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来源：Schwartz, Joshua A. "When foreign countries push the button."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8, No. 4, 2024, pp. 47-86.

民众何时支持核攻击？

作者：Joshua A. Schwartz，卡耐基梅隆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来源：Schwartz, Joshua A. "When foreign countries push the button."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8, No. 4, 2024, pp. 47-86.

导读

导读

公众舆论是否显著约束政策制定者动用核武器的决策？学界对这一约束的力度存在激烈争论。核规范（nuclear norm）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无论在公众还是政策制定者当中，支持使用核武器的意愿都非常低。他们甚至认为存在一种“核禁忌（nuclear taboo）”，即核武器的使用被视为道德上极其可憎的，以至于根本不会被纳入考量。与此相对，核规范的悲观主义者则主张，并不存在如此强烈的规范或禁忌。通过一系列跨国的实验研究，悲观主义者发现，如果核打击能够带来军事优势或拯救本国士兵的生命，接近多数甚至多数的民众会支持本国政府使用核武器。

探讨国家身份如何影响公众对核武器使用的支持十分重要，因为尚未被充分研究的一种可能性是：所谓的核禁忌或许仅限于“本国边界以内”。换言之，公众可能乐意支持本国政府动用核武器，却会强烈反对外国政府发动核攻击。

理论框架

本文主张，实施核打击的国家身份会显著影响公众对核武器使用的评价。具体而言，来自群体内国家的核武器使用，应当比群体外国家的核武器使用获得更高程度的公众支持，并被视为更加符合伦理。作者的理论建立在已有心理学研究中广泛确认的“内群体偏差（in-group bias）”和“正义暴力理论（Virtuous Violence Theory）”的基础上。在核武器使用的情境中，哪些行为者被视为“内部群体”，哪些被视为“外部群体”？换言之，哪些“共享属性”是相关的？国家身份认同正是一种被历史经验和既有研究证明能够划分内外群体的重要共享属性。

作者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外国国家都会被自动归入外部群体。如果内群体是由共享属性界定的，那么与本国拥有共同利益、意识形态或身份认同的盟国与伙伴国，就可能被公众视为内群体成员。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对“盟国”的定义较为狭窄，仅指那些彼此签订了正式防务条约的国家；而“伙伴国”则指的是那些建立了某种制度化且关系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国家。

因此，本文认为，为了维护团结、保护关键关系并增强内群体的安全，公众对核武器使用的支持程度及其道德评价，并不会因核打击由盟国或伙伴国发动而低于本国政府发起时公众的支持程度及其道德评价。相反，在这一情境下，公众更有可能将盟友与伙伴国家使用核武的行为视为相对正当甚至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这一观点若成立，将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规范构成实质性冲击。换而言之，如许多政策制定者与核规范乐观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使用核武器未必真的会“令我们失去盟友”或使国家“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陷入孤立无援”。以上讨论进一步引出如下假设：

假设1：相较于本国政府发动的核打击，个体并不会更加反感由盟国或者伙伴国发动的核打击。

这一假设在多个方面构成对“内群体边界认知”的严峻检验。首先，大多数人将国家认同置于远高于对北约等集体安全组织的隶属关系之上。因此，倘若对国籍认同的强度高于对本国正式联盟关系的认同，公众可能会对盟国使用核武器的行为持有比对本国政府更为严厉的道德审视。第二，那些虽有制度化合作但未与一国缔结正式防务协定的伙伴国，更不可能被该国公众视为内群体的一部分，因此将此类国家纳入假设的比较范畴，构成对本文理论的更为严苛的检验。第三，核规范乐观主义者主张，核武器的使用在道德上令人反感，且可能带来极具危险性的先例，因此公众或许不会对盟国或伙伴国的核使用行为表示支持，也不会在其道德评判中表现出任何偏好倾向。

尽管盟国与伙伴国可能被公众视为属于其“内群体”，本文认为其他外部国家则不会享有这一地位。毕竟，相较于非盟国与非伙伴国，各国通常与其盟友及伙伴国在利益、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拥有更多共性。既然非盟国和非伙伴国不属于个体的内群体，且与个体之间缺乏需被维护的密切关系，那么根据本文所采用的“正义暴力理论”框架，公众更可能将这类国家使用核武器的行为视为较不正当的暴力行为。由此作者进一步提出如下两种假设：

假设2：相比本国政府，个体更不可能支持非盟国或非伙伴国发动的核打击，并将其视为较不道德的行为。

假设3：相比盟国或伙伴国，个体更不可能支持非盟国或非伙伴国发动的核打击，并将其视为较不道德的行为。

考虑到在核武器使用的情境中发现公众偏好（favoritism）是对内群体偏见（in-group bias）的一项较为严苛的检验，本文预计在常规武器使用的情境也下会发现类似结论。学界中虽有观点主张应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但对常规武器的使用并未提出如此严厉的约束设想，因此相比核武器使用，常规武器使用情境对“内群体偏见”而言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检验标准。这一逻辑进而引入了如下假设：

假设4：相比本国政府，个体更不可能支持非盟国或非伙伴国发动的常规武器攻击，并将其视为较不道德的行为。

若假设4成立，即在常规战争手段的使用情境中，公众也不支持群体外国家的攻击行为，这将表明对群体外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支持并不遵循一套特殊逻辑，而是延续了常规武力使用中的偏好机制。

上述所有假设均关注对核武器使用的“相对支持”程度，即公众的态度是否会因为攻击方的国家身份不同而发生变化。然而，“绝对支持”水平同样至关重要。倘若即便在外国政府实施核打击的情境下，公众的总体支持率仍然很高，这表明所谓“禁止使用核武器”的规范基础其实相当薄弱。这一判断引入了假设5。

假设5：少于半数的个体应支持核打击，并将其视为符合道德的行为。

研究设计

实验一：核恐怖主义

本实验研究对象为美国公众，其设计紧密参考了Press、Sagan与Valentino的回溯性实验。实验情境设定为发现了一个由“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秘密建立的地下核武器实验室，进而引发一次核打击以摧毁该实验室。此次核攻击造成1,000名平民非预期死亡，另有1,200人受伤。与Press等人将攻击国恒定为美国不同，本文在实验中随机设定实施核打击的国家，包括四种情形：美国（即受访者本国）、法国（亲密条约盟友）、俄罗斯（敌国）以及巴基斯坦（可称为“亦敌亦友”的国家）。

实验二：伊朗版“广岛”

本研究同样面向美国公众进行，其设计紧扣Sagan与Valentino的前瞻性实验。情境设定为：在发现伊朗秘密核设施后，美国与伊朗爆发战争。战争期间，伊朗的全部核设施与空军力量已被摧毁，因此其核威胁已不具迫在眉睫之势。但伊朗仍拒绝无条件投降。为避免更多地面部队伤亡，美国考虑实施一次核打击，目标为造成约10万名伊朗平民死亡，以迫使伊朗屈服。

实验三：对其他国家公众的外部效度检验

第三项实验采用与实验一相同的基本情境，但对象为印度公民，以检验相关发现对美国以外国家公众是否同样适用，从而测试假设的外部效度。

实验四：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使用的比较

第四项实验亦采用实验一的情境设定，调查对象为美国公民，但有两处关键不同。第一，实验中仅包含美国与俄罗斯两国作为攻击实施国。第二，亦是更为关键的一点，实验中对攻击手段进行随机化处理，比较使用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情况异同。该设计使本文能够检验：若公众对美国与俄罗斯发动核攻击存在内群体偏好，这种偏好是否也适用于常规武器使用，进而检验假设四的有效性。

研究结果

研究一：针对恐怖组织的核打击

研究一的结果支持作者提出的各项假设。结果表明，即便是外国发动核打击，公众中也并不存在所谓的“核禁忌”或强烈的“禁止使用”规范。如表1所示，美国与法国发动核攻击所获得的美国公众支持率及对其道德评价差异并不显著。因此，结果支持假设一的论点：当盟国为应对安全威胁而动用核武器时，公众不会认为其行为在道德上低于本国政府的行为。

其次，实验数据支持本文关于公众将非盟国或非伙伴国的核武使用视为较不正当暴力行为的主张，即该结果支持假设二与假设三。同时，公众并未对核武使用抱有绝对否定的态度。倘若的确存在这种“全面禁止”的态度，则无论是哪一国发动攻击，公众支持率都应极低，并且不应出现任何“内群体偏好”的证据。事实上，如实验结果所示，公众对军事力量使用的支持普遍存在“内群体偏见”，盟国/敌对国使用核武的态度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第三，从核武使用的绝对支持率分析来看，研究一的结果亦印证了核规范悲观主义者的观点：公众中并不存在所谓的核禁忌或非常强烈的不使用（non-use）规范。同时，与假设五相反，无论是由美国还是法国发动核攻击，数据中均未发现少于半数公民支持或认为其不违反道德的统计显著证据（详见图1）。

最后，研究一的发现契合“正义暴力理论”的核心主张：公众对暴力使用的支持程度与其对暴力的道德评价密切相关。

研究二：对伊朗实施“广岛式”核打击

研究二比较了美国公众对美国或以色列向伊朗发动核打击的支持程度。在此次实验中，情境被设定为核打击将故意造成10万名伊朗平民死亡，因此该打击可能被公众视为更不正当的行为。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研究二的结果与研究一高度相似（见图2），这表明不使用核武器的规范力量仍不强。首先，本实验的结论符合假设一、以及本文关于伙伴国属于“内群体”的论点，美国公众对以色列发动核打击的支持率与对美国本国发动的支持率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公众在面对由伙伴国发动的核攻击时，其支持度并未低于其对本国政府发起打击时的情形。其次，从绝对支持率的角度观察，公众对核打击的整体支持仍然偏高，这进一步削弱了核规范乐观主义者关于“核使用会被强烈否定”的主张。不过，研究二的其他结果略微显示出公众对核打击的道德考量比研究一中稍强一些，这表明在某些情境下不使用核武器的规范可能稍具影响力。

研究三：对印度公众的外部效度检验

研究三表明，研究一与研究二的发现——即公众对 “不使用核武规范”的相对薄弱——在印度公众中同样成立。最为显著的是，该组研究结果符合假设一，实验未发现印度公众对美国发动核打击的支持度显著低于其对印度自身发动核打击的支持度（见图4）。此外，印度公众对核打击的绝对支持水平也较高，这表明即使在美国之外的国家，核非使用规范依然较弱。这一发现也与Janina Dill、Scott Sagan 和 Benjamin Valentino 的研究结论一致。最后，假设二与假设三，以及研究一的结果同样得到验证，印度公众对本国（印度）或伙伴国（美国）发动的核打击的支持显著高于对非盟国或非伙伴国（巴基斯坦）发动核打击的支持。

研究四：核武器 vs 常规武器的支持度比较

研究四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公众中的“核非使用规范”相对薄弱。实验结果显示，在非盟国或非伙伴国使用武力时，公众无论在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使用情境中，均表现出较低的支持度。具体而言，受访者更倾向于支持美国的核打击而非俄罗斯的核打击；同样，他们也更倾向于支持美国的常规打击而非俄罗斯的常规打击（见图5）。这一发现说明，公众对“群体外国家”使用武力的支持普遍低于对“群体内国家”的支持，这种偏好并不限于核武器情境。

结论

本文结论有三，首先，公众对盟国或战略伙伴国使用核武器的支持度，并不显著低于对本国政府使用核武器的支持。其次，即便是外国政府发动核打击，公众对核武使用的绝对支持率仍然相当高（37%至54%之间），这与“核禁忌”作为一种绝对性规范的存在相矛盾。最后，本文实验证明，公众对核武使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攻击者的国家身份，而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中未被充分考虑。

总体而言，这些发现对“核规范乐观主义者”的论点构成了有力挑战。后者认为，在公众中存在一套根深蒂固的传统、规范，甚至是禁忌，使得大众反对使用核武器。而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本文的实验结果也与“人道主义革命”论相悖——后者主张，现代社会普遍形成了一种强烈且深植人心的规范，反对杀害非战斗人员。

词汇积累

Virtuous Violence Theory

正义暴力理论

Nuclear Taboo

核禁忌

译者：潘天祥，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生。

审校：周子喻、苌晨

排版 | 闫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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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