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月18日凌晨，瑞安市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称视频反映的问题属实，因此“对林某某作出记过处分，给予该校校长诫勉谈话。另外，公安部门经立案调查，对林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袁梦】

近日，浙江瑞安有一家长向媒体反映，一小学教师殴打自家10岁孩子，并把他抱到三楼窗口威胁要将其扔下。相关事件被报道后，迅速引来舆论关注。

监控视频截图

5月18日凌晨，瑞安市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称视频反映的问题属实，因此“对林某某作出记过处分，给予该校校长诫勉谈话。另外，公安部门经立案调查，对林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理”。

这一情况通报，尤其是最后提及的行拘处理，又引来一波争议。比如，有网友认为老师行为过激，这处置理所应当；与此同时，有声音指出当事学生“问题也很大”，对老师处罚过重。

微博上，部分网友在情况通报新闻下的留言

对于违规违纪的学生，如何惩戒才算适当？实际上，随着家校矛盾日益尖锐，这一问题已然成为众多老师乃至学校的日常困扰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惩戒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困境

我们在一些县乡学校调研时发现，现在教师对于惩戒学生这个问题十分为难：一方面，惩戒教育具有必要性，因为现在学生越来越难管，他们拥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也有更多逃避管理的方式；另一方面，教师们又担心惩戒责任问题而不敢使用惩戒权，这就导致教师惩戒存在较高的失效风险。最终，教师们似乎也不知道如何教育学生，尤其是那些较多出现越轨行为的学生。

当我们询问某校的政教主任，问题是否是因为教师惩戒权有限，他回答说：“并不是教师想要惩戒权，而是现在不知道怎么能有效惩戒来应对学生问题。”

二、社会压力下的教师惩戒权：惩戒教育何以成为问题

教师惩戒权弱化问题主要产生于部分教师的过度惩戒和家长学生对惩戒教育的负面反应，进而使得越来越多的教师在采取惩戒教育时感到十分担忧。

第一，部分教师的过度惩戒对学生造成伤害引发社会热议。

教师惩戒权成为一个问题，直接原因是近些年在网络中传播了一些由于教师过度惩戒而对学生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事件。家长和学生通过网络传播想要维护自身权益，争取损失赔偿。

虽然从全国教师实践看，教师过度惩戒的比例并不多，但在传统打骂教育理念之下，确实存在一些教师会采用相对粗暴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对此，社会对这种教育方式产生了强烈的批评态度。因而，教师对学生能否惩戒、如何惩戒便成为当前教育的重要问题。

第二，传统粗暴的惩戒教育不再符合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

在新世纪以前，传统粗暴的惩戒教育曾经是社会相对主流的教育理念，大多数家长都会告诉教师“对小孩该打就打，该骂就骂”。打骂越狠，会被认为是教师对学生严格教育的表现。

但是随着社会教育理念的民主化和多元化，一些家长和学生开始认为打骂教育并不能积极引导学生，不利于学生成长，而且有些教师可能将个人情绪发泄到学生身上，并且在出现过度惩戒事件后希望教师和学校给予回应。因此，家长对惩戒教育的态度越来越成为影响教师实施惩戒行为的重要因素。

第三，学校和政府在安全维稳要求下减少对教师惩戒的保护性支持。

在新世纪以前，教师是地方社会少量的知识精英以及对教育事业抱有情怀，具有较高权威和社会地位，全社会都十分尊重教师。为了促进教育发展，学校和政府也一般会积极保护教师。例如，笔者曾在湖北一所中学调研时了解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名学生曾在课堂上突发疾病去世，家长在了解事情原委后并没有责怪教师和学校，教师也未因此受到处分责罚，不过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学校仍支付了一笔慰问金。

而现在，一旦出现相关问题，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学校和政府难以对教师进行保护性支持。教师的教育压力从教书育人向自我避责转变。

三、教师不敢管和学生不好管：惩戒教育的困境

2020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该规则于2021年正式实行。规则的公布虽然论证了教师惩戒的合法性，且规定了教师惩戒的实施条件和范围，但是未能彻底解决教师不敢管的惩戒问题。并且在当前社会教育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学生越来越难以管教，从而使得惩戒教育的有效性问题存在困境。

（一）教师不敢管

对于教师来说，考虑到社会舆论压力和国家制度规定，他们会采用以下策略来避免承担过度惩戒的责任：

第一，在教育学生时将自己的行为限定在规则范围之内，比如采取批评教育、道德教育、劳动教育等方式，罚站不超过一节课时间，将尤为调皮的学生座位单独隔开等方式。

第二，采取措施前得到学生或者家长的授权同意。

例如某县初中的黄老师说：“我对学生会用戒尺，但用的时候，会问学生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挨打，自己想要挨几下打、打哪里，打完之后还会继续问学生为什么今天打他。打孩子之前，我也会先跟他家长沟通，问家长是我打，还是他打。如果家长说他自己管，那我就不打了；如果家长说让我打，那我就打。”

第三，在班级内部制定班规班约，如果学生违反规范，就采取相应惩戒措施。

例如有的班级制定班规班约，如果有学生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可能就会被处罚罚款上交给班级作为班费使用。还有班级实行积分制，每次犯错都会积分，做了正向贡献则可以抵消扣分。

第四，在教师在采取既有措施感觉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教师就会将学生交给学校政教处，政教处教师也主要使用批评、道德和劳动教育等方式，但是由于他们经验丰富，在处理学生问题时有更多“讲”的技巧，能让学生心服口服。

第五，在学校也难以处理学生问题时，教师和学校就会“请家长”。但是“请家长”这个方式并不是对所有学生都有效，因为不少家庭缺乏现代教育理念和教育能力，所以在面对学生问题时他们要么只会打骂，要么也管不了小孩。同时，许多县域学校的学生的父母都在外务工，能被请来的家长一般都是爷爷奶奶，他们更是缺乏精力和能力管教小孩。

正如某中学的政教主任所言，“这些爷爷奶奶到学校之后，你说什么都是说‘好’，但其实根本管不了小孩，他们唯一的诉求就是让学校把小孩留在学校，不要让他回家”。

第六，学校最底线的惩戒措施就是让小孩回家反思，不过这种措施一般较少采用，而且按照规定不能超过一周。

第七，教师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惩戒措施，尤其在家长不配合教师和学校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教师一般会采用忽视、漠视的方式。因为对于教师而言，这种情况他们也具有深深无力感和委屈感，只能以此来减少教育成本和负面影响。

可以说，教师和学校以上的这些措施虽然能够产生一些效用，但是并不能完全根本解决学生问题，他们只能尽可能劝说问题学生和减少问题学生的影响范围。其原因在于学生和家长对惩罚教育的消极态度。

（二）学生不好管

而对于出现问题的学生来说，他们在知晓相应规则的情况下，也会钻研出一些方法来应对惩戒，从而使既有的惩戒教育低效或无效。

第一，他们在认知和态度上会破解“打骂是为了自己好”“老师很辛苦，应该要感恩和听老师的话”等道德教育话语。

比如一些学生会说“老师不辛苦，他们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承受这份辛苦”“老师和家长要我们好好学习是对的，但是我们做不到”。

第二，他们会将违规违纪行为隐匿化。比如在学校里尽量不违规违纪，但在校园之外打架、抽烟、喝酒，以及可能在网络等虚拟空间做“开盲盒”“开户”等灰色行为。

第三，他们面对老师的惩罚采取隐性或显性的抵抗方式。隐性抵抗方面，比如不认真听教师的课堂，对教师的教育话语“左耳进、右耳出”；显性抵抗方面，比如公开故意跟教师对着干，甚至反过来打骂教师。

例如，在某县初中八年级（8）班上，生物老师布置了作业，有一个学生没写，老师就问为什么没写作业，这个学生在全班直接大声回答“因为不想写所以不写”，全班就哄堂大笑，老师也没说什么，但这不仅让老师很尴尬，还可能产生示范效应。还有其他老师检查作业时，把作业扔在学生桌子上，结果这个学生把作业扔得比老师还远。这个学生平时在家里跟父母也是对打对骂。

第四，对既有惩罚措施祛魅。对于经常出现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他们受到较多形式的惩罚教育，而这种惩罚教育的效力会随着次数和程度的增加而减弱。

例如有学生即使被老师调座调到前排或讲桌旁边，也不会认真学习。还有学生因在校外打架闹事进入派出所后感觉“在戴上手铐的时候感到害怕，其他时候不害怕，因为进派出所了也就二十分钟就被放出来了”。

（三）家长难配合

家长的态度也会对惩戒教育的效果产生影响。而在县域学校，家长一般有三种态度。

第一种是积极支持的态度。这些家长会主动跟教师沟通，交流频次较高，并且对教师的工作比较信任和支持，这就使得教师更愿意对其小孩实施具有矫正和指导意义的惩戒教育。不过，这类家长一般只有几个。

例如某老师表示，“对教师信任的家长，他放心把小孩交给你，那我对他的小孩确实也会更上心。”

第二种是相对隐身的态度。这些家长较少跟教师交流，通常也缺乏教育小孩的能力，对教师的惩戒教育具有不太稳定的态度，这使得教师会按照规则程序进行惩戒教育，避免因惩戒产生冲突和负面事件。

例如某政教主任指出，“这些家长没出事的时候都好说话，但出了事什么话都不好说”。

第三种是消极负面的态度。这些家长缺乏参与小孩教育的积极性，或者反对教师过于严格的教育方式，这使得教师在实行惩戒时非常矛盾且无力，因为来自这些家庭的学生往往违规违纪行为较多，教师为维持班级和学校秩序不得不实行惩戒，惩戒无效时又需要联合家长，但家长往往配合度不高，所以惩戒又陷入无效的恶性循环。

例如某初中班主任举出一些例子：“有个邻居评价八年级某班的班主任是个新手，认为她在发现学生将手机带入学校的情况下没有帮忙掩盖错误是有问题的”；“有些家长溺爱小孩，班上有个学生父母离异，妈妈暑假从外地回来，为讨小孩欢心，就给小孩头发染成五颜六色，还会说老师管这么多干什么”；“有些家长觉得老师管学生要叫家长就很烦，在背后还会诋毁老师。他们没事也刷抖音，看到一些负面消息就会说老师不好，聊八卦的时候，一个人说不好，所有人也就都说不好了”。

四、如何协同：惩戒教育困境的实质与破解方向

综上所述，当前惩戒教育困境的根本并非单纯是教师惩戒权的问题，而是在教师、学校、政府和家长的协同参与下围绕惩戒什么、如何惩戒等问题展开的争议。

教师惩戒权问题的出现是伴随社会对教师惩戒权责的质疑而出现的，要求教师在实行惩戒时更加规范，避免对学生造成过度惩戒的伤害。但是这种质疑本身又同时引发了教师在惩戒实践中的担忧，因为惩戒实践本身存在边界模糊性。对此，国家制定了相关制度规则，这一方面保障了教师惩戒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却又意外带来了惩戒的有效性问题。

惩戒有效性问题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个体面临许多新的、复杂的成长问题，既有的教师惩戒教育难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在社会和家庭的教育意识日益强化的背景下，家长尝试拥有更多教育话语权。但问题在于，对于县域社会中多数农民家庭而言，虽然他们开始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实施良好教育的条件和能力，是一种“权利上参与但责任上未参与”的状态。

这意味着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教育越来越需要教师、学校、政府和家长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而如何让这种共同参与变得更加有效有序，就成为未来进一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当前教育责任开始溢出班级和学校，但是政府和家庭还未能有效匹配，比如缺乏有效应对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法律制度和治理措施、家长无法与学校形成积极合作关系、普遍出现“5+2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