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佳果先生回忆说:“我被允许出狱,”“是在1979年的元月,”“回家不久,我就开始在生产队劳动。等到三月间,法院才决定并印好了为我彻底平反的刑事判决书。
权佳果先生的部分著作
(接上)
权佳果先生回忆说:“我被允许出狱,”“是在1979年的元月,”“回家不久,我就开始在生产队劳动。等到三月间,法院才决定并印好了为我彻底平反的刑事判决书。
判决书称:‘经复查认为,当事人权佳果一九六八年三月向中央文革写的一份《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是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心,并非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因此,原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是错误的。据此,重新判决如下:
一、撤销蒲军公刑(68)16号对当事人权佳果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的判决,无罪释放。
二、补发给当事人冤狱费 元。’”
“到了8月31日,通过公社民政部门给了我九百元,其名义还是‘救济款’。实质上这就是冤狱费,但财政上只能以救济款名义支付。”
平反“冤假错”案中,在当地党团组织和领导的关心下,权先生的命运有了新的转变:
“决定下半年让我去当一名民办教师,到学校去教书。暑假期间,公社向我通知了此事。”
“1979年9月3日,我开始正式进入贾曲中学(蒲城县)教书。贾曲中学全称是贾曲公社中学,这种学校一般简称为某某社中。社中的地位,似乎是一个公社的几所中学中的中心学校。”“我被分配教语文课,兼教历史课。我在这里共教了四年半书,主要带的一直是语文课。”“1979年12月,党组织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
“男大当婚,人情之常。理想的志同道合者,早已不敢奢望了,也许过去都未敢奢望过……直到9月份我进学校当了民办教师之后,形势才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与城关镇一位农民姑娘订了婚。结婚在春节前夕,已是1980年2月份了。不用说,婚礼甚简单。我的钱已不够用了。”
“1980年3月,我正式转为公办教师。”
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变,并没有消磨权先生的意志,没有改变他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向往。他说:
“十一年监狱生活,更没有自由接触书籍的可能。及至1979年元月出狱重获自由,可以想象我看书学习的欲望是何等的强烈!去中学教书前的那段时间里,我要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又要为我彻底平反及安排工作的事时常奔走,但我搜尽一切时间,以满足我读书的欲望。
我从莲花寺(监狱)只带回了一本《反杜林论》。回来几天后,就开始上县买书,以后不断地在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一两个月之后,我又重新办证从县文化馆的图书室借书读。借来的书一边读一边作读书笔记,摘抄重要段落的内容。当时曾借阅过一本《欧洲哲学史讲话》,我作的笔记就近七万字。在读书的同时也写文章,写成的文章常用复写纸来誊抄成数份。我在莲花寺(监狱)生活甚节俭,每月两元五角零花钱很少花。除过中途有一年给父亲寄过五十元钱外,我回来时还带了一百多元钱。但是由于不断地买书、买纸,到七月间已身无分文而向兄长借钱。没钱的时候,只能不进书店了。
出狱后约一个月之际,我便开始写了《共产主义革命与阶级斗争》一文。七月间所写的《试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一文,长达两万余字,只是在27日至31日几天中起草完成的,其间有几天还为生产队干活。”
“我在贾曲中学教书共四年半。”“这时每月能领到四十多元钱,于是更大量地买书。也订各种学术杂志,《哲学研究》、《哲学译丛》、《中国社会科学》,一些大学的文科学报,有时达十余种之多。好在那时书的价钱便宜,《哲学研究》多年间每期只3角5分钱。有几次还专程从陈庄坐火车到西安去买书,花几十元钱,就能买回一大捆。”
“在贾曲中学的最后两年,我索要县新华书店的《社科新书目》,常常一次就订购几十本书。直至我工作已调到渭南后,回蒲城时还见书店有新回来的我预订的书,大批买之。去县上图书馆借书无法让我满足,那里学术著作太少。后来我去西安,到省图书馆(当时在西大街)办理了借书证,从省图书馆为我邮寄借书。我第一次抄下目录上许多书名后,借三四本回来。读完邮去之时,填了下次借书的条儿,写上几种书名,随书一起邮去;过些日子,图书馆就会将所要的书邮来。几年间我从省图书馆借了好些重要的哲学著作,获益匪浅。”“贾曲中学四年半,我用十六开大本子作的读书笔记,放在一起有一尺多高的一摞,至少有二百万字。”
1983年,权佳果考入陕西省渭南教育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去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一年。进入高校后,他更加努力地读书,更加拼命地工作与学习:
“到渭南以后,买书比在贾曲时方便多了。在贾曲时常去蒲城县城买书,在渭南则常到西安去买书。渭南的书店社科理论方面的书很少,我只得赶往西安几个大书店去买。1985年冬日,我们毕业前夕有几日在西安从事一些实习活动,当时我手边无钱,借了旁人三十元钱,最后共买了二十九元的书。去西安买书大多数情况下是乘汽车去的,骑车往返人实在太累,太紧张。1986年在教研所上班时是在单位灶上吃饭,自己无做饭工具。有一次去买书,未等灶上开饭就出发,只从街上买了五个烧饼带着,每个一角钱。在西安跑来跑去,只吃去三个。因那次想到宝鸡王磊处去而终于未去,折腾到回至渭南天已黑。此时才感到腹中饥饿,问路边卖凉粉或面皮的,每碗要二角,嫌其贵而未吃。最后见到卖醪糟的,每碗一角钱,才喝了一碗,吃了剩下的两个烧饼。此日全部吃喝仅花去六角钱!
然而一进西安必得跑好几个书店,以至一些偏僻的小书店也都被我发现并跑熟。什么地方的书店卖降价的书,什么地方的书店可优惠打折,我都清楚。总之这些年买得了不少好书。”“西安买书,基本上都是乘汽车去的,隔一月左右,就想到西安几个书店去一趟。
去西安乘汽车,本来出校门南行几分钟就是公路,甚为方便。但为了省一块钱几毛钱,我常常跑到火车站坐火车,火车站远得多,快步走也得二十五分钟。而有时怕去迟了坐不上车,我跑一阵走一阵,十五分钟竟赶到了车站。那时清早六点半左右有一趟西去的火车,坐来正合适;但到了冬季,七点钟天也亮不了。我常得五点多钟就起床,六点前出学校门。此时门卫还在热被窝内酣睡,大门不开,于是我便从铁大门上翻过去,奔向火车站。有时火车晚点进站,得在站台上多站一个多小时。路上走时身体还发点热,站在那儿静等,更是冷得瑟瑟发抖。”
“家庭生活方面,还在我教书贾曲之时,妻已回其娘家居住。1984年又有了第二个女儿,妻带孩子住娘家,生活也艰难。她娘家在城东郊,家门附近有个倾倒城市生活垃圾的大坑。有几年,她就经常在垃圾中拾废品,以维持生计。主要是拾废铁,也拾纸板之类。有的小厂不知收旧鞋割了胶底做什么用,把大量鞋帮倒入垃圾坑;妻曾大量捡拾,将鞋帮上那些穿鞋带的小气眼抠下来,融化之后卖废铝。为了生计也算是办法想尽。妻也曾在街头卖桔子、苹果等水果,冬日在寒风中将耳朵冻成了病,至今不时耳朵疼。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她住其娘家,对我极不方便。我回蒲城得先到她娘家,然后与她同回贾曲平时无人居住的家中,方能与她同宿一晚。那些年每到散放寒假之后,我得一直在学校呆到腊月二十八九方可回蒲,携妻女同回贾曲家中过年。若我早点回蒲,便没有我住的地方。就我而言,不知算是无家可归还是有家难归。特别是在春节前夕,到处都是人们筹备过年的热闹景象,我却只能孤零零一个人守在我在学校的小房子里。”
“直到1993年、1994年之际,我每年还要回到贾曲耕种分给自己家的那几亩田地。而在八十年代初刚把土地分到各户时,有时因无牲畜,种麦时我曾一个人代替牲畜拉着播种的耧,让妻在后边摇。当然走上几十步就得停下来喘一阵气,毕竟我远不如牛的气力大。1991、1992年之后,妻开始在县城摆小摊卖菜。多年来我一回去,就经常去帮妻卖菜,也称秤,也收钱,尤其是常踏着三轮车为妻进菜,即把几百斤菜从批发市场买上运过来。直至妻子因身体实在无法支持而停止了卖菜,我也才停止了坐菜摊及蹬三轮车。”
权先生在授课之余,“于1995年11月开笔,至1996年冬完成了十一万字的新的《人生大格局》的初稿,并于年底将其胶印三百份。”他还陆续写作出版了《伦理学与哲学》、《人生智慧还是逻辑思辨》、《民谣与诗》、《感触与论说》等部著作。后来,他在陕西省渭南师范学院任教,2006年,以副教授职称退休。然而,退休不是他读书和工作的休息,书桌和电脑旁一直有他那高大的身影……
“敢向逆水行孤舟,帆摧楫折傲狂流。”权佳果先生年轻时写下的这句豪迈诗句,正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读书、著书生涯的写照。
权佳果先生近照
来源:花舟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