怕是一个颜色的放弃，也足见其政治敏锐与情感挣扎。

在华夏五千年皇权史中，“朕”这个字始终高悬王座之上，仿佛带着雷霆万钧的威严，一出口便是金科玉律。

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朕”成为了历代帝王对自己唯一的专属称谓，它不容他人僭用，不可被随意更替。

这一字，象征的是天子与万民之间的绝对高低与神圣分隔，是天命所归的象征。

但这样一个无可动摇的权力符号，却在赵宋的皇宫中悄然失声，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近乎平常、带着烟火气的称呼“官家”。

宋朝皇帝放弃“朕”而称“官家”，既非谦辞，也绝非软弱的象征，而是赵匡胤对国家形势和权力格局的深刻洞察后，作出的政治选择。

在那个南北分裂、战火未歇的五代十国余波未平的年代，中原社会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动荡，民心惶惶，统治体系摇摇欲坠。

赵匡胤知道，仅靠强硬手段无法赢得百姓的真正拥戴，若要建立一个稳固而持久的朝代，便必须重塑帝王与百姓、与官僚之间的关系。

于是，他决定将天子的高位拉近凡人，用“官家”代替“朕”，这一自降身份的举动，是他拉拢人心、稳固政权的重要一步。

从语言的结构上看，“官家”一词原本用于尊称高位官员或富户人家，既有权威，又不失亲和力。

看似温和无威，却恰恰体现了他希望“以民为本、以臣共治”的执政理念。

在平民百姓眼中，“官家”是可敬的父母官，是可以诉求的执政者，在朝中文臣眼中，“官家”则是可以理性沟通的制度核心，而非高不可攀的孤家寡人。

这种称谓，使皇权与民意之间不再是俯视与仰望，而是一种相对温和的俯身与携手。

皇帝不再是凌驾一切的独裁者，而更像是一位文官体系中的共治领袖。

皇帝是最尊贵的官，却仍是“官”，是规则内的第一人而非规则之外的神人。

再往深了说，赵宋两朝自始至终皆处于夹缝中求生的尴尬境地。

北有契丹辽国，后有女真金朝，南宋时期更是饱受蒙古的威胁。

在这种外患不断、国势常弱的背景下，过于张扬的天子姿态，只会引来敌国觊觎，破坏得之不易的和平。

于是，“官家”这一温吞称谓，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外示弱的策略。

用“官家”之名，规避“皇帝”之实，是对民意的谦卑回应，更是一种文化修辞上的智慧包装。

同样的“藏锋”理念，也被宋人延伸至民间文化与日常生活。

在当时，陶瓷是一项不仅对外出口、亦代表国力的标志性产业。

与唐代那种讲求豪奢金光的风格不同，宋代瓷器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内敛之美。

无论是汝窑的温润如玉、官窑的稳重厚重，还是定窑的素雅纯净，宋瓷都在细节中呈现极致的工艺水平，而非色彩斑斓的外在张扬。

这种对“内涵高于形式”的审美取向，与整个朝代的政治气质不谋而合。

军制方面亦是如此，宋朝虽然在军事战绩上远逊于汉唐，但这并不代表它对战争一无所知。

事实上，宋代的军事制度强调“防守为先”，主张“重文轻武”，正是基于对国力真实状态的准确判断。

皇帝避免大规模练兵，不是不懂军事，而是战争之祸对于一个未完全统一的国家来说将是毁灭性的。

即便宋军战斗力不强，边防压力巨大，但只要国家命脉尚存，便始终有一线翻盘的机会。

“以退为进”，为这个分裂又危机四伏的时代开出一条独属于他们的生存之道。

来源：与时档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