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静静的顿河》，未满 30 岁的肖洛霍夫成为“新的托尔斯泰”

摘要：1956年底，苏联著名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发表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第二次浪潮的先驱之作：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又译《人的命运》）。据说，次年一月，海明威和雷马克就打来电报，表达了对这位杰出的苏联同行的热烈祝贺。

1956年底，苏联著名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发表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第二次浪潮的先驱之作：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又译《人的命运》）。据说，次年一月，海明威和雷马克就打来电报，表达了对这位杰出的苏联同行的热烈祝贺。

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一个淳朴而坚韧的苏联农夫，历经战火炼狱，熬过残酷岁月，在回家路上偶遇一个素不相识的战争孤儿。这个家园已毁且一无所有的复员战士，出于父爱的人道本能，决定收养遗孤，带着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后的艰苦重生。

短小的篇幅却涵盖了主人公从早年苏俄内战直到卫国战争结束漫长而艰辛的人生历程，从一个卑微的视角折射出震荡苏联一代人的战时创痛，更展现了苏维埃人的坚韧与善良。

这篇被研究界赞誉为“短篇史诗”的战争小说中，有一句经典话语后来被广为流传：“两个孤立无助的人，两粒被无形力量掀起的战争风暴抛到异域他乡的砂砾……又有什么在前方等待他们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俄罗斯人总在路上。肖洛霍夫把硬汉索科洛夫的出场设计在春天回乡的泥泞途中，寓意那一代俄罗斯人虽还在艰难的路上，但他们对未来仍抱着希望，就像《静静的顿河》里的那句名言揭示的那样：“人靠自己的希望活着”。

《一个人的遭遇》在小说体裁上确有创新：短篇的规模，史诗的意蕴。作者把苏联卫国战争四年惨烈岁月与一个坚韧不屈的个体磨难浓缩在短小篇幅里，展现出作家惊人的艺术概括力；不仅塑造出苏维埃式“打不垮的硬汉”形象，也赓续着俄苏文学崇尚的史诗传统。

难怪小说的问世会立刻引起海明威的强烈共鸣。

一

尽管肖洛霍夫的文学声誉是在荣获世界文学顶级桂冠而达到极致的，但他的文学传奇却要比这个获奖早30余年。

在俄罗斯近代文学史上，类似的传奇属于自学成才的“最大痛苦者”高尔基，大文豪在30岁时，其作品发行量可与世界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比肩。而肖洛霍夫则在25岁时，就接近了这个记录，他的史诗巨著《静静的顿河》的发行量可以与当时苏联最出名的作家相媲美。

凭借如此成就，未满30岁的文坛新秀，就被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文学界发出惊呼：“新的托尔斯泰出现了。”

此后，他代表苏俄作家出访西欧，宣讲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新貌。他访问北欧国家时，丹麦文学界称赞他的《静静的顿河》堪比托翁《战争与和平》。

肖洛霍夫，1905年5月24日出生于顿河流域一个哥萨克家庭，他出身微苦，母亲是农奴的女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来自清贫的哥萨克劳动者之家。

因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家初中就辍学，当过装卸工，干过泥瓦匠，少年时即参加革命，做过征粮队员，被白匪抓过，侥幸逃脱；年纪虽小，人生阅历却很丰富。

苦难磨砺了未来作家的意志，也给了他在底层观察多样人生的天赐良机。

尽管没有机会专门学习创作，但文学梦想从少年时起，从来没有离开过他。16岁开始创作，19岁正式发表短篇小说《胎记》，21岁就开始史诗小说书写，这位來自哥萨克土地上的文学青年的文字，自带天然去雕饰的泥土清新和野花芬芳，而哥萨克的神秘家族史及曲折命运，更成为吸引读者的题材优势。

肖洛霍夫卓绝的文学才华很快被他的文坛贵人，同为顿河哥萨克老乡、长篇小说《铁流》作者绥拉菲莫维奇发现，并得到后者高度赏识与推举。

“哥萨克默默地催马前进。大道向南伸延开去。橡树沟的树林在东方旋转。野兔脚印的奇异花纹在马蹄边闪过。银河像一条镂花的哥萨克皮带，华丽地系在草原的夜天上。”（金人译）

这里彰显着哥萨克文学新人文字多么别致新奇的审美意象啊！不仅顿河原野瑰丽景象的描述，就连顿河草原上天空的形容都浸染着哥萨克风物的鲜明特征。

绥拉菲莫维奇称赞道：“肖洛霍夫同志的短篇小说就像草原上的鲜花一样，生气勃勃，色彩鲜艳。朴素，鲜明，所讲的故事使人感同身受，仿佛就在眼前。语言形象，是哥萨克说话所用的那种富有色彩的语言。简洁，而这种简洁却充满着生活气息、紧张和真实”（《序言》孙美玲译）。

自《静静的顿河》出版以来，小说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图为2015年播出的电视剧《静静的顿河》剧照

在绥拉菲莫维奇的举荐下，这位来自穷乡僻壤的文学新秀很快步入文坛快车道。

俄罗斯近代以来，文学天才层出不穷，普希金16岁成名，莱蒙托夫20几岁就写出传世经典《当代英雄》，而肖洛霍夫21岁就敢于书写哥萨克的历史与命运。短短三年后，《静静的顿河》问世了，年轻的苏联文学就以这部带着草原芳鲜的传奇之作载入世界文学史册。肖洛霍夫也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自我”。

苏俄文学始于高尔基，鼎盛于肖洛霍夫，这并非偏爱肖洛霍夫的夸张评价。苏俄建国之初，带有偏见的西方文学批评者曾经透过有色眼镜轻蔑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他们哪里知道，就在那时，一个来自底层的初中辍学生在参加革命的同时，已经开始哥萨克乡土文学崭新书写，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就是他立志于自己族群史诗创作的最初尝试，23岁时就奉献出一部惊世的史诗巨著。

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是：为肖洛霍夫“在描绘俄罗斯人民生活各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的品格”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可以说，正是苏俄文坛培养的肖洛霍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文学界对苏联主流文学的印象；正如德国评论家魏斯柯普夫评价的那样，“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兑现了年轻的苏俄文学用自己的作品对开始注视这一文学的西方许下的诺言。证明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因自己的独特风格而威力无穷，它像俄国一样辽阔无际，它像苏联国内一代新人一样年轻和坚强不屈。”（孙美玲译），诚哉斯言。

他在史诗书写上的精品，还有反映上世纪30年代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展现卫国战争的《他们为祖国而战》，以及上面提到的计划要写成长篇而终以“微型史诗”面世的《一个人的遭遇》；当然，世界文学读者最熟悉的，还是最具代表性鸿篇巨制《静静的顿河》。

二

肖洛霍夫漫长的文学生涯中，《静静的顿河》无疑是他最耀眼的文学名片。列宁的战友、苏联教育人民委员、著名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在对国内外报刊推介《静静的顿河》时，宣称这部长篇小说可与“同时代所有俄国文学的杰作相提并论”。于是，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从西方的马德里到东方的上海，世界左翼文学界，都开始关注并翻译这部苏俄文学的新的史诗。

鲁迅对这部新俄经典的评价颇具中国文评的特色：“然而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尤其赞许肖洛霍夫新颖文笔“无旧文人描头画角，婉转抑扬”的做作（《后记》）；对“明朗简洁”写法的赞许，更一语道出了肖洛霍夫对普希金关于小说（散文）写作要领的准确把握。普希金曾经把“简洁”视为小说写作的第一大优点。就忠实传承民族文学优秀传统这一点来看，肖洛霍夫年少成名，绝非偶然。

当黑格尔声言史诗书写不再适用近代文学创作时，他在俄国的崇拜者别林斯基却坚信史诗文学依然活着，它就活在长篇小说中。有了俄国小说家们对长篇体裁的偏好，又得力于批评大家的提倡和鼓励，俄苏长篇小说超级繁荣就易于理解了，托尔斯泰更是将这种文学体裁推向名副其实的史诗高度，并在新俄时期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2023年11月，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剧院的八小时史诗大戏《静静的顿河》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话剧围绕着那些简单却非凡的顿河哥萨克人民，讲述了在动荡社会背景下伟大而又具有悲剧色彩的爱情。图为《静静的顿河》话剧剧照

“震撼世界的十天”（里德语）的十月革命对俄国现代文学产生了转折性重大影响，它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文学史家马克·斯洛宁在《现代俄国文学史》中指出的“新史诗”体裁在苏俄文学初建时的盛行；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木·萨姆金》、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费定的《城与年》等长篇小说相继出版，影响广泛；促使肖洛霍夫很早就倾向于史诗型书写的文史语境也正在于此。新历史纪元必然激发新俄作家们去书写“史诗般”的社会剧变，更不用说小说家们本来就受到托尔斯泰经典的长期熏陶。

肖洛霍夫涉猎的是战争与革命时代哥萨克主题。哥萨克题材在俄国文史上，也并非罕见，普希金就写过《普加乔夫暴动史》和《上尉的女儿》，十月革命时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的主题也是哥萨克的觉醒与新生。而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能够以苏俄文坛新人更青春的视角，以其独有的哥萨克革命生活体验，对故乡族群“殊异”风俗与重大历史事件及家族史溯源聚焦，在当时同类的题材中自然就别具一格，出奇制胜地闪现出耀眼的创作个性。

《静静的顿河》纵跨1912-1922年这十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苏俄内战争结束，展现了20世纪初宏大时空里的社会剧变，作品史诗气象不言而喻。 1914年到1917年两个重大历史转折的风暴把原本“静静的”顿河流域卷入了史无前例的惊天漩涡之中。如果说，托尔斯泰史诗书写主题是战争与和平，那么，肖洛霍夫主题就是战争与革命，它们成为《静静的顿河》的基本底色。

古老哥萨克民谣《战后的顿河》作为小说开篇题词，奠基了肖洛霍夫史诗书写悲凉而壮烈的基调：

“噢噫，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

啊呀，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

银白色的鱼儿把我静静的顿河搅浑。”（金人译）

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受启发于这首古老的哥萨克民谣，作者引用的这个歌谣片段中，竟高达八次对“静静的顿河”反复咏唱，不断重复的歌咏，加深了读者对顿河两岸悲凉历史的印象。

其实，俄罗斯近代文学中，古老顿河的意象也是俄国读者熟悉的。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就不止一次写到顿河。1829年，诗人在《顿河》抒情诗中，以亲切诗语赞美过心心念念的这条大河：

“在辽阔的原野上闪耀着的

正是他的洪流！……你好，顿河！

我来自远方，和你长久的别离；

你的远方的儿子向你敬礼！

……

许多河水像是你的小兄弟，

它们都知道你，静静的顿河。

……”（查良铮译）

顿河的风光及这里农民的英雄传说给普希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俄罗斯文学前辈有关顿河题材的书写对肖洛霍夫的深刻影响，不言而喻。用普希金也引入自己诗里的“静静的顿河”这个意象作为小说的题目，不仅吸睛无数，更让俄苏读者颇感民族文学的亲切。而实际上，在肖洛霍夫这个史诗书写中，顿河本身也成为具有小说重要结构功能的艺术喻象。

作为苏俄“新史诗”长篇小说代表作，其新颖之处首先表现在反映顿河草原的革命曲折上，再现在十月革命影响下，顿河流域哥萨克族群生活与社会心理根本性剧变。作者深切体会到社会主义革命从根基上动摇了古老哥萨克宗法体制，将整个哥萨克的生态演变如实地反映在自己笔下。

革命主题首先通过主人公的个人经历与见识表现出来。麦列霍夫，一个原本淳朴的庄稼汉，先在家乡务农，后应征入伍，参加一次大战，立过战功，但帝国主义的恶战令生性善良的他十分不满；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接触，让他在思索人生真谛道路上懂得并认同了一些革命道理，后来他还参加了红军骑兵军并做过师级指挥员。

小说再现了顿河流域苏维埃政权初建的复杂历史场景，叙述了哥萨克村落内外的共产党人为新生活奋斗和英勇献身的故事，展现了红军与白军激烈战斗的场面，讲述了哥萨克经历的苦痛与历史迷津；宣示哥萨克族群与苏俄广大民众一起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的新生。写实而生动的革命书写，使这部史诗当之无愧地成为苏联早期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

苏俄“新史诗”创作探索，自然脱胎于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史诗书写传统，这就是贯穿作品的宏大历史时空，自觉的历史意识，深厚的文学人民性，尖锐的批判意识，温存的人道主义，透视与展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心灵辩证法”。纵观雄文四卷，《静静的顿河》在上述这些方面都深得前辈大师史诗书写的精髓。

肖洛霍夫把古典史诗精神、悲剧意识有机熔铸在对苏俄新时期风貌的描绘中，既展现了哥萨克革命苦痛的经历，同时又总体预示出哥萨克走向新生的希望前景，在时代主题与传统体裁处理上达到了崭新的高度。

三

亲历革命和谙熟哥萨克乡土风俗，为史诗书写注入了独有的新鲜血液。小说中对麦列霍夫的个人命运的描绘，真实揭示了一代革命哥萨克，也包括中农阶层（列宁主张要团结的革命对象）曲折的历史命运。他们在苏俄历史风暴中的际遇、动荡中的困惑，无奈而惨烈的族群撕裂，以及最终的历史选择，即他们对苏维埃新生活的融入，在鸿篇巨制中被展现得那样惊心动魄，跌宕起伏，令读者感慨万千；而男女主人公之间千丝万缕的悲情纠葛，又叙述得那样温情脉脉，委婉动人。作为小说叙事主线的“人情复异”（鲁迅语）情爱故事，经哥萨克文学大师生花的妙笔而华丽转身为世界文学史上风韵独具的叙事珍品，让读者在顿河草原的异域意境中流连忘返，难以释怀。

1957年上映的电影《静静的顿河》剧照

与那些只刻意挖掘史诗巨著的中农阶层悲剧意义的批评家和研究家不同，作家本人认为，他属意要展现的是俄罗斯土地上“人自身的魅力”。一如作家所言，“我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身上就想表现出人的这种魅力”。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的，又向读者娓娓道来的麦列霍夫和阿克西妮娅荡气回肠的恋情，尽管在道德意义上并非无可指摘，但读者依然被主人公身上那自然流露出“人的天性魅力”所打动，所吸引。因为，读者在小说人物身上读出了迷人的“人的心灵运动”。

流行的观念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主人公都是正面英雄形象。虽然《静静的顿河》早已进入社会主义文学经典名录，但麦列霍夫却是一种例外。他并不是绥拉菲莫维奇的革命队伍里的郭如鹤，更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塑造的钢铁般英雄柯察金，而是早期革命文学中一个完全另类经典形象。通过这个独特个性，作家实际上披露了顿河流域的艰难而又充满生机的历程。

麦列霍夫不是无产阶级英雄，但也不是反面人物，哥萨克富裕中农天性上的正直与善良给予他倾向布尔什维克正义事业的道德基础；他在战场上还冒险去营救负伤的情敌斯捷潘，就是明证；他既对初恋的阿克西尼娅忘情执着，也真心眷恋自己家庭；对顿河哥萨克土地更有一份生死依恋；在错综复杂的历史风云中，他绝不忍耐对待哥萨克民众采取的极左过火的所谓“革命措施”而本能地反叛了，最终悲剧性地徘徊反覆在革命与反革命阵营之间；主人公在时代漩涡中陷入迷途，一无所有，像野狼一样窜回故土，面对的只有带给他唯一希望的儿子，毕竟，他也是“靠自己的希望”活着的，而同情他的作者也刻意留给他了这个希望。

同样，读者深感惋惜的还有小说里最靓的女主人公阿克西尼娅。她既不同于感伤主义大师卡拉姆津笔下可怜的丽莎，也不是托尔斯泰倾情塑造的安娜·卡列尼娜，苏俄文学中这朵瑰丽的哥萨克“野花”孤傲地绽放在世界小说的花园里。作为生命赞歌的女性形象，在俄罗斯文学中，自古以来在作家心中就占据重要席位，从《伊戈尔远征记》的雅罗斯拉夫娜开始，经过卡拉姆津的丽莎、普希金的塔吉雅娜、屠格涅夫的阿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索菲亚、托尔斯泰的娜塔莎、契诃夫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高尔基的弗拉索娃、拉夫列尼约夫的玛柳特卡，再到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里的阿克西尼娅等，妇女柔情形象都以其独具的人性魅力感染着读者。

就让我们回味再一下肖洛霍夫对阿克西尼娅魅力的展现吧：

“自从割草以后，阿克西妮娅完全变了一个人。姑娘们都嫉妒她，而她却骄傲地，高高地昂着幸福的，但是耻辱的脑袋”“女人晚来的爱情并不是紫红色的花朵，而是疯狂的，像道旁迷人的野花。”（金人译）

作家真切同情少女时期就遭受身心摧残的女主人公，尽情赞美了哥萨克原生态真正爱情的绽放，为她终于得到真爱而讴歌；优美地描摹了俄罗斯劳动妇女阿克西尼娅的真情与勇气。不过，肖洛霍夫最后却给“野花”安排了悲剧结局，这是否是作家“代表”阿克西尼娅对小说中另一个更值得怜悯的女主人公、麦列霍夫美丽而悲情妻子娜塔莉亚的“歉意”呢？毕竟，俄罗斯传统妇女的忠贞、贤惠、善良和理性都集中体现在娜塔莉亚这个经典形象身上。

回溯苏俄同类革命文学的书写，不难发现，《静静的顿河》还呈现一个显著的艺术追求，这就是作家倾力于民族历史的寻根。小说本来先从1914年的战争写起，后来，作者深刻意识到，为了在创作中对哥萨克族群命运的充分展现，就必须将笔触伸向部落生活的历史深处。于是，关于哥萨克的古老家族的故事，读者就从1887年静静的顿河岸老麦列霍夫从俄土交战后带回一个神秘的土耳其女人的往事读起了。

与此相适应，大量原生态的哥萨克民间歌谣装点起《静静的顿河》中的古老记忆与现实书写，丰满而活泼地诗化着哥萨克生活场景的各种描绘，新史诗文学因此又强化了民族文化记忆的优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