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上三竿录_B站影视

摘要：少年时代思想非常偏激。尤其是进入中学阶段，个别同学是恃才傲物，我是无才也傲物。总认为全校所有的语文教师都是笨蛋，都没有我的作文写得好。后来竟然发展到因为琐事无所畏惧地和语文老师吵架的地步，今天回忆起来甚为愧怍。当老师的教出来的学生有的日后会成为高干，成为高知，

日上三竿录

少年时代思想非常偏激。尤其是进入中学阶段，个别同学是恃才傲物，我是无才也傲物。总认为全校所有的语文教师都是笨蛋，都没有我的作文写得好。后来竟然发展到因为琐事无所畏惧地和语文老师吵架的地步，今天回忆起来甚为愧怍。当老师的教出来的学生有的日后会成为高干，成为高知，成为大款和大腕，但教师自己不一定要成为高干、高知、大款和大腕。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而那时我却一窍不通。

后来阴差阳错，我自己去往高校也做了教师。绝大部分时间都能与学生和谐相处，学生们也都喜欢听我的课，甚至外系的学生也来蹭我的课，颇有水送山迎的意味。我不但不嫌弃，反而热情鼓励。只有在南方某校是个例外，因为我应聘的是一般教师，没有职务，对个别学生的纪律和学习又要求严格，居然导致个别学生不但不迁善改过，反而反咬一口，编造理由结伙到系主任那里告我的状。而系主任的行政能力不敢恭维，处理欠妥。我委屈之余就悄悄联系好其他学校，时机成熟后就果断撂挑子走人了。到了新的学院我又当了系主任，就竭尽全力保护教师权益和声誉，如遇到个别吹毛求疵的学生来我的办公室对教师发泄不满，我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就会批评甚至训斥他：老师是你们尊重的对象，不是你们想罢课就罢课，想欺负就欺负的对象。你们的老师大都是双一流大学和省属大学的硕士甚至博士，而你只是参加高考以分数比较低的标准被录取的专科生，连学士学位都没有。差距那么大，不懂得见贤思齐，还反而来说三道四，播弄是非，好意思这么做吗？如此敲打几次，教学秩序就稳定了许多。也许我的处理方式不是无懈可击，但总感觉师道尊严不可侵犯。

有些东西想了几十年不得要领，今天豁然开朗了，譬如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嫌贫爱富、嫉贤妒能、袍笏登场、朋比为奸等恶劣品质，之所以世世代代不绝如缕，不仅仅是修养不到家的问题，是人在漫长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性遗存，并且这种遗存基因附着在人性的阴影和自私的骨髓里，很难被文明的药液一次性消杀干净。

中国画很高明，因为它讲究留白。留白就是留下空间，留下想象，留下诗意的向往。如果把一张纸砌楼架屋，见缝扎针，涂抹得密不透风，反而有损于艺术效果。

写简历也是，尤其是作品后面依附的简历，不可太长，百把字就行，说清楚自己的基本情况和目前状况就可以了，不用去制造又臭又长的老婆裹脚。我参加过几次文学网的征文，还担任过评委，征文启事明明规定作者简历在二百字之内，却偏偏有人喜欢自吹自擂。一个普通警察居然把他的简历写了七八百字。我想：还好！毕竟他退休了，如果他是局长或厅长，说不定会把自己的简历捯饬成一部几十万字的传记。我还认识一个外省的业余作家，将其简历写了一千多字，差不多成了一篇和征文等量齐观的散文。发表过的作品从县区级报刊到国家级报刊全部罗列出来，从初中毕业到下乡插队，从当民办教师到当省级文学协会的副秘书长，日居月诸，弄得汤水不漏。至于自己给自己冠以这家那家的一长遛虚衔更是波属云委，毫不节制地展示一遍。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阅历应该有了，却怎么还固执得像个孩子？他也不想想大家都在为生计奔忙，好作品又汗牛充栋，谁会拿他的文字当经典去拜读？

突然想到了方格。方格不是方格纸，是我邻村的伙伴，也是我在小集中学的同学，长得白白净净的，像大姑娘一样文静。他赠送给我一本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可过了半个月他又反悔了，向我要书。我耍了一个心眼儿，说书本弄丢了，真是对不起。就拿一本平时自己不喜欢看、其实也看不懂的老椠竖排破书补偿了他，也算以物易物。至今老舍的那本小说还在房庄老家的麻袋里睡觉。

有一段时间，方格走路不吭声，学习不吭声，甚至连去厕所噗噗嗤嗤大便和呼呼啦啦小便也不说话，另外一个叫操觚的同学老跟踪着他。我和其他同学给他说话，他就用指头指或拿钢笔往废纸上写字。我还以为他嗓子哑了，可过了三天他就又恢复了说说笑笑。原来他和操觚打赌，如果他能坚持沉默三天，操觚给他五毛钱；如果中间又开口说话，他得给操觚五毛钱。结果他赢了。他赢了钱没有独吞，跑到学校门口的商店买了一大堆糖果，分给天天狗撕羊皮一般纠集的我们这群狐朋狗友。我也分到三粒，却一直装进衣袋舍不得吃，等漂亮的女生淑丽、艳丽她们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才把糖豆填到嘴里，故意咬得磕啪磕啪响，以显示自己的阔绰。我们毕业后在村子西边的荡泽河里洗澡时又见了一面，他说他上个月出门卖丝棉，在火车上见了打扮时髦、人又好看的艳丽，艳丽一时没有认出他，也就没有理睬他。他就故意高声对邻座的乘客拉呱，说自己在宝丰机务段工作，先不论工资，光每个月的奖金都能发二百多元。比起当时月薪平均四十元钱的职工工资，他所说的待遇属于高薪。这终于让艳丽听出了他那熟悉的声音，艳丽还主动走过来和他打了招呼。下车时艳丽还和他握了握手，激动得他浑身打哆嗦。方格二十岁那年，突然莫名其妙地发高烧引起昏迷，躺到床上不吃不喝，几天后就失去了活蹦乱跳的生命。我和艳丽是中学同学，内人和艳丽的丈夫是中学同学。去年艳丽的儿子从美国留学回国，准备在平头山市结婚，他们夫妻通知了我们夫妻关于孩子即将举办婚礼的喜讯。我就对家庭领导说：我现在黄皮寡瘦的，脸上还长了白斑，精神萎靡，有碍观瞻，就哪里也不去了，只想坐在家里抱残守缺，享受孤独。你揣着红包去添箱吧！也顺便和你当年班上的那些帅哥甜妹们见见面，唠唠嗑。记住多说吉祥话和好听话就成。

中国南北朝时期真是有意思的朝代，两个国家打打杀杀，又都能够冰释前嫌。明明知道对方共甑分炊水，同铛各煮鱼；却还要礼酒盈三献，宾筵盛八珍。岁稔鸣铜雀，兵戢坐金人；还声称异国犹兄弟，相知无旧新。那时谁要想当外交官（即妙简行人），国籍户籍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得容貌俊美，得有出众文才，得博学灵敏且能赋诗显艺，也就是当时要求的神明警惠，辞藻富丽。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当官可能是最好的途径。因为只有当了官，才能又贵又富，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前呼后拥，才能一言九鼎，才能风光无限。这种习惯势力一直流布当代。当记者时我曾和县委办公室的一个五短身材的副主任坐一张桌子吃饭，这副主任狂言：无论多么有钱的企业家都扯蛋，他和我在一块喝酒都得坐下席，我才是主位。我心里骂他：你也真够不识抬举了，就凭你那种四尺半高的武大郎熊样儿，当初能不和人合伙娶一个媳妇，能捡拾个二手货或三手货女人，马马虎虎结婚过日子就不错了。你要是今天下台，明天就是废物一个，还有底气显摆？

还真有不喜欢当官的，余秋雨先生就是一例。他当上海戏剧学院校长时，整天屁股后面跟一大群处长，这个说预算，那个谈土建。一个又一个上午下午就在听取冗长汇报和慎重决策中度过。他感觉再这样下去，治学和创作就会毁于一旦。他多次提出辞职，专门做教授或研究人员。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对他很好，耐心劝告他：你当惯了领导，如果突然失去司机和秘书，恐怕于公于私都不方便。我给你挂个市社科联主席的职务，还享受正厅级待遇，专车和秘书一样都不少。你想来点卯就来，不想来也罢。怎么样？余教授真乃大丈夫，他放言：心意我领了，但我说辞就辞，决不拖泥带水。我本来就是平民，宁愿还回归平民。从此大学行政位置上少了一个姓余的校长，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却多了余大师的煌煌著述。

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学习时的老师之一是霍松林教授，霍松林教授当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之一是于右任院长。因此我也算有理由自诩我的老师的老师是于右任先生。于前辈留着大胡子，留了几十年，一直到病逝台湾。一日有人问他：您的大胡子晚上睡觉时是放在被子里面还是被子外面？这一问让他发愣，因为他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从此他睡觉时胡子总是在被子里外翻腾，久久难以入眠。

昨晚我和子女陪同从河北石家庄来郑州出差的文友飒飒和她的一个朋友，一起在酒店里吃饭时儿子突然问我们：作家是不是一种职业？这还真把我们三个业余作家给问住了，我们切磋着，大致一样的看法是：只有极少数人是专业作家，绝大多数人都有各自的工作，只是利用空闲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因此作家好像不是一种职业，哪怕是著名的作家。叶君健前辈是文化部《中国文学》杂志社英文版和法文版的高级编辑与负责人；季羡林教授是北大副校长，也当过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他的职业其实是教育家；钱钟书先生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算是副部级干部，但他的主业是搞学术；刘道玉教授原先主政武大，推进教育改革，写作也是副业。看来在稿费还显得太低的今天，当专业作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和家庭领导一起收拾我的衣柜时，居然找出十二条裤子和十件衬衫、十双鞋子。生活条件真是不错。这两年人变瘦了，又老又丑，除了西服，过去的衬衫和裤子都显得宽大，穿不成了，因此新衣服都是近半年才买的。原先我和儿子的衣服通用，这两年儿子似乎更高大更壮实了，我却变得羸弱瘦矮。儿子稍显紧凑的衣服，到了我的身上不大不小，恰恰合体。因此每当子女给我再买衣服时我就会坚决阻止。

小康社会到来了，人民已经富裕了，不管是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进入农村的东庄西寨，男女老少的衣服都光鲜。几十年前屁股上补丁摞补丁，鞋子袜子窟窿套窟窿的情况，再也看不到了。我为此欢欣鼓舞。有的青少年穿着破烂不堪，露出膝盖和脚裸的旧裤子，那不是没钱买好衣服，是故意为之。前些时见犇犇穿了一双支支棱棱的小皮鞋，我询问女儿：这鞋子得值好几十元钱吧？女儿说：是好几个好几十，是好几百元。这把我吓了一跳。我的思想和习惯真是落伍了，成了九斤老太行列里的一员，对好多东西都陌生了。

学习好和有钱一样，即使不属于万能，也是九千九百能。因为学习好，可以升本，可以考研，可以读博，以后人生的路会越走越宽敞，越走越成功。在川北教书时认识两个好学生，一个叫熊姚，一个叫张嘉丽。她们不是某门课程优秀，而是整个专业所有的课程都出类拔萃，并且字还写得特别好，起码比我这个老师写得更端正而规范。嘉丽在考上省属文理学院专升本的同时，又考入了家乡四川雅安的市属事业编制，权衡利弊后，代马依风，回家当了教师。我至今为这姑娘的选择感到遗憾，因为如果继续留校学习，她和熊姚考上博士研究生的可能性都有。我曾叮嘱我的学生：大学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当然不能只埋头读书，可以交友，可以恋爱，可以旅游，可以兼职。但是，还是要先搞好学习，因为成绩优异是以后干事创业的重要基础。

二十多年前，读河南大学文学院与新闻学院合办的新闻学专业在职研究生班时，听过一位教授的课。这位教授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但记住了他介绍的他导师的名字——华中彦，他是河南和全国顶尖的古代文学专家，也是恩师霍松林先生的朋友。那位教授讲：华老精通唐诗韵律，因为唐诗是可以用来演唱的，而那种演唱艺术在中国学术界俨然绝迹。有一年一名日本学者来中国访学，每到一地，他喝了酒就容光焕发，就顾盼自雄，放声歌唱，而陪同者只有聆听和鼓掌的份，这里面包括北大、南大等一流的人文学者。只是到了开封，这倭寇又在宴席间故伎重演，华教授也即席欢唱，那声音字正腔圆，响彻屋宇，桂馥兰香，哀感顽艳，霎时就把倭寇给震住了，当时他就要下跪拜师，被人拉了起来。他没想到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已经衰落的开封，在已经退步不少的河大，还有如此卓越的文学大师。时光间隔太久，那个班的授课教授我只记住了三位：王立群、胡山林和张如法。同学只记住了两个人：一个是许昌市广播电视报的编辑雷红伟，另外一个是省卫生厅下属《河南医药报》的编辑。后来女婿从部队转业去那里当了主管他的领导。我想打听他，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也罢！只要他生活和工作一帆风顺就可以了。有时散失是一种隐秘的回望，它比重逢更能意味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