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两年前就有一个想法，开一场70后诗歌座谈会，我认为诗歌有时候还是需要讨论的，特别是70后， 60后诗人影响力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虽然现在很多70后诗人在各方面积累完成得非常好，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2025年5月17日，海南澄迈，晚上8点开始，一场围绕70后诗人的座谈会持续到深夜。

李少君：

我在两年前就有一个想法，开一场70后诗歌座谈会，我认为诗歌有时候还是需要讨论的，特别是70后， 60后诗人影响力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虽然现在很多70后诗人在各方面积累完成得非常好，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今年deepseek的出现让这个问题变得更有紧迫感，我预测两三年内整个诗歌生态乃至社会生态可能会发生一个革命性变化，我所说的变化可能是工业革命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发生之前，原来的诗歌逻辑仍然可能延续或者使用，我认为70后诗歌确实有必要讨论。

《诗刊》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畅所欲言。

（主持人）张德明：

我印象中两年前在桃花潭诗歌节准备办70后诗歌研讨会，后来由于疫情没有办成，这个会筹划了很久。70后诗人的命名是1996年当时在南京的一个民办刊物《黑蓝》最先用了这样一个概念，到今天为止，70后诗人的说法提出了近30年，这30年，70后诗人从数量到文本质量，影响力已经达到很高程度，但正如少君主编刚才所说，70后的认可度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今天我们的会议现场有不少70后中坚力量、诗人名家，首先由70后诗人代表发言，如果后面时间充足，再请60后、80后、90后的诗人发言。

刘春：

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70后的三个问题》。

一、70后有重要诗人吗？

前些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时常看到一些诗人简介说自己是70后代表诗人或者说重要诗人。20年前，我也认为70后有重要诗人、代表诗人甚至能够列出列出一批名字。但是现在重新翻看那些名字，却看不出他们那么重要了，也看不出他们能够代表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我们这一代人不需要谁来代表我们，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找不到特别重要的诗人，何尝不是这一代人的悲哀。

最近20年，我们在精神上、在技艺上都没有明显进步的表现。我觉得诗人往往有一种很可爱的、盲目的自信。一个很具体的表现是：很多年纪不小的诗人，对一些外部的问题，斤斤计较，沾沾自喜。比如我时常在网上看到一些诗人还在炫耀自己发表的数量以及写作的数字，甚至某一篇文章的长度，比如一篇文章写了1万多字，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很骄傲了。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文章的质量不在于长短，字数多不一定等于质量好，有什么必要拿这个来炫耀的呢？字数很多、篇数很多，但是你有哪篇比较公认的代表作？在座的各位可以想一下，或者列举一下，看看我们70后诗人写出了哪些在诗歌界或者说在文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一提起来大家都说“哦，读过”，或者“听说过”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第三代诗人是有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很多理由为自己辩解：没有代表性的作品，没有代表性的诗人是事出有因。比如说当前我们的文学评论的作用和意义和八九十年代相比是怎么样一种状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在八九十年代，文学评论是很重要的，甚至能够引领创作，文学评论家的地位也很高。那么现在呢？文学评论的作用在哪里？都是看作品，有多少篇是看了相关的评论，然后去找作品来看的？那种越来越难读，越来越自说自话、和作品可以说毫不搭界的流水线评论产品，写完的时候就是死亡的时候。对整个诗歌创作或者说对诗人的创作，没有任何引导、指导的意义。

文学评论的失效只是一个方面。但是文学评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只是外在的、锦上添花的事情，最重要还是在于诗人本人的文学能力——思想萎缩，创造力缺乏，以及另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抑制了诗人的创作发挥，比如社会对文学探索的容忍度，刊物发表作品的宽容度等等。这些都是文学创作进步不大的理由。

但是对于文学史来说，对于读者的认知来说。你的各种辩解、各种原因、各种局限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你没有写出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品。

当然啦，我前面说的那些可能是对我们这一代过于苛刻了。其实，现在看来，70后还是有重要诗人的，比如我觉得余秀华，虽然争议很大，但我觉得她比我们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好诗人。包括在座的江非、谢湘南等人，都蛮重要的，我希望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官方、我们的出版机构多重视这些诗人，多推出他们的作品，让这一个群体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新出场”。

二、70后有能力赶超“第三代”吗？

总体来说，我们70年代诗人是非常敬重于坚、西川、韩东、李亚伟、欧阳江河他们那一代诗人的，我们谈论自己的写作历程，基本上避不开他们。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对第三代诗人不是基于艺术上的佩服，而是过于敬畏。刚才我说，诗人往往有一种盲目的自信，现在看来，也有一种盲目的自卑。这不是什么好事，因为缺乏怀疑精神，缺乏弑父精神，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想要更深地发展，就非常艰难了。

实际上，新千年以来、甚至90年代中期以后，没有看到第三代诗人有多少出色的作品。我看一些个人诗集，或者比较大型的诗歌选，就是每人选三四十首诗那种选本，就很容易发现，前辈诗人止步不前，甚至在退步。所以，虽然很多诗人说第三代造神运动有我的功劳，但是，我的朋友们都看得出，我这几年对第三代是越来越失望。

我一方面有点失望，另一方面也在反思为什么第三代诗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那么高。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少年学习写诗的时候，第三代已经大致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他们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我们。让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崇拜，并且把他们当做导师。

既然第三代止步不前，我们这一代又对他们越来越不满意，而且有赶超他们的想法，那么，我们有超过他们的实力吗？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个人认为70后的总体实力是超过第三代的，至少不在他们之下，但是第三代最尖端的那几个，比如于坚、欧阳江河，目前还没有哪个70后诗人能达到他们的高度。也许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我们70后对第三代诗人实在是过于敬畏了。

三、接下来70后应该怎么办？

前几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一句话：“70后属于那种自己觉得自己很年轻，实际上别人觉得你已经很老的人。”对这个话我很有同感，我也在很多场合上表达过这个意思。早餐时和几个诗人闲聊，他们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写作中，常常忽视了自己的年龄。

其实70后不年轻了。平均年龄50岁，小的也有45岁，大的已经55岁了。有不少70后已经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最早的70后女性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所有的70后诗人都不是青年诗人了，都进入了中年，甚至老年。不管你承不承认，认不认可，你都是前辈诗人。走在街上，别人尊称我们大叔或者大爷。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前辈诗人”的尊称来得过于容易，它只是年龄和时间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诗歌精神和诗歌技艺以及杰出作品而赢得的尊敬。在我看来，我们的写作技艺方面已经不缺，缺的是精神，是视野，是格局。大多数诗人都写得很精致，很顺溜，缺乏泥沙俱下的磅礴之气，和“自我牺牲”的勇气。

所以，如果你有一点抱负，有一点野心，就必须考虑自己以后怎么深耕写作。时间不多了。

（主持人）张德明 ：

刘春是70后中非常优秀的诗歌评论家，他提出的三个问题，足以激起我们的思考和共鸣，70后是否有重要的诗人？我认为绝对有，关键在于我们从哪个角度看待问题，90年代以后，随着诗歌的边缘化，诗人的位置逐渐外移，而七八十年代无论朦胧诗还是第三代诗歌都占据舞台中心聚光灯下。第二个问题，70后有能力赶超第三代吗？这确实是个尖锐的问题。第三个问题，70后怎么办？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接下来请江非发言。

江非：

刘春老师提到了三个问题，我将讨论四个特性。

早期的“70后”一代诗人出道的方式，基本有四条路：一是拜门子去投奔已经有名声的带头大哥；二是换帖子进行结交式的江湖游走；三是纳投名状结伙办民刊；第四则是走单骑在公开期刊上发表作品。当时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着这四种路要走，无论选择哪一种路，都导致了目前的境地。

这四条路，最省事的是第一种，但你要把诗歌写得跟带头大哥同一趣味，或者是大哥的学弟。然而有一个残酷的要求，你需要将诗歌写得与带头大哥统一趣味，稍有不同也可以，但是必须是大哥的学弟，北大、复旦、同济毕业。如果不是他的学弟，你写的同一趣味，他也不认可你，你跟他30年，他写一篇文章都不会记住你的名字。第二种和第三种，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你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江湖游走首先需要占据一定的码头位置，比如省会城市，还要有足够的路费去他人之处，也要有足够的酒钱招待他处来的朋友，结伙办民刊则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行。最省钱省时省事的是第四种，只需要把稿子寄给杂志社就行了，但要接受发表的困难（其实前面三条路子的出现，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因也是发表的困难）和当时存在的所谓“民间”与“官方”姿态性的对立所带来的延迟承认的效应。

而这几种出道方式，随着21世纪初互联网的兴盛，统一为同一种形式，即“诗歌论坛”的集会和展示。可以说，早期的互联网诗歌论坛，是“70后”诗歌和诗人展示的一个重要载体，“70后”诗人正是在这一传播媒介的支持下，得到了整体呈现并实现了当时的写作最为广泛的交流。但是，形式只能形式，并不是本质。“70后”诗歌的更多本质性的东西，还是暗藏于早期的那四条道路，并因此形成了后期和当下的视野景观。

这个景观可以一目了然的，就是“70后”诗人在写作上分成了后学院（伪学院）、后民间(后口语、后口水)、独立诗人（期刊诗人、个体诗人）等阵营，并且相互保持着深刻的成见。这看起来是文学趣味和诗歌认识的不同，其实和“70后”诗人的出道方式有着深刻的关系。再加上后来一些“后网络”时代（博客、微信时期）慢慢到来和加入的一些诗人，“70后”诗人在一个现象概念的描述之下，创作上已经呈现出万千的不同。

这种分化自然也导致了“70后”诗人及其创作的一个最大的特性，或者说是“70后”诗歌对于新诗流变发展的一个最大的贡献，这就是对于诗歌内容的拓宽。可以说，“70后”诗人，是在朦胧诗诗人的“高”、第三代诗人的“深”之后，在诗歌的“宽”上，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代人。这种时代驱力之下的无所不可入诗的诗学探索，不仅影响了后来的青年诗人，也反过来深刻启示了那些“第三代后”诗人（生于1960年代，但并未参加第三代诗人运动的诗人），成为一种上哺下育的诗歌写作代群。

这种出道经历还导致了“70后”诗人目前为诗坛所熟悉的另一特性，就是集体的无名。可以说，由于出道之初和第三代以及朦胧诗等前辈诗人的这种独特的“抱大腿”、“求奶瓶”关系，大部分“70后”诗人为自己的“大哥”们无私服务了三十年，但也因此被牢牢遮蔽。而那些在诗坛空出来的本应属于“70后”的位置，则被相继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第三代后”诗人们占据。这和2005年起因为某种突然的厌倦，“70后”诗人集体离场和消失有关，但也和这一代诗人的出身有着不可开脱的关系。

但这种关系并非一无是处。它在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70后”诗歌的第三个特性，这就是诗歌的批判意识。正是因为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的这种特殊的继承与血缘关系，让“70后”诗歌整体上保持了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呈现出了诗歌应有的历史和文学良知。而这种批判性，不论在后来的更年轻的诗人，还是被“70后”诗人反哺的“第三代后”诗人身上，都已成为稀有之物。可以说，“70后”诗人，是最后一代具有“广场意识”、批判意识的诗人。

第四个特点，是和众多的非团体和“运动化”出身诗人一样，众多的“70后”诗人面临着诗歌史写作与诗歌创作现场严重割裂所带来的畸形漠视。这是中国诗歌以运动论为考察记叙基本方法所带来的必然效应，同时也是具有诗歌史写作权限的学院学术权力的团伙共谋和故意为之。这需要引起诗歌界尤其是“70后”诗人的高度重视，在建立一种自叙性诗歌史话语上，多下一些功夫。这种局面，不仅是“70后”诗人所面临的一种非真理性现实，也是几代诗人中的大多数诗人所面对的非公正遭遇。

（主持人）张德明：

江非表达了非常坚定的立场和观点。接下来，有请号称“临沂三驾马车”之一的邰筐来说说。

邰筐：

刚才刘春和江非都谈了 70 后诗歌写作的一些问题。下面我要谈的是《70后诗歌写作的三个尴尬现状》。

十六年前的夏天，当青年批评家霍俊明写完《尴尬的一代》书稿的最后一行，这本书稿就注定成为一代人的谶语。如果说 70 后的代际划分，侧面反映了评论家的集体偷懒，也客观印证了 70 后诗人群落身处代际夹缝中身份的尴尬和面孔的模糊。就像一位 70 后诗人自我调侃时说的“四十年前的文学黄金年代我们还太小，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太老”。 70后诗人的成长过程既没领受到“朦胧诗”和“第三代”那种集体的狂欢与创伤，又未能在新世纪自媒体风起云涌时像 80 后、90 后一样抓住机会迅速崛起和出圈。70后诗人好像始终处于内修与自证的悖论之路，既受制于传统权力话语，又时时遭受商业文化的侵蚀与挤压，他们就像一群逃票进了电影院躲在大银幕后面的小孩，亲眼目睹了“朦胧诗”与“第三代”的群体出演，并暗暗记下了他们的一招一式，他们就像一群拿着游标卡尺的猴子，在学习前辈技法的同时，也自觉躲开了前辈们曾走过的弯路和踩过的坑。殊不知写作黑暗期走过的这些弯路和踩过的坑，才是一个写作者最大的财富。这就导致了 70 后一代诗歌美学和文本上的平滑和下陷。随便挑出 70 后实力诗人中的一位，其技术都无可挑剔，但似乎少了一分理想之光和触摸神奇、让灵魂出窍的力量。如果给 70 后诗歌写作下一份诊断书的话，其尴尬现状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叛立场的缺失；二是批判意识的缺位；三是批评体系的失效。对于 70 后一代，童年残存的集体记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当下时刻都要面对的生存压力和生活焦虑，已经把每个 人都规训得小心翼翼，深陷这个时代的细枝末节不能自拔，似乎始终缺乏一种理性与冷峻的思考，缺乏从精神层面对这个时代的深刻回应。或许只有学会像波德莱尔一样“在游走中张望，在人群中思考”，才能获得那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才能实现从“尴尬”到“经典”的跨越。

（主持人）张德明：

邰筐的观点反应了青年诗人对这个群体认知上的差异性，下面有请谢湘南谈一谈。

谢湘南：

关于70后诗歌的话题，我想从个人写作来谈我的感受。我是《诗刊》发现并推出来的一个作者，非常感恩《诗刊》对我的发现和推荐，我步入诗坛的道路正如刚才江非所归纳的第四条路子——“走单骑”的路子。从1997年参加《诗刊》社举办的第十四届“青春诗会”开始，我被读者所认知，《诗刊》对新作者的推崇不遗余力，对好作者的发现也是如此，我非常感激《诗刊》对一个完全不知名的、来自底层的作者的发现，感恩李小雨老师在自然来稿中发现我的诗。我那时的状态完全是个人写作，从湖南老家到深圳打工，最早在工厂里工作，我没有经过学院化的训练，最初写诗的时候身边也没有可以交流的人。那时候还没发表过多少作品，投稿给《诗刊》，却被邀请参加“青春诗会”，而且当年“青春诗会”专号，我的作品被发在头条，可见《诗刊》对新人推举的用力。或许我比较幸运，但细想这其实与我写作的内容和主题有一定关系，这些打工题材的诗作新鲜且契合了那个时代的氛围和气息。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是“打工诗歌”，还是今天讨论的“70后诗歌”，我认为我都是被动卷入的，对这些概念与命名没有很看重，也没有特别投入身份性写作。

参加“青春诗会”后，逐渐被诗界所认知，在深圳结认了一些写诗的朋友，我们年龄相近，差不多都是70后，1998在深圳创办了一份民刊《外遇》，当时做了一个“70后诗人诗歌大展”，这应该是国内70后一代第一次大规划的集中展示，当时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即“你们不给我位置，我们坐自己的位置”。我们的共同经历奠定70这一代的发展道路。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可以说我们都在诗歌写作现场，见证70后诗人的集体出场，并推动70后概念往可能的深度发展，到逐渐感觉到70后概念的淡出，作为一代人的整体性写作的退潮，以及退潮之后个体写作者的面貌会变得清晰起来。今天重新讨论70后诗人与诗歌，我个人会觉得70后诗人正站在一个全新的十字路口。

刚才前面几位诗人讲到的“一代人尴尬的境况”，我个人认为，其实与不同时间段，我们时代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与革新有很大的关系，从纸刊（包括诗人们自印的民刊）到网络、从BBS网络论坛时代，到微博、），再到如今正热的人工智能，我认为这正是分众时代诗歌写作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变化，技术发展过程中传播路径和方式的改变也非常深刻。分众时代的诗歌写作恰好映入我们这一代人的诗歌写作中。从个人的整个写作过程分析，我认为在我的写作中一直有一种时代性的焦虑。在时代变迁中，社会的、城市的、人群的变化纷至沓来，作为个人较难了解各个层面的快速分解与烈变，会觉得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写作中你很难精准把握时代各个方面的顺序和发展，只能抓住最熟悉的生活细节进行表达和表现。

从阅读者的角度来看，当下看到的诗歌作品大多数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诗歌基本都是在表达个人的、琐碎的感觉与体验，不能呈现一个时代的变革；作为一个身在其中的诗歌写作者，有时也会有种强烈的困宥，感觉隔空打拳，难以着力。所以个人认为要完成一首既有现实力度，也具有思想深度，还具有语言探索与文本意义的诗，确实需要一种认知的跃升与突破，比如跳出70后概念，跳出代际的框架。从个体写作的经验来看，我们必须突破此框架。我认为需要坚持内心的写作，这是写作的基本要求、写作姿态和立场。在我30多年的写作经验中，我一直坚持这样的方式。

谈论到当下性，我认为时代在召唤伟大的诗篇，尤其是70后这一代诗人，我们必须拿出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品。你的经验非常丰富，生活经验千姿百态。生活在这个时代，确实有责任和使命来书写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们不讨论伟大是什么，我们可能会向后看。我们认为伟大的时代在召唤伟大的诗篇，这个使命恰好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70后已经不再年轻，去年70后韩国作家韩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从国际视野来看一个写作者所肩负的使命，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必须实现和完成它。我作为一个个体写作者，内心仍然有冲动和激情去尝试与探索时代性的写作，我感觉在这次会后，我将写出一些我个人比较看重的作品，从人生的、时代的、命运的十字路口重新出发，从社会文化、经济的、时代性的立场、人性的立场、使命者的立场以及诗歌写作者真心追求的立场来写作，重塑个体写作的价值与意义，在面对deepseek时，回答自己给自己的问题，解决它！

（主持人）张德明：

本次会议有两位非常优秀的70后女诗人——艾子、金铃子参加，请艾子先分享。

艾子：

不久前，在一次饭局上，作家、诗人晓剑提到，中年之后就不要再写诗了。的确，一直都有听说 “诗歌是青春的产物”、“诗歌属于青春”，言下之意是诗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激情会有所消退，想象力会显出不足。当时最惊讶的是我，因为我是70后，并且我不属于智性写作，也不是哲思写作者，我靠激情和直觉写作，晓剑老师提出的问题，让我不得不认真思考和复盘。尽管这也许只是一个伪命题。

我的认知是：艾略特在52岁写下《四个四重奏》，里尔克在知天命之年完成《杜伊诺哀歌》，杜甫53岁在颠沛流离中写下“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千古绝唱。它们都足于说明，70后只是一个生理年龄，激情的保持，在于诗人对世界的持续敞开。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强调的“保持疑问”的能力，正是创作生命长青的密钥。70后诗人若能保持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对日常经验的敏感，对语言可能性的探索，激情不但不会枯竭，反而带有生命力的自然显影。

站在代际交替的门槛上回望，每个时代的诗歌都在完成自己的天命。70后诗人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群体，无需在年龄、智性与激情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真正的诗歌永远生在个性的自然流露，长在理性与感性的交界地带。当我们的笔尖还能为一片落叶震颤，当我们的语言还在寻找不可言说之物，创作的生命就永远处在进行时态。

70后诗人历经市场经济转型、全球化浪潮与数字革命三重洗礼，这种历史褶皱中积淀的生命体验，恰是激情写作最丰沛的矿脉。

数字时代重构了诗歌的传播生态，却未改变诗歌的本质。短视频平台的15秒读诗、AI诗歌生成器的涌现，这些技术奇观恰恰反衬出人类情感经验的不可替代性。70后诗人完全可以在保持创作本真的前提下，借助新媒体拓展表达维度。当激情写作遇上数字媒介，产生的不是对抗而是新的化学反应，就像宣纸遇见数码水墨，传统基因中生长出新的美学可能。所有真诚的写作都是对时间暴政的反抗，都是对存在本身的深情告白。

（主持人）张德明：

有请金铃子分享。

金铃子：

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诗？

大诗的出现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写作者你的内心有没有驾驭好作品的能力。第二方面，来自于读者，很多很多的读者重复叠加的一个函数读者，他们所期望的向往的，大诗是由二者共同创造的。不是艺术家一个人去创造出什么金字塔，关键是无数叠加的函数读者内心还没有、或者还没有期望什么大诗。只有当这群读者开始内心向往期待的时候，大诗在诗人朦胧的内在的追求的时候就产生了。函数读者和艺术家共同创造这个诗歌世界。不是函数读者呼唤大诗就出来了，实际上是他们内心的诗已经朦胧出现。同样，艺术创作者也能够感受呼应这个朦胧的出现，大诗就出现了。好比大革命前夜，或者战争来临前夕欧洲上空战争阴云密布，那个时候阴云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面有朦胧的影子，只是不知道炸弹什么时候炸响。或许会在十年之后会出现真正的大诗，大致什么样子可以感觉出来。与我们现在诗歌一定有所不同。它出现的时候应该是惊世骇俗；一定是与我们现在作品不一样的新的；这个作品也不应该是出在横空出世的诗人手里，一定是在这批持之以恒坚持写作的一流诗人中出现。他的出现既是对这几十年空白的总结，也是一个时代的告慰，一个告别。我们现在的诗歌状态流于表面的滑翔状态。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十年之内的写作都是平庸写作。函数的平庸，为平庸的写作再添加平庸。

不过不要悲哀，欧洲中世纪上千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出现好的作品，上千年的黑暗，到了黎明的时候才出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桑西，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塞万提斯这些星星。一千年的黑暗，这一千年里多少文学家、艺术家、诗人他们做了多少事情，最后都等于零、等于无。人生几十年都白过了，想想与一千年比你几十年算什么？中国的新诗才几十年，你还在想什么大师，是否可笑。就算你是顶尖的，在这平庸的时代，也是平庸的顶尖、平庸的一流。

在这平庸的时刻，在碎片化时代，非常欣喜的是看到一群人，无论是70后还是80后，这群成长于特殊历史语境的诗人们，以独特的日常叙事，为当代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创作风格上，他们突破传统桎梏，呈现多元态势。无论是简洁口语与精巧意象传递哲思；还是在隐喻中探寻诗意飞翔，在日常场景中挖掘存在之思；还是以质朴笔触勾勒乡村的烟火日常与生命。他们都以饱满的甚至理想主义式的进行了诗性的探索，赋予平凡生活审美升华。

尤为可贵的是，这群诗人在处理现实题材时展现出的克制与超越。他们摒弃简单批判与私人宣泄，以恰当的美学距离观照现实，使作品兼具现实温度与艺术高度。

正是这群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在这个阶段，大多数都在不约而同进行个人的重要转型。这是值得期待的事情。在某种介入状态下，平庸的概率波就坍缩为少数一两个大师。好吧，还是这句，或许会在十年之后会出现真正的大诗。也可以这样说，这个时代与其诗坛多几个大师级的诗人，还不如多几个安静的写作者、阅读者、欣赏者。

（主持人）张德明：

到场的有三个子，艾子、金铃子、泉子，下面请泉子发言。

泉子：

刚才听少君老师开场时提到他这次举办70后论坛的初衷，我非常感动。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注与关心，同时，也是一个诗人敏感，从而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 “70后”最初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时，几乎是作为“年轻一代”的代名词，而转眼间，我们这一群人中最年轻的已经满四十五周岁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一群标准的中年人，也来到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生下半场。但对一个写作者而言，一种真正的或更严酷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在前不久，我遇到一位80后的写作者，他充满同情地对我说，70后是最悲催，用他的原话是“苦逼的一代”，现在整个诗坛的资源或话语权依然被60后一代把控着，而后起的80后又似乎已更加活跃与惹人注目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至少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但也可能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所有的写作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个人的，是每一个鲜活个体的生命成长史。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人又必然受到他的“此时此刻”，那属于他的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滋养与塑造，并一定会留下这一代人的印痕。所以，我更想结合我个人的写作与成长经验来讨论这个话题。 在1970年一代诗人中，我起步不算早也不算晚，虽然我十多岁时就开始写作，并发表诗歌，但我今天回头看时，我会把1997年，即我的第二个本命年作为我个人的写作元年。而把这之前一段并不短的时光视为苦闷而充满沮丧的学徒期。1997年之于我的重要性或意义在于，在这一年，我在艾米莉·狄金森、博尔赫斯等西方前辈同行的滋养与启发下，获得了“诗是我们对身体深处的那个最真实的声音倾听、追随以及在语言中的呈现”这最初的领悟。此后的十几，近二十年，西方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都为我提供了一种最丰沛的养分。直到2012，2013年，即我的不惑之年前后，汉语或东方传统似乎突然间在我体内醒来。此后，我一直在对自己传统这一侧进行补课，从四书五经到朱熹、王阳明，并获得了一种越来越清晰与强烈的判断，就是：我们这一代，或我们之后的一代代汉语诗人能不能通过对西方言说方式的借鉴来说出一种属于我们东方人对这世界的精微而独到的理解，将决定汉语的未来。我把这始于不惑之年的领悟视为始于我的写作元年那些最初领悟的延续。或者说，诗是那个更深或最初的自己，并对应于那个更为圆满的人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孔夫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以及我们古代文人在谈论诗书画印时，一定会把诗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就像歌德之所以成为歌德正是因为他文字背后的德国精神，而汉语或东方精神同样是李白、杜甫之所以成为李白、杜甫，苏东坡之所以成为苏东坡的秘密。 我们能终于成为我们吗？这最重大的考验已向我们敞开，又不仅仅是向我们七零后一代提出的。

我们依然需要通过写作来回应这次考验。刚才我听了前面几位同行的发言，也很有触动。我可能不会像刘春那样悲观。我想到了曾带给我深深鼓舞的两个人。一位是我的同乡，新安巨子，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山水画家黄宾虹。他直到六十岁后才真正以画家立身，然后到七十岁，八十岁之后越画越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即在接近九十岁的高龄时画面抵达了一种通透与浑厚华滋。它对应的是一个儒者的修行，是生命不断地成长，直至最终的圆满。而一个不断成长的人，即使他已白发苍苍，即使他已满面皱纹，他依然是年轻的。另一位就是曾经给海南，给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带来了深远影响，并依然重塑着我们的苏东坡，这个千年一遇的旷世奇才，他的一生经历那么多的苦难，而他的伟大正在于一种“将生命中的苦难转化为祝福的能力”。或许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伟大的先贤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先贤的秘密，正在于对他们而言，苦难不再成其为苦难，而是一次次自我提升与完善的契机。

刚才有同行提到了2005年前后70后一代的集体隐退。但这不是一个只发生在70后一代的特殊时刻。其实，我在很年轻时，就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我会不会像绝大多数的前辈同行那样，最好的作品在青春期完成之后，或放弃写作，或不断重复自己。但我后来发现，只要我们能一直保持一种专注，一种心无旁骛与物我两忘，那么，灵感就不会枯竭而源源不绝。

70后真的是尴尬或失败的一代吗？如果以获鲁奖来衡量的话，这一代人迄今为止的努力或许依然是失败的。但我们同样可以从黄宾虹与元四家之一吴震的经历中获得启发与鼓励。正是他们对五十年与一百年后读者的信任帮他们获得了一份坦然与坚定。而我们同样可以从他们身上借得这样一份孤绝的勇气。事实上，岁月日深，我对诗歌有了一种越来越深的感恩。虽然她很难给我们带来一种物质的胜利，虽然所谓的名声也终究是虚幻的。但诗歌的意义在于一次次把我们从生命的沼泽中救拔出来，并不断地化解我们生命中的困境。她是我们生命成长的痕迹，并终于标识出这人世之从来的艰难。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对70后一代的写作，对当代汉语依然充满信心。

（主持人）张德明：

谈到70后诗人，很多人都会提到蒋浩，蒋浩很早就进入同龄人的阅读视野，有请蒋浩来谈一谈。

蒋浩：

虽然我生理年龄是70后，相信和大多数70后诗人一样，还没有仔细思考过所谓的70后诗人和70后诗歌。“70后”是一个用起来很方便的诗歌媒体术语，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用到现在也已经30年左右了（据说最早提出“70后”的是南京民刊《黑蓝》）。30而立，“70后”是否是一个立起来或立得住的诗歌史概念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生于70年代的诗人笼统地借“70后”命名出场，这种策略或手段，貌似有个体占集体的便宜之嫌；时过境迁，现在谈“70后”是否又有借集体之名来遮蔽个体之实呢？

文学史中以时间来命名文学事实的情况，我知道的好像只有西班牙出现过，比如“98一代”“27一代”“36一代”。“27一代”的代表诗人是大家都熟知的加西亚·洛尔迦。洛尔迦生于1898年，刚好比T.S.艾略特小10岁。很显然，西班牙文学中的这个带计划分并不是指这批诗人的生理年龄，而是指特定时间段的特殊文学现象。可以说，上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27一代”是西班牙诗人对当时的西班牙经历了美西战争的失败、君主制危机和德里维拉独裁等事件后，社会矛盾激化，知识分子反思国家命运的诗歌实践，时代性强，政治味浓。而我们谈论的70后，是否从特定的生理时间的归类已经真正内化为特别的诗歌时间了呢？70后诗歌是否已经纳入到中国当代诗的发展序列中，构成必不可少的链条，通过它来重新看待过去的诗歌史，展现出诗歌写作的新气象和可能性了吗？问题其实很多，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中国当代诗歌自从出现了“70后”的命名后，谈论此后的更年轻的诗人和诗歌都是毫无顾忌地也使用了这样的生理时间，80后90后甚至00后，与70后这种数字年龄的命名方式没有任何不同。这样的现象恐怕是独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诗歌。如果说70后没有贡献出任何有文学价值的诗歌文本，但至少也贡献了一个代际命名诗歌的方便。

为什么在70后之前很少用代际比如说40后50后60后来谈论诗歌发展序列中不同的诗歌现场呢？即便有，也应该是因70后出现后而反作用于过去的诗歌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70后的价值。在这里，70后不仅是当代诗的风水岭，也许更是分水岭。这种命名特征脱离了“派”和“主义”，二者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某种意识形态和集体意志在美学上的集成或分立。“70后”诗人内部因教育、阅读、职业等的不同，出现了海伦·加德纳所说的无处不在的“分裂”，没有共同的文化素养，更不寻求共同的美学主张，走向更为抽象的复杂和费解，失去了被整体概括和描述的可能，最后呈现的是“一切都崩溃了”“中心不在了”的各行其道的鲜活而有力的诗歌生态和群像。也许这也是用生理时间来命名诗歌时间的迫不得已吧。期待70后能从这群岛之海进化为群峰竞秀。

70后诗人20岁到50岁这30年，其实是写作的黄金期，对应于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萌芽，再到新世纪十年的互联网经济下的文化多元推进中的娱乐化，与前辈诗人很大的不同，在诗歌中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上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启蒙带来的意识形态焦虑，着力于深度商业化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这可能也是诗歌观察者乐于看到的70后诗歌最为显著的特点。但更应该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富于创造力的70后中的个体来说，诗歌始终是个例外，甚至例外于时代为她设定的精神共振。

（主持人）张德明：

蒋浩刚才提到写诗会伤身伤肾，似乎在慕白身上不存在，请慕白来介绍。

慕白：

我写作没有目的，面对什么年代，这是一个在我身上不存在的问题。诗歌是我的爱好，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在诗歌当中记录我经历的事情。“修辞立其诚”，诗人首先需要真实、真诚，表达诗人的真实感受。一个诗人首先诚实，然后逐渐成长。艺术没有时间的概念，好的作品是跨越时空的，李白、杜甫或者屈原的作品让我们见证了那个时代，虽然我们不能活到那个时代。但能让我们在千年之后都感同身受，我喜欢阅读，我的写作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野心。我喜欢阅读江非的诗歌，他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是真诚和真实，而不是看不懂的云里雾里。我的水平有限，如果理解不了，就不会继续阅读，要真诚地面对我的认知有限、阅读有限。就像我人丑，但拍照不用美图，写作也一样。我直述，简单，有话直说，俗就俗，又何妨。“灯光不用任何修辞就可以照亮世界”。相比于美，我更喜于真。

（主持人）张德明：

陆岸是来自浙江桐乡的诗人，他的公众号“一见之地”在诗歌界很有影响力。

陆岸：

我们70后这代人前面有海子、西川等朦胧诗后期以及第三代诗人于坚、韩东、李亚伟他们，后面又有80后90后新生代，乃至最新的AI写作的挑战，夹在传统与先锋、先锋与后先锋时代之间，将老又未老，像我诗《栅栏》一样进退两难！而特别鲜明的70后代表诗人、特别显著的70后诗歌流派也未形成，最高诗歌奖项也未落到70后诗人头上，可以说70后诗人特别尴尬。

但70后诗人有自己写作的坚守，优秀的70后诗人很多是沉默地存在。他们对日常性的挖握和对语言本体的关注，“去标签化”“在地性写作”“强调诗歌的现代性”的自觉, 追求更自由的更当下的更接近生活与生命本质的诗写。这些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特征。

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只要70后写出好诗：时间会让我们失去很多，包括有一天生命也会失去，但时间不会让我们失去好诗歌。这个不分60后70后80后…什么派什么奖…也不管网络时代、论坛时代、微信时代、DeepSeek时代……

所以70后诗人不必悲观，只要好好写自己的诗，只要写出好诗。

（主持人）张德明：

有请来自云南的70后诗人祝立根。

祝立根：

我认为任何事情都不能用时间来判定，在我个人观念中，是否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好的诗，一种是不好的诗，无论是古典的、西方的、还是现代的，因此，对我而言，时间并非最重要的因素，这不是时代的问题，而是与时间打仗的问题。当我将诗歌放在某个社会化现象上时，反而没有很多想法。作为70后晚辈，写诗的时间比较晚，08年才开始写诗，之前我一直在画画。

从绘画角度来看，我认为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义且有趣。画家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画家在一个准确的时间出现在一个准确的地点，他会成为一个为绘画史所记录的宝藏。对于第三代诗歌的人，他在特殊的时间出现在特殊的地点的时候，他就被这个时代或者这段时间所记录。我认为这种现象与社会关系不大，更多的是文化现象的问题。

写诗更重要的是诗歌本体，它不是在文化现象或者时间段内出现的社会主义或者公共性的东西，我作为70年代较晚的写作人，有七八年的经验，我认为有几个现象非常有趣。

70年代的写作者有一个普遍特点，他们喜欢使用诗歌的意象题材或者生存经验、自然理想来表达他们的诗歌，喜欢用这种场景或者诗歌的情感，可能源于我们这一群人在这个时代断崖式的变革之间所经历的事情，很多人来自乡村，在城市生活，这种新经验可能会对我们的文学产生很大影响，我认为这是70后诗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正因如此，70年代诗人的许多生活经验或者感受来源于乡村和自然，反而在城市生活中形成了自我精神锻炼。我们生活在城市，在写作时往往写乡村或者自然理想，这导致我们这一代人或者70后这一代人的精神不匹配。我认为在这种不匹配的感觉中，我们会不断地从40多岁甚至年纪更大的人转变为主动的、理性的或者有意识地寻找自我写作的根基。我对70后这批写作者有更好的期待。他们的写作变为更理性、更强调文化性、更强调传承性的偏好。我认为在未来很长时间或者写作中这一代诗人可能逐渐呈现出更宽泛、更坚实、有自我写作根据地的状态。我对这一批人的期待非常积极，希望他们能与60、80或者90后的那辈人相比，70后会更自由和坚定，我对这一批人更有期待，毕竟诗歌不仅是知识和文化的东西，更是生命体验的东西。

（主持人）张德明：

来自湛江的诗人扬臣，写诗比较晚，请他谈谈。

扬臣：

刚才有诗人讲到“70后诗歌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我有一种偏见：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其实，我们很难定义“70后诗歌”这个词语。我认为，文学写作一方面来自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依靠个人经验，后者在诗歌创作中可能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就我的生理年龄而言，我是典型的70后诗人，但从诗歌年龄来算，我应该归属于10后。如果仅从代际划分讨论70后诗歌，我认为并不科学。《古诗十九首》《春江花月夜》和李商隐的诗，也是极具现代性的诗歌。尽管它们披着古体诗歌的外衣，但其诗性、诗歌内核以及诗意表达都具有超前意识，与当下的诗歌观念和表现手法不相上下。

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关注70后诗歌，而不是仅仅想着争夺所谓的“诗歌话语权”。毕竟60后诗人“把持”着诗歌界，而他们的创作仍对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从“影响的焦虑”（布鲁姆语）来看，有些70后诗人既学习又模仿60后诗人，却带有一种强烈的“弑父情结”，总想伺机取而代之。然而，许多70后诗人并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毕竟我们并不依靠诗歌来维持生计，诗歌也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基本上所有的70后诗人都有自己的职业，都在进行业余写作。“业余诗人也要有专业意识”（张德明语）。

70后诗人除了读诗写诗，也要阅读诗歌理论和诗歌评论，不断提高诗歌这门手艺和欣赏水平。我没有争夺诗歌话语权的野心，只想要写好诗歌。我经常回看半年前、去年以及更早期的作品，如果诗艺正在逐步提高，自会心满意足。有人可能认为我的境界不高或者过于乐观，但我始终认为：诗歌是一辈子的事业，诗人首先要写给自己；阅读自己的作品，甚至写作过程，对生活创伤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疗愈效果，至少有助于缓解压力，或者处理矛盾。只要诗人这样看待诗歌，就足够了。发表、获奖或者出版，都是诗歌写作的副产物，抑或是诗神送给诗人的赠品。

总之，我们在谈起70后诗歌时，可以大胆讨论，但不要太当一回事，毕竟阅读和写作才是当代诗人最重要的任务。

（主持人）张德明：

有请许岚发言。

许岚：

70后只是个时间和年龄的概念，对于自己的创作能走多远，能取得多大的成就，需要时间来实践和验证，不必太在意。这些年，我从打工诗歌转型到地域（地理）诗歌再到新田园诗歌、东坡文化诗歌的创作，也是我创作的方向和时代的需要。我觉得，当下诗歌的创作，一定要有时代性、创新性、人民性、文学性、使命性、主题性性。

近年来，我创作了一系列的主题文学作品，特别是由《诗刊》社主编、列入“新时代诗库”、入选了中国作协“2022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诗集《中国田园》。为了创作好这部来之不易的作品，我无惧疫情风险，顶着酷暑和凛冽，常常一个人深入到四川、重庆的十多个市州汉区、藏区、彝区、苗区的乡村一线，与当地的农民同吃住，听他们说说心里话。《中国田园》从新题材新生活到新意象新特征，在地方叙事中展现新时代山乡巨变，我希望它是中国诗歌的田园试验与时代在场，是农耕文明入世崭新诗意的表达，是一部中国诗歌百花园中最乡村的一朵稻花。在《中国田园》中，不仅表达了我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对农业生态的关注和思考。通过对农业生态的描绘，让当下人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以及乡村生活的价值。在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生活逐渐被边缘化。然而，正是这份乡村生活的朴实与真挚，让我们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从事诗歌创作二十多年以来，我始终觉得，深切抒发心中最美好的情感，才是一位诗者最美好的心路历程。诗歌的价值在于责任、担当、震撼、觉醒以及感动，在于一种或愉悦或悲愤的精神享受，而非物质的拥有。真正优秀的作品都是用脚写出来的。我们应该走出去，俯下身子，向大自然学习，向山河学习，向草木学习，向泥土学习，向庄稼学习，向百姓学习，敬畏他们，书写他们，表达他们，倾听他们的理想与心声，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芬芳香甜，这样的作品才会有血、有肉、有根、有魂、有生命力。

优秀的创作，它总有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开口可能很小，但根一直扎得很深，创作空间一片广阔。就像艾青笔下的大堰河，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莫言笔下的高密，韩少功笔下的马桥，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史铁生笔下的地坛，而我的笔下是胥家坝……

诗歌的底色，依然是草木尘埃，涓涓细流，黎民百姓，在生活中发现诗意，在诗意中表达生活。一位诗人存在的价值在于——不是你写了多少、发表了多少、出版了多少，而是人们记住了你多少、受益了你多少、传播了你多少。

既然时代赋予了文学的使命、责任、担当，我们就没有理由停下诗意的鸟语花香。

（主持人）张德明：

《诗刊》社中国诗歌网编辑部主任孤城也是70后诗人代表，请您谈一谈。

孤城：

70后这个概念代表一个群体，作为个体写作者，文本能走多远，能够有足够对抗时间的活力，取决于文本质量和能否走进读者内心，形成文本与读者之间互相奔赴的共鸣、共情。

我认为真正写得好的作品并非出现在当下，我们的写作是用自己的内心，将对生活、人生的认知和领悟通过自己的笔抒发出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写出来即可。我有位老师在演讲中提到了八个字，“放低姿态，快乐写作”，去除世俗的纷纷扰扰，只要能够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抒发出来，开心地写出来。

任何群体和代际行动都需要有情怀、有心和有能力的人把它树立起来，从评论、理论到文本呈现，归纳再呈现出来，这是对一代人的总结，虽然这种总结不一定面面俱到，但是至少能够代表呈现在这个时间段内比较好的文本。

（主持人）张德明：

请60后诗人阿信来谈一谈。

阿信：

在我眼中，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诗人。代际之间的差异，远没有诗人之间的差异那样醒目。我承认代际的存在。但我并不十分在意诸如“60后”、“70后”……这种以抹灭诗人个体特征为代价的群体性称谓。举个例子：江非之于朵漁，朵渔之于蒋浩，蒋浩之于沈浩波、沈浩波之于刘川，刘川之于泉子……或者，海子之于西川，西川之于陈先发，陈先发之于雷平阳，雷平阳之于臧棣、沈苇、古马……他们之间，有必然联系吗？他们是一个个风格独异的诗人，他们仅仅是同龄人。他们之间，有些声气相求，琴瑟友之；有些形同陌路，毫无交集。

诗人是独自发光的球体。

诗人是百代绝唱。

诗人独异于群体之外。

只有在一座敞开的时间博物馆中，才能看到群星璀璨。

代际指认，对诗人是没有意义的。对诗人有意义的，恰恰是远离和出走：一个有着寂寞背影的独行者。我承认代际，仅仅在生理年龄这个层面。虽然身处同一代际的诗人拥有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社会现实和文化遭遇，但在精神心理层面，却自成丘壑，绝无类同。

我承认诗歌自有传承，但这种传承往往是隔代传承，而不是递代传承，更不是同一族群或某个圈子内部传承。往往是时间相隔愈久或空间相距愈远、文化差异愈大，产生的影响也愈深远。我们可以说江非的诗歌气质接近陶渊明或者希尼，但不能说江非的诗歌气质类似于“60后”的某某或“70后”的某某，那是对江非的侮辱。

在我认识的“70后”诗人中，江非、朵渔、蒋浩、刘川、泉子等人，是我非常喜欢和羡慕的，真的与年龄无关，与代际无关，他们是一个个自在的发光体，他们自己命名自己。

确实存在一个“70后”的说法，也出版过几种“70后”诗选，有一批诗人已经入驻其间。但我还是觉着，要从这里面突围出来，而不是挤进去找个凳子坐下。

我也在突围，从那个若有若无的“60后”的栅栏中突围。

（主持人）张德明：

座谈会接近尾声，有请王士强进行总结。

王士强：

今天晚上的会议我感到非常意外，虽然不是学院派的学术会议，但非常有质量，虽然不是民间的会议，却开得非常活泼，畅所欲言。

这是我参加的会议中非常特别的一个议题，今天的会议可能会被写入诗歌史，这并不夸张。对于70后诗歌的评价，可能是一个具有节点意义或者历史性意义的会议。

我们今天如何评价70后诗歌？70后诗歌的经典化如何进行？它有什么新的特点？是否有必要加快边缘化进程或提上日程？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

这确实是诗歌史或者诗歌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湖北有个刊物叫《中国新文学评论》，我和张清华老师主持了一个名为“诗人档案”的栏目。我们从2012年开始做这个栏目。当时我们认为70后经典化的进程远远不够，因此我们想在这方面做一些事情。每期制作一个诗人专题，包括诗人自述、访谈和评论。实际上，这有一点“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做到后面就会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这两年有些人做了80后和60后的工作，后来没有再专门做70后的工作。我认为，应该坚持把70后做下来，少君老师非常敏锐地发现我们在做70后的工作，后续我认为系统化处理70后的经典化工作非常有必要，也非常有意义。

从诗歌史的视野来看，70后一代的经典化迟迟没有完成，60后中的很多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广为人知，很快就被经典化了，90年代就被写进了诗歌史，当然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80年代的那种境遇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70后这一代诗人就没有这个机遇了，唯一的例外可能是“下半身”，“下半身”诗歌的沈浩波、朵渔他们几个可能是最后一批以诗歌运动、诗歌群体的方式成名的诗人，他们和“朦胧诗”、“第三代”一样也是以反叛者、颠覆者的形象进入诗坛，但确实已经到了最后，这种反叛已经到了身体、到了下半身了，接近赤裸裸了，这种能量已经到了尽头了。原来的那种出场方式、成名方式已经没有了，这其实是70后一代面临的新问题。

而且这其实不只是70后这一代人的问题，可能是70年代以后所有诗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不只是70后，我们看80后、90后，年龄也都不小了，但是从经典化的角度来看，基本也都没有完成，就是说经典化的方式确实不一样了。这种变化，我想，第一，那种宣言式、运动式、群体性出场的方式可能已经很难出现了，或者说，外在的、标签式的经典化方式已经失效了，那么现在就是要靠更内在的、个人式的、依靠文本本身的力量来进行经典化了。这个过程相对是更缓慢、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第二，时代氛围和诗歌场域确实不同了，在此之前不同的时期诗歌有一些对立性范畴，比如传统，比如政治，比如西方，诗歌很容易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格局中建立某种话语姿态和想象方式，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特异的个体形象，受到关注，现在呢是一种比较多元、混杂的状态，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没有敌人，没有对手，甚至也没有队友，一个人的战争。而且，诗歌本身的影响力更加衰微，诗歌前进的动力好像也是衰减的，经典化的过程也就被进一步稀释、拉长了，经典化实际上变得更为困难。

这实际上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考验。我想有两个方面可能值得注意，一个就是文本为王，必须要有好的、过硬作品，经典化最终还是看文本，必须依靠文本杀出一条血路，获得诗歌史上的立足之地。第二个就是也要注意研究诗歌的传播，要跟上时代的变化，现在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流量的时代，跟上这种变化，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诗人的经典化程度就会更高一些、更快一些。

李少君：

我两年前就有开这个会的想法。我也办了三四十年的杂志，同代人一起成长，不要指望前面和后面的人。《天涯》的成功是知青一代的集体出场，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张炜、王安忆、李锐、陈思和、王晓明等等。对70后作出真正的评价和总结，还是得依靠你们70后自己。

我们办杂志有种责任感，认为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一代人。有意识地让70后的诗人和评论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次来这里，座谈会可以继续开第二次，开第三次。真正推动这件事情还得依靠你们自己，我希望70后诗人能够无愧于你们的时代。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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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何延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