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2年初春，厂区宿舍楼下的大喇叭里传出邓丽君的《甜蜜蜜》，我和丁雪梅挤在同一辆二八自行车上，沿着布满青石板的小路回家。

＂为什么？周民，你告诉我为什么？那些钱也有我的一份啊！＂病床前，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丁雪梅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她想说什么，却被一阵咳嗽打断。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我们二十六年的婚姻故事。

1992年初春，厂区宿舍楼下的大喇叭里传出邓丽君的《甜蜜蜜》，我和丁雪梅挤在同一辆二八自行车上，沿着布满青石板的小路回家。

那时候的风里还带着棉絮厂特有的气味，混合着街角小吃摊的油烟香气，构成了我们青春的底色。

我们是北方一家大型国营纺织厂的同事，她在织布车间，我在机修班，都是厂里的骨干力量。

八十年代末的工厂宿舍区，年轻人的社交活动不过是厂里组织的联谊会、露天电影和偶尔的厂际舞会。

就是在一次厂里的元旦晚会上，我鼓起勇气邀请丁雪梅跳了一支《映山红》，那时候的交谊舞还得偷偷跳，生怕被人说＂资产阶级情调＂。

她穿着一条红格子裙子，头发用蓝塑料夹子别着，在厂里统一配发的蓝色工装外套下，显得格外青春明媚。

丁雪梅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眼睛像两弯月牙，说起话来声音轻柔，却透着一股倔劲儿。

她安静，话不多，却特别有主见，手上的活更是利索，能同时操作三台织布机，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本事。

她的织布手艺在厂里是出了名的好，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大红的奖状贴满了织布车间的墙壁。

我呢，只是个普通的机修工，但手艺还算可以，厂里的老师傅都说我有＂巧劲儿＂，不管什么机器到了我手里，总能修得服服帖帖。

结婚那年，我们都二十五岁，赶上市里统一办集体婚礼，我和丁雪梅就在五十对新人中间，穿着借来的西装和婚纱，在人民广场上拍了一张照片。

没有豪华的婚礼，只在厂里的食堂摆了十桌酒席，三块五一瓶的汾酒，菜是食堂师傅加班做的，大盘大盘的红烧肉和糖醋鱼。

同事们东凑西凑给我们买了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作为贺礼，那可是当时的＂三大件＂之一啊。

我们的新房是厂里分的一间十八平米的宿舍，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全部家当也就这些了。

铁皮柜上贴着喜报，墙角放着搪瓷脸盆，窗帘是丁雪梅自己缝的花布，虽小，却是我们的婚姻起点。

＂周民，咱们以后AA制好不好？＂新婚第一天早晨，丁雪梅突然这么提议，她正系着围裙准备去楼下公共厨房做饭。

＂AA制？那是什么？＂我一头雾水，手里还拿着早上去食堂打回来的稀饭和咸菜。

＂就是咱俩的钱各管各的，家用一人一半，＂她解释道，眼睛直视着我，＂我看厂里那些结了婚的姐妹，钱都交给男人，日子久了就连买件衣服都要伸手问丈夫要钱，我不想那样。＂

窗外传来楼下大婶们排队打水的说笑声，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上海滩》的主题曲。

说实话，我当时有点不舒服，在那个年代，男人掌管家里的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就连我父母那一辈也是这样。

老周家院子里的大槐树下，常坐着三五老头儿，一边喝茶一边掰着指头算家里的收支，妇女们从来不沾手这事。

＂雪梅，咱俩都是纺织厂的，也算是＇铁饭碗＇，工资都差不多，用不着这么麻烦吧？＂我试图说服她。

＂差不多也是有差别的，＂她低头整理着我们刚领到的结婚证，＂我妈一辈子把工资上交给我爸，到老了连治牙病的钱都要看我爸的脸色，我不想那样，周民，行不行嘛？＂

丁雪梅性子倔，眼睛亮亮的看着我，我拗不过她，只好答应了。

我心想，反正日子长着呢，这丫头新鲜劲儿过去了，自然就会改主意了。

谁知这一个＂AA制＂，就是二十六年。

我们开始实行＂两本存折＂制度，工资各自存各自的，每月拿出固定的一部分交给对方，作为家庭共同开支。

剩下的钱，谁也不过问谁的，这在九十年代初的工人家庭里，简直是天方夜谭。

开始时我总想着她会改变主意，毕竟厂里的师傅们都笑话我：＂老周，你这是让媳妇把你管得死死的啊！＂

但丁雪梅越来越坚持，每天晚上都会在一个小本子上记账，细到买一袋盐、一块肥皂都要写清楚。

＂这样咱们都有自己的钱，谁也不受气，＂丁雪梅常说，手里的针线活从来没停过，＂我奶奶一辈子都靠着给人家缝缝补补换几个铜板，受尽了欺负，我不要那样的日子。＂

那时候，我们住的工厂宿舍楼是砖红色的，每天清晨都会响起广播体操的音乐，各家各户的门窗打开，飘出早饭的香气。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虽然＂AA制＂让我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小日子过得还算红火。

每个月发工资那天，丁雪梅都会做一顿好饭，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鱼，然后我们各自把钱分成两份，一份交公，一份私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国，我们这样的国营纺织厂也开始面临巨大的冲击。

九十年代中期，厂里效益不好，开始推行＂减员增效＂、＂内部竞争上岗＂等政策，到后来直接是下岗分流。

丁雪梅比我先下岗，那天她拿着装有五千多块钱补偿金的信封回来，脸上没有多少沮丧，只是静静地坐在我们那张旧沙发上。

＂没事，好多姐妹都下岗了，咱们纺织厂的姑娘手艺都好着呢，＂她安慰我，还笑着说，＂正好我可以自己做点小生意。＂

我以为她会动摇，毕竟没了稳定收入，按照我们的AA制，她得拿出一半的家用，这下可怎么办？

可她只是安静地收拾了东西，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城东的服装市场，那里刚开始兴起，是下岗工人的一个新去处。

＂我自己做点小生意，＂她说得轻描淡写，系着那条我们结婚时买的红围裙在厨房忙活，＂不会拖累你的，咱们还是老规矩。＂

第二天，丁雪梅就在服装市场租了个小摊位卖布料，摊位不大，只有一张桌子那么宽，上面堆满了从批发市场拉来的各色布匹。

开始生意并不好，有时一天只能卖出几米布，勉强够付摊位租金，我看着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着两大筐布料去市场，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雪梅，要不你歇歇吧，我一个人的工资够咱们开销了，＂一天晚上，看着她数着几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我心疼地说。

＂你少看不起人，＂她头也不抬，嘴角带着倔强的笑，＂咱姐们儿呀，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

家里的花销仍然AA制，雪梅的收入少了，但她分毫不差地按时交上她那一份，有时候甚至会提前把下个月的家用也准备好。

我有时会多塞给她一些，她发现后会立刻还给我，那股倔劲儿，谁也拗不过。

＂各管各的，咱们说好的，＂她总是这样说，手上的针线活从来没停过，有时深夜醒来，还能看见她在昏黄的灯光下缝制布料的样子。

一年后，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我也下岗了，手里的技术让我很快找到了一家私营机械厂的工作，虽然工资比以前低，但能养活自己。

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但从不拖欠家用，每天晚上，丁雪梅还会在收音机前听《经济半小时》，学习市场经济的新知识。

她的小摊位上不再只卖布料，开始有了一些半成品的衣物，都是她晚上加工出来的，款式新颖，价格实惠，渐渐有了回头客。

＂雪梅，最近服装市场那边怎么样？＂一次，我去帮她拿货，看见她正和几个同样下岗的纺织厂女工聊天。

＂还行，咱们织布车间的姐妹们都在这附近摆摊呢，互相有个照应，＂她笑着说，指着不远处几个熟悉的面孔，＂她们手艺没我好，我就教教她们。＂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下岗职工自谋出路政策的鼓励，丁雪梅的小生意逐渐起色。

她从单纯卖布料扩展到了成品服装，摊位也从一个变成了两个，请了之前织布车间的一个姐妹帮忙。

我常去市场看她，她总是站在摊位前，一边招呼着顾客，一边麻利地裁剪布料，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也不见她擦一下。

＂周师傅，你媳妇可真行啊，＂机械厂的同事经常这样夸她，＂现在做服装生意的多了去了，可像你媳妇这么勤快的不多。＂

她每天早出晚归，风里雨里从不叫苦，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冒着严寒，常常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我问她累不累，她总笑着说：＂能挣钱就不累，这比在织布车间轻松多了。＂

到了2000年，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流，个体户被国家政策所鼓励，丁雪梅已经在市场里有了一定名气。

她开始批发服装到周边县城，甚至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加工作坊，雇佣了几个下岗的纺织女工，收入比我高了不少。

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出了厂里的宿舍，在城东买了一套七十平米的小房子，虽然是二手的，但比起宿舍来说，已经宽敞明亮多了。

＂这房子首付我出一半，你出一半，剩下的按揭也这么分，＂雪梅一边量着窗帘的尺寸，一边说，＂咱们还是老规矩。＂

尽管她的生意越做越大，但她从不在我面前炫耀，家里该添置的家具电器一样不少，永远是我出一半，她出一半，雷打不动。

＂雪梅，你看看这个，＂一天，我拿着一份报纸给她看，上面有个关于下岗女工创业的报道，里面提到了她，还配了一张她在市场上忙碌的照片。

＂瞎写，＂她迅速翻过那一页，脸上有些不好意思，＂我就是个小生意人，有什么好报道的。＂

有次我半开玩笑地说：＂雪梅，你现在是小老板了，家里的钱要不你来管吧？＂

她摇摇头，手里整理着刚刚收到的一批货单：＂各管各的最清楚，这么多年不都挺好的吗？＂

我们的儿子周小虎在2003年出生，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多年，我们都已经快40岁了，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宝贝。

小虎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他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和责任感。

丁雪梅坚持产假结束就回到了她的服装店，那时候她已经在市中心租了一间门面，做起了真正的服装零售生意。

＂孩子可以托给我妈照顾，＂她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说，＂趁着现在市场行情好，多做点生意。＂

为了孩子的教育，我们从AA制里划出一块＂教育基金＂，各自每月固定存入特定金额，为小虎将来的学费做准备。

周末，我们会带着小虎去市里新开的游乐园，买软糯的棉花糖和香甜的冰激凌，看着他在旋转木马上开心地笑。

随着儿子上学，家庭开支越来越大，学区房、课外班、电脑、书籍，样样都要花钱。

丁雪梅的生意越做越大，已经在市中心开了一家像样的服装店，还在网上开了淘宝店，顺应了电子商务的新潮流。

而我还是那个普通的技工，虽然后来成了小组长，但收入的增长远不如她。

＂孩子的学费我多出点，你别有负担，＂她偶尔会这样说，但家庭其他开支仍然一人一半。

我知道她是为了维护我的自尊，不想让我在孩子面前失了面子，心里既感动又有些酸楚。

就这样，我们的生活平淡如水，各自忙碌，很少有争吵，或许正是这种＂各管各的＂模式，让我们避免了许多家庭常见的金钱纠纷。

但有时我也会想，这样的婚姻少了些什么，好像我们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纱，看得见对方，却摸不到心。

2018年冬天，北方的寒风刮得格外猛烈，丁雪梅突然开始频繁地咳嗽，起初我们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她照常每天去店里，只是晚上回来后会喝些冰糖雪梅汤。

＂没事，小毛病，＂她总是这样说，一边剥着熟透的石榴给小虎，石榴汁染红了她的指尖，像一朵朵小花。

等到她瘦得衣服挂不住，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我再也忍不住，强行拉她去了医院。

雪花打在医院的窗户上，融化成细小的水珠，就像我心里的不安，慢慢汇聚成恐惧的洪流。

拿到检查报告的那一刻，我的世界仿佛瞬间崩塌，医生的话像一把刀刺进我的心脏：＂肺部疾病，情况严重。＂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在上个月，我们还一起计划着等小虎大学毕业后去海南岛旅游。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奔波于各大医院之间，小虎从大学赶回来，看到妈妈的样子，躲在厕所里哭了很久。

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我发现丁雪梅开始频繁地接电话，有时还神秘地记录一些数字，用的是我们结婚时她就开始用的那个小账本。

她把账本放在枕头下面，每天晚上都要拿出来翻一翻，我曾经试着问她在做什么，她只是笑笑说：＂生意上的事，你别管。＂

生命的倒计时让我无暇顾及其他，照顾她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每天清洗、喂药、翻身、按摩，看着曾经坚强的她日渐消瘦，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

直到那天，一位陌生女士来到医院病房，送来一叠文件让丁雪梅签字，她穿着职业套装，提着公文包，看起来很正式。

＂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伸手想接过那些文件。

＂没什么，就是处理点事情，＂丁雪梅虚弱地回答，示意我不要多问。

那位女士离开后，我趁丁雪梅睡着了，翻看了那些文件，震惊之余，我几乎说不出话来。

那是一系列捐赠协议，丁雪梅将她全部的积蓄，包括服装店和两套商铺，全部捐给了一个关爱下岗女工的基金会，金额接近两百万元。

窗外的病树梢头挂着霜，病房里只有输液泵滴答的声音，我坐在床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疏离和背叛。

＂这是怎么回事？＂等她醒来，我的声音有些颤抖，＂你怎么能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这是我的钱，我有权决定它的去向，＂丁雪梅平静地说，眼睛望着窗外阴沉的天空，＂那些姐妹们和我一样从纺织厂下岗，但她们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有些人一直过得很苦，我想帮帮她们。＂

＂可是我们的生活呢？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小虎？＂我忍不住质问，声音里透着委屈和愤怒，＂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一个人做决定？＂

＂我们说好的，AA制，我的钱归我支配，＂她的声音很轻，但异常坚定，脸色因为激动而微微泛红，＂况且咱们的日子不是过得挺好吗？你有你的积蓄，我有我的选择。＂

＂二十六年！二十六年的AA制，到头来你连想都没想过我！＂我几乎是喊出来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这就是你所谓的家庭？这就是你所谓的夫妻？＂

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冬日特有的干涩，让人喘不过气来。

丁雪梅沉默了一会儿，眼睛里闪烁着泪光，然后慢慢地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旧笔记本，递给我：＂你看完这个，就明白了。＂

那是一本褪了色的蓝皮记账簿，封面上贴着一张我们年轻时的合影，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数字。

第一页上写着＂1993年1月15日，我们的共同账本＂，这是我们结婚不久的日期。

每一页都详细记录着每月的收入、支出，以及——我惊讶地发现——她偷偷为我存下的钱。

＂1994年8月，周民的机修工具坏了，需要新买一套，存300元＂；＂1996年春节，周民想回老家看望父母，火车票和礼物约需500元，多存点＂；＂1998年底，周民的工作不稳定，多准备2000元应急金＂……

翻到最后几页，是一份详细的财产清单，除了捐赠出去的那部分，还有一笔数额不小的存款和一套小区房产的房产证复印件，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和小虎的名字。

这时我才注意到，在病床旁边的柜子上，摆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鼓鼓囊囊的，塞满了东西。

丁雪梅示意我打开看看，里面是一沓厚厚的银行存折和房产证原件，都是我不知道的财产。

＂这些年，我一直在为你们准备后路，＂丁雪梅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AA制只是表面上的，我其实一直在为这个家做准备。＂

她告诉我，她每月都会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偷偷以我的名义存起来，为的是将来我退休后有保障。

那套房子是五年前买的，位于市中心最好的学区，一直空着，就是为了将来小虎结婚用，产权直接写了我和儿子的名字。

＂我知道你有自尊，不愿接受我的帮助，所以我只能这样做，＂她苦笑着说，手指轻轻抚过记账簿的纸页，＂至于捐出去的那部分，是我应该做的事。那些姐妹们需要帮助，就像当年有人帮助了我一样。＂

她告诉我，当年她刚开始做小生意时，是织布车间的几个姐妹凑钱帮她租下了第一个摊位，后来她的第一批货也是靠着大家的帮助才拿到手的。

＂我一直记得这份情，也一直在帮助那些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姐妹们，只是没告诉你罢了，＂她的话断断续续，夹杂着轻微的喘息，＂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管闲事，就没提。＂

我翻着那本记账簿，泪水模糊了双眼，二十六年来，我以为我们只是表面的伴侣，各自过各自的小日子，却不知道，她一直在默默地为这个家付出。

记账簿的最后一页，贴着一张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是小虎大学入学那天拍的，照片旁边写着：＂家人永远是彼此的依靠，无论采用何种方式。＂

＂我从来不缺乏安全感，因为我知道有你在，＂丁雪梅轻声说，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握住了我的，＂AA制对我来说，不是为了分开，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平等地走到一起，我不想依附于你，也不想你依附于我，我们是相互扶持的伙伴。＂

窗外已经暗了下来，病房的灯光照在她憔悴的脸上，依稀可以看到年轻时的影子。

病床前，我握着她的手，哽咽着问：＂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些？＂

＂怕你心疼啊，＂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男人的自尊心，我懂的，你要是知道我偷偷为你存钱，一准儿会不高兴。＂

她说着，又咳嗽起来，我赶紧给她倒水，扶她慢慢喝下。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心里装着你和小虎，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怕破坏了我们这么多年的相处方式，＂她沙哑地说，＂没想到最后用这种方式让你知道了。＂

一个月后，丁雪梅离开了我们，她走得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般，脸上带着微笑。

葬礼很简单，来的人却不少，让我意外的是，有很多陌生的面孔，大多是中年女性，穿着朴素，脸上带着沧桑。

她们一个个向我讲述着丁雪梅这些年来是如何无声地资助她们创业、帮助她们度过难关的故事。

有的是她当年织布车间的姐妹，有的是市场上认识的小商贩，还有的是她在生意上结识的下岗女工，她们称呼丁雪梅为＂雪梅姐＂。

＂雪梅姐从不张扬，就是默默地帮助我们，＂一位年长的女工抹着眼泪说，她的衣服有些旧，但干净整洁，＂她总说，女人要有自己的钱，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要不是雪梅姐，我女儿上不了大学，＂另一位妇女抱着一束白菊花，声音哽咽，＂她每年都给我们家二千块钱的助学金，从来不让我还，说是＇姐妹之间的情分，不用放在心上＇。＂

我这才知道，丁雪梅这些年来，一直在默默地帮助着那些和她一样的下岗女工，给她们提供资金、技术和销路，甚至为她们的子女提供教育资助。

她从来不告诉我这些事，这个倔强的女人，在外人面前慷慨大方，在我面前却总是谨守着那条＂AA制＂的界限。

＂周师傅，雪梅姐让我转交给你这个，＂一位和丁雪梅年纪相仿的女士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她说等她走了，再给你。＂

葬礼结束后，回到家，我打开那个信封，里面有一封信和一张照片，照片是我们年轻时在纺织厂门口的合影，那时候丁雪梅刚从技校毕业，脸上带着青春的朝气。

信是她用工整的字迹写的，纸张有些发黄，看得出来写了有一段时间了：

＂周民：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离开了。原谅我这么多年的固执，AA制是我给自己的保护，也是给你的尊重。这二十六年，我们各自保有一片天地，却共同守护着同一个家。

钱财如水，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我将自己的积蓄用在帮助那些和我一样的女人身上，是因为我知道，你和小虎已经有了足够的保障。人这一辈子，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知足常乐，余额无言。

记得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修好我的自行车铃，说要我请你看电影。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会是个好丈夫。二十六年过去，我没有看错人，谢谢你容忍我的倔脾气，陪我走完这一程。

替我照顾好小虎，告诉他，妈妈爱他，也爱他的爸爸。

永远爱你的雪梅＂

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拍打着窗户，恍如她轻声的呢喃。

我想起了二十六年前，我们挤在一辆自行车上，在春雨中穿行的场景，她紧紧抱着我的腰，笑着说：＂周民，你别嫌我固执啊，AA制也是一种爱的方式。＂

如今我终于明白，她所谓的AA制，从来不是为了区分你我，而是在尊重彼此的前提下，携手共度人生。

那本记账簿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是她爱的密码，而我用了二十六年才最终破解。

儿子回来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是她所有的工作证、下岗证和第一笔生意的收据，还有我们婚礼上的红包袋，都保存得完好如初。

最下面，还有一张我和她的合影，是我们刚结婚时照的，那时候的她，眼睛亮亮的，像是装满了星星。

照片背面写着：＂AA制的婚姻，百分之百的爱。＂

盒子的夹层里，塞着一张纸条：＂周民，余额无言，但爱有声。＂

这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丁雪梅的选择，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爱与责任，用余额的沉默表达了最深沉的牵挂。

窗外的雨渐渐停了，一缕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桌上的记账簿上，照亮了那些被时光泛黄的纸页和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

我轻轻合上本子，感觉丁雪梅仿佛就在身边，依然用她那特有的、既固执又温柔的方式爱着这个家。

余额有限，爱却无穷，这或许就是她想要告诉我的最后一课。

二十六年AA制的婚姻，看似是冷冰冰的数字游戏，实则是一曲无言的爱之歌，而我，有幸成为这首歌的聆听者和见证者。

来源：小蜗在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