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最显著的优势是市场发展与宏观调控相结合，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状的生产关系相融洽，能够促使经济制度优势向经济治理效能迈进。市场主体中持续积累并不断提升的生产、管理、服务、创新和技术能力，是支撑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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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最显著的优势是市场发展与宏观调控相结合，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状的生产关系相融洽，能够促使经济制度优势向经济治理效能迈进。市场主体中持续积累并不断提升的生产、管理、服务、创新和技术能力，是支撑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市场主体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载体，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筑牢制度基础、拓展市场空间、培厚创新土壤，持续激发各类市场的主体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我们能够推动中国经济不断把握先机、开新局。
1.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优势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国拥有100万亿经济总量、1.46亿户市场主体群体和14亿消费者广泛参与的超大规模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不断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这些市场主体中蕴含并不断积累提升的生产、管理、服务、创新和技术能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支撑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只要有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能全面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支撑国家财力的稳定增长，为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奠定物质基础。
关于市场机制调配社会资源，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等人都曾在著作中有所描述，主要集中于市场导致的分工生产环节。古典经济学则主要围绕国家对于市场化分工的干预进行论述，如配第在17世纪研究政府与制造业分工关系时，就论述了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魁奈、杜尔哥在18世纪分析社会关系时，也探讨了社会不平等的市场因素。斯密在财富观中对重商主义的批评，则表达了市场干预市场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市场机制下的完全竞争，克拉克在生产领域提出要素按照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掩盖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付出劳动和资本家巨额利润的分配的自然规律。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进一步综合市场机制有效决定理论，认识了市场的分配功能，并明确要素报酬由其供给和需求决定。他对分工问题的研究是与组织、报酬递增问题相结合。这一阶段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期，世界市场尚未形成，唯市场论成为理论经济学界共识。
然而，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面临的一个窘境是：市场失灵时由政府手段补偿，政府失灵时又回归市场手段。这导致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反复摆动。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依然频发，金融危机及衰退阴影挥之不去。这种市场和政府关系及其边界的变化，反映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无法有机统一的局限。
2.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重要性
中国利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劳动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通过全面对外开放政策，扩大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吸引更多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同时推动中国的资本走向世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彰显了中国资本强大的生命力，也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探索，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国际竞争中展现出明显优势。
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国家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并辅以政府宏观调控，促进了开放背景下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然而，既往的经济制度层面分析往往仅围绕市场参与的主体作用进行政府和市场内部效率与公平的争论，分析视角较为狭隘。因此，我们需要从制度结构上展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分析。
结合国家性质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体制机制（尤其是经济体制）、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精准宏观调控）等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层面进行分析，才能从比较的视角拓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维度。在一系列制度结合的基础上奠定市场经济制度的分析路径，并阐述制度结合的优势。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方面。公有制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重大科技创新、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长远利益等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诸多矛盾和问题。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周小川、楼继伟等学者提出运用经济模型制定价格改革方案，使价格逐步接近供求关系。学者林毅夫则提出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然而，作为动态过程，经济发展阶段必然伴随着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产业的升级和调整的内在机制是市场机制，同时也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国有企业发展中存在“三个较大差距”，亟待强化“四个坚持”。“三个较大差距”包括：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国有企业这个市场主体完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但目前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仍不够合理、经营机制也不灵活。同时，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矛盾突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亟待完善。二是转变国有企业发展方式与科学发展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许多国有企业发展方式仍然粗放，重速度轻效益现象比较突出，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布局结构尚不合理，传统产业改造进展不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较低。三是提高国有企业竞争能力与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目前仍有不少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品更新换代较慢，“走出去”水平较低，远不适应国际激烈竞争需要。
国有企业应着眼增强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将更多资本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同时，应当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在竞争性领域真正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彻底打破看得见却进不去的“玻璃门”“弹簧门”，大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市场的公平竞争中决定各类企业的进退去留，以此为压力和动力，切实增强国有经济的整体活力和竞争力。广大民营企业也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扎实推进自主创新，努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是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要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并同等受到法律保护。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改革进程始终坚持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相结合，并在制度层面和运行调控机制上进行深入的理论阐述与实践探索。
1.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过分强调单一公有制结构，排斥、限制非公有制经济，这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委员提出：“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破除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过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是新时代改革实践中常遇到并必须破除的重大阻碍。”“中共十八大以来的6年，中共中央率先垂范，先后出台改革方案1900多项。但再好的改革政策如果不能落地，也只能是空转。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表明，改革也好发展也罢，都是要干出来的。纸上谈兵于事无补，甩开膀子加油干才能见实效。”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增强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过程。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尚不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力仍然较弱，且其发展的体制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同时，政府还存在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等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市场主体活力的迸发。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稳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已成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展现。据有关方面统计，30多年来，我国约有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70%以上是由非公有制企业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70%以上也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可以说，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推动了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2.各类市场主体激发经济增长新活力
这些年来，国家先后制定出台了两个“36条”和相关实施细则，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但也要看到，在改善非公有制投资环境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抑制市场主体活力、损害公平竞争的不利因素。在权责不匹配、纪律高压、压力层层传导的效应下，基层责任主体担忧出错，害怕承担责任。一些官员热衷于做表面文章，不能真抓实干。比如，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在提升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促进国内经济循环、提升人民群众生活便利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平台垄断、竞争失序、无序扩张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对此，市场监管部门有力有序地强化了竞争监管，坚决反对垄断，着力规范平台经济竞争秩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实践证明，只有营造公平、高效、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促进各类市场主体更加规范、更具活力、更重创新，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市场主体能够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为各类市场主体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二是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各类市场主体在繁荣稳定的大环境中预期稳定、充满信心，积极投资创业；三是超大规模市场为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四是亿万勤劳智慧的劳动者和一大批锐意进取的企业家群体，持续支撑着我国市场发展的内生动力。
“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些都是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一线最响亮的口号。新时代有新任务，我们要看清那些只会夸夸其谈、惯于做表面文章的机会主义者，同时也要保护那些勇于开拓、奋发有为，能够干实事、干好事的一线实干家和改革者。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国家的支持政策力度在不断加大，市场主体的自适应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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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协调联动，将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济建设成就时强调，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在总结和继承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新发展阶段，聚焦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找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发力点，对做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构建有效协调新机制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以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协调政府各项职能为目标，重点聚焦于财政、金融、就业、科技、产业、区域、营商环境、信用体系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需强化各项调控制度建设，完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统筹各项政策手段应用。
不能空喊口号、空耗资源，搞形式主义。要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完善产业政策体系，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强化对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支持。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发挥民生政策的兜底功能。此外，《意见》的其他部分也提出要更加重视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更加重视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为人民提供全方位的美好生活体验。应避免责任层层下压、权力滥用导致的无休止检查考核，让基层无所适从。要制止基层干部为应付检查而忙于刷标语、竖板墙、搞景观等表面工作，切实减轻基层负担，避免引起群众不满。应出台有效整治措施，及时制止和纠正此类现象。
强化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同至关重要。这能够进一步强化市场及时有效淘汰竞争失利企业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和企业构成，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水平的需求。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对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安全健康保障的要求更高，需要更加严格的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和安全监管。要以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疫苗安全为重点，健全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安全的全过程监管体系。要加强市场监管改革创新，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关键是要将好的理念付诸实践，避免华而不实、劳而无功，让人民不满意。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提高宏观治理体制效能的基本要求。应更多采用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进行治理；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更多支持企业承担科研任务，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绩效。同时，要改善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事项，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学者杨新铭认为，我国在坚持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大方向上，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进行了系统化的制度建设。
应加快建立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货币、就业优先政策为主要手段，其他各项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健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机制，完善重大区域战略推进实施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同时，应切实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确保广大干部在责任和使命面前能够心无旁骛、挺身而出。
2.有效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
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是增强宏观治理体系时效性精准度的重要手段。网络和数字技术日新月异，广泛渗透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引领生产、消费和生活模式的变革，也深刻影响着宏观调控的客体行为和主体能力。全面有效运用数字技术，是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时代要求。
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
从发展趋势看，尤其要加强能够显示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能够反映可持续增长和绿色增长的指标、能够反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指标。对传统统计指标体系，要应用大数据等新技术，通过多种数据交叉复现更精准更及时展示事态真实状况。
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重大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加强社会预期管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也为市场监管和信用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深入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完善网络市场规制体系，促进网络市场健康发展，健全对新经济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推进政府数据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等，也是宏观经济治理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有效履行调控职责的基本保障。全面履行职责、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要求政府行为依法规范、决策和执行过程科学民主。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不断加强自身改革与建设，不断提高治理能力。下一步就是要攻坚克难，在多年推不动、改不了的问题上下功夫见实效，在利益制约错综复杂的领域排除阻挠切实推进。健全改革推进机制，完善改革激励机制，确保改革措施有效实施。现实操作中，政府是方案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要防止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出现有利益的权力不愿放弃、无利益的责任不愿担当的倾向，避免改革在执行中变形走样。
科学认识“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治理”的差异性。信息技术的正确使用对于破除官僚主义有助益，但是使用不当也可以助长官僚主义。网络办公本身是为了高效率地为人民服务，但是一些干部玩起了“小心思”，利用它制造出了现代化的“电子衙门”。一些正常可以办理的业务，借口网络问题不办理；工作出现问题，不从自身找原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技术问题；明明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快速汇报的工作，为了显示权威，非要自上而下层层传达。造就了信息化背景下新型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
告别“脱实向虚”现象，扎实服务群众求真务实。信息技术只有扎扎实实地用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真作为、真办事，服务对象从中受益，才不会浪费宝贵的公共财力和行政资源。信息形式主义“脱实向虚”，不求实绩，只求好看，让信息技术成为“形式主义”的催化剂，虚耗了信息办公平台的投入。电子官僚主义“庸政懒政”，虚耗了干部的精力，给基层工作人员带来了另类“包袱”和负担，降低了其工作效率。另外，一些过去简单明了的数据报表，采用各类信息系统后，导致程序繁琐、内容繁多，耗费了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精力，造成行政资源浪费。信息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与政府治理相结合，产生了“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工作模式，提升了政府服务的人本化、人性化和人文化水平。但是信息化、智能化的运用，一旦背离了“技术赋能”的初心，反而会对工作作风建设带来新问题。
“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这两个重要概念和提法中蕴含的深意需要仔细体会。“宏观调控”的关键词是“调控”。一个“调”字，突出了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宏观管理的长期政策取向。一个“控”字，强调在市场机制发育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还应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进行有效管理。可见，使用“调”与“控”二字，意在描述政策工具的特性和功能。“宏观调控”的提法强调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综合运用多种类型的政策工具来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词是“治理”。使用“宏观经济治理”，意味着将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推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综合来看，宏观调控侧重于刻画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各类工具的特性与功能。在关注市场经济主体活力的政策工具应用上，“大河有水小河满”才是一种良治的共生共存机制。国有企业不断让利、政府优化管理职能、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制度建设需要同步进行。宏观经济治理描述了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制度特征，将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中加以系统谋划，强调了市场经济主体的产权意识和法制化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双向结合和互动的过程，在尊重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和要求的基础上，不断凸显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结合。
文/逄锦华，中国传媒大学信息管理与决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委员会会员。
来源：财富时代杂志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