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捧着那封带有＂北京电影学院＂字样的录取通知书，望着窗外刚刚苏醒的县城晨光，心中百感交集。

＂没想到，复检被刷了反倒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捧着那封带有＂北京电影学院＂字样的录取通知书，望着窗外刚刚苏醒的县城晨光，心中百感交集。

1987年的夏天，我叫章明远，一个出身在皖北小县城的普通高中生。

那时的我，像千万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我的目标很明确——考军校。

在那个年代，能穿上橄榄绿，不仅意味着光荣，更是走出小县城、拥有稳定生活的保障。

我家住在县城一栋老旧的筒子楼里，灰砖外墙被岁月侵蚀得斑驳不堪，楼道里常年弥漫着咸菜和煤油的混合气味。

父亲是粮站的会计，母亲在邮电局工作，推着那辆黑色的老式凤凰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

我们一家三口虽然不富裕，但在当时的县城算是体面的＂双职工＂家庭，家里有台上海牌黑白电视机，是左邻右舍过年过节常来＂蹭电视＂的地方。

父亲一生为人正直，待人和善，但对我要求极严。

他从我小学起就告诉我：＂咱家祖上就没出过当兵的，你若能考上军校，那就是光宗耀祖了。＂

高考前，我拼命复习，为了那个穿军装的梦想废寝忘食。

我的房间里贴满了各种军校的资料，床头摆着父亲特意从县城照相馆给我拍的一寸照片，那是为了填报志愿准备的。

好在付出有了回报，我的成绩超出省控线二十多分，完全够上军校的录取线。

那年的高考试卷比往年简单，全县考生的平均分都高了不少，但能考上军校的人依然寥寥无几。

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南京陆军指挥学院，那张志愿表我填了又填，生怕出错。

＂爹，您说我能考上不？＂我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推了推他那副老花镜，严肃地点点头：＂踏实填，有志者事竟成。＂

录取通知来得很快。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傍晚母亲从邮局带回来一封信，黄色的信封上印着＂录取通知书＂几个红色大字。

母亲拿着信封，脸上的笑容像开了花：＂明远，你考上了！＂

父亲难得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眼里满是骄傲，他甚至破天荒地开了半瓶＂西凤＂，那是他平时舍不得喝的。

那一刻，我感觉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

然而，命运却跟我开了个玩笑。

军校录取后还有体检复检，这在当时是常规流程，尤其是飞行相关专业。

我原本对此毫不担心——县医院的初检我各项指标都很好，我甚至能一口气跑完操场十圈不喘粗气。

谁知道，在军区医院的复检中，医生发现我的视力有轻微问题，不符合军校对飞行员的严格标准。

＂小伙子，很遗憾，你的视力不达标，左眼5.0，右眼4.8，标准是要求双眼5.0以上。＂军医看着我，语气中带着歉意，＂按规定，你需要回原籍等待调剂。＂

那一瞬间，我如坠冰窟。

那位戴着白大褂的军医，可能不知道他的一句话，如何击碎了一个十八岁少年精心构筑的梦想。

回到县城的火车上，我望着窗外飞逝的田野，心中满是苦涩。

列车缓缓驶过一片片金黄的麦田，麦浪翻滚，农民们正在收割，汗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母，不知道如何面对邻居们投来的目光。

在小城里，考上大学的消息早就传开了，更何况是军校。

老赵家的女儿考上了师范学院，家里的大门上贴了红纸；李叔家的儿子考上了农学院，楼下的邻居们天天上门祝贺。

而我，即将带回一个令人难堪的消息。

车窗外的风景渐渐熟悉，远处县城的水塔轮廓已经清晰可见，那是我们小城的地标。

我深吸一口气，拎起那个装着体检结果的帆布袋，缓缓走下火车。

＂爹，我...被刷下来了。＂回到家，我垂着头，声音几乎低不可闻。

客厅里一片寂静，旧式台扇吱吱呀呀地转着，墙上的黑猫钟滴答作响。

我不敢抬头看父亲的表情，只盯着他那双沾满粮食尘埃的老手，指甲缝里还有淡淡的黄色。

＂哎，人有失足，马有失蹄。＂出乎意料，父亲语气平静，＂既来之则安之，先等调剂结果吧。＂

父亲的反应让我愣住了，我预想中的失望、责备，全都没有出现。

母亲倒是心疼得不行，连忙去厨房煮了我爱吃的鸡蛋面，还往里面加了两个荷包蛋。

那碗面，我至今记得那咸香的味道，还有她眼角隐约的泪光。

＂儿啊，别灰心，这不是你的错。＂母亲一边盛面一边说，＂咱再想其他出路。＂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霜打的茄子，整日闷在家里，不愿出门。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缝，那裂缝像极了我现在的心情。

屋外传来收音机里播报的新闻，什么＂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可这些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每当听到楼下邻居刘大妈那标志性的＂哟＂声，我就知道她又在打听我的情况了。

＂章会计啊，听说你家明远考上军校了？咋还在家呢？＂刘大妈的声音穿透力极强，即使隔着一层楼板，我也能一字不落地听见。

＂是啊，不过复检没过，在等调剂。＂父亲总是这样平静地回应，仿佛在谈论天气。

我却感到无地自容，恨不得把头埋进枕头里再也不出来。

尤其是当初和我一起报考的李家强，也是我们班的，他顺利通过了复检，已经开始准备入学了。

那天我在小卖部遇见他，他已经剃了平头，一副准军人的模样，和街坊们谈笑风生。

＂明远，别灰心啊，调剂也能分配到好单位！＂他看见我，大声招呼道。

我勉强点点头，心里却如刀绞，撂下一句＂家里有事＂就逃开了。

回家路上，我经过县电影院，门口贴着新上映的《芙蓉镇》海报，刘晓庆的笑容明艳动人。

我站在那里发了好一会儿呆，突然想起我那台几乎要落灰的照相机。

这时候，机缘巧合改变了我的命运。

父亲的老同学——我一直称呼他为田叔叔的人，从北京回来探亲。

田叔叔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浓眉大眼，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带着京腔，在我们小县城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当年他和父亲是同学，后来考上大学去了北京，就再也没回来。

那天晚上，他来我家吃饭，席间得知了我的情况。

母亲特意杀了只老母鸡，又炒了几个拿手好菜，还从柜子深处找出了珍藏的＂茅台＂，那是父亲单位年终发的福利，一直舍不得喝。

＂明远这孩子不是一直喜欢摆弄照相机吗？那台凤凰牌照相机还是我送他的十六岁生日礼物。＂田叔叔突然说道，筷子间夹起一块鸡胸肉放进嘴里。

是的，摄影是我从初中就培养的爱好。

我用父亲半年工资买的那台国产照相机，拍下了许多城市变迁和身边人的故事。

那时候的我，常常趴在窗台上等待黄昏时分最美的光线，或者一大早起来去河边捕捉晨雾中的倒影。

学校里的活动照片，大多出自我手，我把它们冲洗出来，贴在校园的宣传栏里，同学们都说我拍得好。

可在当时，摄影只是爱好，谁会把它当成正经职业？

在我们那个年代，＂铁饭碗＂才是最重要的。

＂今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扩招，还在补录。要不要试试？＂田叔叔放下筷子，神色认真，＂我在那边有些朋友，可以帮忙了解情况。＂

父亲皱眉，筷子在空中停了一下：＂电影学院？那是干啥的？能有工作分配不？＂

在父亲的认知里，大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毕业后能分配一个稳定的工作，最好是国家单位。

＂怎么没有！现在各大电影制片厂、电视台都需要摄影人才。再说了，这可是正经大学，国家承认学历。＂田叔叔解释道，还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本《中国摄影》杂志，＂你看，现在的摄影师多吃香！＂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血液都沸腾起来。

电影学院？那不是传说中明星的摇篮吗？

我从未想过，自己与那个遥远的世界有任何关联。

＂爹，我想试试。＂我鼓起勇气说道。

这是被打击后，我第一次对未来有了期待，声音里竟带着几分颤抖的兴奋。

父亲看了我很久，眼神复杂，似乎在衡量着什么。

最终他点点头：＂那就试试吧，有田老弟帮忙，总比在家等调剂强。＂

母亲拍了拍我的手：＂娃，只要你喜欢，妈支持你。＂

在田叔叔的帮助下，我了解到北京电影学院确实在进行补录。

补录名额虽少，但因为军校复检刷下来的学生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我还是有机会的。

我拿出我这几年拍摄的作品，精心挑选了二十多张，其中有县城新建的商场，有早晨菜市场忙碌的身影，还有我们学校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

还有一张是去年冬天拍摄的，一个老人在雪地里艰难前行，身后留下一串孤独的脚印。

这些照片，承载着我对生活的观察和热爱，每一张背后都有一个我想讲述的故事。

考试那天，我第一次坐火车去了北京。

那是一趟绿皮车，要走一天一夜才能到达。

车厢里挤满了人，有打工的农民，有去探亲的老人，空气中混合着方便面、烟草和汗水的气味。

出站时，我被这座城市的宏大所震撼。

天安门广场上人流如织，长安街上的自行车大军蜿蜒如龙，远处的高楼在夕阳下闪闪发光。

我住在田叔叔朋友家的客厅里，睡在一张临时搭起的行军床上，兴奋得一夜未眠。

考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个个神采奕奕，不少人穿着时髦，说话带着我听不懂的术语。

有人谈论着＂构图＂＂光影＂＂镜头语言＂，仿佛在说一门神秘的语言。

我穿着父亲给我买的那件＂最好＂的衬衫——一件淡蓝色的的确良，那是他专门去县城百货公司买的。

握着相机的手心直冒汗，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面试官是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他翻看我的作品集，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心越来越沉，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陪考的考生都带着厚厚的相册，相纸闪着光泽，而我的照片只是简单地装在一个塑料文件袋里。

＂这张河边晨练的老人照片，构图很有意思。＂面试官突然开口，指着其中一张。

那是我在县城河边拍的，一位练太极的老人，晨光中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称。

＂谢谢。＂我声音微微发颤，心脏怦怦直跳。

＂你为什么选择摄影？＂他问，终于抬起头看我。

我想了想，实话实说：＂因为我喜欢记录生活中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每个人，每个场景，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这回答是真心的，并非刻意准备的官方说辞。

面试官点点头，目光中多了几分兴趣：＂在你看来，一个好的摄影师需要具备什么品质？＂

我没想到会被问这样的问题，但我回答得很真诚：＂我觉得是观察力和耐心。要善于发现平凡中的不平凡，还要能等待最好的光线和瞬间。＂

说完，我补充道：＂还有真诚吧，要带着敬畏和热爱去看待生活。＂

面试结束后，我不抱太大希望地回了县城。

毕竟，那是北京电影学院啊，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的地方。

回家路上，我依旧坐那趟绿皮车，窗外的风景在黑夜中模糊不清。

我想起了刚才考场上那些自信满满的考生，他们有的甚至已经在小型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而我，只是一个小县城里的普通高中生。

到家后，父母自然问起了考试情况。

＂不知道，可能希望不大。＂我如实回答，不敢给他们太多期望。

父亲点点头，继续低头算他的账目，母亲则在一旁叹了口气，继续洗她的衣服。

他们都是实在人，不会给我虚假的安慰。

接下来的日子，我又回到了等待的煎熬中。

李家强已经去报到了，整条街都知道他家出了个＂军官苗子＂。

而我，在邻居们好奇的目光中，只能含糊其辞地说＂在等调剂＂。

那段时间，我常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城郊的小山上，带着我的相机，拍摄黄昏时分的县城全景。

从高处俯瞰，那些灰色的楼房，弯曲的街道，袅袅升起的炊烟，构成了一幅平凡却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

我突然明白，也许我的使命就是记录这些平凡人的故事，而不是穿上军装、成为英雄。

然而，命运再次给了我惊喜。

录取通知书在八月末寄到了家里，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

那天，我正在自家窄小的阳台上晾衣服，听到楼下传来刘大妈的喊声：＂明远，你家来信啦！＂

我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接过那封印有＂北京电影学院＂字样的信件，手都在颤抖。

拆开信封，那张蓝色的录取通知书赫然在目——我被摄影系录取了！

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连忙冲回家。

＂明远，你行啊！＂母亲看着那张印有＂北京电影学院＂的通知书，眼里闪着泪光，＂娘就知道，我儿有出息！＂

父亲拿起通知书仔细看了又看，似乎要确认这不是一场梦。

他用布满老茧的手指轻轻抚摸着那些印刷体字迹，然后，他罕见地笑了：＂看来，咱家还真出了个人才。＂

我知道父亲这是真心高兴，他从来不轻易表露情感。

父亲满脸的皱纹舒展开来，那一刻，我忽然发现他鬓角的白发又多了几根。

那一刻，我感到无比轻松，仿佛所有的阴霾都被驱散。

被军校拒绝不再是遗憾，而成了我人生中的幸运转折。

也许冥冥之中，上天早已为我安排好了另一条路。

邻居刘大妈知道后，立刻在楼下大声嚷嚷：＂章会计家儿子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了！以后咱们小区说不定就出个大导演！＂

我哭笑不得地听着她夸张的赞美，心里却充满感激。

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父亲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单位的同事，母亲也在邮电局宣扬开了。

不出几天，全县城都知道章明远改行学摄影了，而且还是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就连原本对我抱有微词的亲戚们，也纷纷改口称赞我＂有出息＂。

我心里明白，这世道，最终人们看重的还是结果。

开学前一周，父亲带我去县里最好的百货商店，买了一套新衣服。

＂儿子，去了北京，可不能丢了咱皖北人的脸。＂父亲一边挑选着一边说。

当我看到那套深色西装的价格牌时，心里一惊——那几乎是父亲一个月的工资。

＂爹，太贵了...＂我想劝他买便宜点的。

＂没事，能穿好几年呢。＂父亲挥挥手，脸上带着掩不住的自豪。

结账时，他悄悄塞给我一个信封：＂这是我和你妈这些年的积蓄，不多，在北京够你应急用。＂

我知道，这里面凝聚着他们多年的辛苦和对我的爱。

打开信封，我倒吸一口冷气，里面竟有五百元钱！

那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足够普通工人两三个月的工资了。

＂爹...＂我的嗓子发紧，眼睛湿润了。

＂别说了，我和你妈都希望你有出息。＂父亲拍拍我的肩膀，＂北京是个大地方，有机会就多学点东西，别辜负了这次机会。＂

临行那天，整个楼道的邻居都来送我。

刘大妈塞给我一包她亲手做的卤鸡爪，说是路上饿了可以吃；楼上的张大爷给了我一本《北京交通图》，那是他珍藏多年的。

李家强的父亲还特意从部队宿舍赶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明远，不同的路，一样能闯出一片天。当初我还替你可惜，现在看来，这反倒是个好事。＂

站在北去的火车前，我看着父母渐渐苍老的脸庞，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他们为我骄傲。

母亲不停地嘱咐着＂多穿衣服＂＂按时吃饭＂，父亲则一直沉默着，只在最后我上车前，紧紧握了握我的手。

那一握，胜过千言万语。

火车缓缓启动，我趴在窗口，望着站台上越来越小的父母身影，直到他们完全消失在视线中。

北京电影学院的生活，与我想象中完全不同。

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艺术青年，思想开放，创意无限。

我的宿舍里住着四个人，有来自上海的李明，说话带着软糯的江南口音；有东北大汉王壮，粗犷豪爽，一口标准的东北话；还有一个广州男孩小陈，带着一股子＂南蛮子＂的灵气。

而我，就是那个带着浓重乡音的皖北小伙子。

刚开始，我这个小县城来的学生显得格格不入。

我的口音、穿着、甚至拍照的风格，都与众不同。

有次在班级展示作业时，我拿出一组县城集市的照片，画面里挑担的老农、卖菜的妇女、吆喝的小贩，充满了市井气息。

＂章明远，你的片子总有股＇泥土味＇。＂一位来自上海的同学评价道，语气中带着几分优越感。

教室里响起一阵哄笑，我感到脸上发烫。

起初，我把这当成批评，努力模仿大城市同学的风格。

我开始拍摄现代建筑、城市夜景，刻意追求所谓的＂前卫＂和＂艺术感＂。

可那些照片总是缺少灵魂，像是在模仿别人的语言说话，生硬而不自然。

直到有一天，我们的摄影教授刘老师看了我的作品集，对我说：＂别丢掉你的＇泥土味＇，那是你的特色。真实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热爱，才是好照片的灵魂。＂

这句话，让我恍然大悟。

摄影不是追求技巧的炫耀，而是对生活的诚实记录和深刻理解。

我开始珍视自己的背景和视角，不再盲目追求所谓的＂高级感＂。

我拍摄北京的胡同、晨练的老人、街边的小贩，用我的方式记录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

那些照片里，有我从家乡带来的质朴视角，也有我在北京获得的新认知。

慢慢地，我的作品开始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

宿舍里的室友们也渐渐接纳了这个来自皖北的＂土小子＂，我们常常熬夜讨论摄影理念，分享各自的故事。

大二那年寒假，我带着学校发的徕卡相机回了家乡。

这一次，我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城。

我拍下了粮站里忙碌的父亲，他弯腰俯身，清点着粮食，满是皱纹的脸上写满了专注；

我拍下了邮电局门口的母亲，她骑着那辆老式凤凰自行车，车筐里装满了要送的信件；

我拍下了小巷里打牌的老人，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主妇，还有放学后在泥地里踢足球的孩子们。

这些照片，构成了我的第一个个人作品集——《归乡笔记》。

大三那年，我的一组关于＂城市边缘劳动者＂的摄影作品在校展中获得了一等奖，并被《中国摄影》杂志选登。

那组照片记录了北京城中的普通劳动者：清晨扫街的环卫工人，寒风中修自行车的老师傅，站在十字路口疏导交通的协警，还有夜色中仍在烧烤摊忙碌的年轻人。

我用镜头捕捉他们瞬间的神情，那些平凡面孔中透出的坚韧与希望。

老师评价说：＂章明远的作品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他能看见普通人的尊严和力量。＂

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我把刊登作品的杂志寄回家，电话那头，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儿子，爹为你骄傲。＂

我知道，这句简短的话，包含了他所有的爱与肯定。

毕业那年，我被一家新成立的电视台录用，成为一名摄影记者。

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走遍全国各地，用镜头记录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

从南国的田野到北疆的雪原，从沿海的繁华都市到内陆的古老村落，我的相机捕捉着中国的变迁与坚守。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亲眼见证了深圳特区的崛起，上海浦东的开发，还有无数普通人在时代大潮中的奋斗与挣扎。

我的照片，从黑白逐渐变成彩色，从胶片过渡到数码，但不变的是对真实的坚持和对普通人的关注。

多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回到家乡。

那座曾经觉得局促的小县城，如今已焕然一新。

新建的商场、宽阔的马路、整洁的社区，处处彰显着发展的活力。

父亲已经退休，但仍然保持着早起的习惯。

母亲的头发全白了，但笑容依然温暖如初。

那天清晨，我陪父亲去河边散步，看到他熟络地与晨练的人们打招呼，脸上满是岁月沉淀后的从容。

＂爹，你还记得当年我考军校被刷下来那会儿吗？＂我突然问道。

父亲笑了：＂怎么会忘？那时候我心里比你还着急呢。＂

晨光中，他的眼睛明亮如少年，只是眼角的皱纹多了许多。

＂那你为什么不表现出来？我还以为你会失望。＂

＂有什么用呢？＂父亲望着远处升起的朝阳，＂人这一辈子，哪有一帆风顺的？关键是遇到挫折后怎么站起来。＂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格外温柔：＂再说了，现在看来，那次＇失败＇，反倒成了你的转机。＂

是啊，如果当初顺利进入军校，我可能早已成为一名军官，过着规律而稳定的生活。

但我不会有机会用镜头记录这个时代，不会找到真正属于我的热爱。

有时候命运的馈赠就藏在挫折里，而所谓的不幸，往往是另一种形式的幸运。

＂爹，您当年为什么支持我去学摄影？那时候多少人都觉得不是正经职业。＂

父亲笑了笑：＂因为我看见你拿相机时候的眼神。＂

＂什么眼神？＂

＂发光的眼神。＂父亲很少这么感性，＂就像我年轻时看账本的眼神一样，是真心喜欢的样子。＂

走在熟悉又陌生的县城街头，我忽然想到了那个被军医宣布视力不合格的下午。

当时的失落和绝望，如今想来竟成了一种祝福。

正是那次看似的＂失败＂，让我踏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有时候，命运的馈赠，常常藏在看似的挫折之中。

而所谓的成功，不过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并且勇敢地走下去。

站在县城的最高处，我举起相机，将这座承载着我青春记忆的小城定格在镜头中。

那一刻，我感激生命中的每一次转折，无论是锦上添花，还是柳暗花明。

因为正是那些无法预见的变数，编织出了生命最真实的样貌。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