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于畊最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抓重点，带全局。她遵循教育工作规律，坚持不懈地抓以教学为中心的正常教学秩序，采取有力措施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她把这些重点学校建设成带动全省教学质量提高的“桥头堡”，强调这里要出人才、出经验，要进行学制和教育、教学改革的试验，然后把成功

治学之道

王于畊最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抓重点，带全局。她遵循教育工作规律，坚持不懈地抓以教学为中心的正常教学秩序，采取有力措施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她把这些重点学校建设成带动全省教学质量提高的“桥头堡”，强调这里要出人才、出经验，要进行学制和教育、教学改革的试验，然后把成功的经验普遍推广，以点带面，带动一般学校共同提高。

福州一中是福建省最著名的中学，也是王于阱最重要、最成功的“试验田”，凡是带有全局性的政策和措施，她都要在这里先进行试验;福州一中的前身，是创办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凤池书院和创力、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正谊书院，是福建近代第一所官办新型学校，近百年来一直是福建最好的学校。王于畊到教育厅之后，自然而然地看中了这所学校，她到福州一中的次数最多，调研、听课的时间最长，倾注的心血也最多。

王于畊始终认为教育的骨干是教师，她说:“戏剧界有明星、有名旦，有梅兰芳，我们教育界也要有明星，要有我们的梅兰芳.”这些梅兰芳，就是各学校的名教师、名老教师。

解放初期，教师队伍中的老、名教师的背后总是有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历史问题，王于畊就找他们谈心，让他们放下各种包袱:她对他们说:“你相信党、向党交心，党就信任你。’‘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团结了一大批业务精通的老教师，使他们倾心为教学工作贡献力量。同时，她还主张大量培养年轻教师，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促其早成长、快成长。王于畊特别允许福州一中从福建师范学院等省内高校优先挑选优秀毕业生，让福一中把他们培养成优秀教师，经过数年的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初，福州一中的教师队伍调整已收到明显成效，呈现群星灿烂、人才济济的良好势头，学校的发展由此也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成为福建中等教育的“领头羊”

比如，为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王于畊决心在全省推进中学的实验室建设。首先又是在“实验田”福州一中开始，集中了教育厅相当的财力，在福州一中建起了一个全国一流水平的中学理科综合实验室。实验室还配备专职管理员，既管理实验室设备，又负责辅导学生动手做实验。教育部及外省市不少领导和同行来参观这个实验室，都很惊讶于福建中学竟有这样高水平的实验室，发出了“难怪你们高考理科这么强”的感叹。福州一中实验室对于提高理科教学质量初见成效后，王于畊就总结经验，在全省推行中学实验室建设尽管由于福建省财力有限，每个地市只有一所学校建起了实验室，但这项举措在福建教育发展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福州一中这样的“示范校”摸索出来的优秀教学经验，不断通过福建教育学院、进修学院等培训渠道推广到省内广大教职员工之中，或者形成文字通过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建教育》月刊等载体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开来，在全省教育教学工作中起到了指导作用。而福州一中这个教学实验基地也没有辜负王于畊的苦心，开出了理性之花，结出了累累硕果。该校自1957年至1959年连续三年摘得全国“高考红旗”桂冠，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教育部组织全国21个省市参观团来福建参观访问，提出了“学习福一中，赶超福一中”的口号。福州一中从此成为一所在国内备受赞誉的名校。那时福州一中的校园景象是:每天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此伏彼起;晚上，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到处灯火通明。每天下午上完两节课之后，教室里则空空荡荡，学生们有的在操场上锻炼身体，有的参加各种兴趣小组，都沉浸在自己喜欢的课余活动之中。学生中兴起了很多课外兴趣小组，从各方面扩大知识面，增加求知的欲望。

王于畊一直坚持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倡导建立科学、高效的教学秩序，形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良好学风。她反对学生们关在教室里读死书，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工厂和农业劳动，还要求学生们进行社会调查，写出调查报告，真正了解社会，了解基层。1963年5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并配发社论，对福建教育厅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王于畊对于荒废学业搞劳动、搞生产是决不同意的。1958年，位于福州郊区的第七中学，组织学生上山修路，一干就是两三个月，不仅是影响了学业，而且停止了教学活动，连高三的学生也是这样。王于畊来到七中，立即决定师生全部返校，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完成教学进度。正是王于畊这次果敢的决定，使这个中学很快走向了正规，第二年就有9个人考进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其中包括后来担任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的马长冰，他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到校后还受到了校长的接见。马长冰对老厅长王于畊处理类似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水平非常钦佩，称赞她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模范。

王于畊在走进福建教育厅时，就下定决心要让穷苦的孩子们上学。她曾满怀感情地讲到这个问题:“解放前，福建上大学的工农子女不到10%。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们有责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她还说:“农民的孩子放了学要下地干活，家里学习条件不好，父母没文化，辅导不了学习。更重要的是，农村学校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这都会影响农村学生的学习成绩。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他们。”

那时，福建省政府财政很紧张，每年教育经费不充裕。王于畊精打细算，尽量向农村学校倾斜，解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她根据农村山区的特点，广泛开办扫盲班、工农速成中学，尝试业务函授、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等教育形式。几年后，福建广大农村的扫盲率和人学率迅速上升。

为了解决农村教师问题，王于畊也是绞尽脑汁，采取了各种办法。针对农村中小学分布散、每个学校学生不多的特点，她在解决教师编制上下工夫。当时教育部规定，以学生数量的比例来确定教师编制名额，中学每15个学生配一名老师，小学每30个学生配一名老师。如果机械地执行这一规定，福建农村山区的很多学校就保不住了，因为这些学校很小，有的只有二十几个甚至十几个学生，有的甚至是“单人校”，只有几个学生。

这些学校，一个老师要教几个年级的学生，工作十分辛苦。王于畊带着教育厅的干部，跑遍了省里有关部门，向他们反映情况，不厌其烦地逐个做工作，提出按班级来定编，终于得到省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保住了大量农村和山区的学校，也保证了教师的数量。

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下达了精简编制任务，规定1958年以后从农村到城市参加工作的都要精简回去，这对教育部门影响很大。因为福建教育基础差，大量的教师都是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王于畊亲自带领教育厅的主管干部到有关部门做工作，说明培养这些教师很不容易，如果流失了，农村学校会遭受重创，以后恢复起来还要花好几年的工夫。最后，政府有关部门同意教育系统把1958年从农村来到城市的老师留下来了，不列入精简计划。正是这些从编制中特别保留下来的学校及教师，成为福建普及农村教育的基本力量。

福建省的城市不多，农村的教学质量上去了，福建才有本钱赶上和超 过其他先进的省市。要提高全省的教育水平，农村的中小学是一大块。 王于畊的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66年，福建的人学率从建国初的10%上升到80%，学生住校率达到75%，高考的及格率从5.6%上升到80%，大学录取率从名列华东六省市的末位上升到华东乃至全国首位。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