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情是揭示全球化时代个体情感如何连接的重要因素，对于“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而儿童形象呈现通常是唤起共情的“视觉锚点”。本研究基于传播生理心理研究中的眼动追踪技术，采用2（儿童视觉框架：有儿童/无儿童）×2（图片说明：有图片说明/无图片说明）×2（图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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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情是揭示全球化时代个体情感如何连接的重要因素，对于“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而儿童形象呈现通常是唤起共情的“视觉锚点”。本研究基于传播生理心理研究中的眼动追踪技术，采用2（儿童视觉框架：有儿童/无儿童）×2（图片说明：有图片说明/无图片说明）×2（图片形象化程度：高/低）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探讨新闻图片中的儿童视觉框架、图片说明与形象化程度对个体注意及共情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儿童视觉框架虽然能够显著引起注意，但并不能唤起受众的共情；详尽可能性模型（ELM）中的双路径在风险传播领域会产生适应性变化，动态的、流动性的认知路径判断更符合当下风险传播的情境；高形象化程度的新闻图片并未提高个体注意，在瞬时效果之外还需关注其长期效果。

作者简介

周敏，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郅慧，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苏芳，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杨雅（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圈群生态视阈下网络舆情治理现代化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BXW04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43200001）的阶段性成果。

一 问题提出

如今，媒介信息不仅隐匿于日常生活中，切割了个人的日常时空场景，形塑了个人的媒介习惯（Livingstone，2014：703-724），还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影响着人的认知加工方式，进而通过媒介逻辑来建构社会。例如在媒介对信息战、舆论战和认知战的影响中，媒介信息通过抢夺人的注意力来影响后续的情绪和行为反应过程（喻国明，郭婧一，2022）。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特定的儿童视觉框架能够吸引受众注意，从而影响其情绪、认知与行为（Yarchi & Ayalon，2023；Zelizer，2010）。在国际传播中，媒体报道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时所采用的视觉框架，通常是用儿童等弱势群体形象等作为“视觉锚点”（visual hook）唤起普遍同理心，这一框架可以积极地与观众互动并吸引观众以克服共情疲劳（Dhanesh & Rahman，2021）。从风险传播的角度来看，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形象，大多通过视觉修辞与同情叙事来影响受众。而从认知战的反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粮食危机、能源紧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主题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风险议题。那么，以儿童形象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视觉框架是否更能突出图片的主旨，从而唤起人们的注意和共情？其中缘由与认知加工模式值得探寻。

形象化程度（graphicness）一词通常指的是某事物具有生动的、直观的或描述性很强的特质，可以通过图片的暴力、可怕、愉悦、接近性和血腥等程度来衡量（Potter & Smith，2000）。在具体分析图片的框架与形象化程度时，传统的研究方式可以与眼动追踪技术相结合，探索图片加工过程的早期注意，从而加深我们对媒介效应的认知过程的理解（Dahmen，2012；Dahmen，2015；Müller，Kappas & Olk，2012）。更进一步来说，图片的框架与形象化程度在捕捉注意的基础上，还可能影响受众的共情。心理学领域的情绪共享理论与共情机制的动态模型为我们探究新闻图片中的特定框架提供了视角。情绪共享理论强调了个人与他人的情绪共享，而情绪共享是诱发共情的必要条件（刘聪慧等，2009）。此外，新闻图片下方的图片说明能够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帮助受众理解图片意涵（Geise & Baden，2014）。基于此，本研究通过传播生理心理研究中的眼动追踪技术，探索作为“视觉锚点”的儿童形象以及图片说明和图片的形象化程度是否能够引起受众注意与共情，以期突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从而减少群际冲突与内隐偏见，为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创造条件。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新闻图片中儿童视觉框架的注意与社会共情

在本研究中，“视觉框架”指的是一种在视觉传播、广告、新闻报道中，通过特定元素的使用来吸引观众注意力、激发情感反应和传递特定信息的策略（Brantner，Lobinger & Wetzstein，2011）。特别地，“儿童视觉框架”是指在视觉作品中利用儿童形象来引发观众的注意和共情，从而增强信息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例如，学者Peek（2008）指出，“儿童是一个高度脆弱的群体。尤其是婴幼儿，在身体上易受突发灾难事件的影响”。在新闻报道中，图像中的儿童通过转喻来象征战争和饥荒，引起人们对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关注（Dhanesh & Rahman，2021；Yarchi，2025；Yarchi & Ayalon，2023）。新闻图片中的弱势群体一方面扮演着激发公众共情和公正行动的潜力角色，另一方面也成为“模因”，承载着公众的认知与情感（Durham，2018）。

负面新闻报道中，新闻图片中的人道主义框架唤起了广泛的共情，成为事件的标志物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研究显示，人道主义框架能够作为“视觉锚点”吸引用户注意力，这些框架可以积极地与受众互动，使受众克服厌战感、怀疑主义和因共情疲劳引起的对远方受难者的冷漠（Dhanesh & Rahman，2021）。但也有研究表明，如果遇险的单个人有姓名和面孔，通常比多人引起更强烈的反应（Kogut & Ritov，2005）。当涉及单个人的事件扩展到至少两个人时，这种“共情消退”可能就开始了。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RQ1：新闻图片中的儿童视觉框架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受众的注意力？

共情（empathy）即个体基于他人的处境产生同情、怜悯等心理的过程。情绪共享是诱发共情的必要条件，指公众能够通过新闻图片中的视觉元素进行感知和情绪反应。儿童形象、图片说明以及图片形象化程度均可能影响共情及其强度。具体而言，儿童作为高度符号化的弱势群体，容易引发公众的情感共鸣；图片说明有助于提供背景信息，从而深化情绪理解；图片形象化程度则影响了情绪共享的即时性和直观性。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可能促使新闻图片唤起社会共情，进而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产生影响。在新闻报道中，社会共情（social empathy）的实现方式之一是通过新闻图片框架来引起公众的情感反应。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共情是一个可以诱导的过程（崔芳，南云，罗跃嘉，2008）。本研究据此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RQ2：新闻图片中的儿童视觉框架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受众的社会共情？

（二）详尽可能性模型下图片说明的注意与社会共情

图片与文字的呈现方式如何影响受众认知是存在争议性的领域。社交媒体时代的普遍认知是“图片”比文字更具有注意优势，而在特定图片框架中，图片与文字的注意加工是否存在差异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详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提供了一个解释上述争议性发现的立足点，即从媒介呈现与受众卷入的关系出发进行研究（宫贺，徐莹，黄苗红，2022）。该模型认为，当受众卷入度较低时，可能会采取“自动加工”的方式，更容易被边缘信息说服；受众卷入度高时则会采取“控制加工”的方式，信息接收是通过个体主观的注意以及对信息的主动加工（Petty & Cacioppo，1979）。有关新闻图片的研究表明，新闻图片下方的图片说明能够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帮助受众理解图片意涵。相关的眼动实验研究也发现，社交媒体时代用户依然遵循精细加工和边缘加工两种路径（李晓静，2017；Chou et al.，2020）。Frisch等人（2013）研究了文本呈现、图像呈现和两者混合呈现对信息留存（retention）的影响，发现被试对图像等视觉工具表现出了更强的记忆效果。但文本形式会促进受众更深入的解码，因为与视觉呈现相比，文本促进了能指和所指更直接的匹配，使得受众可以更集中精力在解码本身（Geise & Baden，2014）。本研究认为图片说明这一形式将启动个体的核心路径，促进个体对信息的深入解码，而新闻图片这一视觉形式则对应边缘路径，以牺牲个体注意的准确性为前提。在情感效果方面，本研究聚焦于核心路径与边缘路径何种更能影响受众的社会共情。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问题：

H1：有图片说明组（核心路径）比无图片说明组（边缘路径）的注意效果更强。

RQ3：新闻图片的图片说明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受众的社会共情？

（三）图片形象化程度与注意唤起

在传播研究领域，图片形象化程度是指暴力场景的血腥程度，以及暴力被近距离展示的程度（Riddle，2014）。一些关于形象化程度的研究多是根据暴力程度、恐怖程度、愉快程度、接近程度和血腥程度来评估的。研究表明，形象化程度在情绪唤醒（Barlett et al.，2008）、负面情绪反应、认知和注意力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Riddle，2013）。目前，形象化程度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其普遍性在于能够跨越不同的传播领域，调动受众的情感反应并影响其行为意图（Müller，Kappas & Olk，2012）。同时，形象化程度在不同领域中可能表现出各自的特殊性。例如，在健康传播中，高度形象化的图片能更有效地唤起公众健康意识和防范行为（Andrews et al.，2014）；在风险传播中，形象化程度较高的视觉信息能够增强受众的风险感知，并促进更强烈的情感反应（Hart & Feldman，2016）。因此，形象化程度对理解以视觉为主的多种信息传播情境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对于新闻图片形象化程度的研究得到的结果却是矛盾的。有研究发现高度形象化的图片会增加受众对信息的关注度（Potter & Smith，2000）；但有研究却表明接触网络图片越多，可能会导致受众对图片形象化程度的脱敏。不过，这项研究提出一个潜在可能，即高度形象化的图片会导致参与者更强的负面情绪。与低形象化的视觉效果相比，观众对高度形象化的视觉效果有更多的长期记忆（McKinley & Fahmy，2011）。因此，高度形象化的视觉效果更有可能影响信念和认知。在上述关于形象化程度相矛盾的结论基础上，一项眼动实验发现高度形象化的图片能更快地吸引受众的注意，并且参与者注视高度形象化的图片时间更长（Dahmen，2015）。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新闻图片的形象化程度会显著影响受众的注意，其中高形象化程度会导致更多的注意。

（四）图片形象化程度的社会共情机制

在形象化程度与共情方面，研究发现高形象化的新闻图片可能会增强“情感接近性”，实现全球化的想象力（Pantti，2013）。事实上，冲突图像中暴力和人类苦难的近距离呈现一方面提供了信息，另一方面也成为一种权力的滥用与寻求国际支持、影响舆论的重要方式。高度形象化的图片面临着媒体公共服务的可见性与尊重个体尊严完整性的道德两难困境，一些高度形象化的图片可能以同理心为代价，形成了一种具有偷窥性质的“媒介奇观”（Mast & Hanegreefs，2015）。但是，也有研究指出，社交媒体上高度形象化图片的传播具有麻醉的作用，可能引起共情疲劳（Moeller，2018：75-80）。学者Midberry（202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于战争报道的新闻图片，受众可能在共情与无助感的混合中减少进一步的信息参与。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RQ4：新闻图片的形象化程度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受众的社会共情？

三 研究方法与实证设计

（一）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2（儿童视觉框架：有儿童/无儿童）×2（图片说明：有图片说明/无图片说明）×2（图片形象化程度：高/低）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儿童视觉框架、图片说明为组间变量，图片形象化程度为组内变量。因变量为个体对新闻图片的注意（眼动指标）及社会共情效果。被试被随机分配至以上4个实验组分别进行实验，进行两次重复测量。根据G*Power 3.1的计算（Faul et al.，2007），对于本实验适用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在中等效应量0.25，功效值达到0.8时，计算最小样本量为52人，因此实验共招募有效被试60人，被试数量符合实验要求。实验时间为2023年2月25日至2023年3月5日。

（二）被试招募

本研究在某综合性大学有偿招募62名被试，因2名被试实验开始前多次无法校准双眼、漏填漏答问卷等情况，实验最终获得有效被试60名，4个实验组各15名。其中男性16名，女性44名，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实验要求被试裸眼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无严重酒瘾或者烟瘾等不良嗜好，无精神病史或者家族遗传病史，平时无服用兴奋剂等精神活性药物（喻国明，陈雪娇，修利超，2021）。实验开始前，被试在主试的指导和说明下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被试均自愿参与实验。

（三）实验材料

本研究的实验材料选取和处理共遵循以下两个原则：第一，为探寻新闻图片的真实效果，本研究的实验材料均选自新闻媒体报道中的真实图片，并根据实验目的对图片进行适度加工。第二，本研究在问卷中加入“您是否曾经观看过以上新闻图片？”一题，对被试进行筛选，以避免被试已有的阅读和认知经验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使得被试能够基于本实验的刺激作出相应反应。

具体而言，本研究共涉及儿童视觉框架、图片说明、图片形象化程度三组变量的实验处理。首先，研究者从环球网、中国日报网、路透社（Reuters）、卫报（The Guardian）等中外新闻机构选取20余张含有儿童形象的新闻图片，由4位研究者依据形象化程度的核心内涵，筛选出高形象化程度和低形象化程度图片各4张，进行实验操纵性检验。其次，儿童视觉框架的区分主要涉及儿童形象的处理。无儿童组的4张新闻图片均采用图片处理工具删去儿童形象，调整为画面中的其他元素的延展；有儿童组的4张新闻图片保持原片，不做处理。最后，图片说明的区分主要涉及图片底部的文字说明处理。有图片说明的实验组中，所有图片下方均保留原始新闻图片中的图片说明，图片说明的字数均保持为25字至30字；无图片说明的实验组则不含以上内容。研究通过Experiment Center软件中的程序设置，将每一组内的新闻图片进行随机呈现，抵消图片呈现的次序效应。8份实验材料除实验刺激处进行相应调整外，图片大小、色调、分辨率等其他元素均保持一致。

（四）实验程序

本研究通过来自德国SMI公司生产的RED固定式视线追踪眼动仪（采样频率120Hz）进行眼动追踪，采用液晶显示器进行实验材料呈现。在软件方面，研究使用Experiment Center软件编写实验程序，同时在实验过程中呈现刺激；使用iView RED软件记录实验过程中的眼动信息；使用BeGaze3.0软件对实验获得的所有眼动数据以及部分行为数据进行分析。

实验在安静、无干扰的实验室场所进行。具体流程如下：首先，对被试进行眼睛校准（calibration），使系统适应当前被试的眼动特点从而提高眼动数据的精确程度。在校准过程中，不同目标点会出现在某些固定位置上，此时被试需要注视这些点。若眼球校准精度达到基线标准，则开始实验；若未达到，则再次进行校准，直至符合要求。此步骤完成后，显示器上会依据被试分组情况依次呈现4张新闻图片，每张图片呈现时间不低于10秒，被试可通过点击空格键继续观看下一张图片，眼动仪自动记录被试各项眼动数据。由于研究含有组内变量，因此每位被试需进行2次实验。最后，被试将在线完成问卷，填写社会共情量表和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相关信息。实验结束后被试被赠予小礼品，实验全程共计20分钟至25分钟。

（五）变量测量

1.眼动指标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为探究儿童视觉框架、图片说明及形象化程度对公众注意的影响。根据已有研究，眼动指标中首次注视时间、注视点个数等统计分析指标，以及被试在兴趣区（AOI）的眼动轨迹、热点图等直观性指标能够共同衡量个体的注意效果（Duchowski，2007）。结合研究目的，本研究选取的具体眼动指标、含义及呈现形式如表1所示。

2.图片形象化程度

本研究对于图片形象化程度的测量主要改编Christopher等人（2011）的量表，主要包括“我认为以下图片是暴力的”“我认为以下图片是恐怖的”“我认为以下图片是令人不安的”等6个题项，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进行测量，结果显示量表信度良好（Cronbach’s α=0.74，KMO=0.85）。

3.社会共情

本研究对于社会共情的测量改编自Segal等人（2012）的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进行评估。预实验（N=23）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将题项中相关性、MSA反映像值低于0.5的两个题项予以删除。最终，本研究的社会共情量表包括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对系统性障碍的背景理解（Contextual Understanding of Systemic Barriers），包括“我认为贫穷的人应该得到社会援助”等8个题项，第二个维度是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包括“我会采取行动帮助他人，即使这对我个人没有好处”等8个题项，结果显示，量表总体信度良好（Cronbach’s α=0.91，KMO=0.83）。

四 实验结果与研究发现

（一）操纵检验

在图片形象化程度方面，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观看高形象化程度图片组的被试比观看低形象化程度图片的被试感知到的图片形象化程度更高，即图片形象化程度高组与图片形象化程度低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8.071，p

（二）假设检验

1.儿童视觉框架的注意及社会共情效果

本研究对首次注视时间、注视点个数、平均注视时长、回视次数4个眼动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针对儿童视觉框架的注意效果，眼动数据结果显示，首次注视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注视点个数的主效应显著，其中，有儿童组的得分显著高于无儿童组的得分；平均注视时长的主效应不显著；回视次数的主效应不显著。

热点图（Heat Map）可将被试的注视点进行叠加并以云状图的形式呈现，从中能看到被试在研究者所划分的兴趣区域中的注视点的集中程度及注视时间长短（李晓静，2017）。图1和图2分别呈现了有儿童组和无儿童组的代表型AOI热点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当新闻图片中有儿童形象时，儿童元素会使被试有更强的注意。如图2所示，当新闻图片中不含有儿童形象时，人们的视觉分布在图片的诸多区域。RQ1得到回答。

针对儿童视觉框架的共情效果，统计结果显示，儿童视觉框架主效应不显著。RQ2得到回答。

2.图片说明的注意及社会共情效果

针对图片说明的注意效果，眼动数据结果显示，图片说明在首次注视时间上的主效应不显著；注视点个数的主效应显著，其中，有图片说明组的得分显著高于无图片说明组的得分；平均注视时长的主效应显著，其中，有图片说明组的得分显著高于无图片说明组的得分；回视次数的主效应显著，其中，有图片说明组的得分显著高于无图片说明组的得分。

轨迹图（Scan Path）表示在时间顺序内被试注视过程的移动路径，反映被试对兴趣区内不同图片元素的关注顺序。图3和图4分别为有图片说明组和无图片说明组的典型眼动轨迹图。如图3所示，在含有文字说明的新闻图片中，被试的眼动轨迹在图片和文字中来回穿梭，被试注视轨迹由图片元素出发，移动至图片说明，随后再次返回至图片当中。如图4所示，在不含有图片说明的新闻图片中，被试的眼动轨迹主要在图片内部移动，且呈现出不规则分布状态，并无明显的注视顺序。H1通过统计检验。

针对图片说明的共情效果，数据结果显示，图片说明主效应显著，其中，无图片说明组社会共情得分显著高于有图片说明组。RQ3得到回答。

3.图片形象化程度的注意及社会共情效果

针对图片形象化程度的注意效果，眼动数据结果显示，图片形象化程度在各眼动指标上的主效应均不显著。具体而言，首次注视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注视点个数的主效应不显著；平均注视时长的主效应不显著；回视次数的主效应不显著。

图5和图6分别为图片形象化程度高组和图片形象化程度低组的代表型AOI热点分布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图片形象化程度的高低如何，被试的注意焦点仍聚焦在儿童形象上，并未因为图片形象化程度的差异产生注意程度方面的区别。H2未通过统计检验。

针对图片形象化程度的共情效果，数据结果显示，图片形象化程度主效应显著，其中图片形象化程度高组的得分显著高于图片形象化程度低组的得分。RQ4得到回答。

（三）交互效应检验

1.注意效果的交互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儿童视觉框架与图片说明在注视点个数上交互效应显著。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当有图片说明时，无儿童组的注视点个数比有儿童组的注视点个数更多。儿童视觉框架与图片说明在回视次数上交互效应显著。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当有图片说明时，无儿童组的回视次数比有儿童组的回视次数更多。但是，形象化程度与儿童视觉框架、图片说明三项交互效应在4个眼动指标上均不显著。

2.共情效果的交互效应

在总体社会共情方面，形象化程度与儿童视觉框架交互效应不显著；同样，形象化程度与图片说明交互效应不显著。最后，形象化程度与儿童视觉框架、图片说明三项交互效应不显著。

五 结论与讨论

当下，风险社会演化的非线性机制，使得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潜在特征。不确定性是相互关联的，是从“一个困境到其他困境的连锁”，是将特定的概率和价值判断整合到所在环境结构中的结果（Babrow，1992）。面对全球不确定性、流动性的风险生态，自然和社会风险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议题。在数字媒介带来的去中心化特征和广泛连接下，全球各地的个体通过媒介进行意义的传播和共享，正逐步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状态。而在个体层面，现代人（homo sapiens）正让步于“同感人”（homo empathicus），先进技术将更多样化的人聚集在一起，提高了共情的敏感性，并扩大了人类意识（Rifkin，2009：1）。霍夫曼（Hoffman）在讨论共情时，提到一种潜意识层面的共情，称之为“联想的共情”。即当一个人感受到另一个人的痛苦时，这一过程往往不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Hoffman，2000：278）。也就是说，共情有助于化解“我们”与“他们”的区隔，在更广泛意义上发展出共在的观念，进而解决传播中的现实困境。因此，共情实际上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个体情感如何连接，进而为主体间的交往和互动提供了可能，对于“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与此同时，在媒介下沉为社会运作方式的当下，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均遵循着媒介的逻辑。那么，作为风险传播典型代表的新闻图片能够以何种方式引发个体共情，进而实现对于社会守望和“共同体”聚合的重要功能，是本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和现实观照。具体而言，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儿童视觉框架能够引起注意，但未能唤起共情。以往研究认为，儿童是唤起共情的重要力量。但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儿童视觉框架在注视点个数这一眼动指标上主效应显著，但在整体社会共情上的主效应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尽管新闻图片中的儿童形象具有较强的注意效果，但在共情唤起上则略显不足，这为深入理解共情及其转化机制提供了启示。共情通常被视为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但对于共情的不良适应性可能导致非典型情绪和认知体验，可能成为一种潜在的“风险力量”（risky strength）。有研究表明，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反应过度厌恶、过度认知或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安慰反应，可能会导致恐惧、痛苦、焦虑等共情内化问题的出现（Tone & Tully，2014）。与共情不同，痛苦和内疚等情绪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共情形式，由过度和非理性的利他主义关注驱动，即一个人有责任减轻他人的痛苦和对伤害他人的强烈担忧（Zahn-Waxler & Van Hulle，2012：312-344）。新闻图片中的儿童形象在吸引人们注意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个体产生一种过度认知和担忧，进而导致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反而导致受众为实现自我安慰而减少对儿童的共情。此外，共情疲劳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共情的“阈限”问题。共情疲劳是指由于经历他人的创伤事件而导致个人的共情能力或兴趣下降，是任何人都可以体验到的普遍心理状态（Sinclair et al.，2017）。共情疲劳意味着其心理过程并不是直觉性的，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参与过程。已有研究认为，在共情的情感和认知过程中，可能涉及共情的成本和收益权衡（Cameron，2018），个体的共情亦包含着对于情感付出成本的理性计算。尽管儿童视觉框架可能在短期内触发个体的关注，但当个体长时间处于共情状态时，可能基于自身付出成本的考量，减少相应的共情投入，甚至产生与之相反的负面情绪。同样，一些学者采用共情的认知观点，认为共情是一种感知或理解他人经历、感受或心理状态，同时保持客观观察的能力（Rogers，1957）。根据这种认知观点，共情主要是一种理智换位思考的过程。因此，在新闻视觉化报道策略上，对于公众共情的唤醒需对其既有经验和认知能力进行考量，唤起共情的同时更应给予人们解决问题的信息与期望。

第二，详尽可能性模型（ELM）在“读图时代”需考虑其在个体卷入度和锚定过程中的认知资源损耗，进而理解其流动性的内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图片说明在注视点个数、平均注视时长、回视次数三个眼动指标上均存在显著主效应，且在总体社会共情量表方面的主效应显著，但无图片说明组的共情效果要显著高于有图片说明组。这说明在本研究中，作为核心路径的图片说明并未带来理想的共情效果。传统意义上，ELM模型认为影响个体精细加工路径选择的主要因素是能力（ability）与动机（motivation）。动机因素包括卷入度，即个体对事物的感知关联程度。当具有高卷入度时，个体处理信息的动机更强，倾向于使用核心路径进行信息加工（Petty & Cacioppo，1986）。因此，当新闻图片涉及战争、饥荒等重要社会议题时，其对于个体而言具有较高的感知关联程度，个体理应依靠核心路径对其进行精细化认知加工，进而产生共情。但是，本研究发现图片说明相较于图片本身而言，在共情的唤起方面相对较弱，这其中蕴含着核心路径和边缘路径的流动转化机制。Wegener等学者（2010）基于态度改变理论，提出高低精细加工锚定效应（high/low-elaboration anchoring），认为当人们在锚定任务中具有高思考能力时，他们的锚定评估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更长，并且在更大程度上抵制社会影响，这是一种深思的加工过程。当受众面对大量的信息时，以文字为主要形式的图片说明耗费了个体更多的认知资源，其锚定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导致其在心理层面可能抵制新闻图片传播的意图，在共情的唤起层面式微。这一点也印证了社交媒体“读图时代”的特征，视觉图像会支配文字表征，导致“图片优势效应”，人们往往更加偏向于图像呈现的内容（Gibson & Zillmann，2000）。尤其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新闻中的文字有可能是虚构的，但图片往往是真实的，图片的权重更大，注意效果更好（Fleming，1996）。ELM模型核心路径的信息加工导致锚定效应产生过程中时间的延长，反而可能增加个体潜在的抵制行为，作为边缘路径的新闻图片本身产生了更强的共情唤起作用。因此，本研究认为ELM模型的静态的、固定化的认知路径划分在视觉化转向时代产生了适应性变化，以个体认知竞争和锚定过程为出发点，对个体进行不同卷入度和认知资源的判断，才能更好地理解ELM模型内部流动性的生成机制。

第三，需注意形象化程度可能引发的注意回避，从时间维度需关注图片形象化程度的长期效果。此前的研究表明，图片视觉的震撼性将导致个体注意力的增加，并在影响公众信念和态度方面十分有效（Pfau et al.，2006）。但是，本研究发现，图片形象化程度在各个眼动指标上的统计值均不显著，但在总体社会共情量表方面，图片形象化程度主效应显著。具体来说，本研究发现在形象化程度与儿童视觉框架和图片说明的交互效应中，当图片高度形象化且不包含儿童时，没有图片说明的观点采择量表得分显著高于有图片说明组的得分。这表明单纯呈现形象化程度高的图片比附加图片说明更能引起认知共情。观点采择意味着自我与他人的融合，Dovidio等人（2004）发现观点采择促进了不公正感知的唤起，因此受众较高的认知共情可能是由高度形象化程度的图片唤起了认知共情和不公正感知。

图片形象化程度并未增加个体注意力，但能够唤起共情。可能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图片形象化程度可能引起个体的注意分散，产生相对消极的行为状态，影响其对于新闻图片整体的关注。有研究表明，高度形象化的图片可能会引发更多离散化的情绪，导致个体注意力分散等回避行为（Netemeyer et al.，2016），因此，当个体面对大量高度形象化的图片时，这种回避行为可能导致其注意力分散，进而转移到画面中的其他元素，降低了眼动指标的显著性。其二，图片形象化程度作为图片的一种视觉元素，主要作用于公众短期的视觉刺激，但公众的注意偏好仍受到既有认知倾向的影响。唤起共情道德情感的图片最初可以消除意识形态偏好的影响并引发舆论变化，但之后受众也会很快陷入政治冲突并通过既有的政治倾向和立场进行认知加工（Sohlberg，Esaiasson & Martinsson，2019）。同样，一项无人机战争影像实验也发现，形象化的图像可以使观众更关心某个主题，但仍不会改变他们的观点。这些图像不一定会影响行动的具体变化（Scharrer & Blackburn，2015）。因此，既有立场可能影响个体对于信息的判断，进而减少对于图片的关注，在短时间内并不会引起个体注意的增加，还需将该变量放置于更为广泛的时间维度，考察其长期作用于风险传播路径所带来的效果。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结合社会共情、图片形象化程度、ELM等理论视角，对关涉儿童的新闻图片唤起的社会共情进行考察，揭示了风险传播中的个体注意机制以及社会共情发生的具体条件，从而加深了对新闻图片的认知过程的理解。大多数关于图片形象化程度的研究落脚于风险传播语境，实际上，健康传播和科学传播等涉及视觉效果的领域也可以应用形象化程度来诱发个体的注意和情绪，从而影响行为意愿。因此，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结果为新闻图片的传播提供了具体策略，即如何平衡社会共情，把握新闻图片在形象化程度建构过程中的“阈值”，进而匹配公众的注意和认知过程，产生理想化的传播效果。

本研究仍然存在几处不足，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首先，本研究所选的4个常见眼动指标之间的含义具有相似性，在注意机制的解释上难以拓展其与共情这一情绪因素的关联，而瞳孔的变化与情绪密切相关，因此常被作为情绪诱发的测量工具，因此，增加“瞳孔直径”的眼动指标一定程度上能够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其次，有关共情的研究指出，性别是导致共情结果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在被试的招募上，存在性别比例失衡的瑕疵，未能解释男性与女性在观看新闻图片上是否存在认知与共情的差异，未来有关研究可进行进一步验证。最后，本研究以热点图说明对儿童形象的关注，但由于实验图片中对于“无儿童形象”的处理是人工生成而非自然拍摄，导致图片上居于焦点和主体位置的儿童被背景纹理取代，并且纹理存在明显不自然和异常边界情况，可能导致受试者对该区域的杂乱注释、对错误边缘——即人类较为敏感的“低频信息”的关注。此外，随着AIGC技术和CV技术的加速发展，公众对于图像造假的敏感性和关注度也在提升。有较多AIGC相关研究认为，用户在面对内容时主动分辨AI创作的行为正在增强，且总体分辨水平较高。因此，“儿童视觉框架能够引起注意”的结论，可能存在一种“人类面孔视觉框架和图像错误能够引起注意”的可行解释。因此，本研究实验材料的人工技术处理可能对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影响，供未来相应研究参考。

本期执编/张紫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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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