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寇从善（1915—1976），青海湟中区上新庄镇东沟窑滩人，是青海籍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安排其回到青海发展党组织。目前，学界对寇从善回青海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事迹研究较为清晰，有《抗战中甘宁青党的工作》《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

寇从善

寇从善（1915—1976），青海湟中区上新庄镇东沟窑滩人，是青海籍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安排其回到青海发展党组织。目前，学界对寇从善回青海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事迹研究较为清晰，有《抗战中甘宁青党的工作》《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河湟星火》《寇从善：青海第一位中共党员》《湟中县志》等，还有青海省党史研究室藏《寇从善自传》加以佐证。另外，《青海日报》等多家媒体的陆续报道及寇从善故居的修缮，为宣传青海地方党史、红色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对寇从善相关问题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问题一：为什么派寇从善回西宁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扩大影响、壮大组织力量、动员群众参加抗战，1938年3月15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远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青海是抗战的“大后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无党组织，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是中共中央重要战略内容之一。

那么，派谁去则是关键。由于马步芳家族封建极权统治，青海成为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外部势力很难渗透进去。“西宁对外来人很歧视，不易探得内情。”（《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国民党统治区尤其是青海尚未有群众运动、老干部和党组织。鉴于此，陈云提出：“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党员工作是在群众运动及公开工作掩护下，应派回当地的干部和在老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与华北敌后有区别。”而当地干部的来源，则应“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选一批……加紧扩大中共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不仅中共中央领导人有此观点，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为有序开展工作，给中央多次去信，要求派当地的进步分子或党员回甘宁青工作：“此地无一党员，你处能找到甘肃党员或进步分子，望多介几个来”“凡有甘青宁的前进分子多介绍回去工作”。选择本地进步分子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主要的考量因素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熟知当地社会情况、便捷的言语沟通；方便其利用社会关系和知识水平寻找工作；隐蔽身份，开展宣传动员工作。故派遣寇从善回青海开展相关工作。中共西北工委曾报告称，“马列学院的赵某，因为他是青海人，中央即派他回青海工作”。马列学院赵某即寇从善（他曾化名赵君侠）。

问题二：是否回西宁筹建八路军驻西宁办事处

1937年9月，寇从善和北平学生去延安投奔革命。他先到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被派往青海开展工作。对于他结束陕北公学学习后是直接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还是进行革命活动，学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卢沟桥事变后，寇从善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两个月后结业。1937年年底，中央派他前往青海筹建成立八路军驻青办事处，他刚到兰州，即为马步芳获悉而极力反对，中共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让其重返延安。

这就涉及其筹建八路军驻青办事处问题，该举动是否具有合理性。第一，此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已经建立，其任务是营救西路军同志、开展统战工作、发展党组织、转运物资等。如果说筹建八路军驻青办事处也有相似任务的话，则不具有合理性。因为，马步芳是反共的，其对西路军残酷无情。廖汉生在回忆文章《青海解放的历史回顾》中说：“1936年，马步芳在河西走廊拦击西进的红军，致使我军1万多人牺牲，1万多人被俘，欠下了一笔血债。在抗日战争中，马步芳屡次进犯我抗日民主根据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第二，马步芳家族的反动统治。第五次反“围剿”时，马步芳积极主动进行反共，严防中共进入青海。他积极向蒋介石献媚，以表明其“剿匪”决心。1935年，马步芳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视察防务，点验民团。汇报称“构筑碉堡及坚壁清野工作封锁线等项，业已布置妥当”并污蔑中共“残暴成性”。谢觉哉在其日记中记载说：“马步芳的口号为：‘抗日剿共’。但‘剿共’提得比‘抗日’高。”由此可见，从历史和现实观察来看，想要在青海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基本无可能性。第三，虽然中共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要求对西北“五马”进行统战。洛甫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以上层活动为中心，求得上层分子的进步，不要乱把汉奸帽子戴在他们（如五马）头上。”为打消党内部分同志的疑虑，周恩来告诉汪锋：“对马家军，包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的部队，我们也要做工作。过去我们的做法不对，不懂得交朋友，不会做工作。尽管马家军是地主封建势力，只要我们做好工作，他们当中也会有人变的。”可是，事实上马步芳的反共态度和行为并未转变。根据《吴鸿宾传》记载，西安事变结束后，“周恩来与马麟会面之后，张文彬根据周副主席指示，要鸿宾到青海西宁了解被俘红军的处理及待遇问题，为取得合法身份，吴鸿宾向马麟提出想去西宁找个事情做，请他给马步芳写封介绍信”。到了之后，马步芳并没有给予职务，而是婉言拒绝。1937年9月，彭加伦向中央汇报兰州工作时，对青海反共、反对思想进步、解散群众组织等情况都作了汇报，并说民和县长会牵线与马步芳见面，但最终无果而终。第四，有文章说：“1937年底，寇从善回青海，联系了韩璋等一批进步青年，开展筹建八路军青海办事处工作。”事实上，寇从善与韩璋同属青海籍，但其交集仅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1936年4月，寇从善由韩璋介绍加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韩璋从北平毕业回到青海，任马步芳新二军随从副官，省建设厅稽征科科长，西宁市第一中学教导主任等职务。韩璋是进步青年，翻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著作，如在1936年第1卷1期的《海声》杂志（北平青海留平学会主办的）发表《苏联农业共同经营组织论》的文章。可是，《海声》创办时，马步芳捐赠了100元，而根据青海省政府要求，青海籍外省求学学生是获得青海省政府资助，必须返青工作。从其捐款和相关规定来看，推断马步芳可能知道韩璋的思想和行为。那么，寇从善能否通过韩璋等进步青年发展党组织甚至筹备八路军驻青海办事处吗？此处是有疑问的。第五，从八路军办事处的设置要求看。八路军办事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要经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当局的同意才能建立。193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保证河西二马停止“剿共”。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决定在南京、上海、兰州等地设立办事处、通讯处。时隔几个月，为什么要派一个刚从陕北公学毕业且没有革命经验的青海学生去青海建立办事处呢？而且缺乏群众基础。

另外，翻阅《谢觉哉日记》《伍修权将军“自述”》和《甘肃党史资料选编》等，相关问题并没有记录。综上，基于职能冲突、青海省情、人物关系等，派寇从善回青海筹备八路军驻青办事处非常容易使其暴露，应该与事实不符。正如其在自传描述：“陕北公学结业后，党组织派他到青海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在辗转到西宁的过程中，韩璋转告其不要来宁。根据历史材料和常识，此可能为事实。

问题三：寇从善的入党时间

寇从善从兰州返回延安后，到中央马列学院继续深造学习。据其本人回忆和相关研究，1938年3月，寇从善经李先念和张明远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党员。考察这一问题，需结合《李先念年谱》《我的回忆》（张明远回忆录）和中共党章等资料综合分析，才能廓清事实。

首先，寇从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落实《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等文件精神的结果。《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说，“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发展党员。由此说明，寇从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符合党的政策和时代变化。而他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回青海发展党组织，表明其社会经验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的成熟。

其次，按照人物活动时间的交叉点来分析。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及各机关下级服务人员，须有党员二人之介绍。”寇从善的回忆和相关研究，指出其由李先念和张明远于1938年3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考察二人的活动轨迹就显得尤为重要。1937年底，李先念由新疆回到延安，根据党中央的安排，“1938年2月，参加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学习，3月底抗大第三期毕业。5月转入马列学院学习，5月初到11月，任马列学院第一班党支部委员兼大队长，负责学员集体活动的组织工作。同孙纪明、尹达、李友桐、苏毅然、曾彦修、康文彬等分在同一个党小组”。由此得出，两人虽在同一场域（延安），但学习活动的交集是在1938年5月后。1938年2月，张明远从陕西榆林回来，分配到边区抗敌后援会任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由于其在白区被捕及榆林失去联系，中央审查他在陕西榆林党组织的问题。根据中央要求，恢复党籍者“均须经中央党务委员会依据党的原则，党的章程重新审查和决定。凡是在中央所在地要求恢复党籍者，各要求人和各党部必须将其具体材料交中央组织部审查清楚，提交党务委员会最后决定，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方认为有效”。张明远按照党组织要求，先后向区党委、中央组织部和毛主席报告了其在白区及失去组织关系的情况。1938年4月，批准张明远恢复党组织关系。涉及张明远审查问题，六大党章中对开除党员问题的规定：“开除决议还未经上级机关批准以前，应即停止被开除者在党内一切工作。”张明远虽不是开除党籍，但属于恢复党籍的范畴，是否能成为发展党员的介绍人？此处存疑。寇从善的自传未明确写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如审查结束后能发展党员，那么时间应为1938年4月介绍其入党。《李先念年谱》《我的回忆》中对此事都未提及。

最后，从寇从善的简历看，他在1937年蒙藏学校毕业后，于七七事变后，到陕北公学学习，两个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其在年底赴青海活动时，党的组织关系遗留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3月由李先念、张明远介绍入党。1979年12月，确认党龄从1938年6月算起，参加革命时间从1937年9月进入陕北公学时算起。关于寇从善把组织关系遗留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他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1937年11月由姓王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结业后，由中央派往青海工作。党组织介绍到兰州，青海被马匪步芳发现逐出到兰州。谢觉哉让我到延安去，当时上车紧急，党关系未要上。”这种情况是否属实，我们以谢觉哉的报告为例进行分析。1938年8月，谢觉哉从兰州回到陕西时，对党组织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说：“你们转来的高原同志，现已与我们发生关系，一般的还好，对他的党籍问题，以后在工作中解决。”还列举了两个例子即于千和王彦生，都是将丢掉或将党组织关系遗落在兰州办事处。如此，寇从善将党组织关系丢掉或遗落在兰州应该属实，意味着他从兰州回去后要重新入党。寇从善本人回忆，其从兰州回到延安后是经林伯渠、成仿吾介绍到马列学院学习。马列学院第一期开学时间为1938年5月，这个时间节点为三人的时空交汇点，而且李先念担任第一班党支部委员兼大队长，且党支部有发展党员的义务。张明远在其回忆录中记载说：“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80多人，有来自红军和白区的一些老同志，也有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老同志有李先念等。”

综上所述，李先念和张明远是寇从善加入党组织的介绍人，但是加入党组织的时间是否为1938年3月，则不能确定。第一是活动轨迹无交集，第二是审查党员阶段，是否能发展党员。如考虑张明远恢复党员身份，三人通过某个媒介的联系，1938年4月，有可能是二人介绍寇从善入党的时间，但是鉴于资料的缺乏，没有办法进行佐证。如从三人的活动轨迹看，最早接触的时间应该是1938年5月，该时间是最有可能的。因为，李先念担任党支部委员，张明远党组织关系已经恢复，寇从善思想较为成熟，同为学员，生活、学习等接触较多，了解发展对象的思想情况。

由此推断，1938年5月是寇从善加入党组织的时间，其党龄应从1938年8月算起，而不是1938年6月。因为根据《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对革命学生候补期的规定：“为适合于大量发展党员的需要，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军官三个月，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得伸缩之。”

（吴承强）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