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装水表的师傅们住在刘婶家的老宅里，隔壁桐油厂刚倒闭，能住人的屋子本来就少。刘婶床底下的塑料桶盛着师傅们洗澡的水，她得拎到后院浇菜。外村人的洗澡水，她总觉得拿来浇蔬菜有些不敬，但又舍不得倒掉。

刘婶儿子刘建辉走那一年，正赶上村里接通了自来水。

安装水表的师傅们住在刘婶家的老宅里，隔壁桐油厂刚倒闭，能住人的屋子本来就少。刘婶床底下的塑料桶盛着师傅们洗澡的水，她得拎到后院浇菜。外村人的洗澡水，她总觉得拿来浇蔬菜有些不敬，但又舍不得倒掉。

水表装好后，村里人争先恐后换上塑料水管，刘婶也不例外。她当时把家里那口老水缸挪到了院子角落，缸底一层青苔怎么也刮不净。缸上蒙着的红布渐渐褪色，后来下大雨时，她干脆把布收起来，让雨水灌满水缸。刘建辉临走前喝的，就是这口缸里的水。

“妮子，这水缸是你爷爷爹留下的，就是断顿饭也不能卖。”刘婶对我说，她习惯叫我”妮子”，虽然我都三十好几了。“建辉小时候口渴了就趴在缸边舀水喝，说缸水比井水甜。”

我们村通自来水那年，刘建辉22岁，正值壮年。之前他跟着县里运输队拉过货，又去镇上砖厂打过工，还和人合伙开过拖拉机。刘婶说，命里缺水的人总坐不住，她儿子就这样。

那年三月，刘建辉突然说要去广东。

“什么广东？”刘婶当时还不太清楚广东在哪，只知道很远。

“能赚钱的地方。”建辉简短地回答。他从来不是个多话的人。

刘家在村里不算富裕，但也说得过去。刘婶的丈夫早年出事故去世，留下她和儿子相依为命。幸好刘婶是个能干的，种了三亩地，还在集市上卖自己做的豆腐，日子虽紧巴但也能过。建辉长大后也会帮衬家里，但似乎总觉得村里的天空太低。

临走那天，建辉只带了个黑色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刘婶塞的五百块钱。他说钱够用，让刘婶别担心。县汽车站人头攒动，广播里女声念着发车信息，刘婶站在候车区外面，拿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煮鸡蛋和炒花生。

“到了就寄信回来。”她不停地叮嘱，眼泪含在眼眶里。

建辉点点头，上了南下的长途车。车启动时扬起一片灰尘，刘婶站在原地没动，直到车子转弯消失，扬起的尘土落在她的头发上，变成了斑驳的白点。

那一年，我才上初中，只记得刘婶回来后整整睡了一天。后来她告诉我，她是装睡，怕邻居看见她哭。

前两年还好，刘建辉会寄信回来，说在广东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条件不错，让刘婶别担心。信里还会夹几百块钱。信封上的邮戳总是变化的，显示他换了好几个地方。

第三年开始，信渐渐少了。钱也不再寄了。到了第五年，只剩下过年时的一个电话。后来连电话也没了。刘婶去邮电所打过几次长途，但号码早已空号。

村里人说了不少难听话，有说建辉在外面犯事进去了的，有说攀上富婆不认娘的，还有说干脆已经不在人世了的。刘婶从来不接这些话茬，只说：“我儿子有本事，肯定是在外面闯出名堂了，哪有空搭理这些。”

但我能看出来她的担忧。每年清明，她都会去祭拜刘家的祖坟，然后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向南眺望很久，仿佛这样就能看到广东的方向。那棵槐树上曾经挂着个铜铃，是村里用来报时的。现在铃早就没了，只留下生锈的铁钩。

我读完高中后去了县城工作，偶尔回村看看刘婶。她的腰越来越弯，但院子里的菜种得整整齐齐，房檐下挂着的辣椒串一年比一年少，毕竟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

十年过去了，建辉还是没有消息。

刘婶开始去村口的小庙烧香。那庙里供着观音，香火不旺，但总有老人去。刘婶每次去都带上自己做的豆腐，放在神像前，然后把建辉照片放在旁边，点上三支香。

“你知道吗？”刘婶有次对我说，“我梦见建辉回来了，开着辆黑色小轿车，后备箱塞满了广东的荔枝和木瓜。”她说这话时笑得像个小姑娘，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又过了几年，手机开始普及。我送了一部给刘婶，教她怎么接电话，她学得很认真。那手机她一直揣在兜里，连睡觉也放在枕边，就怕错过建辉的来电。

“他要是打来，我得马上接起来。”她说着，摁亮屏幕看了又看。

二十年悄然而过。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都出去了，留下老人和几个不愿离开的中年人。我在县城安了家，有时也会想起刘建辉。他在我模糊的记忆里，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说话不多，但眼睛很亮，像是总有光从里面射出来。

刘婶的身体大不如前，腿脚不方便了，但仍坚持自己生活。每次我回村看她，她都会做一桌好菜，仿佛过节一般。有次我顺口问了句：“婶，还做这么多，是不是盼着建辉回来？”

她笑了笑：“习惯了。再说了，万一哪天他真回来了呢。”

饭桌上总有一双筷子和一个碗是干净的，没人用过，但每次都摆在那里。

村里的陈大爷过世那年，我又回了趟村。入土那天，下了场小雨，泥土变得黏腻。刘婶拄着拐杖也来了，她看着棺材被缓缓放入墓穴，表情凝重。

回去的路上，她突然对我说：“我想给建辉立个衣冠冢。”

我吓了一跳：“婶，您别瞎想，建辉肯定还活着。”

“我知道他活着，”刘婶平静地说，“但我想给他在家乡留个位置，这样就算我去了，也能告诉他妈还在村里等他。”

就这样，在刘家祖坟旁边，多了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子建辉之冢”。没有生卒年月，因为刘婶坚信儿子还活着。

后来，我调到了市里工作，回村的次数更少了。每次回去，都会去看看刘婶。她的院子里那口老水缸还在，但已经不再蓄水，里面种着几盆四季常青的植物。

“缸水喝不成了，就养点绿植。”刘婶说，“活着的东西总让人心里踏实。”

去年清明，我开车带着刘婶去祭拜。那天阳光很好，但风有些大。墓地里零零散散站着几个人，多是上了年纪的村民。刘婶先去了丈夫的坟，摆上纸钱，又去了建辉的衣冠冢，在石碑前放了个苹果和一瓶矿泉水。

“他小时候最爱吃苹果。”刘婶轻声说。

我们正要回去，突然看到墓地入口处站着个陌生男子。他戴着副墨镜，穿着深色西装，在一群穿着朴素的村民中显得格格不入。那人站在那里，目光似乎一直追随着刘婶。

刘婶没注意到他，拍了拍石碑上的灰，准备离开。就在这时，那男子径直朝我们走来。

“请问，您是刘建辉的母亲吗？”他的普通话带着南方口音。

刘婶一愣，身子微微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她。“你是谁？”她颤抖着问。

男子摘下墨镜，露出一双略带沧桑但很有神的眼睛。“我是李志强，是建辉在广东时的朋友。”

刘婶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你知道我儿子在哪？他怎么样了？”

李志强的表情有些复杂：“阿姨，建辉他…已经去世五年了。”

刘婶呆住了，像是没听懂这句话。周围突然安静下来，只有风吹过树梢的声音。

“不可能。”她轻声说，“不可能的。”

李志强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个信封：“这是建辉生前留给我的，让我一定要交给您。我找了好久才打听到您的消息。”

刘婶木然地接过信封。我打开车门让她坐进去，她的手一直抖个不停。信封里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封信。

“我来念吧。”我轻声说。刘婶点点头。

信中，建辉写道他当初去广东确实是在电子厂打工，后来跟着广州一个建筑商干活，慢慢学会了开挖掘机。再后来自己接工程，生意越做越大。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联系：一开始是想等有出息了再回来，让母亲脸上有光；后来事业有起色，却发现被诊断出了肺癌。他不想让母亲为自己担心，便决定等治好了再回家。

“但我知道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信的最后写道，“李志强会按时把我的积蓄打到这张卡上，您安心养老。儿子不孝，二十五年未能尽孝，来世再报答母亲养育之恩。”

读完信，车里一片寂静。我偷偷看了眼刘婶，发现她没有哭，只是望着窗外，目光落在那块衣冠冢上。

“我就知道他活得好好的，”她突然说，“我猜对了。”

我不解：“婶，您…”

“他虽然人走了，但过得很好，事业也成了。”刘婶的声音异常平静，“我这二十五年没白等。”

李志强站在车窗外，补充道：“建辉很想念您，他病重时总说家乡的水缸里有最甜的水。他…走得很安详。”

刘婶点点头，像是在接受一个早已知晓的事实。她把银行卡放回信封，又小心翼翼地折好信纸。

回村的路上，刘婶一直望着窗外。春天的田野绿意盎然，农民们正在插秧。她突然说：“今年我要重新蓄满那口水缸。”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轻轻握了握她的手。

到家后，刘婶显得异常平静，她拿出家里最好的碗筷，摆了一桌菜，倒上两杯酒。一杯放在她面前，一杯放在对面空着的位置。

“建辉回来了，”她说，“我要好好招待他。”

我没有打扰她，默默退出了房间。透过窗户，我看见她对着空座位说着什么，时而笑，时而点头，就像儿子真的坐在那里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去看刘婶时，发现她已经起来了，正在院子里忙活。那口老水缸被她擦得锃亮，里面的植物已经移到了旁边的花盆里。她正往缸里倒水。

“婶，您这是…”

“我得蓄水，”她笑着说，“建辉小时候最喜欢喝这缸里的水。”

我看着清水一点点漫上来，在阳光下泛着微光。刘婶站在一旁，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嘴角挂着温柔的笑。

“他会回来的，”她轻声说，“不管是梦里还是来世，他总会回来喝这口水的。”

半年后，刘婶去世了，走得很安详。临终前，她要求我们把她安葬在建辉的衣冠冢旁边。

“这样他就不孤单了，”她说，“我也能好好看着他。”

在整理刘婶的遗物时，我发现那张银行卡原封不动地放在抽屉里，一分钱都没有动过。卡下压着一张字条，是刘婶写的：

“建辉出息了，钱留着给他回来用。”

后来我们发现，在刘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每天都会往那口水缸里添新水，保持水面清澈。即使她走路已经需要拐杖，也坚持这样做。

村里人说，刘婶是笑着离开的。那天夜里，邻居听见她屋里有说话声，以为是电视开着。第二天早上发现她已经去世，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两个茶杯，一个空的，一个满的。

我们按照她的遗愿，把她葬在了建辉的衣冠冢旁。墓碑上刻着”刘氏母子之墓”，下面是她生前选好的一句话：“聚也一宿，散也一宿，莫非命运安排。”

那口老水缸，我们留在了原地。听说那些年村里闹旱灾，井水都干了，唯独那口缸里的水始终不干。村里人都说是刘婶和建辉的在天之灵保佑。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每次清明回去扫墓，都会看到那口水缸旁边放着一个崭新的水杯。没人知道是谁放的。

有时候我会想，那个叫李志强的男人，到底是不是建辉派来的。他带来的真的是建辉的遗言吗？又或者，建辉其实还活着，只是不敢回来面对母亲？

这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那二十五年里，刘婶从没有一天停止等待。而在得知儿子”去世”的消息后，她选择相信自己的儿子活得很好，事业有成。

这大概就是母爱，它不需要解释，更不需要回报。

每年清明，我都会去看望刘婶和那个从未回来的建辉。墓前总是干干净净的，不知道是谁打扫的。而那口水缸，依然静静地立在院子里，盛满了水，等待着一个或许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来源：牟牟说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