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顺治十五年（1658年），朱彝尊自岭南归里，在南昌书肆购得五箱图书，携归贮满一椟，这是他首次大规模购藏图书。在他避难永嘉时，赶上“庄廷鑨明史案”发，朱彝尊家人将藏书中涉及明季之事者尽行焚弃。等到朱彝尊从永嘉回到家中，问起以前的藏书，连书椟都不见了。嗣后，他客居
顺治十五年（1658年），朱彝尊自岭南归里，在南昌书肆购得五箱图书，携归贮满一椟，这是他首次大规模购藏图书。在他避难永嘉时，赶上“庄廷鑨明史案”发，朱彝尊家人将藏书中涉及明季之事者尽行焚弃。等到朱彝尊从永嘉回到家中，问起以前的藏书，连书椟都不见了。嗣后，他客居江都一年，又开始稍稍收集图书。有一次，他遇到故人项氏之子，说是有万卷楼残帙，就花了二十两银子购买下来。其中，倒不乏一些珍本。曹溶、徐乾学都来传抄。
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在明代的浙江是和会稽钮氏世学楼、四明范氏天一阁齐名的。乙酉乱后，祁家的藏书先搬到了化鹿山中的化鹿寺。化鹿山是祁家茔墓所在地。直到康熙五年（1666）之前，祁氏藏书尚没有大批散佚，不过祁理孙因为佞佛的关系，晚年不大注重保存，书籍零碎地被和尚赚去了不少。黄宗羲常在市肆看到祁氏的藏书。
康熙五年，黄宗羲和吕留良带着书商进入化鹿寺，翻阅了三昼夜。黄宗羲以束脩之入买了十捆，其中有近百种经学书籍，百十册稗官笔记，吕留良买得也不少，花了三千两银子。回返途中，书商受吕留良指使，从黄宗羲购买的那部分书中偷去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黄宗羲和吕留良两人为此而反目。据黄宗羲说，经过他们这一番大担捆载、论秤而出，山中所存只剩下二大橱举业讲章和各省志书。黄宗羲和吕留良是正宗儒家学者，所注重的大抵是经部和子部儒家之类的书。后来，朱彝尊又到山里去看了一次劫余的藏书，发现了为黄、吕所不取的元明以来传奇八百余部，但其中没有张可久的《叶儿乐府》。这是私人收藏中极大的一个曲藏。
朱彝尊的藏书兴趣越来越浓，教书的收入都用来买书。有些书是买不到的，只能抄录。朱彝尊抄书十分认真，每抄成一本书，都仔仔细细详加校正，对不同版本的书更是一字不苟。如其藏书中的王溥《五代会要》三十卷、李文仲《字鉴》五卷，即抄自古林曹氏。到他主乡试而南还里门时，合计先后所得图书约有三万卷，先人的手泽也重新搜集到一些。罢官归田之后，继续收书四万余卷。
平湖佑圣观中的道士李延昰是朱彝尊的老朋友。此人初名彦贞，字我生，后改字辰山。清初，他参与了唐王政权的抗清斗争。事败后，遁迹于道观，自称道士，以行医自给。在平湖道院的三十余年中，李延昰得钱即买书，积书至四五十柜，藏于“放鹇亭”中。行医余暇，读书遣日，花香茶热，可谓潇洒自得。
康熙三十六年（1697）冬，朱彝尊到平湖探望病重的老友李延昰，李氏披衣起坐，拿出自己撰写的《南吴旧话录》和《放鹇亭集》交给朱彝尊，同时将所藏二千五百卷藏书一并相赠。查慎行《闻李辰山藏书多归竹垞》诗云：“叹息诗人失李颀，柘湖回首旧游非。自怜老友今无几，且喜藏书得所归。万卷又增三箧富，千金直化两蚨飞。平生谬托知交在，悔不从渠借一瓻。”李延昰临终前，遗命弟子将自己火葬，将骨灰葬在塔中。两年后，朱彝尊来到东湖之滨李延夏的墓地，作《李高士延昰墓下作》凭吊这位怀抱奇才而甘于寂寞的亡友：“慷慨松江别，凄凉桂水还。担花尝郭外，卖药遍人间。野史何由续，遗书尚未删。空余怀旧泪，一洒柘湖湾。”
在朱彝尊藏书不断增加的同时，也有部分书籍流失出去，有借去不还的，有被偷走的，有残阙不全的，“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到朱彝尊七十岁时，前后获书总计八万卷，足以自豪。这八万卷藏书，他已大略阅读。朱昆田也酷爱读书。家中虽然杼柚屡空、庖爨不给，而哦诵之声常常彻于户外。
江南夏季多雨，空气潮湿，因此，曝书是藏书家每年必做的事，朱彝尊藏书既多，曝书的任务也就非常繁复。康熙三十五年（1696）夏，朱彝尊建曝书亭于竹垞荷花池南，以为曝书、游憩之所，旁有菱池、芋坡、桐阶、鸭滩诸景。曝书亭呈正方形，短槛虚棂，没有四壁。北檐下的“曝书亭”三字匾额为朱彝尊的同年严绳孙所书。亭子北面两青石柱上镌刻着汪楫书写的杜甫诗联：“会须上番看成竹，何处老翁来赋诗。”“上番”是四川方言，指植物不断成长。在曝书亭及荷花池之西有“潜采堂”，其大部分藏书分为经、艺、史、志、子、集、类、说八门藏于其中。“潜采堂”东、“桂之树轩”后是“静志居”。另外，醧舫、娱老轩也藏有部分图书，书橱以数目字排列。
朱彝尊曾打算根据家中藏书编写全目，可惜这一心愿没能完成。现在传世的书目有《竹垞行笈书目》一卷，收书七百余种。这份客游时携带的书单是用六绝“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来编目的。另外，还有《曝书亭书目》一卷，错综登载，不以四部为序，收书二千四百余种，这也不是朱彝尊藏书的全目。此外，又有《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不分卷，是为善本之目。康熙三十八年（1699），朱彝尊撰成《曝书亭著录》八卷。他在自序中叙述了平生读书、爱书、得书、藏书的大略经过。
朱彝尊对藏书非常珍惜，所有藏书都要钤印于卷首。在难得的善本上，朱氏会钤上“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十二字白文。这枚藏书印的另一面刻有他的朱文戴笠小像。此外，他还有“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朱文象牙印、“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橘壮十四日癸酉时”朱文方印、“小长芦钓鱼师”朱文腰圆印、“竹垞读本”白文长方印等。他原本希望儿子昆田能继承藏书，不料昆田早死，给了他沉重一击，他哀叹道:“呜呼，今吾子夭死矣！读吾书者谁与？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书终归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袭藏之，或土苴视之。书之幸不幸，则吾不得而前知矣。”
湖州人郑元庆来曝书亭借书，看到有本《石柱记》。所谓“石柱”在湖州杼山，有两个，上面记载了湖州一郡的山川、陵墓、庙宅，旁及屏风、竹帐、雉尾扇。其字迹在宋代初年已经漫漶。欧阳修说石柱上的字笔画奇伟，非颜真卿不能书。于是，宋次道集颜真卿刻在金石上的文字，编为十五卷，其中就有《石柱记》。孙莘老任湖州太守，筑墨妙亭，将境内碑碣聚藏其中，共有三十余通，《石柱记》是其中之一。但唐代湖州设六县，而《石柱记》缺了二县的相关记载，也可能当日是有的，而宋次道编集时残阙了。
郑元庆见所载湖州之山川陵墓不完备，而且存者也不可信，感叹说：“我湖州是浙西佳郡，何其不幸，竟然使数千百年文献无征至于此极。”朱彝尊也可惜《石柱记》的残阙，根据有关古籍，编纂了《石柱补记》一卷。郑元庆为之一一笺释，证其所可信，辨其所不可信。刚一脱稿，朱彝尊就见到了。他称赞郑元庆的《石柱记释》考证详核，广见博闻，是不刊之书，当即请郑元庆抄录副本，藏于曝书亭中。
礼部尚书韩菼见朱彝尊著书、收藏日富，很是羡慕。他对门人张大受说：“我贵为尚书，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归田，饭蔬饮水，多读万卷书啊。”韩菼晚年失去玄烨的宠信，上疏乞请致仕。玄烨不批准，并下诏令说：“韩菼因擅长诗文而屡被擢用，至礼部尚书。从前掌翰林院事时，对庶吉士不勤加教习，每天带着他们喝酒，致使庶吉士都怠于学习。各部大臣商讨国事时，韩菼也不直言，只随声附合几句，他的行为远不如他的才学。他如今知罪了，托病求罢，不合臣子之义。命他仍留任礼部尚书，戴罪立功。”后来，韩菼再次上疏乞求辞官，皇帝还是不准。最后，韩菼病死在礼部尚书任上。
朱彝尊以颓然一老，退居乡野，比起五陵结客的生涯来，实在显得有些萧条，他在《答徐舍人永宁上舍永宣五十韵》中不无夸张地形容为“罢官卧荒村，户外可罗雀”。其实，旧时的相知和门人，如毛奇龄、潘耒、查慎行、陈廷敬、郑元庆等，仍然一如既往地为他的收藏和著述提供着帮助。徐嘉炎住在东角里，当年他与朱彝尊争名成隙，如今两人俱至暮年，心气平和，徐氏时常邀请朱彝尊到自己家中饮宴，有时朱氏也主动移尊相就，两人曾拿名字开玩笑说：“今日朱移尊，明日徐家筵。”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朱彝尊为次孙稻孙完婚，娶的是安吉州学正盛枫的女儿。四月里，朱彝尊为两个孙子分了家。朱彝尊虽曾通籍，然而只知读书，不治生产，所得修脯俸禄，往往用来交朋友，宴宾客。归里以后，得到故友及门人弟子的馈赠，就用来购书。至于替人写墓志铭，他坚守不溢美的原则，故而难得谀墓之金。到分家时，家计萧然，仅有瘠田荒地八十四亩。此外，他能给孙儿的就是要安贫守分的谆谆教导。次年十一月，桂孙生了儿子，起名振祖。两年后，稻孙的儿子赐书也出生了。
作为正统的儒家学者，朱彝尊不仅不相信堪舆风水之说，而且对葬师专以荣利动人、变乱他人是非的行为深恶痛绝，但在安葬亲人棺柩时，他仍然注重测量水脉，候土验气，以使死者魂魄得到安宁。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秋，朱彝尊从仪真归来后，将岳父冯镇鼎及夫人胡孺人、继室董孺人的棺柩安葬于冯氏祖茔之旁。次年正月，他将祖母蔡孺人、嗣父朱茂晖、嗣母郑孺人、弟弟朱彝鉴、弟媳沈氏等三代人的七口棺柩安葬于下徐荡祖父墓茔旁。尽管雨雪交加，朱彝尊还是亲视井椁，葬毕而返。
在朱彝尊生命的最后两年，嘉禾平原水旱之灾频仍。起先是大旱，昔日滔滔长水也干涸见底，最后连饮水也发生困难。朱彝尊已是风烛之年，亏得后学戴锳送来家中贮存的泉水，才暂解一时之渴。
康熙四十七年（1708）入秋后，大雨连天，米谷腾贵，饥民塞路。朱彝尊早在七月里就倡议设立粥厂赈济灾民。他在施粥厂题了副对联：“同是肚皮，饱日不知饥日苦；一般面目，得时休笑失时人。”此后，他和别驾朱谦、司训杨汝霦等人，轮流主持施粥，前来就食的有数千人。次年正月，菽麦未熟，饥民转多，他又和一批朋友自己拿出钱来，在梅会里古南禅院施粥，并请知府臧宪祖委派官吏负责管理。自二月初至三月中旬，每天就食的饥民几近两万人。不久，一些不肯施舍的富户说朱彝尊借赈为名，克扣赈灾银两。谤书满纸，无由自白。落瓜里的一位农民吃了个把月的赈粥，因为农忙要回去，特地来到朱家道谢。这使朱彝尊稍感安慰。
散帙行吟，著书送日，岁月匆匆。朱彝尊八十初度，查慎行寄诗祝贺其寿辰说：
当代龙门望不轻，得官何必尽公卿。风清李泌神仙骨，帝锡张华博物名。茗碗登堂无俗客，篮舆扶路有门生。蟫鱼不蚀长生字，老阅巾箱眼倍明。
自返初衣不记春，十年鸠杖又随身。百分盏满休辞醉，万卷书多转益贫。荻火烹鲜鲈气味，松风吹长鹤精神。倏然出处行藏外，要是江东第一人。
王鸿绪也在《寿朱竹垞八十》诗中说：“八十输君还著述，东南人重鲁灵光。”因为从弟朱彝六去世，朱彝尊没有操办这个生日。这一年他完成了校定《曝书亭集》的工作。次年七月，在曹寅资助下，《曝书亭集》开刻。朱彝尊每日删补校勘，不知疲劳。《曝书亭集》有赋一卷、诗二十二卷，都以编年为次序，始于顺治二年（1645），迄于康熙四十八年。其纪年依从古例，用《尔雅》岁阳岁阴之名。该集有词七卷，名为《江湖载酒集》《茶烟阁体物集》《蕃锦集》。还有杂文五十卷，分二十六体。附录《叶儿乐府》一卷，是他写的散曲小令。他为亡子朱昆田编定的《笛渔小稿》十卷，后来也附刻于《曝书亭集》。这部集子中保留了青年时期与参加复明运动的友人的倡和之作，故而后人有“朱十亦是君子”的感叹。
朱彝尊以经史著述为名山事业，是有人生价值观作精神支柱的。他在《徐电发南州集序》中对古人的“三不朽”说进行了反思：“古称三不朽者，立德尚矣。至功与言，或不能兼有。利达之士不皆开济之才，而一致通显，遇谈经术者，辄薄之曰：书生书生云尔。充其意，视文章为无用之物，谓富贵足以骄人。当其生时，获乎上者，不尽信于朋友；其没也，己以为功者，人且罪之。其所立者安在。迨百年之久，公论出焉。初不以爵禄之崇卑厚薄，定人之贤不肖。故夫士之不朽，立功者倚乎人，立言者在已，可以审所务也已。明之初，召修元史者先后三十人，其仕而达者或不能举其乡里官阀，葢有断简零墨无存者。而汪克宽、赵汸诸儒，其诗文经义流传至今，果其孰失而孰得与？”在他看来，徐釚《菊庄乐府》流播朝鲜，四海之外尚有赏音，就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九月中，朱彝尊收到陈廷敬寄怀长律，读到“入直居人后，投林在鸟先”等句，他说：这称得上是诗史。
朱彝尊性喜食鸭，年轻时病中梦游一园，推开园子的后门，见到一座大水池，池中养了无数只鸭子，他问池边老头说：“此鸭是谁家的？”老头回答道：“这是老爷一生所吃的鸭子之数。”朱彝尊大笑而醒。年过八十后，他又梦见从前那个地方，见鸭子只剩两只了。他问人说：“从前，池中鸭子甚多，何以今天只剩下这一点？”回答说：“都被你吃掉了。”朱彝尊于是告诫家人，以后不再烹鸭。过了一天，出嫁的女儿从远乡来探病，知道父亲一向喜欢吃鸭子，便带来两只熟鸭。朱彝尊叹道：“我一生之食吃完了。”
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初七，朱彝尊原定去扫曾祖父的墓，因身体感到疲乏，不能到墓地，便命桂孙等代往。第二天起来后，坐在娱老轩中，微微有些倦态，吃了一碗粥，午后不再进食。自此身体时寒时热，然而精神尚可。
桂孙等认为祖父年高，非参桂不能补，医生也说应该服用，于是，孙辈们请朱彝尊进补参桂。十二日夜间，朱彝尊身体安和，他对稻孙说：“我的文集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刻完？年老之人，不能久待，奈何？”又说：“《建文实录》曲学纰谬，附会成书。我的病稍好后，当考正补续，无使后世滋惑。”晚刻喝了参汤，寒热又作。侄儿袭远从苏州归来探视，朱彝尊张开眼睛说：“你从吴中来，知道太守陈公近来业绩如何？”
十三日，二女儿和二女婿钱琰带着他们的儿女从桐乡赶来问安。朱彝尊拉着二女儿的手说：“我望你甚切，怎么来得这么迟？我没有其他病，只是有些寒热拘缩。”他又指着桌上一叠书稿，关照钱琰说：“与我同时被推荐为博学鸿儒的有一百九十余人，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不能埋没了他们。我早就有心编本《鹤书集》，将他们介绍介绍，无奈材料未全，现在看来来不及了，你把它完成吧。”钱琰连连答应。当天晚上，桂孙等手持蜡烛进参汤时，朱彝尊还能坐起来，亲手捧碗，喝完参汤。然后，脱去袜子就枕。桂孙等为在祖父身边，哭泣着问祖父，还有什么事情要嘱咐，朱彝尊只是问到刻书之事，不及家务。过了一会儿，他微微睡去，声息渐沉，至漏下三鼓，竟奄然长逝。
朱彝尊外孙周象益和查慎行拿着朱彝尊的行状，拜谒了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请陈氏为朱彝尊撰写了一篇墓志铭，铭曰：“或史而野，或经而葩。物亦有然，为蓬为麻。呜呼竹垞，天邪人邪。得于天者，既硕孔多。人其谓何！”五年后，《曝书亭集》刊刻竣工，查慎行写了序。十七年后，朱彝尊被葬于嘉兴百花庄其曾祖朱国祚墓西南。查慎行送葬并作诗云：“平生载酒论文地，今日偕为执绋行。万卷书留良史宅，百花庄近相公茔。铭传有道矢无愧，泪落天佣表未成。十七年来余痛在，待看宿草慰哀情。”
来源：风花雪月元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