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公公有气无力的声音:"小英啊,我胸口疼得厉害,你能不能再来一趟?"
"爸,今天又咋了?我晚上才给您送的药,这么早打电话怎么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公公有气无力的声音:"小英啊,我胸口疼得厉害,你能不能再来一趟?"
1988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我握着砖红色公共电话筒,站在轻纺厂宿舍楼下的走廊上,听着电话里公公断断续续的咳嗽声,忍不住叹了口气。
我叫王小英,今年二十八岁,是轻纺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丈夫小强在市里的玻璃厂工作,我们结婚五年,有个四岁的儿子小虎。
这半个月来,公公的电话如春雨般密集,让我焦头烂额,总说身体这儿痛那儿不舒服。
公公叫林建国,今年六十七岁,从前是玻璃厂的老师傅,曾是厂里的技术能手,还上过市劳模光荣榜,退休已有几年。
婆婆林张氏比他小五岁,在街道小商店当过售货员,因为腿脚不太利索,比公公早退了两年。
他们住在城东的老平房区,那是五十年代建的工人住宅,两间砖瓦房,一个小院子,墙角种着几棵葱和一丛丛韭菜,离我和丈夫住的单位宿舍有两趟公交车的距离。
我放下电话筒,心里有些烦躁,却又不能不管,只好向车间主任请了假,挤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再转黄鱼车来到他们家。
推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我愣住了——公公正坐在八仙桌前悠闲地喝着茶,面前摆着昨天我送来的人参片,收音机里正播着《新闻联播》。
"哦,来了?把你那件厚毛衣也拿来了没?这天冷,我得加件衣裳。"公公见我进门,只是淡淡地说,哪有半点病容。
我愣在原地,不知如何开口,心里那股火"腾"地一下窜了上来,却又强压了下去。
"强子媳妇来啦?快进来坐,我刚蒸了山芋,你吃不吃?"婆婆从厨房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山芋出来,一脸笑意,浑然不觉我的脸色已经变了。
我勉强笑了笑:"不了,妈,我得赶紧回厂里上班,请假出来的。"
婆婆放下碗,从围裙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我:"趁你来了,去给你公公抓药吧,医生开的,说是心脏不好。"
我接过纸,是一张密密麻麻写满药名的处方,当我正要往兜里装时,忽然发现角落里有个眼熟的印章——不是县医院的,而是街口老谢诊所的。
"妈,这是老谢大夫开的?"我试探着问。
"可不,就是老谢,街口诊所的,说了你公公心脏供血不足,得吃点好药。"婆婆眼神飘忽,语气却很肯定。
"要不...我陪爸去大医院看看吧,反正今天我已经请假了。"我看着公公,想看看他的反应。
公公突然咳嗽起来,摆摆手:"不用,不用,老谢看得准。你快去给我抓药吧,再晚药房该关门了。"
我点点头,揣着处方出了门,却没有直接去药房,而是拐去了街口的诊所。
一路上,我心事重重,看着手里的处方单发愁。
我和小强都是国营厂的工人,每月工资加一起不到一百六,小虎上托儿所要花钱,生活开销也不小,最近几年物价上涨厉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去年冬天开始,公公就三天两头说不舒服,婆婆则总是变着法子向我们要钱。
起初我和小强都很担心,带公公去医院检查,瞒着他们俩垫付了不少医药费,可检查结果显示只是些老年人常见的小毛病。
可这段时间,公婆要钱的频率越来越高,借口也越来越多——买药、看病、修屋顶、换门窗...每次少则三十五十,多则一二百,几个月下来已经过千了。
我和小强好不容易攒了一千多块钱准备买台冰箱——那可是我们憋了两年才存下的钱啊,婆婆那天来一句"腿疼,得去大医院看看",小强二话没说就给了两百。
这些钱给了就给了,可我总觉得不对劲。
来到街口的诊所,老谢正在给一个孩子看感冒。
"林师傅最近常来?"等老谢忙完,我拿出处方问道。
老谢推了推老花镜,一脸疑惑:"林师傅?哪个林师傅?"
"就是玻璃厂退休的林建国师傅,我公公。"我的心一沉。
老谢愣了一下,摇摇头:"没啊,我有一年多没见着他了。上次他来是因为老寒腿,我给开了点活血化瘀的药,效果不错,后来就再没来过。"
"那这张处方......"我把纸给他看。
老谢接过来仔细看了看,皱起眉头:"这不是我开的啊,我的字比这龙飞凤舞多了。再说,这几味药也不像是治心脏病的,倒像是......"他欲言又止。
"像是什么?"我追问。
"像是些补品,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都是大补之物,不是治病的。"老谢犹豫地说,"这处方印章也不对,你看,这边缺了一角。"
真相像一把铁锤狠狠砸在我心上——公公的病是假的,那些所谓的医药费...
接下来几天,我心里乱糟糟的,想告诉小强,又怕他难过。
小强是他们的独子,从小就备受宠爱。
公公常说:"我儿子是厂子里的技术骨干,以后准是个大材。"
小强比我大两岁,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我们在一次厂际联谊会上认识的,那时他在玻璃厂当学徒。
我被他踏实稳重的性格吸引,不到一年就结了婚。
婚后,公婆对我还算不错,只是总拿小强小时候的事说事,每次去他们家,都要翻出一大堆小强的奖状、照片给我看。
我从不反感这些,反而觉得温馨——直到去年冬天,他们开始频繁地来要钱。
那天周末,我终于忍不住把在诊所的发现告诉了小强。
他先是不信,然后脸色一点点变白:"不可能,我爸从来不说谎的...一定是老谢记错了。"
"老谢不可能记错,他还指出处方单上的印章都是假的。"我拿出一沓收集的处方单,"你自己看,这些字迹都不一样,有些甚至是用铅笔写的。"
小强捏着处方单的手微微发抖,久久没说话。
我叹了口气:"强子,再这样下去,咱家都揭不开锅了,小虎上学的钱还没着落呢。"
小强抬起头,眼里满是痛苦和迷茫:"可他们毕竟是我爸妈...要不,我找个机会单独问问爸?"
我点点头,不再多说,心里却充满了担忧和无奈。
那个周末,我们决定一起去公婆家,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刚进院子,就听见里面有人说笑。
公公的声音格外洪亮:"老秦啊,这股票我看准了,肯定涨,你说是不是?"
我和小强对视一眼,轻轻推开虚掩的门——只见屋里坐着两位老人,一个是公公的老战友秦大爷,还有一个是公公的棋友王叔,桌上摊着几张报纸和一沓彩色的票券似的东西。
看到我们进来,屋里瞬间安静下来。
公公猛地咳嗽两声,慌忙收起桌上的东西:"哎哟,儿子媳妇来啦,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婆婆从厨房探出头,讪笑道:"今天怎么有空过来?饭还没做好呢。"
小强走到桌前,从公公手里拿过那沓彩色的纸:"爸,这是什么?"
"没、没什么,就是些......"公公支支吾吾。
"是股票。"秦大爷直言不讳,"最近城南开了个股票交易点,大家都去买一点玩玩。"
股票?
那是1992年初,全国掀起了第一波"炒股热",不少人都想趁机发财。
当时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加速推进,股票市场刚兴起不久,很多人对它充满好奇。
"爸,您拿我们的钱去买股票了?"小强声音有些颤抖。
公公低下头,不敢看儿子的眼睛。
婆婆却硬着头皮说:"这不是怕你们担心嘛,再说了,要是赚了钱,不也是给你们留着?"
"我们给你们的钱,你们说是看病买药,结果拿去买股票?"小强的语气里带着从未有过的严厉,"那您的心脏病,腿疼,都是装的?"
公公终于抬起头,一脸愧疚:"儿啊,爸知道错了。我这辈子就是个工人,没见过什么世面,听人说炒股能赚大钱,就......"
"就鬼迷心窍了。"王叔接过话,"别怪你爸,最近街坊邻居都在买,说是投一千能赚好几千呢。"
"可您也不能骗我们啊!"小强急了,"我们自己的钱都不够花,还一门心思帮你们看病,您倒好,拿着我们的钱去赌博!"
"这不叫赌博,这叫投资!"婆婆不服气地说,"人家李主任的儿子就是靠炒股买了辆摩托车!"
我看着他们争执,心里又气又心疼。
"到底...拿了我们多少钱去买股票了?"我问。
公婆互相看了一眼,公公涩声道:"一千八百多......"
我头一阵眩晕,几乎站不稳——那可是我们一年的积蓄啊!
"现在股票还在吗?能不能卖了退回来?"小强努力保持冷静。
公公和秦大爷、王叔面面相觑,最后秦大爷叹口气:"卖是卖了,可......"
"可什么?"
"可都赔了。"公公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刚开始赚了点,后来突然就跌了,一赔再赔......"
我扶着墙壁,感觉身体虚弱无力。
小强一把抓起桌上的股票:"这些还能卖多少钱?"
"不到四百......"王叔小声说。
四百?一千八百变成了四百?
我忽然觉得一切都那么荒谬,想笑又笑不出来。
"我们省吃俭用一年的钱,就这么没了?"小强的声音里带着绝望,"爸,您怎么能这样?"
公公颓然坐在椅子上,突然老泪纵横:"儿啊,爸对不起你们!我这辈子没大出息,就想着晚年能多给你们留点钱,谁知道......"
"那您为什么不直接跟我们说?为什么要骗我们?"
婆婆在一旁抹眼泪:"说了你们能同意吗?你们年轻人不懂,刚开始大家都在赚钱,谁知道后来会赔啊?"
屋里陷入了沉默,只有收音机里播放着《新闻联播》的声音。
小强深吸一口气,转向我:"小英,咱们回去吧。"
回去的路上,我们坐在摇晃的公交车上,谁也没说话。
我知道小强心里很难受,他从小就敬重父亲,没想到会被这样欺骗。
"怎么办?"下车后,我轻声问他。
小强长叹一声:"还能怎么办?他们毕竟是我爸妈。不过,以后得管紧钱袋子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和公婆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他们不再动不动就喊病要钱,但每次见面,总有一种尴尬的气氛弥漫在空气中。
小强固执地要求他们把剩下的股票卖了还给我们,公公答应了,可一直拖着没动静。
转眼到了1993年春天,正值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之际,我们厂里开始实行承包制,效益明显好转,工人们的积极性也高了。
我在厂里的同事李大姐看出我的心事,一天中午休息时,她给我出了个主意:"与其给他们钱,不如给他们找点事做,让他们有尊严地赚钱,这样他们心里也平衡了。"
我眼前一亮。
那时候,我们厂区附近正好新开了个小吃一条街,很多下岗工人和退休老人在那里开了小摊贩,比起以前统一管理的国营饭店,这些小摊更合老百姓的口味和价格。
我和小强商量后,决定帮公婆在那儿租了个小铺面,资金我们出,让他们卖些家常小吃。
刚开始,公婆并不情愿:"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还出去摆摊,多丢人啊。老林,你可是咱玻璃厂的劳模啊,这不是让你老脸往哪搁?"
小强态度坚决:"爸妈,现在是新时代了,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怎么会丢人?您过去不也是靠技术吃饭的吗?再说,闲着也是闲着,这样还能锻炼身体。"
公公沉思良久,终于点头同意了。
我们帮他们租了个靠近厂区大门的位置,公公的老战友秦大爷也参与进来,大家合计着卖什么好。
"卖煎饼吧,"婆婆突然提议,"我老家山东的煎饼,薄薄的,抹上酱,加个鸡蛋,再放点韭菜,可香了。"
小强眼睛一亮:"对,小时候您就做得好吃,咱们就卖煎饼。"
说干就干,我们帮公婆买来了摊煎饼的工具,又添置了各种原料和调料。
开业第一天,我特意请了假去帮忙。
天刚蒙蒙亮,公公就起来和面、调酱料。
婆婆负责摊煎饼,我和秦大爷帮忙添加作料、收钱找零。
我们的摊位就在厂区大门口,不少工人早上上班都要经过这里。
一开始生意不温不火,但婆婆的煎饼确实做得好——面糊调得恰到好处,摊出来的煎饼薄如蝉翼却韧性十足,酱料也是自家秘方,加上鸡蛋、豆芽、韭菜,卷起来一口咬下去,满口留香。
渐渐的,煎饼摊前开始有了小小的排队,特别是早上工人们上班前和下午放工后,总有十几个人排队等着。
"老林家的煎饼,一绝啊!"厂里的老师傅们都这么夸。
看着公婆忙碌的身影,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
以前总觉得他们是我们的负担,现在看他们自食其力,心态完全不同了。
公公变得乐呵呵的,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精神抖擞。
婆婆也不再唠叨,一天到晚笑眯眯的,见到我们还会塞几个煎饼:"给小虎带回去吃,多加了鸡蛋。"
慢慢地,公公的"病"少了,婆婆的抱怨也少了。
他们有了自己的事业和收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去他们摊位帮忙,发现角落里有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每天的收入和支出。
我随手翻开,发现公公把帐记得清清楚楚,从面粉多少钱一斤,到鸡蛋几分一个,甚至连一把葱花多少钱都注明白了。
他们每天结束营业,都会把收入仔细清点,然后单独放在一个铁盒子里。
有一天晚上收摊回家,公公突然拉住我的手:"闺女,这是这个月的纯利润,你拿去还房租吧。"
他递给我一个棉布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百多块钱。
"爸,这是您和妈的辛苦钱,您留着吧。"我推辞道。
公公摇摇头,眼神坚定:"不,这是我们欠你们的。以前......"他有些难以启齿,"以前骗了你们那么多钱,总得还上。再说,老两口花不了那么多,吃住都有着落,这钱放我这儿也是闲着。"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亲情。
它不是无条件的索取,而是彼此的理解与支持。
公婆用自己的方式在偿还过去的错误,也在用行动告诉我们:他们还能为这个家贡献力量。
接下来的日子,煎饼摊的生意越来越好,不仅厂里的工人喜欢,附近居民也慕名而来。
公公开始琢磨着改进配方,加入了芝麻酱和自制辣椒油,味道更好了。
婆婆学会了用普通话招呼顾客,还记住了老主顾的口味偏好。
"王师傅的要多加辣椒,张会计的不要葱,李师傅喜欢多加一个鸡蛋......"她能一口气说出二十多个顾客的特殊要求。
公公婆婆的变化,不仅让我和小强惊讶,也影响了周围的人。
秦大爷看他们干得起劲,自己也不甘示弱,专门负责和面和准备原料。
王叔干脆也加入进来,负责吆喝招揽生意,嗓门特别洪亮:"来嘞,山东正宗煎饼果子,刚出锅的,趁热吃!"
一条小小的煎饼摊,愣是做成了我们厂门口的风景线。
公公甚至被《工人日报》报社的记者采访过,说他们是"退而不休的榜样"。
那段时间,公公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改革开放新闻,总是激动地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啊!"
1995年,我们终于攒够了钱,准备在市区新开发的小区买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让我和小强感到意外的是,公婆坚持要继续他们的煎饼摊,不愿意搬来和我们同住。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我们老两口有自己的事业,这样挺好。"公公说,"再说了,我们这摊子现在有名气了,不能说停就停。"
"是啊,咱们离得也不远,有事互相照应就行。"婆婆补充道,"等你们搬了新家,周末带小虎来吃煎饼,外加一顿好饭,保管让你们吃得满意。"
每逢周末,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去公婆家吃饭。
公公会亲手为我们做他拿手的红烧肉,那味道我至今难忘——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色泽红亮,入口即化。
婆婆则会变着花样给小虎做点心,从山楂糕到桂花糖藕,样样都是老手艺。
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场风波,反而让这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更加真实和牢固。
公公开玩笑说:"要不是那次'股票事件',我们现在可能还躺在家里等你们养老送终呢,哪有这么有干劲?"
在那个物价飞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晚年生活的价值和乐趣。
1997年,我们厂实行了全面改制,我和不少工友下岗了,小强的玻璃厂也不景气,工资常常拖欠。
全家的经济重担一下子落在了公婆的煎饼摊上。
那段日子,公公婆婆更加卖力气,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准备,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才收摊。
有时候我去帮忙,看到他们的手因为长期在冷水里和面已经裂开了口子,心里酸楚不已。
"爸,妈,你们歇歇吧,让我来。"我心疼地说。
公公笑着摇头:"不累,忙起来反而不觉得老。再说,现在你们困难,爸妈总得出把力气。"
婆婆更是乐观:"我这辈子没想到老了还能当个'煎饼西施',挺有意思的。"
就这样,在全国大下岗的背景下,我们家靠着一个小小的煎饼摊,硬是挺了过来。
我们的儿子小虎上学的学费、我找工作的路费,甚至后来小强转岗培训的费用,都是公婆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公公:"爸,您后悔当初买股票吗?"
公公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实话,不后悔。要不是那次教训,我和你婆婆可能到现在还是那种等着儿子养老的老人,哪会知道自己还能干出这么一番事业来?"
如今回想起那段岁月,我常常感慨万千。
那个困难的年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和挣扎。
公婆用错误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晚年生活的期盼和对子女未来的关切,而我们年轻人则通过真诚的沟通和实际行动,帮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那个年代已经远去,但我从中学到的道理却一直陪伴着我:养老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是精神上的理解与尊重。
老人需要的,不仅是子女的金钱,更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肯定。
每当看到小区里那些孤独的老人,我就会想起公公婆婆的小煎饼摊,想起他们忙碌时脸上的笑容。
也许,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想要的晚年生活——不是被照顾,而是能够继续照顾别人;不是被爱,而是能够继续去爱。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终将老去,但只要心中尚存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人的牵挂,我们就永远不会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这,大概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礼物。
每当夕阳西下,我路过那个小小的煎饼摊,看着公公婆婆忙碌的身影被余晖拉得很长,心里总会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温暖和感动。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