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我坐在阳台上，望着对面老旧小区的红砖墙，自言自语的三句话。

＂我有四千九百的退休金，存了二十八万。＂

＂孙子结婚，儿媳想借五万。＂

＂我说都拿去吧。＂

这是我坐在阳台上，望着对面老旧小区的红砖墙，自言自语的三句话。

松花江畔的黄昏，总是来得格外迟缓，宛如我这七十六年的光阴，缓慢而厚重。

那是1946年的冬天，我呱呱坠地在吉林省的一个小村庄，父亲在公社小学教书，是方圆十里唯一的文化人。

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春种秋收，寒来暑往。

我们家的泥草房不大，却总是村里最暖和的，因为父亲懂得怎么把土炕烧得热乎。

儿时的记忆里，最难忘的是冬夜围坐在煤油灯下，听父亲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讲《水浒传》的故事。

＂这林冲啊，是个实诚人，可惜太实诚了。＂父亲常说这话，我那时不懂，只觉得林冲威风。

那盏黄澄澄的煤油灯，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也照亮了我对知识的渴求。

1956年，村里通上了电，父亲把煤油灯收进了箱底，我们家迎来了第一盏电灯。

＂瞧，多亮堂！＂母亲站在灯下，脸上的皱纹都被照得清清楚楚。

1964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成了村里第一个高中生。

临行前，父亲从箱底翻出那盏陪伴我童年的煤油灯，擦拭干净，郑重地交到我手中：＂带上它，别忘了咱家的根。＂

煤油灯被我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木头箱子，与父亲用布票换来的两身新衣服一起，踏上了通往县城的路。

那时候的县城，水泥路崭新平整，自来水哗哗地流，电灯比村里的还亮。

可我的高中学业没能完成，1966年，一场运动席卷全国，我被分配到了县棉纺厂，成了一名普通纺织工。

父亲的煤油灯被我藏在了宿舍的床底下，那是我与过去的唯一连接。

工厂的日子是单调的，机器轰鸣声中，我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熟练工。

那些年，全国上下都在拼命地＂赶英超美＂，我也每天争当先进，想着为国家多做贡献。

厂里的广播站整日播放着激昂的歌曲，《东方红》、《社会主义好》，那旋律至今能哼上几句。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中国，我们厂也迎来了新气象。

那年厂里开表彰大会，我因为连续三年超额完成任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奖励了一台＂飞鸿＂牌收音机。

收音机成了我与外界联系的窗口，每晚睡前，我都要听半小时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大事。

也是那年，我认识了厂里的会计李秀兰。

她是隔壁车间调来的，比我小两岁，戴着黑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那时候谈恋爱，没有现在这么直接，都是通过互递小纸条，或者约在厂门口＂偶遇＂。

记得有一次，我鼓足勇气邀她去看露天电影《小花》，她红着脸答应了。

那个夏夜，我们并肩坐在厂后操场的草地上，周围是此起彼伏的蛙鸣。

银幕上《小花》的故事感人至深，我偷偷看她，发现她眼角有泪光闪动。

回去的路上，我壮着胆子牵了她的手，她没有抽回去，只是低着头走得更快了。

经过半年的＂纸条往来＂，我们的关系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

1979年春节前，我们简单办了婚礼，全厂都来贺喜，热闹非凡。

婚后，厂里分给我们一间十八平方米的平房，虽然不大，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小天地。

秀兰用她的工资买了一台缝纫机，那是当时最流行的＂蝴蝶＂牌，在家里缝补衣物，还能帮邻居做做活计，赚些零花钱。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缝纫机踏板的咯吱声，常常伴随着秀兰轻轻的哼唱，在夜里响起。

那是我们小家最美妙的乐章。

1980年，儿子小明出生了，我们的平房里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

小明很乖，很少哭闹，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他在小摇篮里咿咿呀呀。

厂里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也算稳定。

我从普通工人做到了小组长，后来又成了车间主任，每月的奖金比一般工人多那么几块钱。

那时候，我和秀兰开始有意识地存钱，每个月发了工资，先存上一部分，剩下的再安排日常开销。

＂这钱啊，是给小明将来娶媳妇准备的。＂秀兰常对我说，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1992年，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厂也未能幸免。

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很多年轻工人都选择了＂下海＂经商。

厂门口贴满了招工广告，却再也找不到年轻人愿意进厂。

我那时已经四十六岁，虽然也有过出去闯荡的念头，但终究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

＂咱们这把年纪，还是在厂里熬到退休吧。＂秀兰劝我，我也明白这个道理。

小明从技校毕业后，按照当时的政策，也进了我们厂。

可年轻人哪里甘心一辈子困在厂里？

他常在饭桌上抱怨：＂爸，现在外面挣钱的机会那么多，我们厂里的工资太低了！＂

我也明白他的心思，但又担心他出去吃苦，只能一遍遍地劝他安心。

＂年轻人，要懂得忍耐，不能眼高手低。＂我总是这么说，可心里也知道，时代变了。

1998年，厂里彻底不行了，开始大规模裁员。

我和秀兰因为工龄长，被安排了内退，每月只有几百块钱的生活费。

那段日子，是我们最难熬的时候。

内退金加一块儿，勉强够我们的基本开销，但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就捉襟见肘了。

宿舍区大院里，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下岗工人，唉声叹气地讨论生活的艰难。

＂老陈家的闺女去了广东，一个月能挣八百呢！＂

＂老李家的小子在沿海开了个小加工厂，听说生意挺好的！＂

这些消息像一粒粒种子，在小明心里生根发芽。

终于有一天，他递给我一张车票。

＂爸，我决定了，我要去南方闯荡！＂他眼里闪烁着坚定的光。

作为父亲，我有千言万语想说，劝他再等等，再想想。

但我看着他年轻的面庞，与当年的我如此相似，却又比我多了份勇气和决心。

最终，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从床底下取出那盏尘封已久的煤油灯，交到他手中。

＂带上它，别忘了咱家的根。＂我重复着当年父亲对我说过的话。

小明离开后，家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

秀兰开始频繁地头晕、乏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低血糖，需要长期吃药调理。

药费虽然不贵，但对我们这样的内退工人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我开始在家附近的小店帮忙看货，一天十块钱，权当补贴家用。

店主是个好心人，知道我们的情况，有时还会多给几块钱。

就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小明的第一封信寄来了，里面夹着五百块钱。

＂爸妈，我在广州找到了工作，厂里一个月给六百，我留一百生活，其余都寄给你们。＂

看到这封信，秀兰眼圈红了，我也忍不住鼻子一酸。

＂咱们的儿子长大了！＂我拍拍秀兰的肩膀，心里充满了欣慰。

此后，小明的汇款每月准时到达，我们的生活开始有了起色。

2002年春节，小明带着对象回来了。

女孩叫张丽，广东普宁人，皮肤白皙，说话温柔，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她带来了南方的糖果和水果，还有一条漂亮的围巾给秀兰。

＂叔叔阿姨好，我是丽丽。＂她甜甜地叫着，让我们这对东北老夫妻顿时心生欢喜。

＂好好好，真好！＂我和秀兰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不停地点头。

过年那几天，厂区大院里都在议论小明找了个南方媳妇，羡慕声不断。

年后，他们就结婚了，只在县里简单操办了酒席，席开十桌，请了厂里的老同事和邻居。

婚后不久，小明就提出要接我们去广州住。

＂爸，妈，我在那边租了房子，你们过来吧，我照顾你们！＂他在电话里恳切地说。

秀兰很动心，但我有些犹豫，总觉得老了还是家乡熟悉。

但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去看看，毕竟也想亲眼看看儿子在南方的生活。

广州的热闹与繁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车水马龙，高楼林立。

小明和张丽租的是城郊一个小区的两室一厅，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们住了半年，总是适应不了南方的气候和饮食，每天想念东北的大米和玉米面。

更让我们不适应的是语言不通，出门买菜全靠张丽翻译。

＂爸妈，你们要是想回去，我也不勉强。＂小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主动提出来。

于是，我们回到了熟悉的县城，小明每个月按时打钱过来，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无忧无虑。

2005年，小明和张丽有了孩子，取名叫小宝。

那时他们的生意刚起步，忙得不可开交，就把刚满月的小宝送回来由我们带养。

从此，我们家又有了新的生气，小宝的到来，仿佛给我们注入了新的活力。

那些年，我教小宝认字，讲故事；秀兰教他唱歌，做点心。

闲暇时，我们带他去河边钓鱼，看云朵变幻，数夜空中的星星。

小宝很聪明，三岁会背《三字经》，五岁能流利地阅读儿童故事书。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突然问我：＂爷爷，这煤油灯是干嘛用的？＂

原来他发现了我珍藏多年的那盏煤油灯，已经锈迹斑斑，但对我来说却是家族的传承。

＂这啊，是爷爷年轻时候用的。＂我点燃了灯芯，昏黄的光亮顿时驱散了房间的黑暗。

＂哇，好神奇！＂小宝睁大了眼睛，好奇地看着跳动的灯火。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父亲当年的心情，这盏灯不仅照亮了黑暗，更承载了三代人的记忆与情感。

2008年，小明的电子配件生意有了起色，他开始在全国各地跑业务。

有一次回来，他提出要把小宝接回广州上学。

＂爸妈，小宝该上学了，广州的教育条件比这里好。＂小明认真地说。

我和秀兰虽然不舍，但为了孙子的前途，还是同意了。

送走小宝那天，秀兰躲在房间里偷偷哭了好久。

我也好几天没吃下饭，总觉得家里少了点什么。

好在退休金逐年增加，加上小明定期的资助，我们的生活质量不错。

我们开始参加社区的各种活动，秀兰加入了广场舞队，每天晚上都有事做。

我则爱上了下象棋，经常和小区里的老头儿们厮杀到天黑。

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着，我们的存款也在一点一点地增加。

每个月，我都会把存折拿出来核对一下，看着那个数字慢慢增长，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

2012年七月的一天，闷热异常。

秀兰刚从广场舞回来，就感觉头晕目眩，我扶她坐下，她突然倒在了我怀里。

＂秀兰！秀兰！＂我惊慌失措，邻居帮忙叫了救护车。

医院检查结果是轻度脑梗，所幸发现及时，没有留下后遗症。

那段时间，我整日守在医院，寸步不离。

小明得知消息后，立刻从广州赶回来，陪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出院后，秀兰的左手有些不灵活，我成了家里的主厨。

为了让她吃得好，我专门跑去新华书店买了本烹饪书，学着做各种东北菜。

锅包肉、地三鲜、酸菜白肉，虽然手艺不精，但秀兰总是吃得津津有味。

每天晚上，我还会帮她按摩患处，希望能加速她的康复。

几个月后，秀兰的情况好多了，能自己做简单的家务了。

小明提出要请个保姆，被我们婉拒了：＂老两口在一起几十年了，能照顾好自己。＂

2016年，小明打来电话，说小宝考上了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去村口的小卖部买了两条中华烟，分给邻居们庆祝。

＂我孙子考上大学了！＂我骄傲地宣布，引来一片羡慕声。

同年，小明的生意越做越大，在广州郊区买了房，还来电话说要给我们养老送终。

＂爸，您和妈要是身体还行，就在家住着。要是有什么不方便，随时来广州，我那边房子给你们留着呢！＂小明在电话里说。

听到这话，我和秀兰相视一笑，心里满是欣慰。

岁月匆匆，转眼就到了2019年。

那年，小宝大学毕业了，他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听小明说，孩子在学校表现优秀，毕业后直接进了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司，薪水很可观。

同年冬天，小明打来电话，说小宝谈了个女朋友，是同事，人很不错，打算年底订婚。

＂爸，我准备给小宝买房子，您有什么意见吗？＂小明问我。

＂买啊，当然要买！年轻人结婚，房子是必须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房子价格有点高，首付至少要六十万，我这边能凑五十万，还差十万。＂小明的声音有些犹豫。

＂缺多少，我这边出！＂我拍着胸脯保证。

挂了电话，我把这事告诉了秀兰。

＂你啊，又心软了。那是我们的养老钱啊！＂秀兰有些不满。

＂孩子的事就是大事。再说了，我们这把年纪，也用不了多少钱了。＂我像往常一样安慰她。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

全国上下都处于紧张状态，我们这些老年人更是足不出户。

好在社区工作做得好，每天都有志愿者送菜上门，让我们不至于为日常生活发愁。

疫情期间，小明的生意受到了很大影响。

他有几个月没给我们打钱了，我猜想他那边可能很困难。

但我没有问，也没有主动提及这事，不想给他增添压力。

反而是我们主动给他打了两万块钱，说是给小宝买点营养品。

＂爸，您和妈怎么还给我们钱？应该是我们孝敬您才对！＂小明在电话里既感动又愧疚。

＂你别瞎说，父母帮衬子女天经地义！＂我笑着回答。

到了2023年，疫情逐渐平稳，生活开始恢复正常。

小明的生意也有了起色，恢复了每月的汇款，还特意多打了几个月的，说是补偿之前的欠账。

七月的一天，张丽突然来电话，说她想和我们商量件事。

＂爸，小宝结婚需要买房，首付差了五万块。我们能不能......＂张丽的声音有些忐忑。

＂借啥借，我这就给你们转过去！＂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张丽似乎有些意外：＂爸，您真的不用考虑一下吗？＂

＂孩子结婚是大事，我和你妈这些年也攒了些钱，不就五万块嘛，拿去用吧！＂我爽快地说。

挂了电话，我立刻去银行取了钱，转给了张丽。

我的存折上，二十八万变成了二十三万。

望着那个数字，我心里没有一丝惋惜，反而有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

这五万块，不是单纯的金钱，而是我对下一代的祝福和期望。

晚上，我把这事告诉了秀兰。

出乎我的意料，她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责怪我心软，而是轻轻拍了拍我的手。

＂你做得对，老陈。咱们这辈子，不就是为了孩子们过得好吗？＂她眼里含着泪光，却笑着说。

十月的一天，小明突然带着小宝回来了。

他们一进门，就给我们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爸，妈，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小明的眼圈红了。

小宝更是直接跪了下来，捧着那盏曾经照亮过三代人的煤油灯：＂爷爷，奶奶，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的！＂

我连忙把他扶起来：＂好孩子，你有出息，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了！＂

那盏煤油灯，已经被小宝精心擦拭得锃亮，摆在了我们家客厅的正中央。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围坐在饭桌前，有说有笑。

小明告诉我们，他现在的生意已经稳定下来了，年收入有四五十万。

小宝在公司也升职了，工资比以前翻了一倍。

听着他们的讲述，我和秀兰相视一笑，心里满是欣慰。

我们这辈子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儿孙满堂，也算是福气了。

临走前，小明塞给我一个信封：＂爸，这是二十万，您先收着。等小宝结婚那天，我再给您送三十万过来。＂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

但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等他们走后，就把钱寄回去。

在候车室，小宝紧紧地抱住了我：＂爷爷，您放心，我以后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您和奶奶的！＂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的眼眶有些湿润。

七十六年的人生，起起落落，风风雨雨，但最让人欣慰的，还是看到下一代过得比自己好。

回到家，秀兰正在整理小明留下的信封。

她打开一看，里面足足有二十五万。

＂老头子，你看，这孩子...＂秀兰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咱们养的孩子，懂得感恩，这就够了。＂

日子依旧平淡地流淌着。

每天早晨，我都会去小区的公园锻炼一个小时；白天，陪秀兰看看电视，或者下下棋；晚上，就在院子里散散步，和邻居们聊聊天。

前几天，张丽又打来电话，说小宝的婚礼定在了下个月的十五号，特意邀请我们过去参加。

＂一定去，一定去！＂我和秀兰异口同声地回答。

放下电话，秀兰问我：＂咱们给孩子准备什么礼物好呢？＂

我拿出那个装着二十五万的信封，又看了看我的存折，笑着说：＂咱们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他们吧，当作新婚礼物！＂

秀兰先是一愣，随后笑了：＂你啊，就是疼孩子！不过也好，咱们这把年纪，又用不了那么多钱。＂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们给的不仅仅是钱，更是一种信任和支持。

孩子们会记得我们的好，将来也会这样对待他们的孩子。

这就是中国家庭的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

站在夕阳下，我回望自己的一生：没有大富大贵，没有轰轰烈烈，只是普普通通地活了七十六年。

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知道，真正的财富不是口袋里的钱，而是心灵的富足和亲情的温暖。

＂我有四千九百的退休金，存了二十八万。＂

＂孙子结婚，儿媳想借五万。＂

＂我说都拿去吧。＂

这不是小气，也不是炫耀，只是一个老人对家人最朴素的爱。

因为我深知，人这一辈子，带不走的是财富，带得走的，只有那些刻在心底的爱与温暖。

而当我们老了的时候，那些曾经给出去的爱，会像阳光一样，温暖照亮我们生命的余晖。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