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顶替就顶替吧，总比让她爹妈哭断肝肠强。＂大队书记李大爷拍着我肩膀，目光复杂。

远嫁边疆

＂顶替就顶替吧，总比让她爹妈哭断肝肠强。＂大队书记李大爷拍着我肩膀，目光复杂。

我点点头，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那是1975年，文革尚未结束，家家户户的日子都不好过。

我叫周小兰，家住江南水乡的小村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那年我二十岁，正是待字闺中的年纪，却被一场意外改变了命运。

同村的李秀芝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战士杨建国通过介绍认识，只靠几封书信和一张照片，两人就定下了婚约。

杨建国特意从边疆寄来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整齐的军装，眉清目秀，看起来文质彬彬。

可就在李秀芝准备启程前往新疆的前一周，她突发急性肝炎卧床不起。

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有限，县医院的大夫摇着头说至少得休养半年。

眼看着婚期将至，李家陷入了绝望。

一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看见李秀芝的父母跪在我家门口，哭得泣不成声。

＂小兰啊，求你救救我们秀芝吧！那边已经办好了一切手续，如果毁婚，不仅秀芝这辈子就完了，我们老两口也没脸在村里待了啊！＂

我爹皱着眉头，拿着旱烟袋在堂屋踱步。

我娘拉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闺女，这事难为你了，可你想想，要是杨家知道秀芝病了，肯定不会要她了，那秀芝这辈子可怎么办呀？＂

我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等着分家，下面有个小弟正在上初中。

远嫁新疆，意味着我可能这辈子都难得回来一次。

可看着李秀芝父母哭红的眼睛，我心一软，答应了下来。

命运就这样将我推上了开往新疆的列车。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乡。

火车窗外，青山绿水渐渐变成了黄沙戈壁，胸口仿佛压着一块大石头，让我喘不过气来。

列车行驶了三天三夜，我几乎没怎么合眼。

同车厢的大姐看我憔悴的样子，递给我半个煮鸡蛋：＂姑娘，去投奔对象啊？＂

我勉强笑笑：＂嗯，去结婚。＂

＂现在的年轻人真好，我们那会儿，连对象长啥样都不知道就嫁了。＂大姐感慨地说。

她哪里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就要嫁给一个陌生人，还要顶替别人的身份。

火车到站那天，天气出奇地好，湛蓝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荒漠。

我拖着行李箱，踉踉跄跄地走下站台，心跳如雷。

人群中，一个高大壮实的男人举着＂李秀芝＂的牌子站在那里。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皮肤黝黑粗糙，手上全是老茧，与照片上那个白净书生判若两人。

＂你就是秀芝？＂他看到我，憨厚地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我愣在那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

他见我不说话，以为我是累了，连忙接过我的行李：＂路上累坏了吧？我叫杨建国，咱们回家。＂

他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行李绑在车后架。

穿过尘土飞扬的小路，远处是连绵的山脉和荒凉的戈壁。

这里的一切都与我的家乡截然不同，没有绿树成荫，没有溪水潺潺，只有黄沙漫天和不时呼啸而过的风。

杨建国的住处是连队分配的一间土坯房，简陋得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铁皮柜子。

屋子角落里放着一个搪瓷脸盆和一个水桶，窗户上贴着报纸当窗帘。

＂条件不好，委屈你了。＂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连队说了，明年分给咱们一间大点的房子。＂

第一夜，他拿着铺盖卷执意睡在门外的走廊上。

＂你先休息，我守着门。明天带你熟悉一下环境。＂他说这话时，目光从不敢与我相接。

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外面的风声，泪水悄悄打湿了枕头。

家乡的一切在此刻显得那么遥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那段日子，我们像两个陌生人般小心翼翼地相处。

白天，他在农场的拖拉机站工作；晚上，回来给我讲连队的事，嗓音低沉，像大提琴一样让人安心。

他会从食堂带回一些稀罕物给我，有时是几个鸡蛋，有时是半斤肉，有时是几个苹果。

＂连队有个老马师傅家的树上结的，给你解解馋。＂他总是这样不好意思地解释。

慢慢地，我开始给他做饭，补他的衣服，收拾这个简陋的家。

他每天回来都会带回一些奇怪的东西：一段木头、几块石头、一些野花，摆满了我们的窗台。

＂这边没啥好东西，我看着挺好看的，就捡回来了。＂他不善言辞，只会傻笑。

渐渐地，这个荒凉的地方也有了家的感觉。

可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闲言碎语就传到了我耳朵里。

＂听说那个新来的女知青是顶替别人嫁过来的，这不是骗婚吗？＂

邻居刘嫂子的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我吓得躲在家中哭了一整天。

那晚杨建国回来，见我眼睛红肿，问明原因后二话不说就去找了刘嫂子。

第二天，刘嫂子红着脸给我送来了自家种的西红柿。

＂小周，昨晚是我嘴贱，你别往心里去。＂她低着头说。

后来我才知道，杨建国当着全连队的面说：＂谁再议论我老婆，就是跟我杨建国过不去！＂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也许这个憨厚的男人值得我好好珍惜。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逐渐适应了边疆的生活。

春天，我们在屋后的小院子里种了一些蔬菜；夏天，他帮我在房前搭了个凉棚；秋天，我们一起腌制咸菜储备过冬；冬天，他总是早早起床生火，让我多睡一会儿。

婚后第三个月，我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我想学做缝纫。

＂好啊！＂他一口答应，第二天就从连队借来了一台老式缝纫机。

那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成了我们家最珍贵的财产，也成了我打发时间的好伙伴。

很快，我的手艺在连队里有了名气，不少人送来布料请我做衣服。

杨建国看着我忙碌的样子，脸上总是挂着欣慰的笑容。

＂你看，大家都喜欢你做的衣服，以后咱们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他笑着说，眼里满是期待。

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慢慢变得亲密起来，不再像刚开始那样拘谨。

每天晚上，我们会坐在屋外的小板凳上，听着连队广播站播放的《朝阳沟》《白毛女》等样板戏，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

＂秀芝，你说咱们以后要个男孩还是女孩好？＂有一天晚上，他突然问我。

我心里一惊，急忙低下头去。

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秀芝＂，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份愧疚一直埋在我心底，每当他对我好，我就更加内疚。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他知道真相，会不会恨我一辈子？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让我夜不能寐。

婚后第六个月，我开始给家里写信，告诉他们我在新疆的生活还不错。

杨建国为了让我不那么想家，经常从连队食堂带回一些南方口味的菜肴。

＂我特意跟炊事班的老李说了，让他多做些你们那边的口味。＂他憨笑着说。

那年冬天特别冷，杨建国怕我受不了，每天都要往火炉里多加几块煤。

连队分了一床新棉被，他偷偷塞到我这边；发了冬装补贴，他坚持先给我买了一件厚棉袄。

＂你天生不耐寒，得多穿点。＂他总是这样说。

春去秋来，日子在平淡中过得飞快。

转眼间，我们已经结婚一年多了，我也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一天，在翻他衣柜找针线时，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封信。

那是李秀芝父母写给他的，告诉他我顶替的事情。

信的日期是我到达前一周，这意味着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却从未提及。

我的手颤抖着，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这么久以来，他一直知道我不是李秀芝，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默默接受了我。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只能把信放回原处，假装没有发现。

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心里更加愧疚。

杨建国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开始变得更加体贴。

他会在下班后带我去连队的电影放映室看电影，会专门骑车去几十里外的县城给我买一些小零食。

＂听说你们南方人喜欢吃甜的，我买了点糖果回来。＂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小袋水果糖，像献宝一样放在我面前。

那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改变了一切。

那天我去连队服装组取布料，回来的路上风沙突然变大，天色骤暗，我迷失了方向。

沙尘如刀割般打在脸上，我只能蹲下身子，用衣袖遮住口鼻。

就在我绝望之际，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漫天黄沙中出现了。

＂秀芝！秀芝！＂杨建国的声音透过呼啸的风传来。

他找到我后，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外套裹住我，用身体护着我往回走。

就在这时，一股强风刮来，一根断裂的树枝狠狠划过他的背部。

回到家，我看着他背上那道长长的伤口，心如刀绞。

＂没事，皮外伤，不碍事。＂他咬着牙让我帮他涂红药水。

看着他坚强的样子，我再也忍不住，哭着说出了真相。

＂我不是李秀芝，我叫周小兰。对不起，我骗了你这么久。＂我跪在地上，泣不成声。

屋里一下子变得安静，只有我的啜泣声和窗外的风声。

＂我知道。＂良久，他终于开口，声音出奇地平静。

我惊讶地抬起头，看到他眼中的温柔。

＂我早就知道了，信我都收到了。＂他轻声说，＂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管你叫什么名字。＂

他扶我起来，擦去我脸上的泪水：＂收到信那天，我就决定保护这个被命运推到我面前的姑娘。我也害怕，害怕你会后悔，会离开。＂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哽咽着问。

＂我怕你尴尬，怕你难过。＂他憨厚地笑了，＂再说了，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你对我好，我感觉得到。＂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释然。

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爱情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生长了。

那晚，他第一次喊了我的真名：＂小兰，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

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坦诚和快乐。

我开始学习做新疆的美食，他教我几句简单的维语，我们一起规划着未来。

第二年春天，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

杨建国抱着孩子，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在院子里转圈：＂小兰，你给我带来的不只是你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

孩子满月那天，杨建国特意从县城买回一台收音机，让我们能听到来自内地的广播节目。

＂这样你就不会那么想家了。＂他笑着说。

渐渐地，我们的小家越来越温馨。

我把缝纫的手艺越做越好，开始接一些团场上的订单；杨建国被提拔为拖拉机站的副站长，工资也提高了不少。

1978年，国家政策开始调整，很多知青选择返城。

连队里不少夫妻因此分开，有的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内地，有的丈夫放弃了边疆的工作跟着妻子走了。

＂小兰，你想回去吗？＂一天晚上，杨建国突然问我。

我摇摇头：＂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他紧紧抱住我：＂谢谢你留下来。＂

那一年冬天，我们添置了人生中第一台电视机，虽然只有一个频道，画面还是黑白的，但足以让我们成为连队的＂文化中心＂。

每到放电影的晚上，邻居们都会带着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热闹非凡。

1980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吹到了边疆。

杨建国抓住机会，带领拖拉机站开始承包农田，效益大增。

我也在连队开了一家缝纫店，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攒下第一笔积蓄后，杨建国提议：＂咱们回你老家看看吧，你这么多年没回去了。＂

那是我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归故土，当我带着丈夫和儿子站在村口时，恍如隔世。

我父母看到我们一家三口，老泪纵横。

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杨建国一直知道真相却依然善待我时，我父亲紧紧握住他的手：＂好女婿，这些年苦了你了！＂

李秀芝一家也来看我们，她已经痊愈并嫁给了村里的小学老师。

见到我们，她愧疚地低下头：＂对不起，连累你了。＂

＂没关系，我很幸福。＂我拉着杨建国的手，无比真诚地说。

那次回乡探亲后，我们更加珍惜彼此。

九十年代初，我们的儿子考上了乌鲁木齐的大学；九十年代末，女儿也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医学院。

人到中年的我们，看着孩子们一个个成家立业，比任何人都骄傲。

杨建国退休后，迷上了园艺，把我们家的小院子打理得花团锦簇；我则开始学习绘画，用画笔记录下边疆的美景。

三十年后的一天，当我们的儿女带着孙辈回来给我们庆祝金婚时，杨建国搂着我的肩膀对孩子们说：＂你们妈妈是被命运送到我身边的礼物。＂

孩子们好奇地问起我们的故事，杨建国笑着讲述了我们相识的经过。

＂所以，爸爸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妈妈不是你要娶的那个人？＂儿子惊讶地问。

＂是啊，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杨建国握着我的手，眼中满是柔情，＂有时候最意外的安排，反而成了最好的礼物。＂

看着满屋子的欢声笑语，我心中满是感慨。

当年那个忐忑不安远嫁边疆的女孩，如今已是四个孙辈的奶奶。

那个看似困难的选择，却让我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彼此都是对方最好的礼物。

命运弄人，却成就了一段真爱，这大概就是生活最奇妙的地方。

夕阳西下，我和杨建国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看着远处的戈壁和天边的晚霞。

＂小兰，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还会来吗？＂他突然问道。

我靠在他肩上，毫不犹豫地说：＂会，我一定会来。因为你在这里等我。＂

他笑了，那笑容依然如初见时一般憨厚真诚。

在这片曾经让我惧怕的土地上，我们共同写就了一段平凡而又动人的爱情故事。

来源：风云人物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