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互动日益盛行的时代，如何有效监管在线仇恨言论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问题。仇恨言论是数字平台上一种常见的恶意行为，数字平台的算法促进了仇恨内容的快速传播，实现监管此类言论与维护在线表达自由之间的平衡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Park A et al.，2023
在数字互动日益盛行的时代，如何有效监管在线仇恨言论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问题。仇恨言论是数字平台上一种常见的恶意行为，数字平台的算法促进了仇恨内容的快速传播，实现监管此类言论与维护在线表达自由之间的平衡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Park A et al.，2023）。数字仇恨（Digital Hate）凭借社交媒体开放性与匿名性肆意传播，个体则在持续接触中逐渐降低了对仇恨言论的敏感度，通过多种调适方法实现脱敏。本文为理解数字仇恨脱敏现象提供多维度视角，讨论其形成机制与多元影响，为后续深入研究数字空间的秩序构建与价值平衡提供参考。
什么是数字仇恨脱敏？
近年来，数字仇恨现象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尚未对数字仇恨的定义和概念达成共识。根据 Matthes等人（2023）的说法，数字仇恨包括针对个人或群体的任何形式的数字恶意传输和敌对表达行为。本文对数字仇恨的界定是指通过互联网及数字技术传播的、针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恶意言论或行为，其核心特征是系统性贬低、威胁或煽动暴力，并基于种族、性别、宗教、性取向等身份特征。主要表现形式分为：显性仇恨言论（直接侮辱、暴力煽动）、隐性符号化表达（用隐晦的符号表情影射某一人群）、系统性骚扰（人肉搜索、评论侮辱）和算法强化型仇恨等。
在中国社交媒体环境中，数字仇恨主要表现为网络暴力与性别对立的交织，并通过热点事件迅速发酵，形成恶性循环。例如，在某些公共事件中，部分网民会借题发挥攻击地域群体，通常表现为对特定省份、城市的刻板印象（如“XX人都是骗子” “XX 地方穷酸”等），将个别现象上升为群体批判；与彩礼、生育权等话题相关的事件常引发男女群体互相污名化（如“拜金女” “普信男” 等），甚至对特定性别进行整体性贬低；大量攻击性词汇（如“脑残” “垃圾”等）、谐音梗侮辱及表情包讽刺等逐渐成为日常化的暴力表达，不仅破坏网络生态，还可能激化现实矛盾。数字仇恨亟需治理，避免社交媒体沦为“情绪战场”，真正回归信息共享与公共讨论的本质。
脱敏（Desensitization）理论源于媒体效应研究，是一种被广泛研究的媒体暴力现象，指个体在持续暴露于特定刺激后对有害内容的生理、认知、情感或行为反应的降低（Rinat Meerson , 2025）。在数字仇恨语境下，脱敏表现为个体或群体在长期接触网络仇恨内容后，对其情感反应逐渐减弱，甚至产生认知麻木的过程，是技术设计（算法）、个体心理（习惯化）与社会环境（群体极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数字仇恨脱敏是指个体在数字环境中对仇恨言论、行为或相关内容逐渐变得麻木、冷漠，失去对其应有的敏感度和批判意识的现象。强化螺旋模型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观点，提出媒体曝光以周期性过程塑造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其中最初的倾向或行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持续的曝光而被放大（Slater，2007）。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强化的螺旋可能会导致对数字仇恨内容的脱敏和敏感化（Rinat Meerson , 2025）。数字仇恨的持续暴露可能使个体或群体对仇恨内容的情绪和道德反应减弱（即脱敏），导致用户对其存在越来越漠不关心，表现为对网络仇恨内容的情感钝化和道德敏感度下降。一般来说，与非数字仇恨相比，数字仇恨是由社交媒体的可见性塑造的，例如匿名、隐形和即时性（Brown，2018），社交媒体的多种特性可能使数字仇恨比非数字仇恨更具压力，例如导致在线环境激进化（Barth et al.，2023）和使目标保持沉默（Celuch et al.，2023）等方式来威胁社会凝聚力并破坏民主基础，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Khaleghipour et al.，2025）。
数字仇恨脱敏的形成机制
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扩大了个人行使其言论自由权以及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方式（Evangelia，2024）。数字仇恨凭借社交媒体开放性与匿名性肆意传播，而个体心理调适、群体氛围和技术干预共同构成了脱敏形成机制。
个体持续接触仇恨言论会降低情绪唤醒与敏感度，最终产生脱敏效应。个体在持续接触仇恨言论的过程中逐渐降低对相关信息的敏感度并提高接受度，最终导致偏见加剧和对他人心理观点的同理心降低（Pluta etal.，2023 ）。在数字时代，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信息，其中包括各种负面和仇恨性内容。这类信息过于频繁地出现时，人们心理会逐渐适应这种内容的冲击，导致对数字仇恨内容的脱敏，不断接触仇恨言论就像让人们长期处于嘈杂的环境中逐渐适应噪音一样。长期接触仇恨言论会降低大脑的情绪唤醒水平（如愤怒、恐惧），使个体逐渐对极端内容“习以为常”，面对大量的仇恨和负面信息，个体会在持续的信息接受过程中降低对仇恨内容的敏感度。同时，为了避免心理上的不适和压力，个体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通过忽视或淡化仇恨信息的影响来减少内心的冲突和焦虑，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心理状态。
当群体中存在仇恨情绪时，个体可能受群体氛围影响而逐渐接受并认同其中的仇恨观点，进而提高了对仇恨行为和言论的容忍度。在一些特定的群体中，数字仇恨言论可能会成为一种表达群体认同的方式，当有人发表仇恨言论时，其他人可能会因为想要融入群体或遵循群体的某种潜在规范而选择接受甚至参与其中。当大量不实信息和偏见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时，人们就容易对特定的个人或群体产生负面看法，从而增加对针对这些对象的数字仇恨言论的接受度。例如，一些虚假的新闻报道或片面的观点可能会误导公众，让人们对某个群体形成刻板印象和偏见，当看到相关的仇恨言论时，就会觉得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进而更容易接受。此外，从众心理也会起作用，人们看到周围很多人对数字仇恨言论持默许或支持态度时，可能会降低自己的抵制心理。特别是当看到他人的匿名仇恨言论未受到惩罚时，也会使一些人对仇恨言论的接受度增加，逐渐变得脱敏。
内容过滤与算法优化直接作用于仇恨信息传播，成为数字仇恨脱敏现象形成的重要技术驱动因素。算法依据用户的浏览历史、搜索记录、停留时长等数据，精准推送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形成“过滤气泡”。当用户偶然浏览到仇恨言论或攻击性内容，算法便会不断推送相似信息，使得用户长时间沉浸在充满仇恨言论的单一信息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用户反复接触相似的仇恨内容，逐渐对其习以为常，敏感度不断降低，最终导致数字仇恨脱敏。此外，网络的匿名性让用户在网络空间无需暴露真实身份，极大降低了用户发表仇恨言论的心理成本与道德约束，部分用户利用匿名性肆意发布极端、攻击性言论，且无需承担现实责任。随着网络匿名环境下仇恨言论的泛滥，用户对这类内容的容忍度不断提高，进而加速了数字仇恨脱敏的形成。
数字仇恨脱敏的多元影响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在线仇恨言论对受害者以及整个社会造成伤害，仇恨内容的盛行促使许多人呼吁改进对策和预防（Weber I，2023），数字仇恨脱敏作为应对这一问题的现象与趋势，其影响广泛而复杂，涉及个体、群体与社会等多个层面，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矛盾与挑战，我们应深入剖析它在心理、文化、社会等领域带来的多元影响。
一方面，数字仇恨脱敏有助于缓解个体因长期接触攻击性言论产生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为个体心理健康、网络社交生态及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希望。当个体对仇恨信息不再敏感，可减少情绪波动与心理创伤，避免因网络暴力引发的心理应激反应，从而维持心理健康状态。当多数用户对数字仇恨脱敏，网络空间攻击性言论的影响力会减弱，恶意互动减少，促进用户间理性、友好的交流，营造和谐的网络社交氛围，推动构建良性社交生态。此外，脱敏可降低仇恨言论对群体情绪的煽动性，减少网络对抗有助于缓和现实中的紧张关系，促进不同群体相互理解与包容，维护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过度的数字仇恨脱敏可能模糊言论自由与仇恨言论的界限，也存在掩盖深层矛盾、引发言论自由争议等隐患。言论自由在支持个人自治和维持民主方面具有重要地位（Park A et al.，2023），数字仇恨脱敏则会陷入言论自由争议，当人们对仇恨言论习以为常，就会降低对其危害性的警惕，甚至导致部分人以言论自由为借口，肆意传播仇恨信息，从而挤压正常言论空间，破坏健康的言论生态。仇恨信息的传播也会助长了极端主义和社会两极分化（ParkA etal.，2023），而数字仇恨脱敏可能会掩盖深层社会问题导致社会对仇恨现象的忽视，使原本隐藏在数字仇恨背后的社会矛盾、歧视问题等无法得到及时关注和解决。表面上网络环境看似平静，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未得到根治，反而在沉默中不断累积，为未来社会发展埋下隐患。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浪潮中，数字仇恨如同附生于网络空间的“毒瘤”，如何更好地应对其负面影响正引发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数字仇恨脱敏的生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们在应对海量仇恨言论时生成的自我保护机制。为了缓解日益普遍的数字仇恨并为用户营造安全的环境，还需要通过多方合力，打破数字仇恨的恶性循环，让网络空间重归理性与温暖，避免公众在麻木中失去对仇恨最基本的判断力与反抗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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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uchM., Latikka R., Oksa R., Oksanen A.(2023). Online harassment and hate among media professionals: reactions to one’s own and others’ victimization. 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00(3), 61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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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leghipour, M.,Koban, K., Matthes, J.(2025).Listen to Me! Target Perceptions of Digital Hate: A Scoping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Trauma Violence&Abuse.
MatthesJ., Koban K., Bührer S., Kirchmair T., Weiß P., Khaleghipour M., Saumer M., Meerson R., (2023). The state of evidence in digital hate research: An umbrell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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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at Meerson , Kevin Koban , Jörg Matthes.(2025).Too much of what? Two-wave panel evidence for selective (de-)sensitization through frequent exposure to different kinds of digital hat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30(2 ).
Slater M. D. (2007). Reinforcing spirals: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media selectivity and media effects and their impact on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social identity.Communication Theory.17,281-303.
Stephanie Bührer, Kevin Koban, Jörg Matthes.(2024).The WWW of digital hate perpetration: What, who, and why? A scoping review.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159.
Weber I.,Vandebosch H.,Poels K.,Pabian S.(2023).Features for Hate? Using the Delphi Method to Explore Digital Determinants for Online Hate Perpetration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vention.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26 (7 ),479-488.
来源：再建巴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