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今天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里，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困惑：本该为社会解决问题的人，反倒成了制造问题的根源。解决问题的人变成制造问题的人，不仅意味着一种职能的错位，更意味着一种信任的崩塌。
在今天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里，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困惑：本该为社会解决问题的人，反倒成了制造问题的根源。解决问题的人变成制造问题的人，不仅意味着一种职能的错位，更意味着一种信任的崩塌。
这背后藏着什么深层次的逻辑？有没有可能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现象，其实正是这个问题的延续与放大？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捋一捋。
解决问题的人为何成了制造问题的人？
这个问题说起来尖锐，但并不稀奇。生活中，我们见过太多类似的例子。比方说，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可有人却被“过度医疗”拖垮了经济；
企业家本该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可一些人却靠资本操作把资源盘剥成自己的私产；
教育者本该传播知识和价值观，可某些机构却把教育变成了压榨家长的工具。
这些现象细想起来是不是很讽刺？解决问题的人，本是社会运行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可一旦这个“润滑剂”变成了“污染源”，问题便会呈几何级数地恶化。
为什么会这样？简单讲，有三个关键原因：
第一，角色错位。一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不是单纯的事务性工作，而是攸关社会秩序和民生福祉的关键环节。
当权力的执行者失去了边界感，他们不再是规则的维护者，而是规则的突破者；当资本的拥有者忘记了公共性，他们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是财富掠夺的“刮分器”。
第二，机制失效。解决问题的系统本应自带纠偏功能，但一旦这个系统本身被污染，纠偏机制便成了摆设。
譬如，医疗、教育等关乎民生的行业，本该有监管措施去遏制不良行为，但当利益链条深度渗透其中，监管者也可能变成问题的一部分。
第三，价值观扭曲。某些人把利益最大化看作唯一目标，甚至将解决问题看成是一种获取更多资源的工具。这种逻辑极具破坏性，直接摧毁了职业伦理和社会信任。
现实中有哪些典型的表现？
比如医疗领域的“诊疗泛化”。很多人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本来只是去看个普通感冒，结果医生却开了一堆检查单：血液化验、影像扫描、药物清单，几天下来，账单吓人。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程序真的是为了病人康复吗？如果不是，这种“问题”，是谁制造的？
教育领域的“内卷化”竞争。有些家长感叹，现在送孩子上学不光是个时间和金钱的考验，更是一场“智商税”的角逐。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夏令营层出不穷，甚至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都要学编程！难道是孩子真的需要这些知识，还是说，有人制造了这种焦虑，逼着家长掏钱？
再比如，环保领域中常见的“伪环保”问题。某些地方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结果搞出来的却是形式主义工程：植树造林几年后树全死了；治理河流表面上看水质提升了，实际只是靠加化学剂“漂白”出来的数据。这些表面文章看似在解决问题，实际上却埋下了更多隐患。
如果制造问题的人正是被寄予厚望的解决者，这种双重背叛，损害的是什么？是社会最基本的公信力。
在这种现象背后，我们不妨追问一句：是谁赋予这些人制造问题的权力？
这里不得不说，很多时候，“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权力本应被用来解决问题，但如果缺乏制约和监督，它就会“异化”。
这种异化，不仅让手握权力的人膨胀了私欲，也让原本应该成为解决问题的机制，逐渐滑向制造问题的泥沼。
除此之外，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也加剧了这一问题。今天的社会，很多问题都是“系统性”的，单一的制度或人力很难彻底解决，但某些人恰恰利用了这种复杂性，将“解决问题”变成了“伪装制造问题”。
比如，某些企业打着“科技创新”的旗号却干着偷税漏税的勾当；某些机构喊着“公益事业”的口号却暗地里搞资本运作——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复杂性成了他们的“掩体”，普通民众根本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
针对这种现象，我认为，核心在于建立真正有效的“负反馈机制”。
什么是负反馈？说白了，就是问题的制造者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代价，而不是让代价转嫁到社会头上。
譬如医疗领域，如果“过度医疗”的医生和医院不仅得不到经济收益，反而会被重罚，谁还敢乱来？再比如教育领域，假如明确规定学校和机构不能人为制造升学焦虑，谁还会随便推出那些“天价课程”？
与此同时，强化公众监督，增加透明度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必须承认，很多问题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普通人缺乏足够的信息和手段去监督那些“高高在上”的解决者。如果说权力是一道防线，民众监督则是第二道防线，两者缺一不可。
解决问题的人为何变成制造问题的人，这不仅是社会管理的问题，更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当信任被破坏，我们如何弥补？当“解决者”成为“制造者”，我们能否还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问题最终能够被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值得每一个人去深思。
其实，不妨换个角度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也站在了解决问题的位置，我们会不会也面临同样的诱惑？能否保证自己不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这才是对每个人的终极拷问。
来源：思想者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