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下邽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赵师韫杀害。后来赵师韫入朝升任御史，徐元庆就改姓易名，在某个驿站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趁机拔刀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

一、柳宗元与陈子昂的礼法之辩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下邽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赵师韫杀害。后来赵师韫入朝升任御史，徐元庆就改姓易名，在某个驿站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趁机拔刀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时任右拾遗的陈子昂（即后来写出了《登幽州台歌》的唐代大诗人）则上书《复仇议状》，他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朝廷赞同陈子昂的主张，并将此案编入了国家律令。

陈子昂（约661年—702年），字伯玉，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他是初唐文坛革新运动的核心人物，被后世誉为“唐诗革新的先驱”，更因徐元庆复仇案中提出的“诛而后旌”理论，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一百多年后，柳宗元对此则持不同意见，为了驳斥陈子昂的主张，他写了《驳复仇议》这篇文章（此文后被选入《古文观止》）。当时，柳宗元在大唐王朝担任礼部员外郎，文章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有感而发的。柳宗元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朝廷同意了柳宗元的主张，并将此案编入了国家律令。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世称“柳河东”“柳柳州”，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学成就与思想主张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深远。

二、血刃背后的千年之问

公元2017年山东聊城，于欢持刀刺向辱母者；公元692年陕西虢州，徐元庆手刃杀父仇人。相隔1325年的两把刀，刺穿了同样的伦理困境——当至亲受辱或冤死，情与法该如何抉择？

在电影《第二十条》开场，雷佳音饰演的检察官翻开的不是案卷，而是中国人绵延千年的心灵挣扎史。正如徐元庆案在唐代引发"礼法之争"，当代的于欢案让最高法院出台第18批指导性案例。历史在循环往复中，始终绕不开那个终极命题：天理、国法、人情，究竟孰轻孰重？

三、庙堂之上的礼法之辩

1. 陈子昂的折中方案

"杀人者死"与"血亲复仇"的激烈碰撞，在武则天时期的朝堂掀起飓风。诗坛巨擘陈子昂写下《复仇议状》，提出震惊朝野的"诛而后旌"论：先依律处决徐元庆，再立牌坊表彰孝行。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智慧，恰似当今"防卫过当"的司法认定。

这种调和主义深植于中华法系基因。正如《唐律疏议》规定：为父母报仇杀人者，减死刑为流放。这种"情法两尽"的立法精神，在《第二十条》中化作检察官的台词："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

2. 柳宗元的逻辑之辩

百年后柳宗元拍案而起，《驳复仇议》如手术刀剖开陈子昂的逻辑悖论："若徐父冤死，元庆当赦；若徐父有罪，元庆当诛。"这种非黑即白的论断，暗合现代"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就像昆山"龙哥反杀案"的判决书所述："不能苛求防卫人在紧急情况下保持理性克制。"

两位文豪的论战，本质上是法律究竟该刚性如铁还是温情似水。这不禁让人想起罗翔教授的诘问："法律若背离民众朴素的正义感，还能称为良法吗？"

四、青史照见的现实倒影

1. 唐代的司法实验

《新唐书》记载的三桩复仇案，堪称古代版"同案不同判"：

徐元庆：处死+立牌坊（诛旌并行）

卫无忌：特赦+赐田宅（以孝破法）

梁 悦：流放+免赋税（折中处置）

这种摇摆不定的判决，恰似司法中的"口袋条款"。就像电影《第二十条》展现的困境：当韩明检察官在"故意伤害"与"正当防卫"间反复纠结时，他面对的何尝不是千年未解的谜题？

2. 现代社会的破局尝试

2018年昆山反杀案、2020年福州赵宇案、2023年电影《第二十条》，三次标志性事件构成中国法治进程的里程碑。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正当防卫案件的无罪判决率从2017年的6%提升至2022年的34%。这组数字背后，是"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现代司法觉醒。

五、游走在钢丝上的文明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复合体。这种双重基因造就了独特的司法哲学：

在杭州杀妻碎尸案中，我们坚持"命案必破"的刚性法治

在重庆幼童姐弟坠亡案里，我们秉持"天理难容"的伦理审判

在电影《第二十条》故事 里，我们寻求"良法善治"的平衡支点

这种智慧在唐代已现端倪：徐元庆案发地阌乡驿，后来立起"孝烈坊"与"明法亭"两座建筑。前者刻着《孝经》，后者录着《唐律》，相隔百步却相望千年。

五、永不落幕的生死之辩

当电影《第二十条》片尾响起"正义不会缺席"的台词时，影院里的抽泣声与千年前柳宗元写下"统于一"的墨迹产生奇妙共振。从徐元庆到于欢，从《复仇议状》到《刑法》第二十条，中国人用1400年时间走出一条情法交融的道路：

既要有陈子昂"诛旌并行"的务实

也需柳宗元"是非分明"的锐气

更要电影《第二十条》"法护良善"的担当

历史终将证明，最好的法律不是刻在青铜鼎上的冰冷条文，而是流淌在百姓心中的温暖共识。就像电影里老检察官的感叹："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

来源：楚之奇纵谈文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