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门四学士”是重要的文学概念。在宋代文献中，“苏门”并不单指苏轼，而是指二苏（苏轼、苏辙）。苏轼首次将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四人并提，但并未使用“四学士”的名称；较早使用这一名称的是南宋绍兴年间的汪藻、吴曾等人。南宋初朝廷确立“最爱元祐”的国策，元祐党人
王建生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DOI：10.26919/j.cnki.2097-4663.20250106
■■三苏学刊
本文刊发于《三苏学刊》2025年第1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王建生，男，河南泌阳人，博士，教授。
摘 要
“苏门四学士”是重要的文学概念。在宋代文献中，“苏门”并不单指苏轼，而是指二苏（苏轼、苏辙）。苏轼首次将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四人并提，但并未使用“四学士”的名称；较早使用这一名称的是南宋绍兴年间的汪藻、吴曾等人。南宋初朝廷确立“最爱元祐”的国策，元祐党人获得平反；“苏门四学士”的名号越叫越响，几乎成为苏门文学乃至北宋元祐文学、文化的典型代表。宋代以来有关“四学士”的排序相当凌乱，但三种排序较为常见：以序齿排列的黄、秦、晁、张；以入馆先后为序的黄、张、晁、秦；以文学成就为先后的黄、秦、张、晁。对“苏门四学士”次序的含混错乱，有必要进行厘清。当下的文学史教材在具体表述这一概念时，建议将苏门解释为二苏之门下，苏辙不可或缺，四人的排列宜以入馆先后为序。【 关键词 】//苏门四学士；元祐文化；苏轼；苏辙
元祐年间（1086—1093），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同任馆职，且共尊苏轼、苏辙为座师，故称“苏门四学士”。四学士若按年齿排列，依次为：黄庭坚（1045—1105）、秦观（1049—1100）、晁补之（1053—1110）、张耒（1054—1114）。考中进士的先后次序如下：黄庭坚为治平四年（1067）进士，张耒熙宁六年（1073）进士，晁补之元丰二年（1079）进士，秦观元丰八年（1085）进士。以“四学士”“六君子”为核心的苏门文人集团，成为北宋中后期最活跃的文学团队，他们在散文、诗、词、四六文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如此，他们的品行和操守也赢得了后世广泛的赞誉。“四学士”外，再加上陈师道、李廌构成的“六君子”，便是极具道德典范的称号。因此可以说，“苏门四学士”是当之无愧的北宋文学乃至文化的名片之一。
一 苏轼首次将四人并提苏轼于熙宁二年（1069）回京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至熙宁四年（1071）出京通判杭州。期间，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浙灯状》《上神宗皇帝书》等文，议论时政，针砭时弊，名满天下。在此期间，苏轼交游者为范镇、赵抃、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本文所谈的“四学士”，此时与苏轼尚无交集。张耒、晁补之、秦观、黄庭坚四人与苏轼结交的时间顺序如下：熙宁四年苏轼通判杭州路经陈州，游学陈州的张耒经苏辙推荐，得以拜见苏轼；熙宁五年（1072）晁补之上书谒见任杭州通判的苏轼；熙宁十年（1077）秦观前往徐州拜访苏轼，作有《黄楼赋》；通过李常、孙觉之引介，黄、苏在熙宁年间已神交，元丰元年（1078）黄庭坚作《古风二首上苏子瞻》，正式与苏轼定交。
在苏轼的延揽、推赏之下，黄、晁、秦、张等人与苏轼同升并黜，结成了紧密而持久的文学同盟。苏轼不止一次地提到上述四人，元丰五年（1082）他在《答李昭玘书》中说：“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 1 苏轼慧眼识英才，发现了黄、晁、秦、张诸人，称他们为“文人胜士”。元符三年（1100）苏轼自儋州北归，在《答李方叔十七首·十六》云：“比年于稠人中，骤得张、秦、黄、晁及方叔、履常辈，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盖未艾也。” 2 在这段文字中，苏轼提到了张耒、秦观、黄庭坚、晁补之、李廌、陈师道六人，即后世所谓“苏门六君子”。不过，前四个人的顺序与此前所列迥然有别，张耒排在第一位。综合两段文字来看，在苏轼这里，“四学士”是一个整体，没有先后之分；提到四个人时，他们经常集体亮相，名字则信手拈来，这次黄庭坚打头，下次张耒排“第一”。
苏轼胸襟开阔，对四人一视同仁。作为温厚长者，他看到四人各有优长，竭力推扬称善。笔记小说中有所谓“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 3 之说，有学者分析原因称：“思想性格上的高度投契，元丰年间的频繁交往，‘乌台诗案’后的患难真情，使苏轼与秦观之间产生了一种彼此信托的知己般的感情。” 4 此说有一定道理。但苏轼最善秦观的说法，恐怕只是叶梦得的一面之辞。就以上文所引《答李昭玘书》来看，元丰年间苏轼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交往很少，与秦观交往颇多，但苏轼并没有表现出厚秦观而薄其他三人的言行，对四人文学才华和品节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时隔十八年，苏轼在《答李方叔》中再次标举四人和李廌、陈师道，可见他对苏门文人道德文章的笃定和坚信。
二 “苏门四学士”形成于二苏任职翰苑的元祐年间元祐元年三月，苏轼为中书舍人；九月十日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元年十一月，苏辙为中书舍人。元祐三年（1088）三月，苏轼知礼部贡举。因洛蜀交恶和政见不同，二苏尤其是苏轼不断遭受弹劾，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请求外任，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四月出京。元祐四年六月，苏辙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被召入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八月，苏轼出知颍州。元祐七年（1092）八月二十二日，苏轼以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除兼侍读；十二月二十三日，除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崩，哲宗亲政，苏轼出知定州，苏辙出知汝州，二苏先后离开京城。
在二苏任职翰苑期间，黄庭坚、张耒等人先后至京师并任馆职。元丰八年九月，黄庭坚以秘书省校书郎入馆；苏、黄在此年年末相见。元祐元年四月，张耒至京师，为太学录；十二月，试太学录张耒、试太学正晁补之除馆职。也就是说，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三人于元祐元年已先后入馆职。元祐三年苏轼知贡举时，黄庭坚、晁补之被辟为属官。“四学士”中唯独秦观未入馆，时为蔡州教授；直到元祐五年（1090）五月，秦观自蔡州奉召来京师，先除太学博士，旋为校正秘书省书籍 5前文已论，早在元丰年间苏轼已经将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四人并提，但此时尚不能称四人为“四学士”。至元祐年间，四人皆任馆职，“四学士”称呼才得以成立。钱大昕的一段话概括得非常好：
黄鲁直、秦少游、张文潜、晁无咎称“苏门四学士”。宋沿唐故事，馆职皆得称学士。鲁直官著作郎秘书丞，少游官秘书省正字，文潜官著作郎，无咎官著作郎，皆馆职。元丰改官制，以秘书省官为馆职。故有“学士”之称，不特非翰林学士，亦非殿阁诸学士也。唯学士为馆阁通称，故翰林学士特称内翰以别之。学士为馆阁统称，而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四人皆任馆职，又都是苏氏门人，故称“苏门四学士”。苏轼与“四学士”诗酒欢会，切磋艺文，如十一月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夜访苏轼，“翻倒几案，搜索箧笥”，得《黄泥坂词》手稿 7 。类似的聚会在元祐年间甚多，最有名的当属西园雅集了。元祐年间，苏轼、苏辙在驸马王诜府邸举行雅集，共有十七人参加。米芾《西园雅集图记》有详细的描述：
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着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绝妙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不为凡笔也。其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伫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奴，云鬟翠饰，倚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盘郁，上有凌霄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坐于石盘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手秉蕉箑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渊明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捉石观画者，为张文潜；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者，为郑靖老；后有童子执灵寿杖而立，二人坐于盘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为陈碧虚；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观者，为王仲至；前有鬅头顽童，捧古砚而立，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师；旁有幅巾褐衣而谛听者，为刘巨济；二人并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乎！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 8参加西园雅集者，有苏轼（东坡）、王诜（晋卿）、蔡肇（天启）、李之仪（端叔）、王诜之家姬、苏辙（子由）、黄庭坚（鲁直）、李公麟（伯时）、晁补之（无咎）、张耒（文潜）、郑靖老、秦观（少游）、道士陈碧虚、米芾（元章）、王钦臣（仲至）、僧圆通、刘泾（巨济），共十七人，皆为一时名流。“四学士”汇聚京城，躬逢盛会，这是他们难得的集体亮相。要知道，二苏与“四学士”同时在京师馆阁供职的机会，迟至元祐六年方才实现。先前要么秦观未入馆，要么苏轼外任，苏门很难聚齐。在画中，黄庭坚手拿的蕉箑很显眼，聚会的时间当在夏天。若李公麟所画乃实有其事的话，苏轼、黄庭坚等人西园雅集最有可能的时间有两个：一是元祐六年三月，苏轼从杭州召回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五月二十六日到京，“四学士”均在馆阁任职，本年六七月份是苏门聚会频繁的时段，八月苏轼被弹劾出京。二是元祐八年的六七月间。苏轼在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以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除兼侍读，九月到京。次年九月高太后崩，哲宗亲政，苏轼出知定州，从此再也没有回京城。
在元祐时期，苏轼两次外放，有将近三年的时间不在汴京，而苏辙除元祐四年使辽外基本都在京师。二苏均在京城的时间，“四学士”大多聚集在他们身边。绘画史上的名作《西园雅集图》便是苏门聚会的掠影，李公麟用艺术化的手法再现苏门聚会的场景。画面中，苏轼是焦点；作画品题的艺术单元，苏辙是焦点。元祐时期，在苏轼远离朝堂的三年间，以苏辙的才华、名望以及二苏的手足深情，都是代替苏轼成为苏门主盟的不二人选。
西园雅集图和图记虽未明确提出“四学士”的说法或概念，但他们四人作为汴京文化精英出现在绘画、文学作品中，正是苏门魅力的完美展示。西园雅集活动，经李公麟图画、米芾作图记后，名动四方，成为北宋元祐时期汴京文化繁盛的标志。毋庸置疑，《西园雅集图》的众人物便是二苏及苏门文人。图画以及图画记给予“苏门四学士”一个优雅的文化空间和传扬声名的媒介，图和苏门相互成就，共同形成了名画名人叠加的传播效应。
三 同升并黜、同道互信使“苏门四学士”稳定化任馆职的文人那么多，推尊苏轼者也不少，为什么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会被称为“四学士”？
元祐元年十二月，毕仲游、赵挺之、孙朴、梅灏、张舜民、赵叡、李籲、盛次仲、张耒、晁补之、刘安世、李昭玘、陈察十三人授馆职 9 。这些人中，毕仲游、李昭玘有谢授馆职启，且苏轼与李昭玘早有交往，按说毕仲游、李昭玘、赵挺之也应是苏门学士中人，但都没有进入“四学士”的队伍中。元祐年间任馆职的学士何止数十百人，最终却只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成为了“苏门四学士”。廖正一、李格非、李禧、董荣组成的“后四学士” 10 ，是基于“四学士”形成的概念，说明苏门学士绝非四人、八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纵观苏轼、苏辙元祐时期的诗、文、词及同时人所录二苏的言行资料，并无“四学士”之称呼。上文已引，元符三年，苏轼写给李廌的书信中没有明确使用“四学士”“六君子”的称号。也就是说，苏轼生前并未使用“四学士”这样的称谓。
宋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年间（1094—1099），苏轼先后被贬至惠州、儋州，苏辙被贬至筠州、雷州、循州；黄庭坚被贬黔州、涪州、戎州；秦观贬处州、郴州、横州、雷州；张耒知润州、宣州；晁补之知齐州，寻降通判南京。在贬谪中，苏轼与“四学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患难中同道情谊弥增。世俗社会中一旦遭祸，亲友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落井下石的情况时有发生。政治的风雨和世情的水火，让苏门四学士得到锻炼，也经受住了考验。
宋徽宗朝的党禁，二苏及“四学士”皆列名元祐党籍碑，其中，苏轼为曾任待制以上官的第一人，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为余官的前四人。崇宁年间，朝廷甚至发布焚毁三苏及“四学士”等人文集的诏令。李
（崇宁二年四月）乙亥，诏三苏、黄、张、晁、秦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 12
崇宁三年正月，诏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集，并毁板。 13
李记载中并没有“苏门学士”的字眼，更接近诏令的原始面貌。杨仲良整合了资料，在黄、张、晁、秦前面冠以“苏门学士”之名称。毕竟，“苏门四学士”的称呼在南宋已经如雷贯耳，杨仲良加上“苏门学士”四个字，并不奇怪；或者是小字注文误入正文，因为第二条内容显然与第一条重复。同样是史家，李
却没有添加“苏门学士”的字眼，他可能忠实于原始诏令。综上，同升并黜、同道互信使“苏门四学士”进一步稳定化；宋徽宗朝的党禁并没有将苏轼及“苏门四学士”屏禁，反而是愈禁愈显。
“四学士”也好，“六君子”也罢，他们相互称赏，但苏门文人并未明确使用这两种称呼。黄庭坚、陈师道在写给同道的书信中使用了“四君子”“四士”这样的名称。
（黄）庭坚心醉于诗与楚词，似若有得，然终在古人后。至于论议文字，今日乃当付之少游及晁、张、无己，足下可从此四君子一二问之。 14
足下谓仆之文类两苏……两公之门，有客四人，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长公之客也；张文潜，少公之客也。仆自念不敢齿四士，而足下遽进仆于两公之间，不亦汰乎！ 15
秦觏是秦观之弟，无己即陈师道，李端叔即李之仪。在信中，黄庭坚极力自谦的同时，推尊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的文章才华，称他们为“四君子”。陈师道则对苏门四客进行了区分：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是苏轼门下客，张耒是苏辙门下客。二苏门下四客的说法，为我们解读“苏门四学士”提供了更精细的认识——所谓的苏门，不仅仅指苏轼，而是指苏轼、苏辙。当然，陈师道也谦称自己无法跻身二苏门下四士之列。若排除古人谦逊的言行风格，黄庭坚、陈师道所提及的“四君子”“四士”已经完全具备了“四学士”的内核；苏门文人中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已是大家公认的四客，只是在北宋尚未有“四学士”的名号。北宋已集聚了“四学士”成形的条件，这一称号呈呼之欲出之势。
四 “四学士”之名在南宋时被叫响南宋初朝廷确立“最爱元祐”的国策，元祐党人获得平反，“苏门四学士”的名号越叫越响、越传越开，几乎成为苏门文学乃至北宋元祐文学文化的典型代表。
绍兴二年（1132）二月，南宋朝廷同时褒赠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敕书云：
故朝奉郎黄庭坚等：自熙宁大臣用事变法，始以异同排斥士大夫。维我神祖，念之不忘，元丰之末，稍稍收召。接于元祐，英俊盈朝。而尔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绍述之论起，党籍之禁行，而尔四人每为罪首，则学者以其言为讳。自是以来，缙绅道丧，纲纪日隳，驯致宣和之乱，言之可为痛心。肆朕纂承，既从昭洗，今尔四人，复加褒赠，斯足以见朕志矣。 16 18 在引用诏敕时会突出黄庭坚，将其排在首要位置。后人在编纂秦观文集时引用该敕词，同样会突出秦观，将其放在首位 19 。该敕文的原始文档并未收入《宋会要辑稿》《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等文献。目力所见，最早使用“四学士”名称的是南宋初年的汪藻。他在《柯山张文潜集书后》中说：“元祐中，两苏公以文倡天下，从之游者，公与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号四学士，而文潜之年为最少。” 20 张耒文集的最早刊本就是由汪藻编校的。《柯山张文潜集书后》交代了编校时间：“余常患世传文潜诗文人人殊，屏居毗陵，因得从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复重，定为此书，皆可缮写。” 21 汪藻一生中曾两次屏居常州（即毗陵）：其一为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七年（1125），汪藻罢职居常州。其二为绍兴五年（1135）三月，罢知抚州，奉祠居常州，在乡居期间，曾奉敕编写《元符庚辰以来诏旨》，至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编完《集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诏旨》；绍兴九年（1139）十月，出知徽州。汪藻编校张耒诗文集必在绍兴五年至绍兴九年奉敕编修徽宗朝诏旨期间，有借阅查找之条件。在绍兴十年（1140）前，汪藻已使用了“四学士”的名号。他指出：“四学士”乃二苏门下士，四人中张耒年龄最小。因《柯山张文潜集书后》的主角是张耒，故将张耒提至前面，云“公与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号四学士，而文潜之年为最少”，虽然不是依次罗列四人，但结合句意不难看出，汪藻按照年龄来排列“四学士”的先后顺序。汪藻《呻吟集序》也提到过四人，曰：元祐初，异人辈出，盖本朝文物全盛之时也。刑敦夫于是时，以童子游诸公间，为苏东坡之客，黄鲁直、张文潜、秦少游、晁无咎之友，鲜于大受、陈无己、李文叔皆屈辈行与之交。……敦夫卒六十余年，而其侄总出此书，于是敦夫之诗文盛行于时，与黄、秦、晁、张并传。 22文中的邢敦夫即刑居实，刑恕之子，少以神童称，元祐二年卒，年仅二十岁。汪藻撰写《呻吟集序》，在刑居实卒后六十余年，当在绍兴十七年（1147）后，晚于《柯山张文潜集书后》。因没有“四学士”名号的加持，在同一段文字中，四人的位序前后不一：谈刑居实交游时说“黄鲁直、张文潜、秦少游、晁无咎”，说成就时云“与黄、秦、晁、张并传”。汪藻深谙“四学士”年齿，却随意地排列四人，说明若无“四学士”名号的限定，黄庭坚、秦观等四人排列可自由无序。
同样在南宋绍兴年间，吴曾《能改斋漫录》也论及“四学士”。“四客各有所长”条云：“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至若陈无己，文行虽高，以晩出东坡门，故不若四人之著。” 23《能改斋漫录》编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四至二十七年（1154—1157） 24 ，吴曾的说法比较接近上引陈师道之说。可以说，“四学士”称呼甫一问世，便和苏轼、苏辙确立了连带关系，没有二苏也就没有“四学士”之说。在陈师道、吴曾那里，“苏”门之“苏”，指的是二苏，不单指苏轼，这是特别值得注意之处。相较于陈师道分别列举苏轼门下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苏辙门下张耒，四人连起来，倒也暗合他们的序齿，不知是否为陈师道有意的排序。吴曾没有遵从陈师道的排序，他的排序是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符合四人入馆先后次序。吴曾还提到陈师道，认为他文章道德高妙，但因晚出于苏门，故名望比不上“四学士”。吴曾对“苏门四学士”名称的界定和阐释是客观的、精准的，尤其是强调“四学士”之宗主为二苏，以及对四人排序的细致处理，都值得称道。吴曾这段话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世谓之四学士”，“四学士”的说法不是吴曾独创专有，而是世人普遍的看法，这一点在汪藻的文字中尚未体现。之所以能有“世谓之”的文化现象，固然与南宋朝廷确立“最爱元祐”的文化导向有关 25 ，也与北宋徽宗朝礼赞并护持苏门文学的巨大潜流有极大关系。汪藻、吴曾使用“四学士”名号均在南宋绍兴年间，都强调“四学士”与二苏有关，不同的是在排序时，汪藻以年齿为序，吴曾以入馆先后为次。不管怎么排，都是有次序有章法的。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载张耒《柯山集》云：“元祐中，苏氏兄弟以文章倡天下，号长公、少公，其门人号‘四学士’。文潜，少公客也。” 26 此处只提及“四学士”总体称号，不涉及排序，但特别强调苏门指苏氏兄弟二人。晁公武著录廖正一《竹林集》时，亦提及“四学士”的概念和遗事：皇朝廖正一字明略。元祐中，召试馆职。苏子瞻在翰林，见其所对策，大奇之。俄除正字。时黄、秦、晁、张皆子瞻门下士，号“四学士”。子瞻待之厚，每来必命侍妾朝云取“密云龙”，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云龙”，家人谓是“四学士”，窥之，乃明略来谢也。 27廖正一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苏轼以招待“四学士”的名茶密云龙来款待廖正一，可见苏轼对他相当器重。晁公武此处所讲苏门遗事，自然是为了凸显廖正一的声誉。在著录黄庭坚《豫章集》时，也言及“四学士”：“元祐中，为校书郎。先是，秦少游、晁无咎、张文潜皆以文学游苏氏之门，至是同入馆，世号‘四学士’。” 28 “四学士”之排序，遵循了序齿原则，但概念却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苏门由二苏变成苏轼。这种改变，在王称《东都事略》中亦有体现。《东都事略·黄庭坚传》云：“始，庭坚与秦观、张耒、晁补之皆游苏轼之门，号四学士。”元祐中，苏轼在翰苑，试馆职之士，得正一对策，奇之，除秘书省正字。轼门人黄、秦、张、晁，世谓之四学士，每过轼，轼必取密云龙瀹以饮之。正一诣轼谢，轼亦取密云龙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亚于四人者。 30晁公武早于王称，但两人究竟采用同样的史源，还是王称转录了晁公武的资料，很难考实。在《东都事略》中，“四学士”的顺序变成了黄、秦、张、晁。宋人所作《豫章先生传》，排法与《东都事略》完全相同：“公学问文章，天然成性，落笔妙天下。元祐中，眉山苏公号文章伯。当是时，公与高邮秦少游、宛丘张文潜、济源晁无咎皆游其门，以文相高，号‘四学士’。” 31 《东都事略·黄庭坚传》或采信了《豫章先生传》，或与之有相同的史源，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内中的“四学士”排序，既非年齿，又不是入馆先后，让人难以捉摸。《宋史·黄庭坚传》叙述“四学士”时，排序不同于上述两种黄庭坚传记，称：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 32《宋史·黄庭坚传》中，“四学士”依次是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很明显是入馆先后次序。
南宋人提及“四学士”，虽不一定使用该名号，但在罗列四人名字时，大体上以序齿排列的黄、秦、晁、张之说和以入馆先后为序的黄、张、晁、秦之说最为通行。
叶梦得《避暑录话》云：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 33叶梦得评述北宋徽宗政和年间的政令，其顺序与四人入馆先后一致。袁桷《题李龙眠雅集图》云：
龙眠旧作《雅集图》，在元丰间。于时米元章、刘巨济诸贤皆预，盖宴于王晋卿都尉家所作也。嗣后诗祸兴，京师侯邸皆闭门谢客，都尉竟以忧死，不复有雅集矣。元祐更政，苏文忠公为中书舍人，黄太史入史馆，张右史、晁河中为正字，秦少游以品秩最下，亦校黄本书籍。未几，晁以忧去。又未几，赵挺之论苏公、少游、鲁直同一疏，否则，晁亦在疏中矣。 34
“四学士”的序次为黄、张、晁、秦。明清之际的钱谦益使用的也是黄、张、晁、秦之序次。在《崇祯本苏门六君子文粹序》中，钱谦益说：“史称黄、张、晁、秦俱游于苏门，天下称为‘四学士’。” 35
绍兴和议后，张九成被贬至南安，“居无与游，忧过之不闻、学之不进也，乃于书室中置夫子、颜子像，适有渊明、曲江、莱公、富郑公、韩魏公、欧公、温公、余襄公、邵尧夫、二苏、粱况之、王彦霖、范淳夫、邹志完、刘器之、龚彦和、陈莹中、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张文潜诸画像，乃环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焚香，瞻敬心志，肃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见诸人心，若市朝之挞矣” 36 。张九成列举了二十余位前贤先达，黄、秦、晁、张以年齿为次序排列下来，井然有条。
王明清《挥麈录》云：“建炎末，赠黄鲁直、秦少游及晁无咎、张文潜俱为直龙图阁。文潜生前，绍圣初自起居舍人出，带此职盖甚久，亦有司一时稽考之失也。” 37 邵浩在《坡门酬唱集引》中说：
又念两公之门下士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张文潜、陈无己、李方叔，所谓六君子者，凡其片言只字，既皆足以名世，则其平日属和两公之诗与其自为往复，决非偶然者。因尽摭而录之，曰《苏门酬唱》。 38邵浩对苏轼文人集团深具了解之同情，搜集他们的酬唱文字，编成文集。二者所列序次均与四人序齿一致。
叶适不止一次地提及“四学士”，《覆瓿集序》云：“自魏晋曹、陆，江左颜、任，唐陈、李，宋黄、秦、晁、张，皆莫进也。” 39 《题陈寿老文集后》云：“元祐初，黄、秦、晁、张，各擅毫墨，待价而显，许之者以为古人大全，赖数君复见。” 40 及至叶适，提及“四学士”时，以年齿为序的黄、秦、晁、张似乎成为一种习见的排序。五 “苏门四学士”排序宋代以来有关“四学士”的排序相当凌乱，但三种排序较为常见：以序齿排列的黄、秦、晁、张；以入馆先后为序的黄、张、晁、秦；以文学成就为先后的黄、秦、张、晁。前两种排序前文已论及，下面着重论述第三种排序的标准或原则。
《东都事略·黄庭坚传》和《豫章先生传》便是黄、秦、张、晁的排法，其排序的依据有点让人难以捉摸。这种排法还见于惠洪、叶适、姚勉等人。惠洪《跋三学士帖》云：“秦少游、张文潜、晁无咎，元祐间俱在馆中，与黄鲁直居四学士。”初，欧阳氏以文起，从之者虽众，而尹洙、李觏、王令诸人，各自名家。其后王氏尤众，而文学大坏矣。独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始终苏氏，陈师道出于曾而客于苏，苏氏极力援此数人者，以为可及古人，世或未能尽信。然聚群作而验之，自欧、曾、王、苏外，非无文人，而其卓然可以名家者，不过此数人而已。 42姚勉《见秘监洪恕斋启》云：“书其门而去，即在郊、岛、籍、湜之间；瀹以茗之珍，遂进黄、秦、张、晁之列。所以士求品目，人愿依归。” 43 明陈继儒崇祯本《苏门六君子文粹叙》云：“古今第一好士者，无如苏子瞻长公。子由曰少公。当时称‘苏门四学士’者，黄、秦、张、晁也。” 44 朝鲜禹汝楙《洪范羽翼》在注释“苏门四学士”时，指出苏门乃苏轼，四人分别是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 45 。前文所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七“苏门四学士”条，也是黄、秦、张、晁的次序。黄庭坚在诗歌方面开宗立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词卓然名家，文学成就仅次于黄庭坚；张耒诗文略逊于黄、秦而高于晁补之，故黄、秦、张、晁的排序原则，实以文学成就高下为序。
黄、晁、张、秦之排法亦有，如吴芾《姑溪集序》云：
李公端叔以词翰著名元祐间。余始得其尺牍，颇爱其言思清婉，有晋宋人风味。……昔二苏于文章少许可，尤称重端叔，殆与黄鲁直、晁无咎、张文潜、秦少游辈颉颃于时。今观其文，信可知已。 46《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著录《四学士文集》五卷，注云：“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所著。” 47 亦有秦、黄、晁、张之序者，如陈造《题东堂集》云：“毛泽民仕临安，其守东坡。坡，士麟凤也，晚乃受知。予读《东堂集》，玩绎讽味，其文之瑰艳充托，其韵语之精深婉雅，视秦、黄、晁、张，盖不多愧。” 48 还有晁、张、秦、黄的排法，如杨维桢《王希赐文集再序》云：吾尝以近代律今之文，仅得与曾巩、苏辙、王安石、李清臣、陈无己之流相追逐而已。而中衰也，已不得步武于陆游、刘克庄、三洪，矧叶适、陈傅良、戴溪乎？不得步武于叶适、戴溪、陈傅良，矧晁、张、秦、黄乎？不得步武于晁、张、秦、黄，矧二苏、欧阳乎？ 49杨维桢排序法很特别，“四学士”的次序为晁、张、秦、黄。
在宋代，“四学士”排名也许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四人各有所长，何必分什么高低名次，不用分晓。大家更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苏门文人集团，至于“四学士”内部，各有所长，不分轩轾。但到了清代，四库馆臣在评论“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时产生了疑惑：“后与黄庭坚、张耒、秦观声价相埒……今观其集，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骤。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俊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 50 在四库馆臣看来，晁补之的古文、诗歌皆有所造诣，他和张耒、秦观究竟谁先谁后，未为可知。言外之意，晁补之的文学成就和张耒、秦观不分伯仲。“亦未知孰为先后”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究竟是希望将“四学士”各自的成就分一个先后顺序？还是不分轩轾为好？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并没有提到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称呼在南宋以降并无疑义。至于四人的先后次序，也有各种各样的排法。纵观宋代以来有关“四学士”的排序，黄庭坚几乎毫无疑问地排在第一，至于“四学士”中的其他三位，排名情况极其凌乱，没有章法和道理，完全是随机罗列四人姓名。
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史教材，涉及“苏门四学士”时也是言人人殊，相当杂乱。以黄、秦、张、晁为序者相对较多，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八第四编第十一章《庆历以后之古文复兴》云：
东坡尤喜延纳文士，故当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称“苏门四学士”，益以陈师道、李廌，称“苏门六君子”。黄庭坚年最长，少东坡九岁，秦观少庭坚三岁，张耒少观三岁，陈师道、晁补之皆少耒一岁，诸子年龄才调皆相伯仲。 51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云：
而（苏轼）性喜宏奖，一时文士，多游其门。分宁黄庭坚、高邮秦观、淮阴张耒、巨野晁补之，称“苏门四学士”，益以彭城陈师道、济南李廌，称“苏门六君子”。黄庭坚年最长，少东坡九岁，秦观少庭坚三岁，张耒少观三岁，陈师道、晁补之皆少耒一岁，诸子年龄才调皆相伯仲。而秦观之诗之词，黄庭坚之文之诗，皆欲别出于轼以自名一家。 52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云：
苏轼注意培养后进，吸引许多重要作家在他的周围，成为欧阳修以后北宋文坛的杰出领导者。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以及陈师道、李廌等，在他们还不大为人所知时就得到苏轼的热情鼓励和培养，在文艺方面各有成就，和中唐时期的“韩门弟子”后先辉映。 53
李鼎彝《中国文学史》第十三篇《宋代文学》第三章《文学复古时代》第七目《苏门的同调》云：“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加上李廌和陈师道，称之为‘苏门六君子’。” 54
以黄、秦、晁、张为序者亦有之，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十五章《北宋词人》云：“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 55
以黄、晁、秦、张为序者，如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五编第三章径用苏轼首倡时的顺序，云：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成为新的文坛领袖，他也同样注意发现和提携文学新人。在《答李昭玘书》中他曾说过，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这四人由于苏轼推赏而知名于世，又因他们都曾任馆职，故称之为“苏门四学士”。 56《中国文学史新著》只提秦观、黄庭坚属于“苏门四学士”，没有具体解释。
以黄、张、晁、秦为序者，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四章《苏轼》云：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 57以秦、张、晁、黄为序者，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十六章《宋诗》中《诗歌的碎片化：苏门四学士》云：
苏轼是最后一位能将诗歌的各种多层可能性聚合在一起的诗人。他的门生秦观（1049—1100）、张耒（1054—1114）、晁补之（1053—1110）和黄庭坚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苏门四学士”受到当时政治和思想风潮的猛烈打击。其他文学史的排序也各有不同。陈子展的《唐宋文学史》初版于1947年，它的排列顺序为黄、秦、张、晁，但是具体分别论述中的顺序又变为黄、秦、晁、张，这是因为他错误地把张耒的生年提前了两年，这样张耒便长了晁补之一岁，故而先张后晁，不过后文分开论述时便将二人对调，显然不是以年齿排序 59 。刘跃进版文学史没有明列“苏门四学士”，而是分说此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60 。郭预衡版文学史的四人顺序为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是以入馆先后为序，但是他还详细地分了类：“黄、陈（师道）、张、晁，诗的成就更高，秦、贺、周，词的成就为大。” 61 由此可见，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史教材在涉及“苏门四学士”时，众说纷纭，排序凌乱。六 结语 62 。宋代以来有关“四学士”的排序相当凌乱，但三种排序较为常见：以序齿排列的黄、秦、晁、张；以入馆先后为序的黄、张、晁、秦；以文学成就为先后的黄、秦、张、晁。当下的文学史教材在具体表述“苏门四学士”时，不宜将“苏门”窄化为苏轼，四人的顺序应以入馆先后次序为宜。脚注
1. 苏轼《答李昭玘书》，茅维编《苏轼文集》卷四十九，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39页。按：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7页）认为元丰五年“首次并提黄、秦、张、晁四学士”不确，因此时尚没有“学士”的事实发生。
2. 苏轼《答李方叔十七首·十六》，《苏轼文集》卷五十三，第1581页。
3.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徐时仪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7页。
4. 崔铭《试论“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第88页。
5. 关于“四学士”入馆时间，详见：王水照《“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
6.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七“苏门四学士”条，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19页。
7. 苏轼《书黄泥坂词后》，《苏轼文集》卷六十八，第2137—2138页。
8. 米芾《西园雅集图记》，《米芾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217—218页。
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552页。
10.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孙菊园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关于“后四学士”的生平事迹、著述、与苏轼关系、文学思想和成就，参见：祝尚书《苏门“后四学士”考论》，《江海学刊》2006年第4期，第172—179页。
11. 燕永成《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十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39页。《圣宋文选全集》录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王禹偁、孙复、王安石、余元度（即余靖，字安道，谥襄）、曾巩、石介、李清臣、唐庚、张耒、黄庭坚、陈瓘十四家。《圣宋文选全集》不选三苏文章，卷首题语推测原因：“十四家中不及三苏，当是徽宗时所选。鲁直、文潜虽在党籍，而仍列其文，岂文禁独重三苏欤！”（《中华再造善本》第663种据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
12.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一，李之亮校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34页。
13.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二，第2041页。黄以周认为《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二系苏、黄、张、晁、秦毁板事于崇宁三年（1104）正月，盖二年四月字之误也，故将卷百二十一、百二十二合并为一条，曰：“（崇宁二年四月）乙亥，诏：‘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版，悉行焚毁。’”参见：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一，顾吉辰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41页。
14. 黄庭坚《与秦少章觏书》，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正集卷十九，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433页。
15. 陈师道《答李端叔书》，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卷二六六四，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册，第281页。
16. 赵构《高宗诏敕》，《历代诏敕谥议祠记》，《黄庭坚全集》附录四，第2252页。
17. 黄㽦《山谷先生年谱》卷三十，明弘治年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8. 王维新等修《义宁州志》，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武汉大学图书馆藏。
19. 赵构《追赠直龙图阁敕》，徐培均笺《淮海集笺注》附录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2—1823页。
20. 《浮溪集》卷十七，《四部丛刊》涵芬楼武英殿聚珍本。
21. 《浮溪集》卷十七，《四部丛刊》涵芬楼武英殿聚珍本。
22. 《浮溪集》卷十七，《四部丛刊》涵芬楼武英殿聚珍本。
23. 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诗》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313页。
24. 《出版说明》，《能改斋漫录》，第3页。
25. 参见：王建生《南宋初“最爱元祐”语境下的文化重建》，《中州学刊》2011年第3期，第208—210页。
26.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九，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6页。
27.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九，第1019—1020页。
28.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九，第1013页。
29. 王称《东都事略笺证》卷一百十六，吴洪泽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1263页。王若虚《诗话》：“近读《东都事略·山谷传》云：‘庭坚长于诗，与秦观、张耒、晁补之游苏轼之门，号四学士。独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谓之苏黄。’盖自当时已不以为是公论矣。”参见：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王若虚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82页。
30. 王称《东都事略笺证》卷一百十六，第1266页。
31. 《豫章先生传》，《黄庭坚全集》附录一，第2167页。刘琳认为：“此传实为黄氏《家传》。文中有‘今上登极复宣德郎’之语，可知写于徽宗之时，距黄庭坚之卒不久。”笔者亦认同此篇《豫章先生传》乃家传，初写于北宋徽宗时。南宋淳熙年间黄㽦编《山谷年谱》时，或有所增补。“四学士”部分，或为后来增补的内容。
32. 脱脱等《黄庭坚传》，《宋史》卷四百四十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10页。
33.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第151页。
34. 袁桷《题李龙眠雅集图》，《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袁桷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68—2069页。
35. 转引自：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卷四，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7页。
36. 张九成《横浦日新·画像》，《横浦先生文集》，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吴惟明刊本，国家图书馆藏。
37. 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2页。
38. 邹浩编《坡门酬唱集引》，《坡门酬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46册，第465页。
39. 叶适《覆瓿集序》，刘公纯等点校《叶适集》卷十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3页。
40. 叶适《题陈寿老文集后》，《叶适集》卷二十九，第609页。
41. 惠洪《跋三学士帖》，周裕锴校注《石门文字禅校注》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九册，第4140页。
42.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98页。
43. 姚勉《见秘监洪恕斋启》，《全宋文》卷八一二九，第351册，第356页。
44. 陈继儒《苏门六君子文粹叙》，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卷四，第165页。
45. 禹汝楙《洪范羽翼》卷十三，王春华等整理，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页。
46. 吴芾《姑溪集序》，吴茂云点校《湖山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35—236页。
47. 脱脱等《艺文志》，《宋史》卷二百九，第5407页。
48. 陈造《题东堂集》，《江湖长翁集》卷三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6册，第395页。
49. 杨维桢《王希赐文集再序》，《东维子文集》卷六，邹志方点校《杨维桢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782页。
50.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4页。
51.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八，中华书局1918年版，第38页。
52.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页。是书于1939年已作为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材印行。
53.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6页。
54. 李鼎彝《中国文学史》第十三篇，传记文学杂志社1978年版，第268页。
55.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90页。
56. 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57.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58. 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十六章，马小悟等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385页。
59. 陈子展《唐宋文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64页。
60. 刘跃进《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8、317页。
61. 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册，第127页。
62. 苏轼《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一诗注：“无咎文章温润典缛，其凌厉奇卓，出于天成，与黄、张、秦并驱联镳，世号元祐四学士。”参见：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68页。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