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字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而文字载体作为文字的承托者，对文字的传播、保存以及文明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先秦文字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个根深蒂固的范式主导着学界认知：文字载体呈现从甲骨到青铜再到简牍的线性演进。这种“

引言：被忽视的文字载体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字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而文字载体作为文字的承托者，对文字的传播、保存以及文明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先秦文字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个根深蒂固的范式主导着学界认知：文字载体呈现从甲骨到青铜再到简牍的线性演进。这种“三分法”将复杂的文字记录系统简单化，忽视了不同载体并存的史实，也掩盖了简牍在先秦时期的重要地位。

考古学家李学勤曾指出："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商代文字的一角，而这一角的光芒却遮蔽了我们观察整个文字系统的视野"，这种"遮蔽效应"正是导致简牍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本文将通过文献记载的再审视、文字排版的分析、文字学的研究、考古发现的佐证以及载体特性的比较等多学科交叉论证，揭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简牍作为主要文字载体的历史远比传统认知要悠久，它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记录主流，更是贯穿整个先秦时期的“隐形主角”。

第一章 文献记载的再审视

1.1《史记》可信性的双重验证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堪称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通过对十余万片甲骨的系统研究，学者们复原出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以商王世系为例，甲骨文中记载的从天乙（成汤）到帝辛（纣王）的31位商王，与《史记》的记载仅在个别王序上存在微小差异，准确率高达95%以上。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史记》在商史记载方面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也为我们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同样令人惊叹的是西周青铜器的证史价值。一是2003年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逨盘，这件被誉为“中国第一盘”的青铜器，其腹内底铸有铭文372字，洋洋洒洒地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人辅佐十二位周王的历史，从周文王、周武王开始，历经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直至宣王，周王世系及次序在铭文中一目了然，与《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完全吻合。二是1976年陕西扶风出土墙盘同样毫不逊色，18行、284字的铭文前半部分颂扬了西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恭）王等七代周王开创伟业的功绩，后半部分叙述了微氏家族的发家事迹，其中对周王政绩的记载与《史记・周本纪》如出一辙。三是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其32字铭文虽简短，却记录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唯甲子朝”，与《史记・周本纪》中“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相互印证，为周初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青铜器铭文以实物的形式，再次验证了《史记》对周史记载的可靠性。《史记》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典籍，其史料价值通过甲骨文和金文的双重验证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殷墟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对《史记》的验证，足以证明《史记》是一部可信度极高的信史。然而，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时期，距离夏商周已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他究竟是如何获取到如此丰富且准确的历史信息的呢？

1.2历史记载的载体困境

当我们深入分析现存的甲骨文和金文内容时，会发现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难以承载《史记》中丰富的历史细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称“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暗示其史料来源包括官方档案。但现存甲骨文内容单一，90%以上为占卜记录，主要是商王在进行祭祀、战争、田猎等活动前，通过占卜来预测吉凶，并将占卜结果记录在甲骨上。金文则多为祭祀、册命内容，主要是贵族为了纪念重要事件、彰显家族荣耀或记录赏赐等而铸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以《殷本纪》为例，其中记载的商王事迹如“汤征诸侯”“武丁求傅说”等完整叙事，绝非甲骨卜辞的碎片化记录所能提供。这些详细的历史事件需要系统、连贯的记录方式，而甲骨文和金文的内容和形式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先秦时期，必然存在着其他更适合记录丰富历史内容的文字载体。

1.3简牍记载的必然性

事实上，古代文献中早有关于简牍记载的线索。《尚书・多士》明确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里的“册”“典”显然是指系统的简牍档案。《史记・周本纪》也提到“周太史伯阳读史记”，同样暗示了当时存在以简牍为载体的历史记录。甲骨文中频繁出现的“作册”“史”等职官名称，更直接证明商代已存在专业的文书制度。“作册”是负责制作简册文书的官员，“史”则负责记录和保管这些文书。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出土的墨书陶片，其书写风格与后世简牍如出一辙，为早期简牍使用提供了实物佐证。这些陶片上的文字虽然数量不多，但从书写笔法、字形结构等方面来看，都与简牍文字具有相似性，这表明在西周早期，简牍的书写风格和技术已经存在，并且可能在当时的社会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

第二章 文字排版的基因密码

在对甲骨文、金文与《史记》相互验证，探讨司马迁获取历史信息的途径后，我们将目光聚焦于甲骨文和金文的排版特征，从这一独特视角深入探究简牍在先秦文字记录中的重要地位。

纸张普及后，竖排右行（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式直接继承了简牍时代的习惯，并因文化惯性、汉字特性、书法传统等因素得以长期延续，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文之前，对此人们深以为然。那甲骨文、金文是否同样继承了简牍的习惯呢？

2.1甲骨文中的简牍印记

殷墟甲骨文的书写系统呈现出惊人的成熟度，其中许多排版特征与后世简牍一致，暗示了简牍对甲骨文书写的影响。统计显示，超过85%的甲骨刻辞采用竖排左行的排版方式，这与后世简牍完全相同。2010年，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一件刻辞牛骨（图1），行与行之间竟然划有十几道竖线，这些竖线将牛骨表面分割成了一个个类似竹简的长条区域，仿佛是在模拟竹简的排列方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龟甲较宽的部位，刻辞往往会分成两栏甚至三栏排列，如《甲骨文合集》6057“甲骨之王”（图2）正面的三栏式布局。这种在坚硬材质上刻意模仿简册分栏的现象，只能解释为对简牍书写习惯的延续。

这表明，商人在长期使用简牍书写的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书写习惯，即使在龟甲兽骨上刻字，也不自觉地遵循了这种习惯。尽管甲骨的材质和形状与简牍截然不同，但商人在甲骨上的排版却模仿了简牍，这充分说明简牍在当时的书写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是文字记录的主要载体。

图1 殷墟大司空村牛骨

图2 《甲骨文合集》6057“甲骨之王”

2.2金文布局的简牍原型

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布局规律性更强，同样显示出与简牍的密切联系。通过对50件长篇铭文的测量发现，其平均每列字数在8-12字之间，与战国简牍的单简容字量高度吻合。

特别具有启示性的是特殊符号的发现。大盂鼎（291字）铭文中出现的7处“┘”形符号，经红外扫描确认是简册换行标记的移植。同样，史墙盘铭文转折处的"∟"形符号，也被证实是简册折页标记在青铜器上的遗存。这些证据表明，青铜器铭文很可能是先书于简册，再铸刻于青铜器上的。在制作青铜器铭文时，工匠们先在简牍上书写好内容，确定好文字的排版和布局，然后再将其复制到青铜器上进行铸造。这种制作方式使得金文在布局和排版上与简牍具有相似性，进一步证明了简牍在先秦文字记录中的重要地位。

2.3书写方向的考古实验

为了更直观地验证书写载体对排版的影响，有人进行了模拟实验：在竹简、甲骨、陶片上分别书写相同内容。实验结果显示，在竹简上自然形成的竖排左行习惯，会在转换到其他载体时产生强烈的路径依赖。当书写者习惯了在竹简上竖排左行书写后，即使更换到甲骨或陶片等其他载体上，依然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书写方式。这一实验为理解不同载体间的排版传承提供了实证支持，也进一步说明了简牍作为主要书写载体对其他文字载体排版方式的深远影响。

第三章 文字学的本体证据

3.1“册”字的演化轨迹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册”字的演化轨迹也为简牍的早期使用提供了有力证据。甲骨文“册”字（图3 ）作“”，经字形分析可清晰辨认出两道编绳和三支简片，形象地描绘了简册的形态。在商代甲骨中，“册”字已发展出多个衍生字，如“典”（册+丌）、“嗣”（册+司）等，形成完整的字族。文字学家张政烺统计发现，“册”及其衍生字在甲骨文中出现频率达0.3%，远高于一般器物用字，反映出简册在商代社会的重要性。这些字的存在和频繁使用，表明简册在商代已经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文字载体，并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图3-1

图3-2

图3 “册”字甲骨文

3.2“典”字反映的文书制度

甲骨文的“典”字（图4-1）由两部分组成，上部是“册”字，意为编连在一起的用来书写的竹简；下部是一双手，两相会意，表示用双手恭恭敬敬地捧着书册。这书册称为“典”，本义是指重要的书籍，也就是有文献价值的书籍。在殷商时期，以形象会意的“典”字有在“册”形下、双手形之间加平行两短横为饰笔的形式（图4-2），有的把双手省作一手形（图4-3）。

图4-1

图4-2

图4-3

图4 “典”字甲骨文

武丁时期的“典其惟今月”（《合集》37840）证明当时已存在按月归档制度。这说明在商代，简册不仅用于记录文字，还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文书管理制度，对简册进行分类、归档和保存。西周金文中“典”字出现17次，多与册命仪式相关，如大克鼎“典善夫”。这些用例显示从商到周，简册作为官方文书的地位始终未变，并且在政治、礼仪等重要场合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根据对册与典的进一步分析，“册”字创造早于“典”，其甲骨文字形直接体现早期简牍的原始性（长短不一、编连粗放），表明早期简牍的制作尚未标准化；而“典”字的出现，其“册”部简片长度趋于一致、编绳更整齐，反映了在其创造时简牍制作更精细的要求以及礼仪化、制度化的过程。

3.3书写工具的文字佐证

甲骨文“笔”（聿）字象手持毛笔形，其衍生字如“书”（書）、"画"（畫）等都包含书写意象。殷墟出土的朱书甲骨、墨书陶片证明毛笔书写技术早已成熟，显微观察显示，这些墨迹呈现出典型的毛笔书写特征：起笔藏锋，收笔回锋，转折处有明显的提按变化。殷墟出土的朱书甲骨、墨书陶片证明毛笔书写早已成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删”字从“册”从“刀”，直接反映了在简册上修改文字的行为。在简牍上书写时，如果出现错误，可以用刀将写错的部分削去，然后重新书写，这就是“删”字的来源。这一文字证据为简牍使用提供了关键证明，说明简牍在先秦时期是人们常用的书写载体，并且与书写工具和书写方式密切相关。

考古发现与文字学的互证表明，商代已具备完善的简牍书写系统。这套系统包括：书写工具（毛笔）、书写载体（简牍）、文书制度（作册）和档案管理（典册），构成完整的文书体系。

第四章考古发现的物质证明

4.1商周时期的间接证据

虽然早期简牍实物由于材质易腐等原因罕见，但间接证据十分丰富。安阳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笔迹流畅，与简书风格一致。这些玉璋上的文字虽然刻写在玉质材料上，但从书写的笔法和风格来看，与简牍文字相似，说明当时的书写者在不同载体上采用了相似的书写方式，而简牍的书写风格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发现的漆木器文字，保留着典型的简牍书写特征。漆木器上的文字在字形结构、笔画形态等方面都与简牍文字相符，这进一步证明了简牍书写在西周时期的广泛应用。此外，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出现“简”字，证明周人延续商代简册传统。这一发现从文字本身的角度，直接说明了简牍在周人的生活和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4.2战国简牍的井喷式发现

战国时期简牍的大量出土为早期简牍使用提供了参照。清华简《系年》记载的西周史事，与金文可相互印证。《系年》以简牍为载体，详细记录了西周时期的历史事件，这些内容与青铜器铭文所记载的历史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丰富了我们对西周历史的认识。

包山楚简中的司法文书，显示简册行政应用的成熟度。包山楚简中包含了大量的司法案件记录、行政文书等内容，这些文书格式规范、内容详细，反映出当时简牍在行政领域的广泛应用和高度成熟的文书制度。郭店楚简《老子》的抄写格式，保留着古老的简册传统。郭店楚简《老子》的简册编排、文字书写等方面都体现了早期简牍的特点，为我们研究简牍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4.3制作工艺的传承发展

实验考古表明，简牍制作工艺从商到汉保持高度稳定。在选材方面，南方多用竹，北方多用木，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同，人们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制作简牍。在加工方面，杀青防蛀的技术早在商代就已掌握。杀青是将竹材或木材加热，去除水分和油脂，防止简牍腐烂和虫蛀，这一技术的掌握使得简牍能够长期保存。在编连方面，从甲骨文“册”字到清华简，编绳方式一脉相承。甲骨文“册”字形象地描绘了简册用编绳串联的形态，而清华简的编连方式与之相似，说明简牍的制作工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第五章载体特性的比较研究

5.1甲骨的使用局限

甲骨作为文字载体存在诸多使用局限。首先，材料稀缺。龟甲需南方进贡，牛肩胛骨来源有限，这使得甲骨的获取难度较大，无法满足大量文字记录的需求。其次，工序复杂。甲骨需要经过整治、钻凿、灼烧等多道工序才能用于刻写文字，制作过程繁琐，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最后，内容单一。现存甲骨文90%以上为占卜记录，主要用于记录占卜相关的内容，无法记录其他丰富多样的信息。

5.2青铜器的应用限制

青铜器作为文字载体也存在明显的应用限制。成本高昂是其主要问题之一，青铜器的制作需要采矿、冶炼、铸造等复杂工艺，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此外，青铜器用途特殊，主要用于祭祀、册命等重大场合，其使用范围相对狭窄。而且，青铜器一旦铸成无法更改，如果在铸造过程中出现错误或需要修改内容，将无法进行调整，这也限制了青铜器作为文字载体的灵活性。

5.3简牍的普适优势

相比之下，简牍具有显著的普适优势。在材料方面，竹木资源丰富，来源广泛，便于获取，能够满足大量文字记录的需求。制作简便也是简牍的一大特点，只需削制、杀青等基础工艺，不需要复杂的技术和设备，制作成本较低。使用灵活是简牍的重要优势，它可以书写各类内容，包括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并且便于修改传阅。通过编连，简牍可以形成长篇文献，能够承载丰富的信息，满足不同的记录需求。

结论：重构先秦文字载体史

综合多学科证据，我们必须重构先秦文字载体史。

首先，简牍使用早于甲骨文时代，至少在夏商之际已成为主要载体。从文献记载、文字排版、文字学研究以及考古发现等多个方面的证据都表明，简牍在先秦时期的使用历史悠久，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甲骨文、金文是特殊场合使用的辅助性载体。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金文主要用于祭祀、册命等重大场合，它们的使用范围和记录内容相对有限，无法取代简牍作为主要文字载体的地位。

第三，从商代“作册”到西周“内史”，简牍文书制度持续发展。商代的“作册”职官和西周的“内史”职官都与简牍文书的制作和管理密切相关，这说明简牍文书制度在先秦时期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当时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春秋战国简牍的繁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而非开端。战国时期简牍的大量出土和广泛应用，是先秦时期简牍使用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简牍作为文字载体的开始。简牍作为先秦文字的“隐形主角”，贯穿了整个先秦时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重新认识简牍在先秦文字载体中的地位，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先秦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来源：儼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