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种罪行，就是杀死一家三人或三人以上，使这家人后嗣灭绝，丧失继承人，断根绝后。这种罪名，从唐朝开始的。唐朝法律规定，杀死一家三口不是死罪的人，罪犯要被处死，罪犯妻子要连坐，财产要没收。这里所谓非死罪的人，就是被杀的人是清白无辜，或者至少没有犯死罪。

1，杀死一家多人致人绝嗣是重罪

历史上有一种罪名，大致可以叫作“杀一家多人，致人绝嗣”。

这种罪行，就是杀死一家三人或三人以上，使这家人后嗣灭绝，丧失继承人，断根绝后。这种罪名，从唐朝开始的。唐朝法律规定，杀死一家三口不是死罪的人，罪犯要被处死，罪犯妻子要连坐，财产要没收。这里所谓非死罪的人，就是被杀的人是清白无辜，或者至少没有犯死罪。

这个罪行与一般的杀人罪行的处罚是不同的。一般的杀人，即使杀死比三人还多的人，除了谋反，罪犯的妻子儿女并不连坐。

这个法律到了清朝变得更为严酷。杀死一家三命，致人绝嗣，罪犯要被凌迟处死，罪犯的妻子儿女要被发遣到新疆做厄鲁特的奴隶。

在清代的死刑，根据罪犯的罪行轻重，分为凌迟处死、斩首、绞刑等几种类型。极为罪大恶极的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罪犯受到极为严酷的折磨。斩刑就是砍头，造成尸首不全，是比陵迟处死低一等的极刑。绞刑也是死刑，但可以留下全尸，是死刑中最轻的一种。在死刑中，还区分立决和监候两种，立决是立即处死，而监候则类似于缓期执行，不是立即执行，斩监候，绞监候，往往到时候也不执行死刑。

一个罪犯，杀死了三个人，或四个人，这三四个人不是一家人，不存在让被杀者绝嗣的情况，那么，这个人可能被处以斩立决，一般不会处以凌迟处死，妻子儿女也不会罚没为奴。但杀死一家三命致人绝嗣，这个人就要被凌迟处死，妻子儿女送到新疆为奴。在重视后嗣传承的中国，让人绝嗣是了不得的大事，必须重罚。

这种处罚已经很严厉了，但到了乾隆皇帝，他觉得还不够严厉，又不断进行修改，确立了几项新的律例。但乾隆皇帝的新例，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仍然是千疮百孔。

2，罪犯儿子一律处死

乾隆四十年，王之彬挟仇连续杀死董长海、王三麻子等六人。王三麻子全家遇害，惨遭灭门。

刑部在乾隆四十一年的判决，是将杀人犯王之彬凌迟处死，王之彬妻子刘氏和儿子王小雨改发伊犁为奴。按照当时杀死一家三命致人绝嗣的罪名，这个判决与法律规定是一致的。

但乾隆皇帝看奏报后大怒。他说：

王之彬因挟董长海王三麻子挑拨微嫌，辄持刀将董长海及王三麻子夫妇子女同时扎死，连毙六命，凶恶惨毒，实属从来罕有。然按律不过凌迟处死，实觉罪浮于法。至伊妻刘氏，子王小雨，虽据该抚从重拟发伊犁，给与种地兵丁为奴，尚不足以蔽其辜。

他认为罪犯连杀六人，罪大恶极，而仅仅将凶犯凌迟，将妻女发配为奴，是从轻处理，刑罚并没有充分惩罚他的罪恶。乾隆反问道:

夫王三麻子全家俱被杀害，而凶犯之子，尚令幸生人世，以延其后，岂为情法之平？若云王小雨年仅十岁，则该犯所杀之王四妮、王五妮皆孩穉无知，尚未至十岁，一旦尽遭惨死，何独凶犯之子，转因其幼而矜原之乎？

且此等凶恶之徒，为戾气所钟，不应复留余孽，即伊四岁之幼女王三姐，亦不宜轻宥。如查明被杀之家尚有子嗣，即将凶犯妻刘氏及伊幼女，一并赏给死者家为奴。若现已无人，即发往伊犁，给与厄鲁特为奴。

乾隆认为对于这种杀人全家致人绝嗣的罪行，惩罚的办法就是让凶犯的孽种也不能在这世上生存流传，他绝人之嗣，我就要灭他之种。“不应复留余孽”，这是乾隆对待灭门绝嗣犯罪的基本原则，以后多次反复提及。即使是凶犯四岁的女儿也不能被轻饶，应该赏给死者家属做奴隶。如果死者家属无人，就将她发配新疆给厄鲁特做奴隶。

乾隆还决定修改法律。他说：

此案即著行在刑部，速行核拟具奏，至刑部律例所载，惟及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而止，至全家被杀多人之犯，作何加重，未经议及。

意思是，现行法律规定了杀死一家三人致人绝嗣，但对于杀死一家更多的人，该怎么量刑，法律没有规定。实际上，杀死一家三命以上致人绝嗣如何处理，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实践中就是按照杀死一家三命致人绝嗣的办法办理的。乾隆皇帝要求刑部研究修改律例，向他奏报。他说：

此等凶徒，明知法止其身，或自拚一死，逞其残忍，杀害过多，以绝人之嗣，而其妻子仍得幸免，于天理人情，实未允协。朕非欲改用重典，但为民除害，不得不因事严防。俾凶暴奸徒，见法网严峻，杀人多者，其妻孥亦不能保，庶可稍知敛戢，是即辟以止辟之义，其应如何增改律例。并著刑部、另行妥议具奏。

刑部于是按照皇帝圣谕做了修改。刑部说：

臣等悉心酌议，请嗣后除“杀一家非死罪三人”仍照旧例办理毋庸议外，如杀一家四命以上、致令绝嗣者，凶犯拟以凌迟处死，将凶犯之子无论年岁大小概拟以斩立决，妻女改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若死者尚有子嗣，即将凶犯之子俱拟以斩监候秋后处决，该犯妻女给与死者之家为奴。

皇帝同意了这个修改，在刑部的报告后特别还加上这么两句：“原以示折磨，而昭儆戒。”

以后凡杀死一家四命致人绝嗣的，凶犯凌迟处死，妻女罚做奴隶，而儿子一律处死。

与原来的仅仅将凶犯儿子发遣为奴相比，这次修改律例极大地加重了对这些罪犯儿子的惩罚力度。在帝制中国，很多杀人犯也只判绞刑，还不一定立即处死。只有犯下严重罪行的杀人犯才判处斩立决，比如一个人如果杀死一家两人，或者杀死并非一家的三人及以上，就会被判处斩立决。

将无辜缘坐的儿子一律斩绝，这个修改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但因为立法仓促，这条立法留下很多漏洞。

3，一命抵一命

修改律例后，这条律例的残酷性在司法实践中很快出现了。

乾隆四十三年，刑部上奏，有一个叫做余膺的凶犯，杀死一家四口致人绝嗣，拟判处凌迟处死。他的四个儿子余世聪、余世华、余世闰、余世荣，都要按照新修改的律例予以斩立决。按照新修改的法律，杀一家四人致人绝嗣的，凶犯儿子一律斩立决，这意味着有多少儿子杀多少儿子，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乾隆皇帝看了奏折后，发现这个问题。他说：

今此案余膺杀害熊士顺一家四命，而余膺及其子余世聪等，分别凌迟斩决者，共有五犯，拟抵之人，浮于所杀之数，亦觉稍过。所有余膺之子余世聪、余世华、余世闰仍著照原拟斩决，其幼子余世荣，著从宽免死，同凶犯之妻丁氏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

乾隆皇帝总算是堵住一个漏洞，确定了一命抵一命的原则，你杀了人家多少人，你家也得赔人家多少命。他指示刑部:

并著刑部，嗣后如有杀一家四命以上之案，悉按其所杀人数，将凶犯父子，照数定罪，俾多寡相当。其有浮于所杀之数，或一人，或两人者，均以其幼者照此办理，并令内外各问刑衙门知之。著为例。

抵命的人，从大往小挨个抵，抵够了，如果还有更小的，就不必杀了，发往伊犁为奴。

4，罪犯十一岁以上儿子一律处死

按照乾隆四十一年的新例，杀死一家四命致人绝嗣，罪犯的儿子全部处死。这里并没有区分儿子的年龄大小。那么，按照律例，只要是罪犯的儿子，在襁褓中也要处死。这个问题，在乾隆四十四年就出现了。

这年，乾隆皇帝发了一个上谕。他说:

前日勾到湖广省秋审人犯，内有王成砍杀江文珍等一家六命，其子王喜娃，应行缘坐，年仅十岁。今日勾到山东省秋审人犯，内有冯吉杀死冯文炜一家六命，其子冯大甫年仅六岁，冯二甫年仅二岁。

按照中国清朝法律，死刑命令最终是由皇帝勾选发布的，杀人大权在皇帝手里。但杀人判决送到皇帝案前，由皇帝决定处死这三个小孩时，皇帝还是犹豫了。他辩解说，判处这些孩子死刑是正确的，因为杀人必须偿命。你杀他人的家人，你就得用自家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

刑部俱拟入情实应斩，本属例所宜然。王成、冯吉凶恶性成，砍杀一家六命，惨毒已极。即将伊全家抵死，仅足相偿，实为情真罪当。

但他还是指出了一律处死的规定没有考虑到年龄问题:

而刑部定例，将杀六命之已绝嗣者，其子均拟斩决。若尚未绝嗣者，拟斩监候，而于缘坐者之年岁，未为区别。

他还是动了恻隐之心：

因念二犯缘坐之子，犯事时年仅数岁，尚在童稚无知，若概予骈诛，究觉不忍，是以均未予勾。此即朕之姑息。然仰体上天好生之心，毋宁失之厚耳。

但他仍然嘴硬，解释说，虽然他没有在死刑明令上画钩，饶他们不死，但还是不能让这些孽种的基因流传。他说:

惟是此等凶孽，留其喘息，已属法外之仁。若伊等长成后，或遇赦减等释宥，仍听婚配，俾有遗孽，将何以昭示平允？并何以慰死者之心？

他实行有罪推定，认为这些孩子既然是杀人凶犯的儿子，必然是有罪的，不但理论上是有罪的，而且从实践上看，他们长大后还会婚配生子，谬种流传，对于死者是绝对不公平的。

于是皇帝又一次对按他意思设计的41年律例，打了一个补丁:

嗣后遇有此等凶犯，缘坐之子，年在十一岁以上者，仍照现行之例办理。如在十岁以下者，俱著问拟斩候，永远监禁，虽遇赦不准减释，令其老死囹圄。庶于准情之中，仍不废法。所有此次未勾之王喜娃、冯大甫、冯二甫，即照此例行。著为令。将此通谕内外问刑衙门知之。

这次皇帝亲自修改，在年龄上划了一道线，11岁的仍然斩立决，10岁及以下的斩监候，暂时不杀，留下一命，但永远不得释放，直到关死在监狱。

5，阉割特例，权宜之计

乾隆打了这块补丁，仿佛问题解决了。但不久新问题又出现了。

乾隆四十八年，陕西人赵友谅的案子又送到他的面前。这个案子前面我已经在公号中详细说过，这里不再重复。乾隆说：

刑部议覆陕西省杀死一家六命凶犯赵成长子赵友谅、次子赵进财，俱照拟斩决，原以此等凶恶之徒，已绝人之嗣，自不应复使其尚留余孽，固属准情酌理，罪所应得。

虽然仍然他认为按律例将凶犯赵成的两个儿子处死是正确的，但皇帝也认识到，这个案子中，赵友谅不但无辜，而且也是受害者。将这样一个可怜人处死，是否合理？他说:

但详核此案情节，赵友谅因伊父欺奸伊妻，即行携眷迁避，及伊父犯案后，复代为认罪，若按例寘之重辟，情又可悯。

然赵成杀死一家六命，绝其后嗣，残忍已极，若今因赵友谅情节可矜，即行宽释，是赵成淫恶凶犯，转得有后，于情理未为允协。

乾隆坚持的原则是，你杀人多人致人绝嗣，你的子孙就不能在这个世上存活，留下后代。赵友谅虽然无辜，但不能让他有种，因为他的种也是延续的他爹的种，而他爹是坏种，不能谬种流传。皇帝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

朕酌之情理，著将赵友谅从宽免其死，但改为宫刑。俟百日平复后，再发遣乌噜木齐，以示法外施仁之至意。至赵成次子赵进财、及帮同行凶之孙四俱著即处斩。

赵友谅保住一条命。但仍然要被阉割，要丧失做人点基本特点和权利，而他年幼的弟弟赵进财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乾隆这次调整了对赵友谅的死刑判决，不过当时没有创设为新例，应该说当时可能是作为权宜之计，灵活处理。

6，罪犯儿子一律阉割

六年之后的乾隆五十三年，又发生一起凶案:

河南镇平县的民人张文义，因角口微嫌，杀死范守用儿子范狗等一家三命，并砍伤范造，生命垂危。

这个案子中，杀死一家三命，还有一命生命垂危，但没有死。河南巡抚按照现行的杀死一家三命致人绝嗣的律例，判处凶犯凌迟处死，妻子儿女发遣新疆给厄鲁特当奴隶。河南巡抚梁肯堂将判决意见报给刑部。刑部又将案件报告皇帝。

刑部给皇帝的报告，相当游移不定，实际上是请示皇帝该怎么处理：

此案张文义杀死范守用一家三命,并将范守用长子范造砍伤,如范造亦死，则该犯应依“杀死一家四命以上”例凌迟,其子均应斩决。该抚因范造现尚未死，是以将张文义照“杀一家三命”例拟以凌迟处死,其妻同子问拟发遣。虽首恶之罪至凌迟无以再加，而其子则有发遣、斩决之分。倘发遣后受伤者复死，则提回办理中途恐或有疏虞；若监禁等待，又无一定之期。查保辜限期止载“斗殴”，而杀一家三命及一家四命以上者均不在此限。惟是凶犯之子既有发遣、斩决之分，若不予以定限，设遇有已杀三命，尚有一二人受伤未死者，若将凶犯之子遽照“杀一家四命”之例拟以斩决，而受伤者医痊，则似过重；若即拟以发遣，而受伤人或死，又不免失之轻纵。

刑部的意思是，此案中有一个受重伤的受害者没有死。如果受重伤者死了，就是杀死一家四命致人绝嗣，按照四十一年的律例，凶犯的儿子都要斩立决；而如果受伤者不死，那么按照杀死一家三命的律例，凶犯的儿子可以发遣为奴。此案如果按照前者判决，显得过重，按照后者判决，又显得过轻。刑部做不了主，皮球踢给皇帝，由万能的皇帝做裁决。

英武天纵的乾隆皇帝果然做出新的判决。这次他又调整了律例，将杀死一家三人和四人及以上的，合并在一起，惩罚的措施也合并了。乾隆五十四年，皇帝批示说:

张文义著即凌迟处死。向来杀死一家三命以上案犯，将其子嗣俱照例分别办理。今彼既杀其三子俱绝，其一仅存者，生死且未可定，而亦无嗣。此等凶残之犯，既绝人之嗣，不可复令其有嗣，自当不留遗孽，方足蔽辜。嗣后凡杀死一家三四命以上者，不拘死者之家是否绝嗣，其凶犯之子，无论年岁大小，俱著送交内务府，一体阉割，以示惩创。所有张文义一案，即著照此办理。

新律例发生几个重大变化:

一是，将杀死一家三口和杀死一家四口及以上这两个罪行，合并处理。本来，乾隆四十一年之前就是一个罪行，杀死一家三人致人绝嗣和杀死一家更多的人致人绝嗣，都是同样的惩罚。但是四十一年乾隆认为以前法律没有规定杀死一家四口人的规定，于是特别把杀死四口及以上，与杀死一家三命区分开来，制定了更严酷的惩罚措施。经过十来年的操作，皇帝又把两种罪罚统一到了一起。

二是，与以前的杀死一家三命致人绝嗣相比，惩罚大为加重，因为以前杀死一家三命致人绝嗣，缘坐儿子只是充军为奴，而现在杀死一家三命不问是否绝嗣，都要一律阉割，然后永远为奴。

三是，与以前杀死一家四命致人绝嗣的罪罚相比，新的律例惩罚力度有些减轻了，因为以前是一律处死，而现在是一律阉割，送内务府当奴隶。对于杀死一家四人，但还没有导致被杀人家绝嗣的，按以前律例，妻子儿女缘坐，儿子斩监候，改为妻女为奴，儿子一律阉割。

这个规定仍然是有漏洞的。有些凶犯不但有儿子，还有孙子。儿子一律阉割，孙子阉割吗？在乾隆时期的阉割法律中，谋反罪是要将罪犯的儿子孙子一同阉割的，但致人绝嗣罪没有说孙子要不要阉割。乾隆皇帝阉割罪犯儿子的立法意图就是阻止谬种流传，如果罪犯的孙子不被阉割，那么，实际上仍然没有达到目的。所以，这种修修补补实在是堵不住漏洞。

7.光棍要株连母亲，哥哥和侄儿

两年后，乾隆五十六年，商邱县民人张景仲，因向吴四索要欠账争闹起衅，杀死吴四等四家男妇十一命，并扎伤砍伤男妇十二名口，还压死了两个小孩。

这样重大恶性案件，凶犯被凌迟处死固然是必然的，而按照新的律例，他的妻女要发遣为奴，儿子不管大小，要一律阉割。

但是，如果凶犯光棍一条，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子，是不是便宜了凶犯，只是把他凌迟，一了百了呢？

这个案子中，凶犯张景仲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没有老婆孩子，可能是光棍一条。于是地方上奏督抚的判决意见是，将凶犯凌迟处死，把凶犯的母亲和哥哥张二，侄子张魁发遣伊犁给官兵为奴。

这个判决本身是很奇怪的。让凶犯母亲和哥哥以及侄儿连坐，以前并没有这样的先例。只是因为罪犯没有老婆孩子，干脆把老母亲，哥哥以及哥哥的儿子拉来凑数了。

乾隆皇帝看到报告后，做了两点批示，一是严厉批评地方官没有负起责任，要求追究地方官员责任，二是从严改判。

乾隆严厉斥责地方各级官员，要求处分官员的内容，这里从略，以上有机会再说。关于案件的判决，皇帝说：

该犯虽无亲子，亦岂可令其兄侄，仍延嗣续？乃该抚将该犯胞兄张二胞侄张魁，不过问拟发遣，殊属轻纵。除伊母张刘氏著照所拟，即发往伊犁给官兵为奴外，张二、张魁、俱著解交刑部，照例治罪。

改判的结果，是将凶犯的哥哥和侄儿解交刑部依例治罪。不知道是如何治罪。按照前面所说的情况可能是阉割为奴吧。乾隆皇帝坚持的原则，仍然是不让罪犯的基因在世界上流传。你自己有儿子，你的儿子要被阉割，堵死基因流传的路子。你没有儿子，那么你爹有没有其他儿子？你爹有其他儿子，你爹的其他儿子及其儿子的儿子，仍然属于乾隆所说的谬种余孽，也是要续断他们的基因流传的。

8，专制皇帝的特点就是任意和专断

乾隆皇帝显然是与“杀人全家致人绝嗣”的罪行杠上了，十来年时间修改制定了如上那么多新的律例。后来乾隆年龄大，卸任皇帝，皇帝与这种罪行的斗争，到此为止了。如果他继续执政，不知还要就这个罪行弄出多少新的律例来。

这种反复无常的修改，实际上折射三个问题。

第一，专指皇帝口含天宪，生杀由人，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的决定就是法律。这种法律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审慎论证，往往漏洞百出。但皇帝决定了，谁也改不了，除非皇帝自己改变。

第二，法律条文很难涵盖所有的社会实际，立法确实赶不上形势的变化，这也是立法者面对的实情。乾隆皇帝在“杀一家多人致人绝嗣”这个问题上，左支右绌，反应的是立法的复杂性。立法是一种技艺，它并不简单地纯属统治者的意志，法律本身具有特定的规律性。如果不顾规律性，而完全按照统治者意志行事，往往造成的麻烦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第三，乾隆皇帝自以为自己制定的这些新例都非常公平，但是，他完全没有从北被株连的这些罪犯儿子的角度看问题。这些人往往都是年龄不大的孩子，他们完全无辜。不论将其一律处死，还是将其一律阉割，本质上都是草菅人命。虽然对于受害者或许是一种交代，但对于无辜者完全是一种恶法。

来源：读写探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