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月下旬，曾希圣亲自带领工作组来到合肥市郊区的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这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是当时的典型缩影。工作组里有个叫周曰礼的干部，他在这个村子里一住就是17天。白天跟着社员下地干活，晚上就睡在漏风的土坯房里。
1961年初春的安徽农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决定进行一项大胆的试验——责任田。
2月下旬，曾希圣亲自带领工作组来到合肥市郊区的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这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是当时的典型缩影。工作组里有个叫周曰礼的干部，他在这个村子里一住就是17天。白天跟着社员下地干活，晚上就睡在漏风的土坯房里。
试点结束后，周曰礼和陆德生等人连夜起草报告。他们如实记录了农民的意见，也记下了试行责任田后社员们重新燃起的干劲。这份沾着泥土气息的报告很快送到了省委书记处。随后几个月里，周曰礼又参与起草了多份重要文件，字字句句都凝结着基层的呼声。
4月22日的省委会议上，曾希圣对着总结报告皱起了眉头。报告里"以产计工"的提法让他举棋不定。散会后，他特意留下周曰礼征求意见。这个刚从田埂上回来的干部掏出皱巴巴的笔记本，说了三条实实在在的问题：计工分时总有人投机取巧；基层干部根本算不清那些复杂的工分；最重要的是，农民们觉得这是在折腾。曾希圣听完，当场划掉了报告里"以产计工"的字样。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动，为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埋下了伏笔。
1977年的夏天格外炎热。6月21日，中央一纸调令，万里从铁道部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这位身材不高却目光如炬的新书记刚下火车，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省委大院里，"大寨办"的干部捧着厚厚的经验材料，农办的同志攥着反映实情的报告，两拨人都在等着汇报。万里心里清楚，这不仅仅是工作汇报，更是一场关乎安徽农村的命运之争。
上任没几天，万里就发现办公室里堆着的材料尽是些"粮食产量翻番""社员干劲冲天"的套话。他让秘书找来那些被冷落的干部，其中就有在农业系统坐了多年冷板凳的周曰礼。那是个闷热的傍晚，万里在自己临时住所的院子里摆了两把藤椅，和周曰礼聊到深夜。
改从哪里入手？周曰礼带着调查组去了滁县地区。在凤阳县梨园公社，一个老农拉着周曰礼的手说："干部们天天喊喊口号，可口号能当饭吃吗？"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研，周曰礼在滁县召集各地农口干部开会。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争论异常激烈。有人坚持要"继续学之前的路子"，更多的人则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老路子实在走不通了。最后，由周曰礼执笔，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省委六条"。
文件初稿形成后，万里没有急着下发。他带着省委一班人，亲自到肥东、长丰等县的田间地头听取意见。在长丰县的一个生产队，万里蹲在地头和社员们算账：如果包产到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样干行不行？老农们搓着粗糙的手，咧着嘴笑："那敢情好！就怕......"话没说完，但万里明白他们的顾虑。
1978年初冬，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开了整整七天。关于"六条"的争论异常激烈，有人拍桌子反对。万里始终耐心倾听，最后他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优越性？"这句话，为争论画上了句号。"省委六条"正式出台，像一块石头投入死水，激起的涟漪很快扩散到全国。
1978年的安徽大地，龟裂的田地上看不到一点绿色。从春到秋，滴雨未落，河床干涸得能跑马车。眼看秋种时节就要错过，农民们蹲在地头，望着晒得发白的土地直叹气。周曰礼带着调查组在肥西县转了一圈，发现不少生产队的仓库里，种子都发了霉——不是保管不好，是根本没人敢往这旱地里撒种。
9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周曰礼敲开了万里家的门。他带来一摞各地报灾的材料，还有自己琢磨出来的主意："书记，能不能把地'借'给社员种？集体种不了，让个人试试。"万里盯着地图上标红的旱区看了半晌，突然拍板："开个会，马上研究。"
三天后的省委会议上，争论异常激烈。有人拍着桌子说这是"走回头路"，更多人则沉默不语。最后万里一锤定音："与其荒着，不如让社员种。出了事我负责。"就这样，一纸"借地令"悄悄下发：集体种不了的地，允许社员自己种麦子油菜，收成全归个人，国家不收公粮。
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会在后来掀起滔天巨浪。山南公社的社员们连夜丈量土地，把旱得最轻的地块分到各户。没有牲口，人就拉犁；没有水，妇女们用脸盆从几里外端水点种。到了年底，原本要抛荒的7000多亩地，居然全都种上了冬小麦。
1979年开春，周曰礼带着省委工作队再访山南。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麦苗绿得发亮，田埂修得笔直，连往年没人管的排水沟都疏浚得干干净净。老农李长福拉着他的手说："周同志，这地就像自家的孩子，谁不上心啊？"更让人吃惊的是产量——夏收时山南区麦子总产突破1000万公斤，比去年翻了一番还多。
周曰礼连夜赶回合肥汇报。省委常委会上，万里听完群众反映，突然问在座的常委："你们谁吃过山南的麦子？"见没人应答，他拿出一个布口袋，倒出白花花的面粉："我尝过了，比国营粮店的还香。"会议开到凌晨，最终决定在山南正式试点包产到户。散会时万里对周曰礼说："告诉老乡们，天塌不下来。真塌了，我们顶着。"
试点消息传回山南，整个公社像过年一样。有的老人摸着分到户的地块直掉眼泪，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给自己种回地。更让人意外的是，这股风潮像野火般蔓延开来。先是周边公社悄悄跟进，后来连县城的干部都坐着吉普车来"取经"。到春耕时节，肥西县近半生产队都搞起了包产到户。
面对这种局面，万里既欣喜又担忧。他让周曰礼起草给中央的报告时特别交代："既要把成绩说足，也要把问题讲透。"这份后来被称为"安徽一号电报"的文件，用词极为谨慎："已实行包产到户的暂不改变，作为试验观察..."
1980年新年刚过，安徽省委要召开全省农业会议。周曰礼带着写作班子住进稻香楼宾馆，七天七夜没回家。初稿刚印发就引发轩然大波，修改到第四稿时，省里某领导突然提议换掉写作班子。万里知道后，把茶杯重重一放："稿子我看了，写得很好，一个字都不用改！"
这年秋天，周曰礼陪万里下乡调研。吉普车路过霍邱时，万里特意让司机拐到当年减产的几个公社。金黄的稻浪里，农民们正在挥镰收割，有个小孩举着新蒸的白馍馍追着车子跑。万里让停车掰了块馍放进嘴里，转头对周曰礼说："甜的啊。"周曰礼笑了："是新麦子。"两人站在田埂上，看夕阳把庄稼地染得通红。
消息像长了翅膀。第二天清晨，肥西县农委主任就在电话里喊："周主任，我们这儿放鞭炮了！"更戏剧性的是，前几天还在批判包产到户的某位领导，突然带着调研队去了凤阳。在小岗村的打谷场上，他握着严宏昌的手说："你们搞得对！"这场风波过后，周曰礼在日记本上写下一段话："农民要吃饭，这是天理。谁拦着不让吃饱，再响亮的道理也说不通。"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