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多年前，应对尼日利亚的艾滋病危机曾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重要政策议程。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当时约有350万例艾滋病感染者，此一公共卫生挑战不仅威胁区域稳定，也可能损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对尼日利亚丰富石油资源的获取、维持地区军事

尼日利亚有大量儿童在出生时即感染HIV。

二十多年前，应对尼日利亚的艾滋病危机曾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重要政策议程。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当时约有350万例艾滋病感染者，此一公共卫生挑战不仅威胁区域稳定，也可能损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对尼日利亚丰富石油资源的获取、维持地区军事稳定以及保障数十亿美元规模的贸易关系。

在艾滋病防治倡议者多年不懈呼吁下，布什政府于2003年启动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艾滋病治疗倡议，至今已挽救数千万人的生命。

作为医学人类学者，我在尼日利亚的实地工作中亲历了PEPFAR的实施，深切体会到这一强大治疗体系对当地人群生活的改变。许多女性向我讲述，她们终于得以摆脱死亡或被社会抛弃的恐惧，转而投入职业发展、寻求爱情及养育健康子女等全新人生可能。

然而，当前全球艾滋病预防与治疗正面临重大威胁。特朗普政府决定大幅限制通过PEPFAR获得的一种关键预防工具——暴露前预防性用药（PrEP），此举或将切断数百万人现有的治疗渠道，并阻断无数潜在受益者获取该药物的可能。

此政策出台之时，尤显令人痛心。科学界近期在艾滋病预防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新药Lenacapavir被《科学》杂志评为2024年度科学突破。该药物只需每六个月注射一次，便可提供持续保护，较传统需每日服用的药物大大简化了治疗依从性与使用门槛。

新政策的实施将限制公众获取这一关键药物，进而危及近二十年来两党在遏制全球HIV传播方面的跨国努力，其影响远超个体层面。

“有些人明知自己感染了病毒，却故意传播，”我在尼日利亚采访时，一位名为伊丽莎白（为保护隐私所用化名）的女性如此告诉我。“他们说，‘有人传染了我，那我也要传染别人。’但若他们知晓可以带病而活，并积极面对生活，这种恶意将会减少。”

伊丽莎白的言语揭示出一个令人警惕的现实：当治疗希望破灭时，绝望情绪可能引发危险行为。被医疗体系所遗弃的患者，往往失去保护他人的动机，甚至中断医疗护理、放弃预防措施，并拒绝未来的援助。

人类学界称此类现象为“援助的余波”——即国际援助项目撤出或大幅削减后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资源流失之外，更遗留深刻的背叛感，削弱社区对未来援助的信任，进而形成长远的怀疑与抗拒循环。

在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与病毒共处的生活远不止依赖药物治疗。它还涉及亲密关系的管理、家庭义务的履行、文化期望的调和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维系。

许多女性受访者的感染源均为丈夫或男友。即便怀疑对方的感染状况，很多人仍难以自我保护。在有效药物尚未普及前，HIV阳性及阴性女性往往面临二选一的困境：要么冒着被伴侣拒绝的风险披露真相，要么冒着传播病毒的风险保持沉默。

伊丽莎白与戴维的故事生动体现了上述挑战。两人交往一年后，戴维求婚。她在我们多次访谈中谈到：“当我意识到他是认真考虑结婚的，我知道必须告诉他我的状况。”尽管最初震惊，戴维仍坚持维持这段关系。

伊丽莎白坚持服药已有十年，但他们在避孕措施上的一致性始终难以维持。戴维形容使用避孕套“如同含着糖果却无法品尝”，他渴望为人父。尽管PrEP大幅降低传播风险，但保护责任仍由伊丽莎白一人承担。

此情境折射出尼日利亚文化中的性别与生育观念。生育能力往往被视为性别角色确立的关键要素，这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在健康与婚姻之间所面临的复杂抉择。正如伊丽莎白所说，“我现在必须为了他们两个人保持健康。”

援助中断并非首次。美国对全球卫生资金的态度屡受国内政治风向制约。以罗纳德·里根总统实施的“墨西哥城政策”（即“全球禁言令”）为例，该政策禁止美国援助资金流向任何涉及堕胎服务的国际组织。该政策一度导致全球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大幅上升。

该政策历经多次反复——共和党总统（如乔治·H·W·布什、乔治·W·布什及唐纳德·特朗普）实施，民主党总统则予以废除——造成极大的资金不确定性。包括PEPFAR在内的多个受援组织均受到波及。

该政策带来的后果已被量化：研究表明，在政策实施期间，全球新生儿与母亲死亡率显著上升，HIV新增感染亦有所增加。在高度依赖美国援助的国家中，每年每10万活产婴儿中约增加80名儿童死亡，每10万名孕产妇中增加9名死亡病例，每万人群中增加1例HIV新感染者。

我在尼日利亚的研究揭示了当前脆弱成果正面临崩溃风险。治疗手段尚未普及前，HIV在当地社区肆虐。2001年，约6%人口感染病毒，病例总数高达350万。豪萨语中对艾滋病的表述亦含“无生命的身体”与“坟墓就在附近”之意，反映出广泛的社会创伤。

随着治疗手段逐步推广，感染率显著下降：2010年降至4.1%；接受治疗人数从2010年的36万人上升至2018年的逾百万人。上述成果极大依赖国际支持，2005至2018年间，PEPFAR及其他国际捐助者向尼日利亚提供了超过62亿美元援助，覆盖了逾80%的项目经费。至2019年，全国感染率已降至1.3%，即190万人。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艾滋病感染率的回升。特朗普政府对外援助的削减，亦可能动摇美国在全球安全及经济增长上的长期投入。

公共卫生危机鲜少止步于国界之内。西非卫生系统一旦崩溃，疫情可能迅速蔓延海外，并引发巨额应对开支。2014年埃博拉疫情即为明证，当时疫情扩散至美国，促使政府紧急投入54亿美元。2009年H1N1流感疫情则感染逾6000万美国人，显示若缺乏健全监控系统，传染病可在短时间内席卷全球。

援助资金的反复削减，也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为战略竞争对手开辟影响空间。中国正借机加大布局，2024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2950亿美元。同时，美国在历届政府中逐渐减少在全球卫生事务中的参与，中国则加快推进卫生外交，在传染病防控、应急响应及卫生科技创新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与此同时，PrEP获取受限，势将使女性再次面临早期疫情时的两难处境：是披露感染风险并被伴侣遗弃，还是接受无保护性行为从而感染病毒，抑或拒绝对方而面临家庭暴力或失去经济支持的威胁。

我认为，这一局势将带来一个更不安全的世界——本可预防的苦难将持续存在，已取得的进展被反复侵蚀，而“无艾滋病一代”的愿景，仍将遥不可及。

作者：凯瑟琳·莱因，科罗拉多大学安舒茨医学中心普通内科副教授

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