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节前一周，我才算真正接手了老爹的理发店。大家都叫它老张理发店，开在县城东头三十多年了，见证了这条街从泥巴路变成柏油马路，又变成今天的商业步行街。

春节前一周，我才算真正接手了老爹的理发店。大家都叫它老张理发店，开在县城东头三十多年了，见证了这条街从泥巴路变成柏油马路，又变成今天的商业步行街。

那天收拾店里的时候，我五十岁。

算起来有点可笑，人到半百才回来接班。老爹去年冬天走的，走得突然，留下这间十几平方的小店和一堆生了锈的工具。我看着那些东西发呆，想起小时候他总说：儿子，学手艺吧，剪刀吃不了亏。

我没听，离家去了沿海，混到厂里当了个小组长，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后来工厂倒闭，我四处打工，天南海北跑了十多年，头发黑的地方越来越少。直到老爹突然走了，我才回家，站在这间小理发店门口，怎么都不敢进去。

“老张家儿子回来啦？”老周头经过，提着鸟笼子，一如既往去茶馆听戏。他的白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着，这是老爹的手艺，现在老爹不在了，他的头发谁来理？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

“你爹手艺好啊，我这脑袋只让他碰，这可怎么办呀？”

我没说话，推开了店门。门轴发出呻吟，像是埋怨我回来太晚。屋里灰尘很厚，但工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仿佛老爹昨天还在这里，给人刮胡子、推平头。

墙上挂着泛黄的日历，停在去年十二月。日历下面是张全家福，我小时候照的，老爹的手搭在我肩上，笑得那么欣慰。照片旁边贴着几张红色的奖状，有些已经看不清字了：“县城优秀服务业工作者”、“手工艺人先进个人”，还有一张盖着红印章的什么证书。

天黑前我基本清理完了店里的灰尘。老爹的一套剃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买的，刀面锃亮，看得出常年保养得很好。推子是七十年代末的货，日本产的，我记得那时候花了整整三十块钱，老爹心疼了好几天，说是要用它干十年二十年的活儿才能回本。

老式的理发椅子还算完好，就是坐垫磨得薄了，露出了棉絮。我用手抚摸着扶手，能摸到几十年来磨出的光滑手感。老爹就在这张椅子边站了大半辈子啊。

天完全黑了，我找出老爹的手电筒，继续整理工具箱。忽然发现靠里墙角有块砖松动了，我好奇地用手指扣了扣，砖头竟然整个掉了出来，露出一个小洞。

我打着手电凑近一看，里面有个铁盒子。

这东西很沉，上面落了厚厚的灰。我擦了擦，发现竟然是个铁质的牌子，上面刻着字。擦干净后，我差点惊得把它扔出去——“县革委会特批民用服务站”几个大字赫然在目，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张德山同志负责，1969年7月”。

张德山是我爹。

我盯着这块铁牌，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老爹从来没提过什么”特批民用服务站”，他只说自己是个普通理发匠，靠一把剪刀吃饭而已。1969年……那是文革时期啊！

我又在墙洞里摸索，摸到一个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摞发黄的纸张，是手写的账本。翻了几页，上面记着名字、日期和数字，有些地方还画了红圈。最上面一行字写着：“特殊人员服务记录”。

这是什么意思？

我正想继续翻看，忽然传来敲门声。透过蒙着灰的玻璃窗，我看到门外站着两个人。

“请问是张师傅家吗？”

我开了门，门外站着的是街道办李主任，旁边还有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西装革履，看起来像是领导。

“您好，我是张德山的儿子，他去年过世了。”

李主任神色一紧：“您就是张小明同志吧？听说您回来了。这位是咱们县档案馆王馆长，专程来拜访您的。”

档案馆？拜访我？

“张先生，我们听说您回来接手理发店，所以特地来看看。不知道能否进去坐坐？”王馆长态度很客气。

我将信将疑地让开门，让他们进来。王馆长环顾了一下这个狭小的空间，目光在那些老旧工具上停留了好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

“张先生，您父亲生前可曾提起过这家理发店的历史？”

我摇摇头：“我只知道他开了三十多年理发店。”

李主任和王馆长交换了一个眼神。王馆长走到墙角，指着那个被我挖开的洞：“看来您已经发现了一些东西。”

我拿出那块铁牌，递给他们看：“这是什么意思？我爹为什么会有这个？”

王馆长轻轻摩挲着铁牌，眼睛湿润了：“这是一段县城不为人知的历史。您父亲不是普通的理发师，他是特殊时期的’灯塔’啊。”

我有点糊涂了：“什么灯塔？”

李主任接过话头：“文革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但县里有些特殊工厂和单位需要技术人员。您父亲的理发店表面上是普通理发店，实际上是一个联络站——”

“联络站？”我更迷惑了。

王馆长点点头：“是的，您父亲负责给那些被下放的知识分子提供理发服务，同时秘密传递县里领导的信息，让他们能以’技术指导’的名义回县里工作。这样既不违背上面的政策，又保住了那批人才。”

我瞪大了眼睛：“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事。”

“您父亲不会说的，那时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王馆长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您看，这是1972年您父亲和那些被他帮助的人合影。”

照片上,老爹站在一群人中间，年轻的脸上带着谨慎的微笑。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他们看着老爹的眼神充满了感激。

“张师傅一共帮助了四十二名知识分子免于下放或者从农村回来工作。其中有五位后来成了咱们县的技术骨干，两位成了县领导，还有一位现在是省级院士。”李主任的语气带着敬意。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常有陌生人来找老爹，给他送东西——一条鱼、一篮子鸡蛋、有时候只是一包茶叶。老爹从不解释，只说是老顾客。

“你爸爸这把剃刀不仅仅是剃胡子的工具，”王馆长指着墙上挂着的老剃刀，“在那个年代，他用它制造了许多’工人理发证明’和’师徒关系证明’，让那些被贴了标签的人能够重新工作。”

我愣住了：“这……这不是违反政策吗？当时不危险吗？”

王馆长苦笑：“当然危险。张师傅两次被叫去审查，一次关了半个月。但他从未暴露那些人的身份，也从未停止过帮助别人。”

我记得那半个月，那时我才十岁出头，老爹突然不见了，妈妈整日哭，邻居来安慰说张师傅去外地学习新理发技术了。原来那是谎言。

“那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事？”

李主任摇摇头：“那个年代的事，很多人选择不说，尤其是对下一代。但是现在县里正在整理改革开放前的民间工作者事迹，您父亲的贡献需要被记录下来。”

我靠在墙上，一时说不出话来。从小到大，老爹在我眼中就是个普通手艺人，每天就是剪剪理理、刮刮胡子，最多管管我的学习。他总是说：“手艺人就该专心做手艺，其他的事不要掺和。”

那块铁牌在灯光下闪着暗淡的光，仿佛诉说着五十年前的故事。

王馆长继续说：“我们想请您同意，将您父亲的事迹写入县志，并且把这块牌子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当然，费用我们会支付。”

我下意识摇头：“不，这是我爹的东西。”

他们显得有些失望，但还是尊重我的决定。临走前，李主任递给我一张名片：“如果您改变主意了，随时联系我们。”

他们走后，我独自坐在老爹的理发椅上，看着那块铁牌和发黄的账本。上面记载的那些名字，那些数字，可能代表的是一个个家庭的命运吧。

就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小店里，老爹用平凡的剪刀，做着不平凡的事。而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爸，我不知道您这么厉害。”我对着空气说。

外面月光洒在窗户上，三十年前那个推子的声音仿佛又响起来。咔嚓咔嚓，老爹总是能把每个人的头发剪得整整齐齐，因为他认为，人人都值得最好的服务。

那天晚上，我睡在店里的小床上，梦见老爹还在给人理发，手法那么娴熟，剪刀在他手中像会跳舞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被敲门声惊醒。门外站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提着个鸟笼。

“开门了吗？”老人问，“我头发该理了。”

我一愣，然后明白了什么。我打开门，摸出老爹的剪刀：“来，坐这儿。”

老人坐下，熟练地把头一仰：“平头，要剪得齐整，跟你爹那样的手艺。”

我紧张地拿起剪刀。说实话，我没学过理发，只是小时候看老爹做过。

“您认识我爹？”我一边试探着剪，一边问。

“谁不认识老张啊！”老人笑了，“我叫刘建国，原来是县中学的教师，你爹救过我的命。”

剪刀险些从我手中掉下来：“救命？”

“对，真正意义上的救命。”老刘叹了口气，“1970年，我因为在课堂上不小心说错话，被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下放到山里挖煤。你爹不知怎么打听到消息，千里迢迢找到矿上，说我是他徒弟，要接我回去学理发。带来的证明盖着张开文革委员会的大红章。”

我手开始发抖：“这……这么冒险？”

“那时候谁不冒险啊！”老刘语气突然哽咽，“你爹给我剃了个光头，让我换了名字，硬是把我带出来了，后来安排我在县印刷厂工作。要不是他，我早就死在矿上了。”

理发进行到一半，店门又被推开，走进来一个老太太，看见我愣了一下：“你是老张的儿子？”

我点点头。

老太太眯起眼睛打量我：“有点像，不过没你爹厉害。你爹那双手啊，会变魔术的。”

“您好，请问您是……”

“我姓王，现在县医院退休了。”她看着我手中的剪刀笑了，“你剪得怎么样？跟你爹学了几天？”

老刘回头：“王大夫也来了？咱们都是老交情了，您来得正好，给看看我这头剪得行不行。”

王大夫走近看了看，笑道：“还凑合，比他爹的手艺差远了。”然后转向我：“你爹不光是个好理发师，还是个好人。1973年，我爱人被揪出来批斗，你爹硬是把我们藏在后屋三天，还冒险送信给县医院的老院长。”

我感到喉咙发紧：“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事……”

“那年代的事，谁敢多说啊。”王大夫叹了口气，然后指着我正在剪的老刘，“就这位刘老师，后来教了多少学生你知道吗？两千多个！还有从他班上走出去的大学生，数都数不清。这些都是你爹的功劳。”

老刘摆摆手：“哪里是我的功劳，是老张有胆量。那时候谁敢帮我们这些’臭老九’啊！”

我继续笨拙地剪着头发，心中翻江倒海。老爹，那个每天只会叮嘱我好好读书、专心学手艺的老爹，原来曾经这么勇敢。

到中午时分，店里已经挤满了人。他们都是来看我的，或者说，是来看老张理发店重新开张的。每个人都跟我讲一个关于老爹的故事，那些故事拼凑起来，勾勒出一个我从未认识的父亲形象。

“你爹的《红宝书》里面，其实夹着县里的密函。”

“文件都是用理发店后面的小炉子烧掉的。”

“他那套推子底下有个暗格，能藏印章……”

我站在那儿，听着这些老人七嘴八舌地说着，抚摸着墙上那些发黄的奖状，恍然大悟。那些所谓的”优秀服务工作者”，原来暗藏着这么多的故事。

到了下午，街道办的李主任又来了，身后跟着几个年轻人，还有摄像机。

“张师傅，”他还是这么称呼我，尽管我的手艺远不如老爹，“县台想采访您，关于您父亲的事迹。”

我迟疑了一下：“我能说什么呢？我对他的了解还不如您们多。”

李主任笑了：“没关系，您就说说接手这家店的感受。对了，那块牌子的事，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想了想，走到墙角，把铁牌拿出来：“我想清楚了。这块牌子是属于这个店的，也是属于这条街的历史。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要把这家理发店继续开下去，就叫’老张理发店’，不改名。铁牌可以送给档案馆，但我要一个复制品挂在店里。”

李主任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太好了！张师傅，您太明智了。县里正打算把这条老街打造成历史文化街区，您的店正好可以作为一个活的历史见证点。”

摄像机对准了我，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一个刚回来的游子，对父亲的事业几乎一无所知。但此刻，我忽然明白了老爹为什么总是对我说”剪刀吃不了亏”——因为手艺是最不会被时代淘汰的东西，也是最能帮助别人的东西。

采访结束后，店里又安静下来。夕阳透过玻璃窗照进来，映在那把老剪刀上。我拿起剪刀，对着镜子比划了几下。镜子里的我，已经有了白发，和当年的老爹越来越像了。

那天晚上，我在老爹的日记本最后一页写下：

“爸，我50岁才明白您的剪刀有多重。我会学会您的手艺，也会记住您的勇气。虽然我回来得太晚，但这家店，我会一直开下去。”

写完，我关上灯，躺在老爹曾经睡过的小床上。窗外，县城的夜依然喧嚣，但在这个小店里，时间仿佛停在了五十年前的某一天，一个理发师举起剪刀，悄悄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理发店的牌子在风中摇晃，发出轻微的声响，像是老爹在说：“欢迎回家，儿子。”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开始学着磨剪刀。老刘又来了，带来了一本理发教程，说是要教我手艺。

“别看我是老师，理发这事儿，我可是你爹的学生。”他笑呵呵地说，“现在，我来教你。这样，手艺就能传下去了。”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映出一个剪刀的影子。我想，这大概就是老爹想要的吧——手艺传下去，故事也传下去。

而我，在五十岁这年，终于学会了用一把剪刀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

来源：荷叶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