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一阵儿，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去世，前任教皇的葬礼刚结束不久，天主教世界又选出了新一任教皇，这就是利奥十四世。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天主教世界发生的大事小情其实并不怎么关心，从历史课本上的只言片语中推断，我们更是很难感受到教皇的分量。毕竟在咱们的历史课本中，天

前一阵儿，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去世，前任教皇的葬礼刚结束不久，天主教世界又选出了新一任教皇，这就是利奥十四世。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天主教世界发生的大事小情其实并不怎么关心，从历史课本上的只言片语中推断，我们更是很难感受到教皇的分量。毕竟在咱们的历史课本中，天主教会和“黑暗落后的中世纪”那是深度绑定在一起的，再稍微拓展一点的话，那就是要不是天主教会腐朽落后，也不会有欧洲的宗教改革，更不会有文艺复兴。

◇ 图为某历史课件部分内容截图

再接受了课本上这点简单粗暴的知识后，脑海里自然而然就会对天主教会产生一个基本的负面形象。但这样的形象跟真实历史情况相差甚远，可以说自从中世纪到现在，天主教会自身也在不断地完成自我改革，如今的天主教跟中世纪那会儿比，已经完全是两个概念了。当然了，天主教自我的改革真要展开讲，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今天就简单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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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这天主教改革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教会大权独揽滋生的腐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是《圣经》唯一的解释者，在当时，从普通人到王公贵族，整个欧洲世界的伦理和道德都是建立在教会认可的基础之上，所以教会的权力非常之大，而且这样的权力也没有人监督，也没人敢监督。既然教会掌握了绝对权力，那么腐败和渎职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 图为出售赎罪券场景

◇ 图为西班牙巴塞罗那海洋圣母殿，整座教堂由信徒自发捐建，信徒甚至背着石块过来参与建设，前后只用了五十年就建成，可见当时宗教信仰的力量 图由三喵先生拍摄并提供

◇ 图为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尤拉利亚大教堂的外观，内饰和圣人遗骨存放处，其精雕细琢背后都是信徒的财富 图由三喵先生拍摄提供

在当时，教皇之下，各地的主教也用各种各样的名头敛财，其中最有名的敛财方式就是借机发放赎罪券，这赎罪券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教会为了支付高昂的军费开支，就宣布凡是参军的都可以被赦免罪行。口说无凭，每个十字军人都给发放了赎罪券，而这赎罪券的理论基础还是教会想出来的，简单来说，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但他们因为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既然人类老祖宗都是罪人，那他们的后人生下来就带有原罪，所以大慈大悲的教会为了治病救人，让大伙儿死后能上天堂，就卖给你们赎罪券。所谓“银币投入钱箱叮当一响，一个灵魂就可以得到救赎” ，这就是很多人希望的“大赦”，购买赎罪券的人很多，但这种借着宗教名义中饱私囊的行为招来了普遍的愤恨。

◇ 图为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

◇ 图为马丁·路德（1483年11月10日—1546年2月18日），德意志神学家、哲学家，神圣罗马帝国教会司铎兼神学教授。其于十六世纪初发起德意志宗教改革，后来扩展为影响全欧洲的宗教改革，并促成基督新教的兴起。路德强烈质疑赎罪券，反对圣座关于藉金钱换取上帝赦罪的教导。路德指出，救恩是上帝的恩典，是祂白白给予人类的礼物。他认为救赎并不是透过善功，而是单单藉信靠耶稣基督作为救赎者而获得的。他指出天主教会强调的等级制度（即圣统制）明显违反了《新约圣经》中“信徒皆祭司”的教义

1517年，在德意志地区有一位名叫马丁·路德的修道士写了《九十五条论纲》，质疑赎罪券的正当性，上帝的救赎是可以用金钱赎买的吗？一开始，路德只是针对赎罪券表达质疑和不满，根本无意同教会决裂，比如这论纲的第五十条就写着，“必须叫基督信徒了解：要是教宗知道那些讲道者在为大赦征税，他必定宁愿看到圣保罗大殿化为灰烬，也不愿意这座圣殿是用他的羊群的血肉建起来的”。马丁路德这套逻辑自洽的观点，让教会挑不出一点毛病，所以大伙儿看到路德的观点纷纷大呼，说的太对了，这么多年被教会不明不白的割韭菜，今天可算知道自己的钱怎么没的了。

于是乎，路德的观点点燃了人们对天主教会和教皇压抑已久的愤怒，教会和教皇凭什么代表上帝，又凭什么去解释圣经呢？而教皇对此又毫不妥协，下令查禁路德的言论，烧毁他的书籍。如此决绝的态度引发了天主教的分裂，分裂出去的那一支通常被称为新教。对于当时欧洲的不少世俗王室而言，天主教会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对他们的控制也实在是不能忍受，于是他们中的不少人转而支持新教，就这样，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在短短几十年内失去了欧洲的半壁江山，剩下的信众也有不少将信将疑，天主教的危机真真切切的到来了。

◇ 图为由安东·冯·维尔纳（Anton von Werner）所绘画出席沃木斯议会前马丁·路德

◇ 图为扬·胡斯（1372年—1415年7月6日），捷克基督教思想家、哲学家、改革家，曾任布拉格查理大学校长。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认为一切应该以《圣经》为唯一的依归，否定教宗的权威性，更反对赎罪券，主张饼酒兼领。天主教会视其为异端，将其开除教籍，继而诱捕，以火刑处死

◇ 图为约翰·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1564年5月27日）是宗教改革时代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与神学家，创设了被称为“加尔文主义”的基督教神学体系，基督教的公理宗、长老宗与归正宗皆受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影响

事实上在当时对天主教会不满的人绝不仅仅就一个马丁·路德，比如就在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的同一年，意大利的一部分天主教徒在罗马组成了圣爱会，由此又发展出许多其他的修会。圣爱会的成立初衷就是摒弃天主教会的各种顽疾，试图让天主教回归其最本真的状态。而在1534年，一名位名叫罗耀拉的西班牙伯爵在巴黎郊区成立了一个名叫耶稣会的组织。

◇ 图为依纳爵·罗耀拉（1491年10月23日—1556年7月31日）是西班牙籍天主教会神父及神学家，亦为耶稣会会祖、以及基督教圣人之一。他在天主教会内进行体制内改革，以对抗同时代由马丁·路德等人所领导的宗教改革

罗耀拉规定，耶稣会必须对罗马教皇效忠，他们的格言就是“愈显主荣”，也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行动宣扬天主教，具体来说，其一就是想办法在欧洲各地建立学校，其二就是不远万里，舍生忘死地到世界各地传教。而这帮人也是知行合一，怎么规划的就怎么办，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家的足迹，这耶稣会传教士也走遍了全球，他们一波接一波，前赴后继来到印度，日本和中国传教，比如明朝末年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是耶稣会的成员，后来满清入关之后仍有相当多的耶稣会传教士留在朝廷里，比如南怀仁，汤若望等人就是耶稣会在中国的代表。

◇ 图为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受明朝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

这些传教士利用当时西方相对先进的技术取悦朝廷，不过洋人这些玩意儿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不过是奇技淫巧，平常看个新奇，逗个闷子就行了，但你们这些洋和尚想要借此大范围传教，那是门儿都没有。虽然传教在朝廷这里是碰了钉子，但也扩大了西方文化在东方的影响力。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圣爱会还是耶稣会，其实都是天主教徒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的核心是仁爱，而如果天主教的高层还是那么腐败堕落，对异端还是那么无情，天主教仍然会是中世纪那个样子，底下的教徒无论做什么改革也都是没用的。

◇ 图为特利腾大公会议，是天主教会于1545年至1563年间在北意大利的特伦托与波隆那召开的大公会议。这是天主教会最重要的大公会议，促使该会议的原因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有人把这会议形容为反宗教改革的方案，代表了天主教会对宗教改革的决定性回应

与此同时的天主教世界中，过去还甘愿听命于教皇的君主们如今愈发怀疑教皇和教会的权威。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教宗只能召开会议来解决天主教的内部问题，这一系列会议历史上被称为“特伦托会议”。不过，这天主教会发展到十六世纪，机构组织盘根错节，正所谓 “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二两重，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天主教会改革那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那是万万不行的，所以这会议也开得非常艰难，从公元1545年开始前前后后开了将近小二十年，大的会议就举行了二十五次，期间也熬走了好几任教宗。

最后通过的决议从原则上表明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差异，而且为天主教世界的一切制定了权威，当时一位枢机主教说，“在教会史上，没有任何大会决定过这么多问题，确立过这么多教义，或者制定过这么多法规。”这次会议在天主教历史上自然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过去面对新教的挑战，天主教往往都是在被动防御的，天主教的修士不断地在辩解中说自己不是这样不是那样，而有了特伦托会议的结论，天主教会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就是什么样子，可以主动进攻了，从理论上完全不输新教。

第二，过去的天主教会怎么运作随意性非常大，这就为权力滥用给制造了相当大的空间，天主教中不存在“只要你信上帝就可以随意解释圣经”的说法，一切的权威解释权都在教会和教皇这里，但既然这次会议通过了这么多的法规，就连教会和教皇也得按照会议通过的规矩行事，包括主教如何任命，教宗如何选举，怎么给一个人做洗礼做弥撒，等等等等。有了这些法规，可以说是极大地遏制住了天主教腐败堕落的趋势。

◇ 图为三十年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之一，1632年11月6日的吕岑会战，新教联军以微弱优势击败了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领导的帝国军队取得胜利，但是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战死，导致新教军队的军事行动陷入停滞

此后的一百多年，天主教和新教的对立愈发尖锐，这也是欧洲几次惨烈战争的重要原因，比如三十年战争等等。这段时间内，教皇和教会的腐败跟过去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天主教的骨干力量耶稣会重视教育，在这个时候对历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些学者试图从纯理性上证明天主教的教义是正确的，尤其是说圣经不能每个人随便解释，必须得有教会的权威指导。这样的学者中最著名的一位是法国的笛卡尔，他不断地用绝对理性的概念试图证明天主教的一些最基本的道理，每次思考出一些结果，他都会说这是“愈显主荣”。只不过这最终的结果也是他始料未及的，首先，宗教一些核心的教义讲究的是先验主义，所谓先验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唯心主义里的一类，他们认为人的知识单凭理性和逻辑就能获得，比如一个没上过学的人也能明白1+1=2，而笛卡尔的理论在这里碰了壁，比如“面对世间的苦难，你怎么证明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说人话就是“完全超出了理性和认知的范畴，你信就完了”，这么一来笛卡尔的理性对此其实是无能为力的。

◇ 图为勒内·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1650年2月11日），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荷兰黄金时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其次，笛卡尔这些思想家把人类的理性思考提升到了一个事关人类存在的高度，他的几句名言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我思故我在”，“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诸如此类。既然能运用理性思考，那么就会质疑，天主教会本身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甚至都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由此出发，过去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和社会结构也是值得怀疑的，人到底应该是什么，人类社会的理想应该是什么，这些探讨从天主教耶稣会赞助的学校里生发出来，最终变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这就是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成果，“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许多人，比如法国大革命就是这些进步理念的一个重要影响。

◇ 图为法国大革命中“攻占巴士底狱”

当然，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依据还不仅仅是启蒙运动，也有近代的民族主义。简单点说，一个国家可以自己决定其命运，不用等着教会和教皇决定，而自己也无需为教会和教皇负责。这样一个完全脱离教会掌控的民族国家当然是对教会的重大冲击，而这样的民族国家也把教会和教皇视为重要竞争对手，尤其是此时已经成长为教会骨干力量的耶稣会。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王就感到它是王权的重大威胁予以取缔，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当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首先是法国境内的教会倒了血霉，教士们能不上断头台就是万幸了。然后是军事强人拿破仑出来收拾残局，横扫欧洲，又让教宗和教会的名誉扫地。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人甚至把年迈的教宗庇护六世拘押在巴黎，而庇护六世最终也死在法国。后来继位的教宗庇护七世在拿破仑的军事征服之下苟且求活，1804年拿破仑称帝加冕。

◇ 图为雅克-路易·大卫的马屁之作《拿破仑加冕》局部，画中拿破仑亲手给皇后约瑟芬加冕

按照过去欧洲的惯例，所谓的加冕，那是得教皇给拿破仑戴上皇冠，这即象征着“君权神授”，也在提醒人们教宗崇高神圣的地位，而拿破仑偏不如此，反而是一把夺过皇冠自顾自戴了上去。拿破仑的这个举动再次让天主教会名誉扫地。凡此种种，都在证明着一个事实，天主教会不管再怎么肃清自己的腐败，再怎么靠着耶稣会这样的组织去传教，它的强制性影响力在近代的民族国家面前已经完全处于下风，昔日天主教会说一不二，杀伐决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天主教会也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处，那就是救赎，慈善和教育。先说救赎，法国大革命源于理性和启蒙运动，其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按理说怎么着也得建立一个人间天国，但现实根本不是这样，先是几派激进分子杀来杀去，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搞得当时的法国那是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紧接着强人拿破仑试图用自己的实力去确立新的秩序，结果没过几年又迅速败亡，在国家一连串的大动荡下，这对于相当一部分民众而言，生活并没有因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变得更好，反而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更是加深了贫富分化。

◇ 图为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领袖罗珀斯比尔被处死

在这样一个时代，普通民众又把目光投向了宗教，这时候的他们深切地需要灵魂上的救赎，至少能给一个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心安理得活下去的理由，这样的理由民族国家给不了，只有教会来给了。所以在拿破仑败亡之后，耶稣会得以迅速重建，法国出现了天主教会的复兴。

◇ 图为荷兰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画作，描绘了中世纪教会承担救死扶伤，救济穷人的责任 图由三喵先生拍摄提供

在人们精神灵魂上得到救赎的同时，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欧洲社会贫富差距加剧，陷入赤贫的人们需要大规模的救济，不过，这些救济国家同样力不从心，而教会在此期间发动信众的力量大规模济贫，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极大缓解了社会的矛盾，而且由教会兴建的许多救济机构也成了近代西方社会慈善的范本。

◇ 图为始建于于道光三十年（1850）的徐汇公学，全名为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法国耶稣会举办，当年教会著名学者南格禄、晁德莅、马相伯、黄伯禄、蒋升等人先后担任校长

◇ 图为河南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其周围还有主教府、小修院和教会学校的建筑群 图由三喵先生拍摄提供

最后来说，就是教育。19世纪以后耶稣会坚持在教区办学校，这一点在欧洲之外的地区也尤为明显。比如在当时的中国上海，就有几所百年以上的学校是耶稣会办的，比如徐汇公学，震旦大学等等。说来说去，无论救赎，慈善还是教育，这些归根到底都牵涉到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肃而且充满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不能覆盖公平正义所有的方面，而教会在民族国家无力覆盖的地方找到了他们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咱们现在提到的公平正义最早开始见诸文献，就是出自19世纪40年代的一些天主教思想家们。与此同时，一些主教也在提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教会义务的理念，并尽可能在身体力行，虽说时代在进步，但古老的天主教会还是成了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刚需，或者换句话说，它填补了国家在公平正义这里空缺的生态位。

时间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和时代的进步让无神论有了越来越多的拥趸，哲学家尼采更是公开说“上帝死了”，然而科学和进步尽管看起来光彩夺目，看起来为人类指明了方向，但它并没有提供所有的救赎，天主教会倡导的公平正义依然不可替代，宗教依然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东西。

Nearer My God to Thee (纯音乐) ,I Salonisti

◇ 图为电影《泰坦尼克号》剧照

别的不说，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时候，船上的乐队在甲板上演奏到最后一刻，明知道大家都要死的情况下，他们演奏的最后一首曲子还是“靠近上帝”，在那种情况下，除了宗教没什么别的救赎能够做到更好了。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空前惨烈的人祸，所谓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在极端恐惧之下，人们还是需要宗教的力量抚慰人心。而战争留下的大量难民问题也总得有机构来处理，比如1930年代在战乱中的上海开辟难民区的法国独臂神父饶家驹，他就是天主教耶稣会的成员，这位神父的事迹我之前讲过，这里就不啰嗦了，感兴趣的搜一搜就能找到（详见：1937年，一位独臂菩萨拯救了30万中国人| 循迹晓讲）。

◇ 图为1944年8月，参加“法莱斯包围战”前，正在参加弥撒的波兰第一装甲师的士兵，神父将祭台放置在了吉普车的引擎上

凡此种种，天主教会的作用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减弱，反而愈发增强。当然，新的时代也有新的问题，比如女权堕胎同性恋，等等等等，新时代的天主教会和天主教徒如何自处，这些新时代的问题又该如何面对，这些还是需要开会解决的。从1959年到1965年，梵蒂冈教廷开了好几年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堪比历史上的“特伦托会议”，算是在新时代给天主教徒和整个天主教会一些思想和行为上的指引。

此时的天主教彻底放弃了“审判异端”，或者说维护教廷权威，而是更加致力于给到世俗国家不能给到的公平正义，也因为如此，很多试图纵览一切的独裁者是非常不欢迎天主教会的，因为天主教所倡导的一切跟独裁和压迫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当年的苏联对东欧实行彻底的铁拳政策，一个不如意就出动军队镇压，钢铁洪流看似强大无比，而当时任教皇保罗二世两次访问波兰，则是成为了波兰彻底摆脱苏联的契机，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之后，东欧铁幕也就真的呼啦啦如大厦倾。

◇ 图为前任教皇方济各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观点

当然，也应该指出的是“公平正义”这个概念在任何场合都是极具争议性的，教宗凭借自己的道德来践行自己认为的公平正义，也未必是尽善尽美，比如前教宗方济各就曾经在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时，呼吁乌克兰停止抵抗，就引来了非常激烈的批评。毕竟教宗方济各也是人，在价值判断上出现偏差也属正常，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出现偏差后，教宗也得老老实实接受人们的批评和指责，而现在俄国的东正教大牧首不但不谴责战争，而且还为侵略战争鼓与呼，两者相比之下，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 图为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为俄军举行祝圣仪式的新闻截图

就这样，天主教会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从一个审判异端，贪污腐败渎职的庞然大物，变成了一个匡扶公平正义，给人希望的国际组织。这样的转变之下，教宗能得到十四亿信徒的拥护，也就不足为奇。这事儿说到底其实是一个灵魂拷问，那就是宗教在人间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有些宗教一直跟权力深度捆绑，动不动就鼓吹原教旨主义发动圣战，而信徒中一些人也在别有用心的组织洗脑下，相信他们的歪理邪说。这样的宗教信众不能说不多，但如此行为到底给人带来了什么，除了害人害己，留下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还能剩下什么呢？相比而言，天主教在几百年间褪去了锋利的爪牙，却能赢得很多人的尊重，这也是一件幸运吧。

来源：趣闻捕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