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5）长篇纪实散文《父母时代》之五，第四章：特殊年代

摘要：犹如一把双刃的犁铧，既翻开了历史的冻土，也在人们心上刻下沟壑。那些被时代裹挟的脚步，终将在岁月的晒场上筛出真金与稗草。

（长篇连载5）长篇纪实散文《父母时代》

之五，第四章：特殊年代

第四章：特殊年代

1991年，父亲留影

犹如一把双刃的犁铧，既翻开了历史的冻土，也在人们心上刻下沟壑。那些被时代裹挟的脚步，终将在岁月的晒场上筛出真金与稗草。

那是特殊的年代，

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

父亲啊，您总是冲在前方，

哪怕前路荆棘，无畏无惧。

驻队干部的要求，责任在肩，

鸡毛蒜皮，却也关乎大义。

不管，集体利益会受损，

管了，又得罪自私与狭隘。

四清运动，风云突变，

“报仇”的心思趁机蔓延。

本为整顿的好意，却走了样，

成为伤害的利器，令人心寒。

自留地的争论，莫须有的罪名，

买猫的五角钱，竟成贪污的冤。

没有证据，却成事实，

正义在何方，何处寻公正？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

父亲的坚韧，永刻心间。

虽历经磨难，精神不灭，

愿此后岁月，再无此冤。

一、四清运动的现身说法

2014年，母亲留影

父亲享年73岁，仅仅73岁。主因：瘦弱的身躯哪堪一个接着一个的精神伤害与肉体折磨！？

母亲呢？享年89岁，身体硬朗的她，不屈于命运的折磨与伤害，坚强地面对坎坷的人生。

那是一个怎样的特殊年代啊！

四清，社教，破四旧立四新，文化D革命……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如火如荼。

“运动一个又一个，运动一来，被老汉得罪过的社员群众就会去告状，污告。你想嘛，作为大队党支部书记，面对1000多个社员、数百个家庭，人人都有诉求，个个都要利益，人性都是如此。那时不像现在的法制社会，上面听到风就是雨，只要有人污告，不管是真是假，先处理了再说。老汉生性耿直、血性，急性子，浩然正气，一腔热血，干工作风风火火，眼里又揉不进沙子，见不得歪风邪气，容不下异端邪说。”傅世奎回忆道。

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

几年前，傅世奎还是我们一社的社长时，得罪了一个妇女，她姓黄，还是我小学的同学。其实就是芝麻点大的事：他与黄家本着“就近方便、取圆就方、心甘情愿”的原则，交换了面积不到一亩的承包地。你的地离我家近，我的地离你们近，土质差不多，面积也一样，咱们互换吧。像这样的互换，在农村，是常态。于是他们换了。但是，出情况了，一年后，她反悔了，要求换回来。

“怎么可能？我已经翻地了，播种了，更重要的，费了力气改良了，并且都过去一年多了，怎么又要换回去？”傅世奎拒绝。

但黄某某不依不饶：“你是社长，是你当初以权谋私、仗势欺人，强迫我换的，我必须换回来。”见遭到拒绝，黄某某天天追着傅世奎，破口大骂，什么恶毒的语言都用上了。农村妇女，脏话山话野话那就是个层出不穷。

农村有句话，好男不和女斗。傅世奎见她追上前来谩骂，便迅速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躲开，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为明。

黄某某气急败坏，倒在田埂上，一边抓着泥巴往脸上抹，一边大哭道：“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傅世奎打死人了，社长仗势欺人，打死人了！”

大白天，正在附近劳动的10多名社员目睹了全过程，纷纷在心里笑道：“这个婆娘才叫横哟，脸都不要了，你一个50多岁的妇女，追着一个70多岁的老头儿骂，人家躲你，离你数十米，根本没有肢体接触，怎么就打死人了？难不曾他用气功，在数十米外袭击了你？”

120来了，她住进了医院，给数千里外的老公打电话。第二天，老公花一千多元钱，买了机票，飞回老家。他们窜连另外一个社员，张某，去柏梓镇政府，去柏梓镇派出所，去潼南区政府，告状。

110来了，录口供，找人证，固定物证，什么摆扎都用上了。群众利益无小事嘛，大家纷纷行动起来。

派出所里，傅世奎验指纹、录口供、说原委，好几个小时。

警察取证，让目击者签字确认。

告状中还有好几条：贪污社员的职补款，冒领社会补贴……

柏梓镇纪委部门也出动了。

有关的部门如临大敌，调查了几个月，作出结论：第一，通过技术鉴定及10多个目击证人证实，无肢体接触，不存在打人行为。第二，承包地交换事件发生在一年前，有证据显示是双方自愿，虽然没有书面协议，但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第三，社员职补款每年就几十块钱，全部进入社员个人帐户，社长没有贪污的机会。第四，冒领补贴不存在，因为根本没有补贴。既然没有，何来冒领？

最后的处理意见：黄某某医药费一万余元自行负责，家属的飞机票、误工费自行负责。

“真的要感谢这个法制社会，感谢各级政府，他们实事求是，通过实地调查，通过充分的证据，还了我的清白。”傅世奎感慨道，“但那个特殊的年代却不是这样，一百人说你好，你未必真好；一个人说你坏，那你就真坏。不用调查，无需证据，直接拿下。”

“傅支书，黄某某偷吃红苕母子！你管不管？”

“傅支书，张某某太不像话了，种生产队的地出工不出力，把自己的力气全部用在了种自家的自留地上。你管不管？”

“傅支书，刘某某又在挖田边土角，挖生产队的墙角，你管不管？”

“傅支书，李某某开会老睡觉，你管不管？”

……卓德成、舒义孝他们也许是副职，或者是别的原因，总是让父亲冲在最前面。当然了，父亲的性格，父亲的职务，也必须冲在最前面。驻队干部、工作组组长刘光荣，也要求父亲必须冲在最前面，而这些，哪怕鸡毛蒜皮，全是得罪人的事。

不管，不行，他是支书，大队一把手，第一责任人。再说了，这些歪风邪气是客观存在的，不加以纠正，任其蔓延，势必影响集体利益。

管呢，得罪别人，农民的狭隘、自私，远远超越人性的弱点。

1959年，父亲已经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人告状，说发现一个姓黄的女人偷东西。父亲抓住她后，黄某珍立马求饶：“只要你不把我交给他们，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父亲瞧着那黄某珍吓得不行的眼神，心里头啥滋味都有。他明白，要是真按规矩办了她，她家里人可就遭殃了；可要是就这么算了，又怕以后这种事儿更多。琢磨了好一会儿，他决定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你咋就干出这事儿来了？”父亲问。

黄某珍边哭边说，家里人都饿了好几天了，她实在是没办法才走的这步棋。父亲一听，心里头有点儿不忍。他让那媳妇写了个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干这种事儿，然后又把真实情况跟刘光荣说了。刘光荣批评父亲心太软：“好人主义如何当领导?如何管好1000多号人?”

集体吃大伙食团的现象在1958 年开始出现，并在1961 年之后逐渐结束。这一时期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密切相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逻辑是这样的：

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大锅饭概念出现。公共食堂在部分农村地区建立，标志着集体吃大伙食团的开始。

1961 年，由于经济困难和政策调整，公共食堂开始解散。尽管有些地方继续维持，但规模和性质已发生变化。

1966 年，“特殊十年”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经济和生活秩序受到冲击，集体吃大伙食团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续。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农民，大锅饭模式彻底结束。农民重新获得生产和生活的自主权。

特别的岁月，那年的风里总是飘着饥饿的味道。父亲站在大队部门口，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想还想起了黄某珍那双惊恐的眼睛。她跪在地上，瘦削的肩膀不住地颤抖，像一片秋风中的枯叶。

“书记，我实在是太饿……“她哽咽着，声音细若游丝。父亲知道，食堂的大锅里，稀粥一天比一天清，能照见人影。

他想起去年秋天，村里人敲锣打鼓地把自家的铁锅都砸了，说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想来，那叮叮当当的声响，仿佛是一场荒诞的梦。

食堂的烟囱依然冒着烟，可飘出来的不再是饭菜香，而是焦糊味。人们端着碗，排着队，眼神空洞。父亲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他望着远处的田野，麦苗在风中摇曳，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夜深人静时，他常常想起黄某珍、滕某芳那双眼睛。那不是一个偷窃者、哭泣者的眼神，而是一个母亲绝望的哀求。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一碗饭的重量，足以压垮一个人的尊严。

风起了，卷起地上的落叶。父亲紧了紧衣领，转身走进大队部。桌上的保证书还在，墨迹已经干透。他知道，这样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每天都在上演。而历史，终将给这一切一个交代。

这，仅仅是父亲关心社员的一个侧面。父亲农民出生，耿直豪爽，仗义执言，刚直不阿。

父亲这样的性格，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吃亏也是必然的。

这不？四清运动来了。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来旨在整顿农村和城市基层的政治、经济、思想及组织问题，但是，在农村的一些地方，却变味成“整人”“报复”的工具。

前期，广大农村以“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为主，主要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经济问题。后期主要针对城乡，扩展到“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重点转向意识形态和政治审查。

1965年1月14日，中央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首次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父亲曾经与刘光荣辩论，针对自留地要不要、要多少这个问题进行过辩论，就被刘光荣批评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大队养殖桑蚕，被老鼠偷吃，父亲与黄永发一起去街上买猫，花了5角钱，有人告状说父亲他们多报销了5分钱，属于贪污。证据呢？没有。反正，只要有人告状，立即就成事实。

本来，四清运动是清查农村基层干部的贪污、挪用、账目混乱等经济问题；政治层面呢？则是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击“资本主义倾向”；组织层面则是整顿基层党组织，清除不合格干部。

这个运动，积极方面，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基层腐败，提高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的信任。但消极方面却触目惊心，特别是后期的扩大化，导致部分基层干部被错误批判，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为后来的“特殊十年”埋下伏笔。

走资本主义道路+多报销5分钱猫费的莫须有罪名，父亲被停职，被押送至崇龛劳动改造，天天抬“四八料”。那时没有起重机之类的大型机械，数百斤甚至上千斤的石料，全靠人力，33岁的父亲，天天干着这样的苦力，雨天一身水，晴天的身汗，拼命似的。

问题是，还吃不饱饭！就是粗粮，也食不果腹。

1963年的夏天，为了给父亲改善生活，母亲将节约积存下来的半斤米，加上红苕，给父亲做了一大钵饭，让傅世英与傅世奎给父亲送去。时年，傅世英13岁,傅世奎12岁。好久没看见父亲了，他们自然十分高兴。正当二人欢天喜地、蹦蹦跳跳走到华滩子时，遭到了一个疯子的追打。他们飞快往前跑，一个跟头，他们二人摔在地上，瓦质饭钵摔坏，红苕米饭散落一地。

米饭太金贵！他们和着泥巴、沙石，连同河边积水，一齐装进破钵，送到父亲手里。早已饿得前胸贴肚皮的父亲，接过饭钵，一顿狼吞虎咽，将泥土沙石饭风卷残云。

这一幕，傅世英、傅世奎双双落泪。

前排：大姐傅世英。后排（从左至右）：大嫂桌云书，母亲舒义其，二嫂张文琼，三嫂杨秀蓉。

傅世奎讲得很动情，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也泪流满面。

今年五一，傅世华提前过64岁生日，借酿酒之机，把兄弟姐妹招集起来喝酒。回忆起这段往事，76岁的傅世英泪流满面：“过去的事情基本上都忘记了，但这件事却忘不了，想起就哭。”

老八傅世华与母亲合影

1964年，劳动改造了一年的父亲又“官复原职”。父亲一走，六大队立即由先进变后进，工作推不走。

“走资本主义道路”毕竟就是一个虚幻的“若有若无”的帽子；而贪污5分钱的罪行更是莫须有的抹黑，再加之六大队不能没有父亲，于是，他又回来了。

父亲的干劲更足了。

“这辈子就佩服老汉，从来没有灰过心，从来没有退缩过，总是那么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傅世奎说。

二、特殊十年

母亲舒义其与邻居合影。滕彩碧（中）、刘林芳（左）

然而，好景不长，3年后，父亲又遭，罪名依然是莫须有。戴尖尖帽游街，被没完没了地挨批斗，押送到双江劳动改造。

1966年，我出生的第二年，神州大地“东风吹、战鼓擂、我是小将我怕谁”，革命和造反的旗子漫天飞舞，在红色海洋里游弋的革命小将们，在阴暗角落里窥视的不怀好意者，他们打倒刘邓，他们打翻孔家店，他们打倒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停课闹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他们把自己每一个荒唐行为，都冠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在红海洋里潮起潮落。

农村，也未能幸免。

那场所谓的革命如火如荼，革命狂飙突进摧枯拉朽，摧毁破坏一个旧世界，也摧毁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体系和价值观之后，极度的狂热后是极度的失落。

父亲被“革委会”“革命小将”们反卷双手，戴上高帽，从我家门前，押到永安街头批斗。母亲哭，哥哥姐姐哭，一家人抱头痛哭。

“张某某，人称独眼龙，板眼最多，他剪尖尖帽的手艺最好，高几米，还花哨。”傅世奎回忆道。父亲就戴着这种尖尖帽，从农村游到街上，再从街上游回农村。父亲，默默忍受着他们的侮辱。

不久，父亲被押送到数十公里开外的双江镇劳动改造，跟前年前差不多，抬“四八料”。

这一干，又是一年多。

长年累月的劳累，累得吐血；食不果腹的生活，过早地损害了父亲的健康。从此，父亲的病根早早地埋下了。

作为家属，此时的母亲，既要为父亲担惊受怕，还要养育7个子女，心理与身体的折磨与伤害，背后的艰辛，与谁诉说？

1999年，父亲病情严重，可能有生命危险。这年，父亲七十二岁。

他微微苦笑，强忍住肌体的疼痛：“人总是会死的，我不怕，父亲伯父祖父都没活过五十岁，而我却活过了七十二岁，如果不死，可能还可以活几年。”

父亲求生欲很强。

他要看看他的儿女，他的孙辈，他的曾孙们，他希望他们能有出色表现、人人幸福平安。

他留恋越来越新的生活，留恋每天两顿酒，甚至三顿酒，两包烟，留恋与别人无休无止的亲切与吵闹，还有麻将桌上无碍大雅的小小娱乐。

我穿越时光隧道，突然来到1999年的12月4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星期六，父亲七十二岁生日刚过一周。

冬雨绵绵，淅淅沥沥弥漫天空，整个大地灰蒙蒙一片，我走在家乡新修的泥泞不堪的马路上。在成都公干数日，老家四处追踪，终于使我知道了老父病危的消息，我必须回去，哪怕因此影响了工作，我也要回去。此时我才明白，昔日敬佩的某某英雄哪个豪杰何方先进，他们往往在亲人病危时因工作的需要而脱不开身，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些人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值得学习。但我无论如何也是学习不了的，我们父子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尽管表达感情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我已经违背了—个诺言，让老父及亲人们大大地失了一回望。还是上个星期六，农历十月二十一，这天是老父七十二岁的生日，我答应一定趁星期回家一趟，并让时年九岁的儿子写好了两幅对联，小儿子写得非常认真，质量也相当好，远远超过我自己。但是因为到成都出差，加班加点地写一个达成公司的经验材料，不能回去，电话告知，亲人们大失所望。我本来没有勇气打这个电话，害怕解释不清，于是找到成都工作的侄女傅春艳，让她先打电话解释解释，然后我自己再亲自打电话，亲人表示理解，但仍失望。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了，今天正好也是一个星期六。

星期六，对我来说多少有些特殊的含义，我怕星期六!

我想起了那年秋天的星期六，黑色星期六，差点要了我小命的星期六。

1976年，作为乡村干部的父亲，被委派到潼南县三块石水电站负责后勤保障工作。这时我读小学二年级，除了去过乡上以外，哪儿也没去过，我没看过火车汽车，哪怕是自行车，连电视这个词也未听说过。于是我有了见识世面的机会了，我要走出山沟，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每个寒暑节假日，我都会去60余里远的县城，离县城几里处便是三块石水电站，父亲在那儿专门负责永安乡工程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工程队有管理人员一百多人，民工数千人，并且是走马灯似地不停地换，父亲就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

父亲带着百多号人，风风火火地赶到工地，在高高的山坡上搭起了简易的瓦房，四百余间。

山城重庆称火炉，夏日天气酷热难当，摄氏42度的极端高温天气随时可见；而潼南县城热过重庆，三块石电站又热过潼南。父亲本来可以不必动手，动动嘴巴就行，但他不，他是个急性子，一周的事情巴不得一天做完。于是自己亲自上阵，声音大得震天，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嗓子痖了又好，好了又痖。抬石头，贴墙砖，架屋梁，父亲成了“水人”……短短—个星期，四百余间简易住房竣工了。

这一年，父亲49岁。

工程部张指挥长感动地说：“傅支书记，真有你的，我服你了！”

他咧嘴一笑，早点干完，早点了事。

工友夸他，傅支书都这样亡命地干，我们怎么好意思偷懒。

父亲笑了。

大队人马开进了工地，开始了施工。

父亲负责这数千人的后勤保障。

他想方设法，日思夜想：怎样才能用较少的钱，去办较多的事，民工们很辛苦，一定要作好他们的后勤保障工作，让他们吃好饭，并且不能冷着他们，不能热着他们，不能让他们有危险。

父亲开始了八方打听，四处采购，那时还是计划经济，什么东西都靠供应，粮有粮票，肉有肉券，但“黑市”已经存在，父亲就经常光顾这种黑市，以便替民工们买到可口的东西，补充必须的营养。这一干，就是六年。

父亲负责经济供给，但经济方面没有出一分钱的差错，领导对他的评价极高：老傅不简单，可惜我们发现他晚了些，如果放在要害岗位，他肯定能做出不俗的成绩；民工们对他的评价极高：傅支部没有半点架子，与我们打成一片，事事为我们着想，对我们无微不至……

因为他的出色表现，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工作)者。

我十一岁那年深秋，一个星期六，我向老师请了假，步行去父亲处，其实车票并不贵，6角，但那时确实太穷了，这6角，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笔巨款。

走走歇歇，歇歇走走，从下午两点出发，走到县城，已是深夜，到三块石电站要过一条宽宽的涪江河，而此时早已停渡，过不了河；住旅馆是住不起的，于是我一个人在潼南街头徘徊，秋风凉透人，我不敢睡觉，只得在街上来回小跑。饥饿、寒冷、疲倦，真让我万分难受，我脑中一片空白，身体好像不是我的，我麻木像疯子，在昏黄的路灯下小跑着。—个公安发现了我，见我形迹可疑，就上前盘问，那是一个“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时代，人们的觉悟普遍很高，他对我问得相当仔细，我一一老实作答，他就带我到了派出所，给三块石指挥部打了一个电话，指挥部告诉了我的父亲，一个时辰不到，父亲就赶来了，他是专门租了一条小渔船来的。

父亲满头大汗，焦急万分，喘了好一会儿的气，才说： “你!?”

我无言以对。

父亲看到我的狼狈相，没有责怪我，托起我，让我骑在他的肩上，回去了。

我是父亲的第十个孩子，从小长相乖巧，智力不凡，学习成绩老是第一，所以深得父亲的喜欢也毫不为怪，于是，“骑父作马”便成了我的一个特权。

林则徐年幼时其父扛着他去应试童子试，考官戏出上联“骑父作马”，他脱口对出下联“望子成龙”，立即化解其父尴尬，并道出可怜天下父母之心。我不敢自比老林，但天下的父爱却本质一致。

也就是这一次，不幸发生了。

在三块石水电站父亲的宿舍里呆了十来个小时以后，我要急着回家，我要上学，于是匆匆告别父亲，父亲给了我的路费，但我舍不得用，为了抢时间，就去爬货车，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走了多远，不知是手吊酸了，还是因为别的原因，我从车上摔了下来，我不醒人事，好几个钟头过去了，我仍然昏死不醒，睡在马路边上，也没有一个人敢来救我，但鬼使神差，我居然醒过来了，并且奇迹般地走进了医院，医生救活了我。父亲知道这一消息后，顾不得身边的工作，连夜赶回了家。

父亲是跑回来的，他没能坐上最后一班客车，也没能搭上本来就十分稀少的货车，他就靠他的双腿，跑回来了。

他已经五十岁了。

父亲满头大汗，焦急万分：“你?!”

我躺在病床上，扎着厚厚的绷带，浑身是血，惨不忍睹，我哽咽着：“爸爸，你?!”

父亲默默地看着我。

特殊年代，父亲挨了整，遭了批，受了斗，身心遭到巨大摧残，健康受到严重影响。那么，父亲恨它吗？

不，绝不！

父亲格局大，境界高：“特殊时代，特殊遭遇。我们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这滴水的遭遇，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

特别是有一些说法，说什么“伟人不懂经济，让老百姓吃了苦”“教员搞运动，让很多人遭受不白之冤”……针对这些说法，父亲坚决不同意。

“如果是当事人跟着伟人吃了苦，他们在抱怨，这可以理解；但是，一些局外人也跟着瞎逼逼，这不是蠢就是坏了。”父亲愤怒地说。

父亲说，毛主席他们，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他们战天斗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

“工业化需要农业的积累，农业没积累，还要工业化，怎么办？那只有勒紧裤带，大干快上！这不光是时间不等人，形势也不允许。30年，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这就预示着农业剪刀差给农民带来苦难，农民的苦难也就直接导致了哺育工业的乏力。一句话，大家都跟着他穿着补丁衣服，为后代儿孙做贡献。”父亲侃侃而谈，“当今天的中国人，躺在他们的功劳簿上，享受他们的辛勤付出所换来的生活的时候，再去指责伟人的决策，这不光是没良心，这是一开上帝视角，就变成蠢货的表现。世界上每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是赤裸裸血淋淋的，而我们是在他老人家的带领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是的，“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最起码让后来的人民过上好生活，是毛主席他们毕生的追求！

风云岁月苦辛多，

往事如烟感慨歌。

运动频仍摧壮志，

奸诬屡现损英模。

桑蚕遗恨冤无据，

猫价含冤罪有何。

幸得今朝逢盛世，

公平正义荡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