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难当头，许多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纷纷逃亡，但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留守的13名馆员于危急存亡之际，毅然带着7万册藏书，开启了一场充满挑战与艰辛的文献迁徙保护之旅。他们扛不动枪，但扛起了战火中的文化坚守；他们无力阻止国土沦丧，却誓死守护广西的千年文脉，上演了

《硝烟中的文化坚守》

《广西故事》

5月21日21:20播出

1944年，抗日烽火依旧在中国大地燃烧。随着长衡会战中长沙、衡阳相继失守，桂林被推到了战争最前沿。

国难当头，许多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纷纷逃亡，但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留守的13名馆员于危急存亡之际，毅然带着7万册藏书，开启了一场充满挑战与艰辛的文献迁徙保护之旅。他们扛不动枪，但扛起了战火中的文化坚守；他们无力阻止国土沦丧，却誓死守护广西的千年文脉，上演了抗战中的另一种救亡。

1944年6月的一天，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办公室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广西省教育厅打来的。原来，国军正在衡阳与日军激战，如果衡阳失守，日军势必会南下直逼军事重镇桂林。如果失去这些图书，意味着失去广西千年文脉。

自唐朝起，桂林一直是广西的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书院、藏书楼云集，而千百年来留下的许多广西地方历史文献全都收录于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如广西方志231种(多为刻本、抄本)，包括清代内阁大学士陈宏谋的《家书手札》、台湾巡抚唐景崧手稿《请缨日记》在内的手稿、抄本845种，以及海内孤本——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富川县乡土志》抄本等，每一本都是民族文化的珍贵遗存。

除此之外，桂林图书馆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抗战文化资料。1938年，随着上海、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郭沫若、李四光、茅盾、徐悲鸿等2000多位著名文化人士南迁至桂林，在这里写作和编辑书刊、报纸。

当时的桂林，出版发行的书刊、报纸占到了全国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而这些珍贵的出版物都完整保存在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里。

当时的广西桂林图书馆，图书馆藏量达到近30万册，在西南地区首屈一指。

侵华期间，掠夺成性的日军除了抢夺金银珠宝，还大肆掠夺图书文物，试图从精神上制服中国。为此，日军当局设立了专门的“图书委员会”，负责整理和运输搜刮到的书籍。

这些图书一旦被劫走几乎不可能追回，还会沦为日本侵华的情报资料和在文化上统治中国的工具。

眼看战火逼近桂林，桂林图书馆的馆员们焦急万分。正在这紧要关头，时任馆长却突然辞职，省教育厅只能临时委任热爱地方文化的特藏部主任黄远智担任代馆长。

1944年6月25日，桂林城防司令部向全城百姓发布了第一条疏散令。究竟该如何保护好桂林图书馆的珍贵文献？是藏在山洞里，还是打包运走？临危受命的黄远智召集留下的馆员反复斟酌商议。

经过权衡，大家最后决定走水路，沿桂江而下，用船将图书转移到日寇难以到达的昭平。可当时国难当头，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仅能拨付一艘25吨的民船供图书馆使用，但这艘船只够装1万多册图书。

代馆长黄远智心急如焚，天天往教育厅跑，经过反复争取，终于又申请到了40万元疏散费。拿着这笔钱，黄远智立马租来了5艘更大的木船。

尽管如此，现有的船载量也仅能装运全馆图书的三分之一，无奈之下，馆员们只能紧急挑选出最珍贵的71482册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并拆下馆内书架封板打制成书箱，经过巧妙整合，精要图书全都顺利装箱，一些重要报刊也能一并带走。

9月底，日军打到了桂林城郊，省政府紧急下令，限三天内几十万市民全部疏散离开桂林。第二天，在一片惊慌撤离的混乱中，运书船终于出发了。

秋日的桂江，江面宽阔平静，两岸竹影婆娑，但人们却无心观赏风景。回望桂林城，大家莫不百感交集，此去前路茫茫，没人知道自己和这7万册图书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但纵然千难万难，馆员们却始终坚定着一个信念：不管前方将遭遇何种变故，只要书还在，护书的责任就在！

数十万民众像决堤的洪水扎堆撤离，往日宽敞的桂江航道变得格外拥堵，从桂林到昭平200多公里的水路，运书船足足行驶了4天。

本以为达到昭平就能落脚休整，可没想到，小小的昭平县城早已挤满了蜂拥而来的逃难百姓，运书船甚至没办法靠岸。在时任昭平县长韦瑞霖和一批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人们通过肩挑背扛，沿着崎岖泥泞的山路，将图书连夜藏到了离县城20里远的富裕乡裕仁村育才小学里。

刚到达目的地的馆员们并没有合适的落脚之处，大伙儿只能把装书的箱子铺平作为床，临时安了家。

刚安顿好不久，人们就收到消息，桂林城沦陷了。随着平乐、八步、梧州、蒙山相继失守，敌人有进犯昭平之势，距离藏书地最近的敌军仅有五里地。裕仁村已经不安全了，当地村民自告奋勇，帮助馆员们将图书又转移到了大山更深处的六垌村（裕礼村）。

到了六垌村不久，因为和省政府彻底断了联系，大伙儿都领不到薪水，吃饭成了问题。无奈之下，馆员们只能靠变卖随身物品换取粮食，随身物品卖光了，大家就只能靠帮老乡挖红薯、芋头，上山砍柴换些钱物填饱肚子。

生活所迫，这群读书人还学着做起了小生意：有的售卖杂货，有的走村串户搞起了修补，有的去黄姚、北陀等地杀牛卖肉……即便食不裹腹，寝难安席，随身值钱物品悉数卖尽，但大伙儿心中都有一个不变的共识：不管再困难，也决不能拿珍藏的书去卖！

缺粮少米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有纯朴善良的村民的帮助，护书队伍的生活勉强还能维持。可是，偏远村落缺医少药，体弱多病的老人孩子一旦生病，就将会面临生命的威胁。代馆长黄远智和特藏部主任马安寿的母亲都是因为生病得不到医治，而长眠在了护书路上。

故乡沦陷，朝不保夕，前路渺茫，至亲离去……眼下的艰难生活，让马明慧常常怀念在桂林生活时的那些有暖衣饱饭、母亲陪伴的日子。每当被悲观的情绪包围，她便会爬上一座山坡，向着故乡桂林的方向反复唱起一首歌——《松花江上》。每当唱到那一句：哪年，哪月，才能够……马明慧都会忍不住直流眼泪。

就这样坚持了整整一年后，四处漂泊的护书之路终于迎来了曙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神州大地，人们奔走相告振臂欢呼。其中一位馆员的父亲从昭平县城得知了这个消息后，一口气跑了二十里路，带回了这个喜讯。

终于可以回家了！馆员们激动得喜极而泣、相拥庆祝。1945年10月，广西省政府电令图书馆迁回桂林。

筹划返桂时，馆员们再次遇到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代馆长黄远智毫不犹豫地把家里的传家宝——一块名贵的瑞士怀表卖掉换成路费，大伙儿终于顺利登上返乡的路途。

时隔一年零三个月后，71482册书籍一本不少地重返桂林，实现了近乎“完璧”的成功。看着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回来的书籍，馆员们感觉像打赢了一场战争。

等到大家返回桂林时，桂林城已经被炸毁了百分之九十，图书馆只剩下一面围墙，那些来不及运走的二十多万册图书也不幸毁于战火。

这场图书保护战，是抗战时期整个民族文化坚守的一个剪影，代表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知道，这里面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火种，护住了它们就是守住了文化中国。

为了纪念这批幸免于难的珍贵藏书，馆员们在这批书上郑重地盖上了独特的蓝色“劫后存书”印章，以铭记这段刻骨铭心的转移史和整个中国文化危急存亡的时刻。

现如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排排仿古香樟木书柜整齐陈列，书库内环境干燥整洁，前辈们用生命守护的古籍，在这里得到了接力守护。未来，新一代图书馆人将运用现代媒介，让古籍善本在新的技术手段中重生，让普通百姓也能从墨韵万变的书页中探寻典籍里的中华文明的传世之道。

来源：广西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