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里添置了上海牌缝纫机、红灯收音机，还有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逢年过节左邻右舍都爱挤到我家来看《新闻联播》和《西游记》。

＂爸，你真要卖掉这房子？＂我看着父亲倔强的背影，心里一沉。

＂卖！必须卖！你大伯是我亲兄弟，他有难，我能见死不救吗？＂

1985年的夏天，热得连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都卷了边，我家平静的生活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打破了。

我叫王明远，在县里的国营纺织厂当技术员，车间里整日机器轰鸣，棉絮飞扬，但工作稳定，福利也不错。

结婚五年，和妻子小兰住在单位分的两居室里，砖红色的五层楼房，虽然不大，但在当时已经算是体面的住处了。

家里添置了上海牌缝纫机、红灯收音机，还有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逢年过节左邻右舍都爱挤到我家来看《新闻联播》和《西游记》。

可这天，一场家庭风暴悄然降临，打破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

父亲退休前是县建筑公司的老工人，手上的老茧厚得能夹住一根缝衣针，听师傅们说，年轻时父亲能一个人扛起一袋水泥走上五楼不喘气。

母亲在县百货公司干了一辈子营业员，那双手曾数过无数张票子，却从不粘钱，单位上下都称她＂老实人王大姐＂。

他们住的是单位分的老房子，七十年代的砖木结构，两间正房一间厢房，前面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种着几畦韭菜和几棵辣椒，墙角还有母亲精心培育的几盆月季。

虽然陈旧，但位置不错，离菜市场和人民公园都很近，每天清晨，母亲只需要走五分钟就能买到新鲜的菜和豆腐。

对于他们这样的老人来说，房子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几十年辛苦换来的栖身之所。

那天下班回家吃饭，一进门就闻到了母亲做的酸辣土豆丝和清蒸鲫鱼的香味，但平日里话不多的母亲却反常地坐在八仙桌旁，眼圈发红，手指不停地搓着围裙角。

我刚想问怎么回事，父亲就推门进来了，一身粗布中山装已经洗得发白，却依然整洁笔挺，脸色阴沉得如同门外乌云密布的天空。

＂你大伯欠了五万块钱，让咱家帮还。＂父亲一边脱布鞋一边说，声音低沉但坚定，就像当年在工地上发号施令那样不容置疑。

＂五万？＂我一下子噎住了，碗里的米饭顿时索然无味，＂他怎么欠这么多？＂

大伯是父亲的亲哥哥，年轻时也在建筑公司干过，后来嫌工资低，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乡下开了个小砖窑。

前几年生意还不错，隔三差五还会提着土鸡和自家腌的咸鸭蛋来看望父母，每次来都穿着簇新的的的确良衬衫，腰间别着一块上海产的手表，模样神气得很。

可最近听说亏了本，大伯来我家的次数也少了，来了也是眉头紧锁，坐不住一会儿。

五万块在1985年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十几年的工资了，够买两套像我家这样的单位分房了。

＂他扩建砖窑借了高利贷，现在人家天天上门讨债，甚至威胁要打断他的腿。＂父亲叹了口气，布满老茧的大手无力地摊开，＂你大伯昨晚来找我，哭得像个孩子。＂

母亲在厨房里＂哐当＂一声放下铁锅铲，转身就出来了，脸色比窗外的天还要阴沉：＂那关我们什么事？他赚钱的时候可没见分给我们一分！开砖窑那阵子，他儿子结婚都没请咱家人去吃饭！＂

＂他是我亲哥啊！＂父亲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饭碗都跳了起来，＂我这辈子没求过他，他这次真是走投无路了！人家都找到他家门口了，这要是真把他腿打断了，我这辈子良心上都过不去！＂

＂那也不能卖房子啊！＂母亲的声音陡然提高，像是炸了毛的老母鸡，＂咱家就这一套房子，吃了上顿愁下顿攒了一辈子才有的，卖了住哪？让我跟你去讨饭吗？＂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父亲竟要卖房救大伯，心里＂咯噔＂一下，如坠冰窟。

＂爸，咱们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我试图打圆场，＂我厂里有公积金，能不能先借点，再找亲戚凑一凑？＂

＂我想了一个礼拜了，没别的路。＂父亲的语气像是下了最后通牒，沧桑的脸上刻满了无奈与决绝，＂我跟你妈这么大岁数了，房子大不大无所谓，可以搬去郊区买个小房子，或者干脆租房子住。＂

母亲＂啪＂地一声放下碗筷，饭粒飞溅到桌面上，眼泪夺眶而出：＂老王，四十年，咱们在一起四十年了，我从没拦着你做任何事，可这次不行！那是我们的养老房啊！你想过没有，咱俩这把年纪了，去郊区住，看病都不方便！＂

＂那是我亲兄弟！＂父亲提高了声音，额头上青筋暴起，＂你这么多年不都说血浓于水吗？五零年那场大雪，是大哥背着我走了十里路去看医生，才保住了我这条命啊！＂

母亲擦了擦眼泪，突然平静下来，那双布满皱纹的手紧紧攥住自己的衣角：＂你要卖房救你哥，我不拦你，但我们离婚，各过各的！＂

＂离就离！＂父亲拂袖而去，背影像一座即将倾倒的山。

饭桌上只剩下我和母亲，热气腾腾的饭菜在几分钟内变得冰凉。

看着母亲佝偻的背影，我感到一阵心疼，想到她年轻时为了给我攒学费，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夏天穿着补了又补的碎花布衫站在柜台后面，一站就是十个小时。

如今却要为了大伯的债务失去安身之所，这对她来说无异于晚年最大的打击。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想去找大伯了解情况，小兰非要跟我一起去。

＂这是家事，你去干嘛？＂我有些不耐烦。

＂你忘了咱结婚那天你爸说的话？＂小兰系好碎花布头巾，认真地说，＂一家人就是一条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想起父亲那天红光满面的样子，我鼻子一酸。

大伯家住在县城郊外的砖窑边上，十里地，我俩骑着二八大杠，颠簸了将近一小时才到。

砖窑明显已经停产了，高大的烟囱不冒烟了，院子里杂草丛生，几只瘦骨嶙峋的黄狗有气无力地卧在阴凉处。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只见大伯正坐在堂屋的方桌前抽烟，一根接一根，烟雾缭绕中他的脸色灰暗如尘土，那件曾经神气的的确良衬衫也皱巴巴地挂在他日渐消瘦的身上。

＂明远来了。＂大伯看到我，有些尴尬地掐灭了烟头，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

＂婶子呢？＂我环顾四周，只见屋里乱糟糟的，灶台上积了厚厚一层油垢。

＂你婶子回娘家了，说是看看她妈，其实是躲债主。＂大伯苦笑一声，＂明远，我也是没办法才找你爸，这些年我对不住他啊...＂

＂大伯，我听说您欠了五万块钱？＂我单刀直入，心里却在打鼓。

大伯长叹一口气，指了指对面的方凳：＂坐吧，别站着了，这事说来话长...＂

原来大伯三年前看到砖窑生意不错，眼见左邻右舍都盖起了新房子，心里也痒痒，就向一个私人老板借了钱扩建砖窑，还添置了新设备。

没想到扩建完工后没多久，政府出台了环保新规，限制了砖窑生产，加上建筑市场不景气，砖价大跌，一年前砖窑就停产了，可利息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如今债主天天上门讨债，上周还带了几个社会闲散人员来砸了砖窑的办公室，大伯实在没办法才想到了父亲。

＂大伯，我父亲要卖房子帮您还债，我妈不同意，他们闹着要离婚。＂我直言不讳，声音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

大伯愣住了，手中的烟灰掉落在裤子上，他竟浑然不觉，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我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是问问你爸能不能帮忙，没想到他居然要卖房子...我...我...＂

＂您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小兰温和地问，递给大伯一块手帕擦拭不知何时流下的泪水。

大伯搓着粗糙的双手，上面的老茧和我父亲的一模一样：＂我也联系了几个亲戚，能凑到一万多，但还差很多。砖窑现在不值钱了，想卖都卖不出去。＂

我们坐在屋里，气氛沉闷得像窗外那团乌云。

墙上挂着一张我父亲和大伯年轻时的合影，两个人笑得那样灿烂，肩并肩站在建筑工地上，身后是半完工的楼房。

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生病，大伯是怎样连夜从乡下赶来，背着我去县医院，嘴里不停地安慰：＂别怕，有大伯在呢。＂

临走时，大伯拉住我的手，手心潮湿而温热：＂明远，你回去劝劝你爸，别卖房子，这事我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我就...我就...＂

他没说下去，但我看到他眼中的绝望，像是一口即将干涸的老井。

回到家，父母谁也不理谁，一个在东屋捶着老旧的棉被，一个在西屋摆弄着收音机，屋子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老式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仿佛在计算这场家庭风暴持续的时间。

我试图做和事佬：＂爸，妈，你们别这样，有事好商量。＂

＂这是我和你妈的事，你别掺和！＂父亲一句话顶了回去，那语气，我从小到大都不敢违抗。

晚上回到自己家，我和小兰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头顶的电风扇＂吱呀吱呀＂转着，却驱散不了心头的闷热。

＂明远，我一直在想这事。＂小兰突然翻身面对我，借着窗外的月光，我看到她眼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其实咱们可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刚升起，我和小兰就去了父母家。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沉闷，母亲正在收拾衣柜，一件件衣服被分门别类地码放在床上，见我们来了，眼圈又红了：＂明远，我昨天去居委会打听了离婚手续，主任说让我好好想想，可我已经想好了。＂

＂妈，别急着离婚。＂我拉着母亲坐下，她的手粗糙而温暖，＂我和小兰商量了一个办法。＂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我和小兰从厂里借一笔公积金，再从亲戚朋友那里凑一部分，先帮大伯渡过难关，父亲不用卖房，母亲也不用离婚。

＂这怎么行！＂父亲从里屋走出来，头发似乎一夜之间白了许多，＂你们小两口日子也不宽裕，还要供房子，哪有多余的钱？我不能连累你们！＂

＂爸，血浓于水，大伯有难，我们做晚辈的也应该尽一份力。＂我看着父亲布满血丝的眼睛，＂但卖房子太冲动了，那是您和妈妈几十年的心血啊，是您砌的每一块砖，钉的每一根木头啊。＂

听我这么说，父亲的眼眶湿润了，他转过身去，背影显得格外孤独，像一棵被暴风雨摧残过的老树。

＂您记得我小时候生病，是大伯背着我走了十里夜路去县医院，那时候没公交车，他一口气背着我跑了大半夜。＂我继续说，声音有些哽咽，＂您也常教育我，做人不能忘本，亲情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

＂可你妈说得也没错。＂父亲的声音沙哑如砂纸，＂这把年纪了，房子没了，去哪儿安身？＂

＂我妈养了我二十多年，省吃俭用供我上学，我不能看她老了还没个安身之所。＂我又转向母亲，她鬓角的白发在晨光中分外明显，＂妈，爸爸心里也难受，他只是想救大伯于水火，并不是不顾您的感受。＂

母亲默默流泪，没有说话，但我看到她的肩膀微微颤抖，像是风中摇曳的芦苇。

这时小兰开口了，她的声音总是那么温和，像春天的细雨：＂爸，妈，其实我们单位最近在搞集资建房，我和明远商量过了，可以买一套三室的，等拿到房子后，咱们全家一起住。到时候您二老住主卧，我们住次卧，还有一间书房，儿子以后放学可以在那写作业。＂

＂原来的房子先不动，可以出租出去，租金用来还贷款和补贴家用，这样既不用卖老房子，又能凑出一部分钱来帮大伯，您看成不成？＂

父母都愣住了，显然没想到还有这种可能性。

＂这...这不是又要你们花钱吗？＂母亲迟疑地说。

＂妈，我已经在厂里申请了内部借款，利息比银行低多了，一家人住在一起，平时还能互相照应，何况您不是总惦记着给我们做好吃的吗？＂我轻轻握住母亲的手，＂这个办法大家都不吃亏，您和爸有个照应，我和小兰省了请保姆的钱，以后有了孩子还有您们帮忙带，多好啊。＂

见母亲沉默不语，小兰接着说：＂妈，您别担心我们嫌您烦，我从小没了妈，一直把您当亲妈看待，现在能和您住在一起，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母亲的眼泪又落下来，却是欣慰的泪水，她轻轻拍了拍小兰的手：＂好闺女，你们有这份心，妈就知足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忙着筹钱，就像赶在暴雨前抢收庄稼的农民，分秒必争。

我从厂里借了一万块公积金，小兰的姐姐是供销社的会计，借了我们八千，再加上四处凑的零零碎碎，有的亲戚只给了五十块，但我们都记在心里，总共凑了三万多。

厂长知道我的难处，特批了我一个月的带薪假，让我专心处理家事。

大伯那边也筹到了一万多，儿子卖了自行车，儿媳妇当了金戒指，就差几千的缺口，我们决定先还上这些，剩下的分期还。

这期间，最让我感动的是邻居老李。他是个退休老工人，儿女都不在身边，听说我们家的事，二话不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攒了大半辈子的五百块钱：＂拿去，不用还，咱们住了二十年邻居，这点力我还是出得起的。＂

父亲把钱交给债主时，整个人仿佛年轻了十岁，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神也有了光彩。

债主收了大部分钱，扫了一眼我们这群穿着朴素的普通人，冷笑一声，却也同意剩下的分期付清。

大伯感动得热泪盈眶，拉着父亲的手说不出话来，两兄弟相对而立，默默无言，却胜过千言万语。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墙上那张老照片中的年轻人，血浓于水，患难见真情。

这场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了，就像过境的暴雨，激起千层浪后渐渐归于平静。

我和小兰开始张罗买新房的事情，填表格、交定金、签合同，忙得不亦乐乎。

父母的关系也逐渐缓和，母亲虽然嘴上不说，但开始给父亲做他爱吃的红烧肉和清蒸鲫鱼；父亲则主动帮母亲擦玻璃、扫院子，默默弥补这段时间的过错。

有时候，我会看到他们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一个织毛衣，一个看报纸，不说话，却都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

小兰说，这就是相濡以沫五十年的模样，平淡如水，却胜过山盟海誓。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后，我在厂房里检查设备，突然接到大伯儿子的电话。

当时厂里只有一部黑色的座机电话，接线员老刘气喘吁吁地跑来车间喊我：＂王明远，你侄子的电话，说是急事！＂

我一路小跑到厂部办公室，接起电话，却听到电话那头哭腔：＂叔，我爸又出事了，你快来一趟吧...＂

＂什么？＂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爸...我爸赌博欠下了新债，又有人找上门来要钱了，都带着棍子，说再不还钱就...＂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电话那头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父母，特别是父亲。他为了救大伯，差点搭上和母亲几十年的感情，结果大伯却又重蹈覆辙。

沉思良久，我决定先不告诉父母，自己去见大伯，弄清楚状况再说。

当我赶到砖窑时，天已经黑了，院子里一片狼藉，砖头瓦块散落一地，像是被人特意砸过。

几个神色不善的男人正站在院子里大声叫嚷，大伯缩在角落，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大伯，这是怎么回事？＂我挡在大伯面前，心跳如擂鼓。

＂小子，这是你大伯？＂一个留着平头的壮汉走上前，指头几乎戳到我鼻子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还钱，别怪我们不客气！＂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我才弄清楚：大伯借了高利贷后，没用来还旧债，而是偷偷去赌博，想着一夜暴富还清所有债务。

结果不但没赢，反而输了个精光，还欠下了三万多的新债。

＂这次可不比上次，＂其中一个瘦高个儿狞笑着说，＂上次那个老板好说话，我们可没那么好打发，今天不把钱还上，就别想安宁！＂

我用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暂时打发了他们，承诺三天内想办法还钱，这才将他们请出院子。

等人走后，我狠狠地质问大伯：＂您怎么能这样？我父亲为您差点卖房子，差点和我妈离婚！我们全家为您东拼西凑，您倒好，转头又去赌博？您知不知道这是在糟踏我们全家的心血？＂

大伯蹲在地上，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脸颊滑落：＂明远，我也不想的，我就是想快点还清债务，一家人过安稳日子...你爸当年救过我的命，我这辈子都还不清啊...＂

我不想再听他的解释，浑身湿透地冲进雨幕中，心如刀绞。

回到家，小兰看我脸色不对，连忙端来热茶和毛巾：＂怎么了？出啥事了？脸色这么难看。＂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

＂这可怎么办？要是让爸知道了，他会...＂小兰担忧地说，眉头紧锁。

＂我决定了，这次我们不能再由着大伯胡来，这不是帮他，是害他。＂我坚定地说，声音里透着前所未有的严厉，＂他欠的赌债，我们不能再替他还，但是他毕竟是爸的亲哥哥，我们得想个办法，既要帮他，又不能惯着他。＂

我和小兰商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顶着两个黑眼圈去找了厂里的李厂长和工会主任，又去了县民政局，提出了一个不算完美但可行的方案。

三天后，我和小兰，还有父亲一起来到大伯家，父亲还蒙在鼓里，以为只是来看望兄长。

＂大哥，这是怎么了？＂父亲一进院子，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大伯正低着头坐在堂屋里，看到父亲来了，眼泪又掉下来。

＂老弟，我对不起你...＂大伯声音哽咽。

此时那几个债主又找上门来，父亲一下子明白了什么，脸色由白转青，又由青转白：＂大哥，你...你...＂

我赶紧把父亲拉到一边，简单解释了情况，并说明我们已经想好了解决办法。

父亲呆立片刻，突然转身朝大伯走去，我心里一紧，生怕他会一拳打过去——以父亲的脾气，这很有可能。

但出乎意料的是，父亲只是紧紧抱住了大伯，像小时候那样，大伯病了，父亲整宿守在床前一样：＂大哥，都是我的错，没能好好照顾你。＂

我把带来的协议拿出来，摊在桌上：我们愿意帮大伯还清赌债，条件是大伯必须把砖窑卖掉，搬到县城来住，由我们帮他找一份工作，并监督他以后的生活。

＂大伯，与其给您鱼吃，不如教您怎么钓鱼。＂我语气坚定却不失温和，＂您的砖窑已经经营不下去了，留着也是负担，不如趁早卖掉，了却债务，重新开始。＂

＂明远，这...我这把年纪了，能找什么工作啊？＂大伯为难地说，手指不自觉地扣着桌面。

＂大伯，您才五十出头，正是能干的时候。＂我语气坚定，＂我们厂子的门卫退休了，我已经和领导说好了，可以让您去顶替。工资虽然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福利，最重要的是，不会再有人上门讨债了。＂

经过一番长谈，大伯终于点头同意了，在协议上按下了手印。

父亲看着这一切，眼中既有欣慰，又有些许忧伤，拍了拍我的肩膀：＂儿子，你比爸强，爸只想着救急，没想到救长远。＂

至于那笔赌债，我和小兰东拼西凑，又找了几个亲戚朋友借了一些，总算是还清了。

父亲知道真相后，没有责怪大伯，只是暗自伤心了几天，后来还是母亲开导他：＂你弟弟是个好人，只是太心软，吃亏在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你呀，应该好好感谢咱儿子和儿媳妇。＂

大伯当上门卫后，每天按时上下班，生活逐渐规律起来。

他住在厂区附近的一间小平房里，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安身之所，日子也慢慢好转起来。

闲暇时，他会去父母家坐坐，帮母亲择菜，陪父亲下棋，有时还会自嘲地说：＂老弟，我这辈子没出息，幸亏有你这个好兄弟，还有明远这个好侄子。＂

母亲对大伯的态度也慢慢缓和，偶尔会给他包些饺子或是蒸些点心带回去，说是＂老头子年纪大了，自己做饭不方便＂。

我和小兰买的新房子终于交付了，三室一厅，南北通透，阳台上能看到远处的小河。

父母搬来和我们一起住，每天清晨，母亲总是第一个起床，烧好热水，做好早饭，然后坐在阳台上看报纸。

父亲则负责买菜和遛弯，时不时还会带回一些小鲜花插在花瓶里，逗得母亲直笑：＂老头子，这么大岁数了还学人家谈恋爱呢？＂

老房子租给了一对年轻夫妻，每月的租金不多，但足够还贷款，偶尔还能剩下一点给父母做零花钱。

一年后的春节，我们在新家摆了两桌酒席，请来了帮助过我们的亲友邻居，当然还有大伯。

桌上菜香酒浓，笑语盈盈，父亲和大伯坐在一起，两个古稀老人举杯相碰，像年轻时一样肩并肩。

父亲举起酒杯：＂来，大家干一杯，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以后咱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大伯红着眼圈举杯：＂老弟，这一年多亏了你和明远，明远说得对，与其给鱼，不如教钓鱼，我现在每天上班，虽然累点，但心里踏实，睡觉也安稳。我欠你们的，这辈子...＂

＂说这些做什么，＂父亲打断他，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温情，＂咱们是亲兄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我在，就不会让你饿着冻着。＂

母亲看着兄弟俩，嘴角微微上扬，那是我很少见到的笑容——发自内心的满足和幸福。

她端起酒杯，轻轻碰了碰大伯的杯子：＂大哥，新年快乐，祝你健康长寿。＂

那一刻，我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环顾四周熟悉的面孔，这就是家的意义——无论风雨多大，总有避风的港湾；无论困难多少，总有伸出的援手。

窗外，春节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红红的灯笼在风中摇曳，散发着喜庆的光芒。

我举起酒杯，与所有人碰杯：＂祝我们家，永远和和睦睦，平平安安。＂

大伯的眼角有泪光闪烁，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母亲则悄悄地握住了父亲的手。

那一刻，我知道，这场风波不仅没有拆散我们的家，反而让我们的亲情更加牢固。

血浓于水，亲情无价，但爱也要有边界和智慧。

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家人之间的扶持是最温暖的力量，但这种扶持不是溺爱，不是纵容，而是适时的帮助和正确的引导。

正如那个暑热的夏天，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亲情是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但珍贵的东西也要好好珍惜，不能糟蹋。＂

如今想来，这句话是那么的深刻而有力量。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