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除濒临清算的“迷你基”前海开源沪港深非周期和前海开源沪港深新机遇之外，崔宸龙管理的其余产品近三年亏损幅度均超过10%，业绩表现显著跑输沪深300指数。其中，任职时长超过四年半的前海开源新经济近三年亏损幅度更是高达30%，招致投资者广泛质疑与诟病。
除濒临清算的“迷你基”前海开源沪港深非周期和前海开源沪港深新机遇之外，崔宸龙管理的其余产品近三年亏损幅度均超过10%，业绩表现显著跑输沪深300指数。其中，任职时长超过四年半的前海开源新经济近三年亏损幅度更是高达30%，招致投资者广泛质疑与诟病。
2025年5月20日，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开源基金”）旗下基金产品前海开源研究驱动发布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值得注意的是，该基金产品拟任基金经理为曾经的公募界“黑马”基金经理崔宸龙。
崔宸龙是一名“85后”基金经理，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求学期间，其曾以第一作者身份在《Research》等期刊发表论文11篇，被引用近千次；同时也是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2016年11月至2017年8月，崔宸龙任职于深圳市前海安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研究部，担任研究员；2017年8月，崔宸龙加入前海开源基金，初始岗位为权益投资本部研究员。
注：以上人物系前海开源基金基金经理崔宸龙
2020年7月，加入前海开源基金即将满三年的崔宸龙首次获得基金管理机会。其接手的两只基金产品前海开源沪港深非周期和前海开源公用事业，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管理规模分别为3206.6万元和1337.14万元。对于前海开源基金而言，这两只基金产品的规模加起来还不到某些明星产品一天的发行量，为新人基金经理提供练手试错机会的用意十分明显。
然而，凭借着对新能源赛道的重仓投资策略，崔宸龙次年便同时斩获公募基金股票型和混合型两大主流品类的年度业绩冠军，一跃成为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基金经理。Wind数据显示，其管理规模从2020年四季度末的6.74亿元暴涨至2021年四季度末的409.62亿元，短短一年间膨胀超60倍。
图：基金经理崔宸龙基金管理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Wind
在亮眼业绩的有力支撑下，崔宸龙迅速摘得业内重磅奖项，其代表作前海开源公用事业荣获上海证券报颁发的“金基金股票型基金三年期奖”。此外，2023年以来，崔宸龙便以前海开源基金投资部总监兼首席ESG官的双重身份活跃于公众视野。
资本市场的狂欢从不缺少泡沫的注脚。对于资历尚浅的基金经理而言，尚未打磨出应对市场周期轮动的成熟方法论，便骤然承接管理规模的膨胀与行业名声的过度渲染，往往为后续的震荡埋下难以收拾的伏笔。
自2022年起，新能源行业相继面临政策补贴退坡、板块估值回调等挑战，崔宸龙麾下基金产品纷纷遭遇业绩“滑铁卢”。Wind数据显示，除濒临清算的“迷你基”前海开源沪港深非周期和前海开源沪港深新机遇之外，崔宸龙管理的其余产品近三年亏损幅度均超过10%，业绩表现显著跑输沪深300指数。其中，任职时长超过四年半的前海开源新经济近三年亏损幅度更是高达30%，招致投资者广泛质疑与诟病。
表：崔宸龙在管基金产品业绩表现
数据来源：Wind，新刊财经整理，数据截止到2025年5月20日
尽管在业绩“滑铁卢”与资金赎回潮的双重暴击下，崔宸龙管理的基金规模从2021年四季度末的409.02亿元大幅缩水至2024年四季度末的152.55亿元，但其在前海开源基金的管理费创收体系中仍占据核心位置，业绩波动对其岗位稳定性从未构成实质性影响。
表：崔宸龙在管基金产品年度管理费
Wind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前海开源基金四季度末的管理规模依次为1587.59亿元、1181.44亿元、975.60亿元和966.94亿元，主要受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的规模变化影响。这一数据一方面凸显出前海开源基金在培育新兴力量与推进多元化布局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长期依赖明星基金经理。另一方面，这般“旱涝保收”的现实暴露出公司“重规模轻回报”的经营沉疴，或成为公募基金改革浪潮中亟待开刀的病灶。
图：前海开源基金的基金管理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Wind，新刊财经整理
投资者向来是用脚投票的。崔宸龙过往业绩“跌跌不休”已严重透支投资者的信任，如今强推新基金也大概率遭到市场冷遇。从前海开源基金今年的新发基金生态更能窥见市场寒意，即便是近三年业绩飘红的田维、吴国清等基金经理，新发基金募集规模也不足1亿元。
前海开源股权架构下的治理迷局
前海开源基金于2013年1月23日在深圳前海注册成立。从股权结构来看，公司股东分别是北京市中盛金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长和世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和合投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均为25%。表面上看，这种股权架构有效避免了“一股独大”的传统弊病，实则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权力博弈暗战。
开源证券是陕煤集团旗下金融机构，凭借国资背景和监管资源牢牢把控公司战略方向。和合投信作为员工持股平台，则通过吸纳明星基金经理担任普通合伙人的方式构建利益绑定机制。但这一设计在强化激励的同时，也潜藏着“明星绑架公司”的隐忧。
值得关注的是前海开源基金治理层面的特殊现象。公司前任董事长李强长期在证券和基金行业担任监管职务，包括在建行陕西省分行和证监会深圳监管局的多个职位，但其两年半任期内公司未发行任何新基金产品。耐人寻味的是，其于2024年11月离职后，公司旋即启动新基金产品的密集发行，这一“人在政息、人走政启”的时间差，为公司的治理生态增添了更多可供解读的空间。
来源：新民周刊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