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是鲍君甫，一位曾经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重要职务的特工，彼时，他因与敌对势力的联系而被判处死刑。

1951年1月，南京的法庭上，一位年约五十的男子，站在被告席上听着法官对自己的审判。

他是鲍君甫，一位曾经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重要职务的特工，彼时，他因与敌对势力的联系而被判处死刑。

可令在场所有人意外的是，这位男子并未显露出丝毫的恐慌或悔意，相反，他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辩护：“陈赓知道我曾为党做出的贡献！”

这句话一经说出，顿时引发了全场的震动。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刻，鲍君甫会提到陈赓将军的名字？

鲍君甫出生在广东，他早年家境尚可，父母也给予他较为宽松的教育环境，使得鲍君甫在少年时便展现出过人的才华。

之后他便留学日本，最初的目的并非追求政治理想，而是出于对商业的兴趣。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鲍君甫内心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让鲍君甫心生警觉，这也为他心底埋下了改变历史的种子。

鲍君甫回到上海后，他的生活轨迹逐渐发生了转折，凭借流利的日语和敏锐的眼光，他很快进入了当时上海的知名通讯社工作。

这份工作给了他接触社会精英、与各方人物建立关系的机会，每周，他都会去书店阅读各种书籍，增长见识。

也正是在这些书店中，他遇见了影响他一生的几个人——其中之一便是杨剑虹。

杨剑虹是上海国民党党派的成员，也是一个具有广泛人脉的人物。

而杨剑虹和鲍君甫的友谊，成了鲍君甫日后进入国民党调查科的关键纽带。

1926 年，鲍君甫改名“杨登瀛”，凭借日语优势在杨剑虹的推荐下，很快在国民党内部占据了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夜校担任日语教师，学生中不乏地下党员。

在课后的接触中，他结识了名为陈养山的中共人士，两人因语言和思想的共鸣迅速成为忘年之交。

之后几次会面，两人开始谈论时局、政党与革命。

在一次深夜交谈中，鲍君甫第一次表达了自己的真正立场，他坦言，自己虽身处国民党，却愿意为共产党效力，他知道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却愿意踏出这一步。

陈养山将此事上报给上级，很快，中央方面对鲍君甫的背景进行核查。

他日语精通，又善于伪装，与国民党多位高层关系密切，若能加以利用，势必为我党情报网打开突破口。

不久，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亲自出面与鲍君甫会面，两人约在一家隐秘的茶楼。

期间，陈赓直言不讳地问他：“你真愿意做一名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陈赓的审慎与深思熟虑，使得鲍君甫在与他交流时，不敢有所隐瞒。

他向陈赓坦白，自己不仅愿意为中共提供情报，甚至愿意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敌阵，为中共争取更多的时间与资源。

从那一刻起，“杨登瀛”这个名字正式成为一面伪装的旗帜，而鲍君甫，悄然成为中共布置在国民党内部的一枚重要棋子。

1928年，在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愈发激烈的背景下，鲍君甫以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职位与人脉，迅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密资料。

而每一份来自国民党的情报，都是对中共力量的巨大支持。

鲍君甫通过自己巧妙的手段，不仅仅是在国民党调查科中站稳了脚跟，还开始涉及到其他更加重要的军事与政治层面。

他逐渐接触到一些国民党内的高级将领，甚至有机会与蒋介石的亲信们互动，这一切，都为中共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情报资源。

这一切并非轻松之事，鲍君甫在表面上依然要维护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正直形象，不能让任何人察觉到他背后的真正动机。

为了更好地进行情报工作，他甚至开始主动向中共提出一些“请求”：例如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安置一辆车子作为日常出行工具，甚至为自己配备一个保镖。

在这些请求中，他的目的是更加方便地开展工作，同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避免暴露身份。

为了巩固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鲍君甫不断加强与高层的关系，尤其是与国民党情报系统中的关键人物陈立夫、杨剑虹等人的联系。

每一次的情报交换，都能让他在国民党内部积累更多的信任，而这些“小小的胜利”，无疑也为中共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与战术支持。

在这期间，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特派员，鲍君甫办事沉稳，又时常能提前预知敌方动向，被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一次内部会议上，他以犀利的分析指出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在租界某地的隐秘据点，成功引导国民党破获了一个“伪装基地”。

当然，那处据点早已被弃用，相关文件更是中央安排鲍君甫“故意泄露”的旧档。

就是靠着这样的“假情报立功”，鲍君甫在调查科迅速站稳脚跟，甚至有一度，连陈立夫在上海视察时，也对他多有褒奖。

与此同时，他也未曾忘记与党组织的联系。

每隔一段时间，他会以“夜读”的名义前往租界内一家老书铺后巷，那里有个不起眼的小窗，那是中共秘密通讯员设立的信箱。

一次，他在和日方情报官的接待宴上，无意听到有关一名我党高层遭监控的消息。

他强压内心波动，借着酒意故作醉态，在洗手间内迅速记下关键信息，然后在夜里骑着那辆破旧的单车，穿越半个上海将消息传递出去。

几日后，该名干部被悄然转移至安全地区，避免了一场本可能致命的暴露。

1931年，鲍君甫的秘密身份终于在一次意想不到的情报泄露中，暴露于敌人视线之下。

那一年，中共内部的一名高层——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投敌，他供出了很多名字，其中包括鲍君甫。

而另一名红色特工钱壮飞将此消息立即转告给了中央，但对陈赓让他赶紧跑的建议，鲍君甫并没采取，也觉得自己没事。

结果，当天下午，鲍君甫就在办公室中翻阅文件时，被一队中统特务破门而入强行带走。

被捕后，他被单独关押在南京的一处秘密监牢，但随着对鲍君甫的审讯推进，他一份又一份的身份剥开。

鲍君甫是陈果夫、陈立夫笼络来的人才，并且还与张道藩有关系，这都让他不能被随意处决，于是最后还是宽释了他。

但释放后，徐恩曾一直派人盯着他，这使得他根本没机会和陈赓等人联系。

七七事变过后，由于特工总部西迁，鲍君甫终于得到了自由，此后靠打零工卫生，还当过卖烟的小贩。

只是，生活并未就此平静，1950年，鲍君甫的身份暴露，此后被冠以“曾任汪伪职务、欺骗组织”的罪名，法院初步决定对其处以死刑。

由此也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他说：“我曾为党执行过最危险的任务，陈赓将军知道，周总理也知道。”

尽管镇反政策严格，但涉及高层的历史问题，法院院长不得不谨慎。

于是，他亲自给彼时正在云南的陈赓写信，希望求证鲍君甫所言是否属实，信函一发，就是数月。

这段时间，鲍君甫依旧被关押，日复一日地等待回音，他不再申辩，也不再与看守多言，只是每天默默写着日记。

时间来到1951年冬末，陈赓终于回信，他确认鲍君甫的身份，并坦言其过去所作的贡献“不可磨灭”，这封信成了鲍君甫的救命稻草，也成了他多年信仰和牺牲的最好证明。

1952年1月25日，身份得到确认后，法院最终改判，释放鲍君甫。

与此同时，鲍君甫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逆转。

历史并没有彻底抹去鲍君甫的价值，在1952年，鲍君甫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陈养山的信。

陈养山，这个曾在革命年代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已经成为了当时司法部的副部长。

在信中，陈养山提到了鲍君甫的贡献，并且要求南京公安局对鲍君甫的情况给予关注，特别是对他在过去所做的革命贡献要有更多的重视。

信件的到来，也让鲍君甫的命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他仍然在社会中名不见经传，但他终于感到自己曾经为党所做的贡献没有被完全遗忘。

就在这时，周总理和陈赓等中共领导人的关注也使得鲍君甫的处境发生了显著的转变。

党对他过去的贡献开始逐渐给予认可，这个曾经以间谍身份在敌人的阵营中潜伏的男人，终于得到了历史的重新审视。

1954年，鲍君甫再次收到了陈赓的来信，这封信的内容，除了关怀和问候之外，更多的是对鲍君甫个人命运的关心。

陈赓提到，党内已经在逐渐了解鲍君甫的困境，并决定提供一笔生活补助，以帮助他渡过难关。

从1955年起，鲍君甫开始每月收到来自党组织的生活费，虽然数额不大，但这份来自革命组织的关怀，成为了鲍君甫坚强生存下去的力量来源。

在1956年春，鲍君甫的生活经历了又一次的历史性认同，陈赓不仅亲自邀请他前往北京，带着他到各个重要场所与一些革命前辈见面。

与陈赓一同，鲍君甫参加了在北京的一次宴会，在这场宴会上，鲍君甫首次与那些曾经的战友们重逢。

随着年龄的增长，鲍君甫的身体日渐衰老，但他心中那份对革命事业的热爱始终未曾改变。

1969年，鲍君甫在家中安详去世，享年79岁。

他的一生，尽管曲折，却充满了历史的重量。

作为一名双面特工，他曾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传递重要情报，也曾经历过暴露与牺牲的危险。

因此，他的贡献不会被历史抹去。

来源：曦月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