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第一次见到大妮,是在我回村接我娘去县城住的那天。她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摆弄着一个蓝布包。天热得很,蝉叫得震耳欲聋,她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却像是感觉不到似的。
村里人都习惯了王家大妮的不开口。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
我第一次见到大妮,是在我回村接我娘去县城住的那天。她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摆弄着一个蓝布包。天热得很,蝉叫得震耳欲聋,她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却像是感觉不到似的。
“那是哑巴大妮。”我娘指了指说,然后压低了声音,“王家的大闺女,三十年前的事了,一夜之间就不说话了。”
我娘说着,把塑料袋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里面是我给她买的降压药。袋子上印着”健康药房”四个字,但”康”字已经褪色得只剩一半。
“啥事啊?”我问,声音也不自觉地低了下来。
“谁知道呢,有人说是失恋,有人说是受了刺激。那年她刚十八,正是花一样的年纪。”
大妮似乎感觉到我们在看她,抬起头来冲我笑了笑。那笑容干净得让人心疼,像是被太阳晒干的棉花,轻飘飘的,却又实在。
村口有条黄狗正在追一只蝴蝶,跑过我们身边时,溅起一片尘土。我娘咳嗽了两声,掏出手帕捂住嘴。手帕角上绣着一朵不太像样的牡丹,是我十二岁那年送她的母亲节礼物。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手帕早就洗得发白,花样也模糊了,但我娘还留着。
村里人都喜欢管闲事,尤其是像王大妮这样的”奇人”,更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李婶家的电视坏了,修理工来的那天,半个村子的人都挤在她家看热闹。不是因为电视稀奇,而是修理工是个新面孔,年轻力壮的,手脚麻利,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
“这小伙子不错啊,”王大妮的二婶搓着手说,“今年多大了?成家没?”
修理工正趴在地上捣鼓电视背后的插头,闻言抬起头,笑着说:“三十八了,前些年忙着打工,一直没成家。”
“哎呀,三十八了还单着呢?”村里的媒婆赵大姐立刻来了精神,“我这儿有好几个适龄姑娘,要不要给你介绍介绍?”
修理工擦了擦额头的汗,憨厚地笑了笑:“大姐,别开玩笑了,谁愿意嫁给一个修电视的啊?”
“这话说的,手艺人怎么了?手艺人最吃香!”赵大姐说着,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诶,王家大妮今年多大了?四十八?也不小了,可人长得还行,就是…”
“就是不说话。”有人接话。
电视里正播着去年的春晚重播。小品演员夸张的表情定格在屏幕上,像是在嘲笑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姻大谋划。
修理工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电视修好了,以后少看点,对眼睛不好。”
他收起工具包准备离开,赵大姐却拦住了他:“小伙子,要不要去见见大妮?就当交个朋友。”
修理工犹豫了一下,眼神闪烁:“大妮…真的三十年没说过话吗?”
“可不是,那年过完年就不说了。”赵大姐叹了口气,“说起来也怪,人家都是哑了不会说,大妮是不肯说,谁都劝不动。”
李婶家的狗趴在门口,抬头看了看我们,又低下头继续舔爪子。院子里晾着的衣服被风吹得啪啪作响,像是在为这场对话打节拍。
这事原本该就此结束,但谁能想到,修理工第二天竟然真的来了。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带着一小束野花,径直去了王家。
我恰好去镇上买东西回来,远远地看见他站在王家院子门口,跟大妮的二婶说着什么。二婶不停地点头,脸上的笑容像是中了彩票。
“什么风把您吹来啦?”我停下摩托车问道。
“来看看大妮。”修理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野花被他攥在手里,有几片花瓣已经掉了。
“她在家吗?”
“在呢在呢。”二婶连忙答道,“在后院晒豆子呢,我这就去叫她。”
二婶说着,三步并作两步跑进了屋子,只留下我和修理工面面相觑。
“我叫张海洋,县城那边开了个电器修理铺。”他主动伸出手。
“李有财,在镇上国税局上班。”我和他握了握手。他的手掌上有茧子,和我的办公室手形成鲜明对比。
“大妮她…真的三十年不说话吗?”张海洋问,眼神里带着探究,又有些难以言说的期待。
我点点头:“从我有记忆起,就没听她说过一句话。”
院子里的老柿子树上挂着几个未熟的果子,青绿色的,在阳光下显得通透。树下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摊着一本翻旧了的杂志,封面是范冰冰的照片,已经泛黄了。
不一会儿,二婶领着大妮出来了。大妮穿着一件蓝底碎花布的衣裳,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她看到张海洋时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冲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大妮,这是张师傅,来看你的。”二婶殷勤地介绍道。
大妮看了看张海洋,又看了看他手中的野花,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这个…送给你。”张海洋把花递过去,显得有些局促。
大妮没有接,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里说不清是什么意思。
“大妮,人家好心来看你,拿着吧。”二婶催促道。
大妮这才伸手接过花,但表情依然冷淡。她把花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然后转身回了后院。
张海洋站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了失落。我有些不忍心,拍了拍他的肩膀:“别介意,大妮对谁都这样。”
“她…眼睛很好看。”张海洋突然说。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啊,村里人都说,大妮的眼睛会说话。”
接下来的日子,张海洋隔三差五就来村里。有时候是真的有人家电坏了叫他来修,有时候就是专程来看大妮。
村里人对这事议论纷纷。有人说张海洋是看上大妮家那几亩责任田了,也有人说他是真心喜欢大妮。无论如何,大妮始终不开口,对张海洋也是不冷不热。
直到那天,村里办酒席,张海洋也被邀请了。饭桌上,有人起哄让他给大家唱歌。张海洋推辞不过,清了清嗓子,唱起了一首山歌。
那是一首很老的山歌,唱的是一对恋人被家人拆散,女孩子誓死不嫁,最后守了一辈子的故事。张海洋的嗓音不算好听,但情感真挚,唱到动情处,眼圈都红了。
酒席上的人都安静下来,连筷子碰到碗的声音都显得刺耳。我坐在角落里,看见大妮坐在对面,直直地盯着张海洋,眼里有泪光在闪动。
唱完后,张海洋抹了抹眼睛,举起酒杯:“敬大家一杯,谢谢这段时间的照顾。下个月我要回老家一趟,可能要去半年。”
“回哪儿啊?”有人问。
“回河南老家。我爹病了,我得回去照顾一阵子。”
席间一阵唏嘘。我看了眼大妮,她低着头,手指不停地摩挲着桌角。那是张海洋坐过的位置。
张海洋走后的日子,村里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大妮依旧每天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摆弄着那个蓝布包,偶尔抬头看看路的尽头,又低下头去。
“大妮这是想那个修理工了吧?”村里人私下议论。
我娘住在县城,但常回村里串门。那天她拉着我去看大妮,说是给她送点县城买的零嘴。
“大妮,吃点糖。”我娘把一包话梅糖放在大妮面前。
大妮抬头看了看我娘,点点头表示谢意,然后又低下头去。
“听说那个修理工走了?”我娘问。
大妮的手顿了一下,但没有其他反应。
“你知道吗,那小伙子临走前来找过我。”我娘继续说,“问我认不认识三十年前村里一个叫张小海的人。”
我一愣:“张小海?”
“是啊,那是村里出了名的才子,会唱山歌,还会写诗。”我娘叹了口气,“可惜年纪轻轻就出意外死了。你那时候还小,不记得了。”
我看向大妮,发现她的手在微微颤抖。
“当年大妮和张小海可是两情相悦啊,”我娘继续说,声音里带着回忆的温度,“那年张小海去县城考师范,路上遇到山洪,再也没回来。从那以后,大妮就再也没开过口。”
大妮猛地站起身,蓝布包掉在地上,里面滚出一个泛黄的本子。她弯腰去捡,但动作太急,整个人趔趄了一下。
我赶紧上前扶住她,顺手捡起了那个本子。本子已经很旧了,封面上用不太工整的字写着”山歌集”。我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赠大妮,我心上的人”,落款是”张小海,1991年春”。
大妮一把夺过笔记本,紧紧地抱在胸前,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她转身就跑,那背影像是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轻飘却坚定。
“这孩子,三十年了,还是放不下啊。”我娘叹了口气。
又过了两个月,村里来了一辆出租车,张海洋从车上下来了。他没有直接去找大妮,而是来敲我家的门。
“李哥,能跟我说说大妮和张小海的事吗?”他一进门就问。
我给他倒了杯水:“你怎么知道张小海的事?”
“回老家那阵子,我翻我哥的东西,发现了这个。”他从包里拿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和大妮那本一模一样,只是封面上写的是”山歌集续”。
“你哥…是张小海?”我惊讶地问。
张海洋点点头:“我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爹再婚后生的我。哥哥出事那年我才三岁,对他没什么印象。这次回去收拾他的东西,发现了这个本子,还有一些书信。信里提到了大妮,还有你们村子。”
我翻开笔记本,里面记录了许多山歌,最后一首的日期是1991年3月15日,正是张小海出事前几天。歌词写的是”深山藏着我的爱,流水带走我的哀。若有来世再相见,不负今生一场栽。”
“我哥…真的很爱她吧?”张海洋问,声音有些哽咽。
我点点头:“大妮也很爱他。爱到失语,爱到三十年不开口。”
张海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把这个本子给大妮,也算完成我哥的心愿吧。”
那天下午,全村人都聚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张海洋把”山歌集续”交给了大妮,并且告诉她,自己是张小海的弟弟。
大妮看着面前这个和初恋有七分相像的男人,又看了看手中的笔记本,整个人像是被雷击中了一般僵在原地。
“大妮姐,我知道你很爱我哥。”张海洋说,“我来这里,是想告诉你,我哥虽然走了,但他的爱没有走。他把这些歌都写给你了。”
大妮的手抖得厉害,翻开笔记本,一页页地看着,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
大妮抬起头,看着张海洋,然后张开嘴,唱起了山歌。
“深山藏着我的爱,流水带走我的哀。若有来世再相见,不负今生一场栽。”
她的声音沙哑,像是生锈的门轴,但又带着说不出的温柔和坚定。
全村人都惊呆了。三十年啊,整整三十年没开口的大妮,竟然唱起了歌!
“小海,我等了你三十年。”唱完后,大妮看着张海洋说,声音还是哑的。
张海洋愣住了:“大妮姐,我不是我哥…”
大妮摇摇头,擦了擦眼泪:“我知道你不是他。但你带着他的歌回来了,你就是他派来的使者。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一个人,能把他的歌带回来,能让我再唱一次山歌。”
她转向村里的人,声音虽然还是沙哑,但已经坚定了许多:“我不是哑巴,我只是把声音借给了山歌,等着它有一天能飞回来。今天,它飞回来了。”
然后,她看着张海洋,眼神里带着三十年的沉淀和释然:“谢谢你,让我再唱一次山歌。以后,我会常常唱的。”
最后,她指着张海洋,对着村里的媒婆赵大姐说出了那句惊人的话:“他是我的!不是张小海,是张海洋。我等了三十年,不是为了守着一个死去的人,而是为了等一个能让我再次开口唱歌的人。”
村口的老槐树下,落满了黄叶。一阵风吹过,叶子打着旋儿飞起来,像是冲破了某种束缚,又像是完成了某种轮回。
大妮三十年不开口,终于在这一天,为爱唱起了山歌。
而张海洋站在那里,眼里含着泪,嘴角却挂着笑。他不是张小海,但他带回了张小海的歌;他不是初恋,但他成了余生。
二婶家屋檐下的燕子窝里,一对燕子正在忙着喂食刚出壳的小燕子。院子里晒着的棉被上,落了一片槐花。
生活就这样继续着,带着伤痛,也带着希望。
那天晚上,我听见村口传来山歌声。大妮和张海洋坐在老槐树下,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大妮的嗓子已经哑了,唱不出年轻时的婉转,但那歌声里有三十年的等待和思念,比任何曲调都动人。
我娘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摇摇头叹息道:“这大妮,傻了三十年,今儿个算是醒了。”
“怎么说?”我问。
“爱情是活着的人的事。”我娘看着远处的两个身影,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也有一丝欣慰,“死去的人,只能留在记忆里。活着的人,还得继续爱。”
村口的山歌还在继续,歌声里有思念,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新生的希望。
大妮三十年不开口,为的不是守着过去,而是在等一个能让她重新开口的未来。
而这未来,终于在今天到来了。
来源:荷叶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