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篇文借当时出圈的《我叫刘小样》片段，聊了聊一档女性节目消失背后，所映射的当下和当年的对比，一种环境的变化。

写在前面

今晚这篇文有些特殊，是一篇夹着旧文的新文。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也许会记得两年前，我们写过一篇关于纪实节目《半边天》的文章。

那篇文借当时出圈的《我叫刘小样》片段，聊了聊一档女性节目消失背后，所映射的当下和当年的对比，一种环境的变化。

说来也巧，最近出现一档新节目，叫《她的房间》，第一期就是二十二年后对刘小样的重访，主持人还是张越。

当然，如果只是一个巧合，自然也不会让我们为它再专门写一篇文。而更多的原因是在这个巧合发生之际，一些微妙的变化和对比也正在发生：

当年的《半边天》里，那句“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的呼喊，在平原上燃烧，随即蔓延开来，点燃无数个“刘小样”。一时之间，“刘小样”似乎作为娜拉式的偶像，成为无数格子间里的寄托和希望，那句呼喊也成了网络座右铭的存在。

如今《她的房间》和刘小样再次出现，在有感动有共鸣的同时，一些争议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有骂爹味的，有对节目失望的，还有说刘小样突围失败的，很多说法。

这像转弯般的变化，拓下非常显性的印迹，促使我们决定写下今天这篇文章。想把这前前后后所发生的，所观察到的，以及从刘小样身上新看到的，留存下来。

所以，这篇文在旧文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还得提前说的是，当年的旧文有一些不成熟的表达，篇幅也很长，加上今天的新增，注定是一篇更长的文章，大家也可以自行选择滑至后半段阅读。

2002年 《半边天》

（原文推送时间2022年7月26日）

应该是很多年前的节目了，现在去看，制作粗糙形式也很简单，就是听一个叫刘小样的农村女性聊她的境况和对现阶段生活的不满。

她不满的大概是这些东西：

虽然整期节目全长不到30分钟，但她的这些话，以及左上角那个显眼的台标都让人恍若隔世。

这是一档很多年前央视做的中国女性调查节目，叫《半边天》，年轻的朋友可能根本没听过，我也大概介绍一下，

它的由来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那一年为了配合这个会议在我国的召开，各个电视台、广播台都推出了女性权益保护节目，央视的《半边天》就是其中之一，在会议闭幕后，很多地方台的节目都跟着撤销了，但唯独央视的这档《半边天》坚持了下来。

我也去查了一下这个节目在当年做过的一些专题，很大一部分都是放在今天的微博会被骂挑拨两性对立，有些甚至会被直接屏蔽，被骂作毒瘤的敏感内容。

我举几个例子，有一期是讨论男性避孕药的可行性，还有一期是讨论保障非婚生子的权利，甚至还非常具有前瞻性地提到了当下电视剧中对男性家庭暴力的忽视。

很多问题是我们到今天都还需要去强调的，比如反对女性就业歧视的，反对容貌焦虑和白幼瘦审美的，呼吁重视老年女性困境，它在当时都不同程度去做了聚焦。

更重要的是，它还做系列节目去采访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程度、不同阶层的中国女性，来探讨女性个体的生命经验，呈现出女性与女性之间共通的情绪以及共有的困境，撼动了基于性别产生的区隔和限制。

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女性主义在国内方兴未艾时期，一种相对积极的求变倾向，让长期处于失语的女性群体进入公共视野，并作为一个口径，从公共层面去呈现女性意识，女性困境，向大众向社会启蒙缺失已久的社会性别意识。

然而微妙的是，即使是今天去看都颇为先锋的内容，这档节目作为一个面向全国的媒介，却并没有在当时引起像今天这般广泛的社会争议。

2010年，《半边天》正式停播，而我们再也没有迎来一档类似的节目。

这12年我们迎来了很多别的东西，社会媒介对于女性议题的反应和作为都开始与当年不同了。

如果我们把《半边天》这样的节目比作一面完整的、巨大的镜子，它折射的是当年；那么我们此刻所面对的同样的那些社会传播媒介（影视，综艺节目，媒体），便是一堆被打碎的、巨量但微小的镜子碎片，每一面镜子都在折射当下。

当下和当年，一种对比正在加速显像，我们今天想聊的，就是这种对比之下的某些环境变化。

一

当年，半边天

我们先接着《我叫刘小样》这期节目继续聊。

这段采访究竟讲了些什么呢，我攫取其中一段受访者自述，大家稍微一看就能理解：

整段采访的冲击力其实来源于一种疑问，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质疑——“一位农村妇女为什么会有如此清晰的自我意识？”

这一疑问/质疑的背后，一层是源于刘小样这个个体颠覆了我们对于农村妇女这一群体的刻板认知。

我们已经在长久的主流叙事里，接受了既成权力的视角，接受了她们作为与土地同等甚至是比不上土地的附属品角色，认为她们都主动领受着封建残余的“缠足”，进而形成农村妇女都不会有太多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默认。

另一层，是刘小样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无关社会身份和政治身份的女性意识。

我们常常会说，人是在社会规训里进行自我建构，又在外界规则和自我偏向的拉扯中苟活，对于女性而言，这种来自社会和家庭的规训更多，自我实现空间又被挤压得更小，她们所历经的拉扯近乎一种撕裂。

对于刘小样而言，这种撕裂感就在于她极度渴望知识、视野、出走，与此同时，她又无法忽略自己早已与家庭、家务、孩子和社会规矩捆绑在一起的困境，她在受访过程中说的那句“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就是最真实的心灵写照。

除了《刘小样》这期，《半边天》这档节目还由2007年西双版纳景洪的杀夫案件，探讨家庭暴力问题，借此强化受虐妇女综合症因素在法律裁量中的作用，弥补审判过程中的性别盲点。

《当爱已成往事》这期开拓了“闺蜜支招”板块，一对一去帮忙回答女性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具体婚姻问题、情感问题。

所以，哪怕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半边天》里所涉及的议题、所给予的关注，都能倍感其本身的先锋性和亲切感，加之《半边天》又是由我们的喉舌媒体制作播出，它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折射着新世纪之初的某些社会倾向。

一个是《半边天》以赋予话语的方式，颠覆了女性被置于边缘的过往。

这种“被边缘化”的危险性在于，女性在长期的男性话语中，在既成权力和既成标准下形成一种自我凝视和自我规训，自己制造出驯服自己的身体。

所以，女性要获得自己的权力，就必须要以女性的声音讲话。

以《半边天》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当年选择把公共空间留给性别议题，把话筒交由女性，让在媒体空间处于失语境遇的女性成为呈现主体，走入公共视野，其实就是通过赋予话语的形式赋予她们以权力。

其次，在极具本土特点的中国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半边天》作为一个里程碑的存在，标志着我们的女权运动/女性运动落到实处的进步。

大家都知道，我们历史上的妇女解放运动，背后存在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即是说，它在一开始是服务于民族的解放，嵌套在“救亡图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背景里，在当时这是合适的，但在21世纪相对缺失从性别角度去根本性解决女性困境。

在进入社会转型期之后，女性群体从附属和压迫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相比过去具有了一定的主体意识，也获得了一定的权益。

但在新一轮时代变革中，面临着不平衡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面对就业歧视、家庭危机以及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摩擦，女性又需要再次去寻找自我定位。

在这样的环境下，《半边天》的诞生就显得尤为及时且必要，它真正从一个性别视角关注女性问题和女性权益，帮助处于游离状态中的女性找到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是一座灯塔，一个风向标。

再有，《半边天》本身作为一种公共角色，它的出现代表着“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到“社会要关注女性”的呼声转向。

这种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我们的主流意志看到了两性差异，承认权力天平向男性一端倾斜的事实，并且从公共层面去实践、去呼吁补偿女性权力的缺口，这其实是我们都应该做的事情。

二

当下，女权主义

但也正如我们前面说的，《半边天》在后来消失了。

我们在媒介进化的纵向进程里，失去了《半边天》这面镜子，又得到很多碎裂的镜子，我们不再只有一台电视机获取信息，我们有巨量的社交平台和多元的媒介渠道，综艺，电视剧，媒体报道等等，那块巨大的镜子被打碎分给了很多人，于是所有媒介都成了镜子，所有人也都入了镜子。

而细看现在的这些镜子，折射出来的又是些什么呢？

我们的影视市场确实出现了以女性为主角的综艺节目，并且井喷式地涌现了一批冠之以“女性主义”的大女主剧、她题材。

表面上看起来它们都在关注女性、讨论女性，但相比于二十多年前的《半边天》，这些影视节目本质上还是对于女性的一种消费，数量上的“半边天”并不等于真正帮助女性群体撑起了她们的“半边天”。

再看媒体。

我们在报道女性受害者相关的事件时，有了更多的选择性和敏感性。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女性受害者”往往是报道主语，但其作为主体的前提条件是，抹去客观存在的男性施害者。

所以我们才会在网络空间里看见各种以“女大学生”、“失足少女”、“三陪女”等为缩影的“女性+性”、“女性+犯罪”、“女性+金钱”的报道/叙事范式。

而伴随这些出现的、相比当年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一个词的被广泛使用——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进入中文互联网之后，产生了某些在地化困境，性别议题逐渐演变成了敏感话题。

最显像的是女权二字逐渐被污名化的现象。

常见的有，在语言层面上出现了很多与之相关的人工造词，比如田园女权、女权癌、女拳、女拳师，这种造词行为原本就是一种污名方式，且这些词汇的出现和高频率被使用就是男性对于“女权”本身不认可的表现。

相对比之下，女性主义这个词却安然无事，被很多影视作品当做公开宣传标签。

两者唯一的差别，是一个“权”字，这也是当下环境变成如此的根本原因。

最直观的是，“权”的背后指向一种政治意识，它在进入我们的语境之后，又会被附加上更多的敏感性，所以“权”这个词不断被弱化、被变形。

同时，“权”还具有经济意味，实现其他权力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就是经济。

归根结底，两性不平等的根源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女性在社会生产、劳作和分配上往往都处于不平等地位。

女权主义的初衷也是要争取平权，让女性以平等的名义分割原本属于自己却被男性剥夺的权益，由此涉及的利益分割问题，也势必招致既得利益者的敌意和排斥，两性问题进而表现为矛盾对立。

当然，变化还没有结束，这篇文章一定是写不出某种结论，甚至是没有结尾的，只是这种两个十年的对比让我实在有些觉得恍然，并且我坚持这种没有结论的回望是有意义的，曾经在发生什么与我们在经历什么，然后去针对性地努力，决定了未来会变成什么。

2024年 《她的房间》

一．

刘小样后来哪儿去了？

标题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

《她的房间》里有最直接的答案——

刘小样回家了。

说得更准确些，她当年走出了平原，如今又回到了家里。

刘小样在那次采访之后，去县城最繁华的商场做过服装销售，衣服卖得很好；当过学校里的生活老师，因为她的认真负责不久就成了管事的一位；还去了更远的南方城市。

那篇《平原上的娜拉》里还有更多关于她的生活踪迹。

刘小样的出走不止一次。在她辗转于多个城市之际，丈夫王树生也因为她的“折腾”求助过张越，孩子也曾劝她“往回走”，她夹在“出走”和“回归”之间的动荡也激荡着整个家庭。

再往后，刘小样决定去“医院”“治病”。期间婆婆病倒了，刘小样主动回家照顾婆婆。她开始照顾家里的庄稼地，考虑孩子们的未来，在花园里大肆种花，给自己留下一扇窗。

沿着刘小样的运动轨迹，她从出走到回归，确乎更近于一种后撤姿态。

而且，植入在她身体里的社会时钟一响，连带历史惯性和传统观念的强大震动，她所做的选择似乎也再次落寞印证——娜拉的命运只剩回归和堕落两种。从这个角度而言，她好像是“突围失败”了。

但这就是刘小样的全部吗？

不如把目光从“她的消失”，转移到“她的出现”。

第一次出现，是在《半边天》。她穿着红色外套，在镜头前袒露自己想打破规则的无助无望，诉说她对于充实生活、知识、电视以及追逐和拥有的渴望。

她的不安、不满，还有上蹿下跳的野心和欲望，成为特殊的号召。她和《半边天》合为一体，化身为一种现代性的声音，作为进步、前卫、极具挑战性的代表。

第二次就是在《她的房间》。

刘小样的“诗”从远方回到身边，回到院子里盛放的鲜花，回到和女儿一起去看莫扎特音乐会，也回到对包括儿媳妇在内所有家庭成员的爱。她“回来了”，成了一个“突围失败”的例子，被说不够女权，不够进步。

前后连起来看就会发现，“刘小样”其实一直都在。她就像一面镜子存在于我们身边，投射出不同的社会图景，不同的社会情绪，加速显像出一种娜拉既是偶像又是幽灵的，更大的，女性困境。

在这个语境下，“刘小样后来去哪儿”是疑问，是追问，也因为被注入太多的期待，而成了对预设的求证。

刘小样出走了。

另一个河南农村多女家庭的女孩，因为看了她的节目，循着她的脚步走到欧洲；另一个彝族女孩安小庆，也因为看了《半边天》，意识被精神点亮，做了记者，写出《平原上的娜拉》。

刘小样因为“出走”成了一种分身，一种映照。投射在她身上的向往，得以一一实现，她也顺势成为一个“目的地”。

如今，刘小样“回家”了。

好像一时之间没看到她的“成功”，没看到另一种可能，另一种理想范本。

她在节目里聊到，自己还是无法接受不结婚，不能抛舍家庭。连她也曾一度因为自身局限而否定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备受期待但最终失败的出走者。

她的“回家”及其所激荡的失望、不满和指责，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所投入的期待落空？

更或会不会是我们对于“出走”太依赖于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而忽略了更多形式、更多可能的想象？

其实，“刘小样”哪儿都没去，她一直就作为一种女性处境，一种群体经验，存在于你我的生活里。

二．

出走回来后的刘小样怎么样了？

很难用一两个词，一两句话来概念或形容，现在的她。

但想先分享节目里很喜欢的两个片段。

一处是她第一次见鼠尾草的反应：

她跟在院子主人身后，穿过一条叫作痕迹的小径，双手抚过两旁的青草。

当她得知那是鼠尾草时，随即想到那首《斯卡波罗集市》歌曲。离开前，又转身回去，再次拥抱鼠尾草，闻着留在手心的味道。

另一处是她在整期节目里唯一一次落泪：

在家里吃饭时，张越问到她的跳舞经历。刘小样先聊了她之前对于跳舞的渴望，接着又说到她在这件事上的困惑。

困惑于僵硬的身体，还因为别人那句“没有艺术细胞所以跳不好”的回答，纠葛于自己明明没有艺术细胞，为什么还老想用身体表达自己。

这段其实只是刘小样的一个生命切面，它完全可以被放置到整个生命维度放大了看。

《平原上的娜拉》有写，刘小样在出走一段时间后，决定去西安一家“医院”“治病”。她觉得自己是因为“生病”，所以才会在过去如此长的时间里，无法平静地反复“折腾”。

为了防止“发病”，她不再看书，还把自己写的东西统统烧毁。她选择以自我病理化的路径，顺从外界的权力与文化准则，修正着自己的“疯和病”，进行钝化锋芒的自我改造。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仍然能看到她身上所背负的“别人的观点”“外界的声音”“传统的准则”。

她平静自洽，同时也游移矛盾。

但她的一切矛盾、纠葛和躲避，都是“合理的”——

对于一个在传统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普通女性，没有资源，没有渠道，她挣扎在一个男权社会里，怎么可能不会产生一点动摇呢？

她的痛苦，来源自我。如她说的一样，一直与自己的无知、偏见、阴暗、狭隘见招拆招。

同时也必然来源外部，那种监视的目光、规训的力量，由她内部投射而出，合力构筑围笼。

如果以上所看到的是她的没变，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把两个片段合起来，观察她的变化。

这个变化具体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伍尔夫说的“诗人的心锁进了女人的身体里”，在她身上越发明晰地显露出来，产生了理智与感性相互交融的深刻和微妙。

她吃杨桃，会数角。

看《千与千寻》时，会问“千”的意思。

她喜欢花。把花种在身边，把花别在头上。张越买葱油饼时，她就在一旁捯饬刚买的鲜花；吃豌豆粉时，她轻轻把花捧起，又小心翼翼放在一旁凳子上。

还有一个例子，是她在房间里，念着誊抄在笔记本上维尔希宁的文字。她读着维尔希宁描述的生活住处，有花，阳光，然后逐渐羞赧，窃喜，捧着本子笑起来。

比起她对此解释为“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更觉得她的快乐和自得，恰是源于维尔希宁所说的——

头一次已经完成的生活是草稿，第二次则是誊清稿。她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生活，并始终保留着她的纯粹、细腻与感知。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再来谈谈她的出走和突围。

她此前的出走，是一种更纯粹的自我出走，这种出走更多建立在自我突破与自我反思基础上。

她和苏敏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后者的出走有自我寻找，还有更直接的导火索——丈夫、家庭、男权对其的不断吞噬。

通过几次采访报道可以看到，刘小样所面对固然也有来自父权的、隐形的规训，而与她联系更为紧密的家庭和家人，还并不是她生活里的压力和磕绊，反而是在很多关键时期给予其包容与支持（彼此不是先后，而是相互，这点会在后面聊）。

所以，刘小样想要对抗的不是具体的环境，更多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抗争。说得再准确些，是喋喋不休的外部环境和“（她之）我”之间的搏斗。

这个搏斗过程没有结果，也没有终点。她去工厂打工，回到西安“治病”，以及当下回归家庭，都是她在这个过程中留下来的每一个节点，是她的生存境况。

无论出走与否，回归与否，也定是一种自我探寻的探索轨迹，这根本无需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否来衡量。

另外，至少目前，对于当年“不能出去”的困境，刘小样找到了另一种属于她自己的突围方式——

创造一座自己的花园。

在她的花园里，不仅是阳光和鲜花，还有毫无保留的爱和自由。

当张越问她婆媳关系时，刘小样说她很爱自己的儿媳。在儿媳身上，她看见自己曾想要的那一部分。因为爱她，所以接受所有喜欢和不喜欢。

以及对于孩子结婚生育的问题，她也坦诚自己目前无法接受不要孩子不要家庭。

她想了想，又补充到会让孩子做自主的人，拥有自主的思想。而且她太通透了，她明白当自己给孩子们足够自由时，对方反而会越想回家，回到父母身旁。

在她所创造的这个花园里，爱意相互投射。而且那些被分享的自由，也是回馈她自己的自由。

她是自己的终点，也是自己的方法。

三．

为什么还要讨论刘小样？

其实写到这里，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显而易见了。

我们需要红衣服，白衣服也不能丢掉。更重要的是，尊重衣服背后，那在冲破常规和默默无闻中所构成的，完整的她自己。

也需要由“刘小样”完成的女性联结。

在《半边天》里，张越和刘小样，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风雪里，自由交谈“女孩子她选择的余地很小”，自由宣泄“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

到《她的房间》，刘小样和安小庆在婚姻家庭这一话题上，达成“我接受你的不接受”的融洽。以及在越发强调议题的当下，聚焦张越、刘小样、安小庆三人的重逢与拥抱。

再扩散到各个角落的，一代又一代的“刘小样”，以及她们时时刻刻的相照相惜。

还需要一间只属于她的房间，以她名字命名的方式，拒绝遮蔽和隐藏。

以此包容前进路上，所有的抗争与防御，激进与温和，振奋与痛苦。

让她们在无法抵达真理的性别话题上，自由表达各自的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

不断蓄积毫不犹豫坚持己见的勇气与胆量，去思考、探索、表达和创造。

来源：3号厅检票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