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刘明德，今年六十有五，在北方一家机械厂干了一辈子车工，退休前是高级技师，年轻时在厂里也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
＂你不必急着离开。＂老伴说，脸上的皱纹里藏着担忧。
＂孩子的话，不值当听。＂
我放下布满灰尘的行李，喝了口水，望向她疲惫的眼睛。
＂不是孩子的话不值当听，而是我走之前，有些事得说明白。＂
我叫刘明德，今年六十有五，在北方一家机械厂干了一辈子车工，退休前是高级技师，年轻时在厂里也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
那是1992年的春天，我按说退休后的生活本该平静度过，可世事难料，因为再婚的事儿，竟引发了一场没完没了的风波。
我的第一任妻子——大家都叫她刘大姐，在我五十九岁那年因病去世，她走得匆忙，连一句话都没留下，就这么撇下我和儿子刘建国相依为命。
刘大姐在世时，是机械厂后勤处的炊事员，嗓门大，性子急，一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可做得一手好菜，厂里大小宴席都少不了她。
她走后，家里的一切都变了样。
那台她生前最爱听的半导体收音机落了灰，院子里她精心侍弄的月季花蔫了吧唧，就连厨房里那口铁锅都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建国那时已经三十出头，在一家国营纺织厂当技术员，成了家，有了孩子，赶上改革开放的好年头，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可我这个当爹的却像是一下子苍老了十岁。
每天早晨醒来，屋里静得出奇，少了刘大姐絮絮叨叨的唠叨，少了她起早贪黑忙活的声音。
四十年的夫妻生活，说断就断，我一时难以适应。
吃饭时，我常常做好一桌子菜，才发现没人同我分享，只好默默看着菜凉了，一盘一盘地倒掉。
夜里睡不着，就翻出那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我和刘大姐年轻时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她，扎着两条粗粗的辫子，穿着蓝色的确良衬衫，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那是我们厂里首次评选＂先进工作者＂，她被评上了。
那时候，一张照片多金贵啊，要攒好几个月的工资才舍得照一回。
建国倒是常来看我，带着他媳妇李芳和小外孙刘小明。
他们一家三口住在纺织厂分的楼房里，两室一厅，虽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
有次他提议让我搬去和他们住，被我婉拒了。
＂爸，你一个人住，我不放心。＂他说这话时，眼圈红红的。
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咱爷们儿，得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其实是不想打扰他们小两口的生活，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事儿，哪能成天围着我这个老头子转。
再说，这个老房子里有我和刘大姐几十年的回忆，我舍不得离开。
转机出现在去年冬天。
那天早上，天气格外晴朗，我像往常一样去附近的人民公园锻炼。
公园里的老槐树下，有个老太太正在给一群麻雀撒米，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绒面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是干净利落。
我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几眼，没想到她突然转过头来，冲我笑了笑：＂您也是来遛弯儿的？＂
她叫张淑兰，比我小五岁，是退休小学教师，也是独居，丈夫早年因工伤去世，膝下有个女儿在南方的广州工作。
我们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发现彼此都喜欢京剧，都爱养花，性格也合得来。
她说话慢条斯理，带着一点北方特有的卷舌音，听起来格外亲切。
＂刘师傅，您喜欢梅派还是尚派啊？＂她问我。
＂我啊，门外汉一个，只知道听着好听。＂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倒是听说今天戏院有场《铡美案》，您要是不嫌弃，咱一起去瞧瞧？＂
就这样，我们常在一起喝茶、散步、听戏。
张淑兰温柔贤惠，说话轻声细语，和刘大姐性格截然不同，却莫名让我心中安宁。
她有一手好厨艺，会做很多我从未尝过的南方菜。
＂刘大哥，尝尝这个糖醋排骨。＂她第一次到我家做饭，就端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排骨。
那一刻，我眼眶有些发热，多久没有人这么关心我的饮食了啊。
两个月后，我鼓起勇气向她表明了心意，她羞涩地点了点头，脸上泛起红晕，像个小姑娘似的。
我们决定再婚时，建国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
那天，我叫他来家里吃饭，打算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这个消息。
＂爸，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建国一进门就问。
他刚从纺织厂下班，身上还带着棉纱的味道，手里提着一袋刘大姐生前爱吃的老杨家糕点。
我斟酌着开口：＂建国啊，爸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您说，爸，什么事这么严肃？＂
＂爸想，再找个伴儿。＂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的反应。
建国愣了一下，随即拍案而起：＂爸，你疯了吗？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建国，注意你的言辞。＂我严肃地说，＂张阿姨是位受人尊敬的教师，我们认识有段时间了。＂
＂教师怎么了？教师就不会打你退休金的主意？＂建国冷笑道，＂她只是看上你的钱！＂
我哑口无言。
我的退休金每月固定有九百多，那年头，不少人工资才二三百呢。
加上平时节省，存款也有三万多，放在铁皮小匣子里，连建国都不知道具体数目。
在这个年代，确实算得上小康。
但我不相信张淑兰是冲着钱来的，她自己也有退休金，生活并不拮据。
＂建国，你妈走了，爸也不年轻了。＂我试图解释，＂有个伴儿，晚年不至于孤独。＂
＂孤独？我不是常来看你吗？＂建国声音提高了八度，＂要不你搬来和我们住！再说了，你和那女人才认识多久？两个月？三个月？爸，这事太仓促了！＂
他的语气让我心里一沉。
刘大姐在时，最疼这个儿子，有什么好东西都紧着他。
建国也是个孝顺孩子，逢年过节必定带着全家来看我们，从没让我们老两口操过心。
可现在，他却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话，仿佛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我没有反驳，只是平静地告诉他：＂儿子，我决定好了。你是我儿子，永远是。但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
这话说完，建国的脸色很难看，他甩门而去，留下一句＂后悔别怪我没提醒你＂。
接下来的日子，建国几乎不来我家，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和张淑兰还是在1991年底办了简单的婚礼。
婚礼在我家的小院子里举行，请了几个老邻居和厂里的老同事。
我穿着刘大姐在世时给我做的那件藏青色中山装，张淑兰穿了件淡粉色的旗袍，虽然都已年过花甲，却也有几分喜气。
建国是在婚礼前一天接到我的电话才知道具体日期的。
他全程黑着脸，婚宴上一口酒没喝，一筷子菜没动，敷衍地送了个花瓶，婚宴结束就匆匆离开了。
此后，他很少来看我，即使来了，也总是对张淑兰爱答不理，尴尬得很。
老街坊王大娘曾劝我：＂明德啊，儿子不理解，慢慢来，别着急。＂
我点点头：＂是啊，得给他时间适应。＂
张淑兰倒是宽容大度，从不计较，反而处处为建国着想。
知道他爱吃红烧肉，专门学着做，还特意去市场上买了上好的五花肉。
得知小明过生日，亲手织了毛衣送去，那可是她一针一线，熬了好几个晚上才织成的。
小明收到毛衣，高兴得不得了，当场就套在身上，蹦蹦跳跳地绕着院子跑了好几圈。
可建国始终不为所动，甚至变本加厉地找茬。
有次他来家里，看到我们新买的14寸彩电，当即变了脸色：＂爸，你的钱就这么不经花？让她这么造？＂
那电视是张淑兰坚持买的，说我眼睛不好，看黑白电视太费劲，容易累着。
＂这彩电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张淑兰解释道，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你爸喜欢看新闻联播，原来那台黑白的，画面都花了。＂
建国冷哼一声：＂呵，您可真会做人情。＂
这话里带刺，我忍不住发火：＂建国！你太过分了！＂
他反而更激动：＂我过分？爸，你被她迷得连亲生儿子都不认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砰地一声关上门，惊得院子里的麻雀都飞走了。
张淑兰站在那里，脸色煞白，嘴唇微微发抖。
我想安慰她，却不知从何说起。
她深吸一口气，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没事，他还年轻，气性大。＂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两年。
期间，我试图调和他们的关系，但收效甚微。
我曾去建国家里，想当面和他说明情况。
＂爸，您别来了。＂他站在门口，不让我进门，＂咱们在外面说吧。＂
我们在他们小区的长椅上坐下。
夏日的傍晚，天还没黑透，小区里三三两两的人溜达着，孩子们在远处的空地上放风筝。
＂建国，爸知道你心里有想法，可你也该理解爸啊。＂我苦口婆心地说，＂张阿姨对我很好，她是真心实意的。＂
建国叹了口气：＂爸，您年纪大了，看不清人心。那女人，我看着就不对劲。您想过没有，她为啥偏偏看上您？＂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爸我就那么不堪？＂我有些恼火。
＂不是，爸，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语气软了下来，＂我就是担心您被骗了。您那点退休金，可经不起折腾啊。＂
我无言以对。
是啊，在儿子眼里，我就是个糊涂老头，容易受骗，需要他保护。
可我活了大半辈子，什么场面没见过？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厂里条件艰苦，一个零件出了差错，我连续工作三十六小时才解决问题。
后来当了班组长，带出了不少徒弟，有几个现在都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我这一生，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从没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
凭什么到了晚年，连找个伴儿都要被质疑？
张淑兰虽然从不抱怨，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委屈。
有次我不小心看到她一个人在厨房抹眼泪，问她怎么了，她只说是被油烟呛的。
这个倔强的女人，宁可自己默默承受，也不肯给我添麻烦。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作响，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床前。
我想起刘大姐临走前握着我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明德，好好活着。＂
是啊，好好活着，不仅仅是活着，而是要有质量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有情感地活着。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上个月。
建国突然带着妻子儿子来家里，表情前所未有的凝重。
进门就让小明去院子里玩，不要进屋听大人说话。
我和张淑兰对视一眼，心里都有种不祥的预感。
＂爸，我有重要的事告诉你。＂他坐下后开门见山，＂我查了张阿姨的底细。她以前有过三段婚姻，每一段都维持不到三年就分手，而且每次分手后，她都分得了对方的财产。＂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
我看向张淑兰，她脸色煞白，却没有立即反驳。
＂这不可能。＂我艰难地说，心跳加速，手心冒汗。
建国从包里拿出几张纸：＂这是我从街道办打听到的。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小厂长，离婚时分给她一万块；第二任是个供销社主任，分给她一套房子；第三任就是那个所谓＇因工伤去世＇的丈夫，其实是被她气死的，留下了一笔保险金。＂
＂够了！＂我厉声制止了他，＂这种造谣中伤的话，我不想听！＂
建国倔强地说：＂爸，事实摆在眼前，你为什么不肯面对？她就是冲着你的钱来的！你们结婚还不到两年，看她已经把家里翻新了一遍，你的存款还剩多少？＂
我不自觉地看向张淑兰。
她站起来，声音颤抖：＂我去收拾东西。＂
＂你干什么去？＂我问，心里一阵慌乱。
＂我走。＂她的眼泪终于落下来，像断了线的珠子，＂刘大哥，我不能让你为难。＂
她转身进了卧室，轻轻带上门。
我和建国面面相觑。
＂爸，你看，她心虚了吧？＂建国压低声音说，＂真要是清白的，怎么不解释？＂
我沉默不语。
是啊，这两年来，家里确实添了不少东西：彩电、冰箱、新沙发、电风扇......
可那些真的都是她用自己的钱买的吗？
我的存折上的数字似乎的确在减少，但我一直没放在心上，因为有她陪伴，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
＂爸，你醒醒吧！＂建国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趁现在还来得及，和她断了吧！＂
李芳这时也开口了：＂爸，建国也是为你好。你想想，一个女人结了三次婚，正常吗？肯定是她自己有问题。＂
我忍不住反驳：＂那我也是再婚，是不是也有问题？＂
李芳语塞，不再说话。
建国嘟囔着：＂能一样吗？您和我妈是清清白白的夫妻，她那是......＂
我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只是说：＂你们回去吧，让我静一静。＂
建国还想说什么，被李芳拉住了。
他临走时，意味深长地说：＂爸，别等后悔了才想起我的话。＂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阳台上抽了一夜的烟。
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沙沙作响，像在窃窃私语。
我的脑海中闪过这两年与张淑兰相处的点点滴滴：她为我织的毛背心，为我熬的姜糖水，下雨天为我撑伞的样子......
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吗？
她是真心待我，还是另有所图？
清晨，我做出了决定。
我告诉张淑兰，我需要时间考虑，先回建国家住几天。
她点点头，没有挽留，只是眼圈红红的，手里握着一条手帕，那是刘大姐生前最喜欢的一条，蓝底白花，角落绣着一只小燕子。
＂刘大哥，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尊重。＂她轻声说，＂谢谢你这两年的照顾。＂
这话听得我心里一酸。
明明是她照顾了我两年，怎么反倒谢起我来了？
在建国家的日子并不好过。
虽然他和儿媳妇表面上热情招待，但我总感觉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他们住的楼房虽然新，但房间狭小，我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晚上，电视的声音吵得我睡不着；早上，小明上学的动静又把我吵醒。
小明放学回来，看到我就躲着走，小声嘀咕：＂奶奶死了，爷爷又不要淑奶奶了，他是不是也不要我了？＂
这话听得我心惊肉跳。
儿媳妇做饭时，总是低声和建国嘀咕什么。
有天我无意中听到他们的对话：
＂爸终于想通了，这次可得把那女人彻底撵走。＂
＂是啊，那女人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你爸的那点退休金，可不能被她骗走了。＂
＂我寻思着，干脆让爸把房子过户给小明，这样即使以后再犯糊涂，咱们也有保障。＂
＂对，趁着这次机会，把事情都说清楚。再说了，那房子本来就是你妈的心血，凭什么便宜外人？＂
我站在门外，心如死灰。
原来在儿子眼中，我不过是一笔随时可能被骗走的财产；在张淑兰眼中，我或许也只是下一个可以分割财产的目标。
六十多年的人生，到头来竟然只剩下金钱与算计。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
刘大姐在世时，常念叨：＂咱们的房子留给建国，不用公证，口说无凭，万一以后有啥变故......＂
我总是笑她想太多：＂哪来那么多弯弯绕绕，咱爷俩亲，还能有啥变故？＂
现在想想，她的担忧不无道理。
人心果真难测。
就在我最灰暗的时刻，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建国不在家，儿媳妇去菜市场，只有我和小明在家。
小明一直闷头写作业，突然问我：＂爷爷，您为什么不和淑奶奶住在一起了？＂
我愣了一下，不知该如何回答一个九岁孩子这么复杂的问题。
＂爷爷和她......有点小误会。＂我最终这么说。
＂是因为爸爸说她是坏人吗？＂小明天真地问，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
我不知如何回答，只能叹口气，轻轻摸了摸他的头。
＂可是淑奶奶对我很好啊。＂小明放下铅笔，＂上次我生日，她不仅给我织了毛衣，还偷偷塞给我五十块钱，说让我买喜欢的东西。她还告诉我，那是她自己的零花钱，让我别告诉爸爸妈妈。＂
我心头一震：＂她还说什么了？＂
＂她说她很爱您，希望能照顾您一辈子。＂小明眨着大眼睛，＂她说您是个好人，值得被爱。还说，她每天都念叨，希望我爸爸能接受她，她想好好当个奶奶。＂
小明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紧锁的心门。
＂爷爷，您知道吗？＂小明神秘地压低声音，＂淑奶奶有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家里每一笔开支，连买馒头的钱都记得清清楚楚。她说，这样万一有人问起来，她就有个交代。＂
这番话如醍醐灌顶。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被猜忌蒙蔽了双眼。
真相或许并非如建国所言，但我甚至没给张淑兰一个解释的机会就离开了她。
当晚，我对建国说要回家拿些换洗衣物。
他坚持要陪我去：＂爸，我陪您去。正好我也有话要和那女人说。＂
＂不用，我自己去。＂我坚定地拒绝了，＂我老刘家的事，我自己能处理。＂
他见我态度坚决，只好作罢，但叮嘱我：＂爸，您可千万别心软啊。想想我妈，她泉下有知，会多伤心啊。＂
这话刺痛了我。
刘大姐在世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全家人和和美美。
若她知道儿子这样对待一个善良的老人，怕是会更加伤心吧。
回到家，张淑兰正在收拾东西。
见到我，她慌忙擦了擦眼睛：＂刘大哥，你回来了。＂
她瘦了，脸色憔悴，眼下有明显的黑眼圈，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
＂嗯，取些衣服。＂我故作平静，＂你这是......要搬走？＂
＂我想，你可能不想再见到我了。＂她低着头，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哽咽，＂我找了个小房子，明天就搬过去。＂
我看到茶几上放着一个信封，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我的名字。
她顺着我的目光解释道：＂那是我的存折，还有这两年的账本。刘大哥，我知道你不会相信，但我真的没有拿过你一分钱。家里添置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用自己的积蓄买的。＂
我拿起信封，里面果然有一本存折和一个小账本。
翻开账本，每一笔开支都记得清清楚楚：彩电1480元，冰箱1200元，沙发680元......旁边还标注着＂自费＂二字。
字迹工整娟秀，那是教了一辈子书的人才有的笔迹。
＂这些年，我一个人过惯了，积攒了些钱。＂她声音哽咽，＂我从没想过要勾搭谁，更没想过要骗谁的钱。遇到你后，只是想给你一个舒适的家，从没想过要你的钱。＂
我沉默良久，突然问道：＂那建国说的那些事......你真的结过三次婚？＂
她苦笑一声，眼中流露出深深的伤痛：＂刘大哥，我不是完美的人，但也不是你儿子口中那种人。＂
＂我确实结过三次婚，但不是他说的那样。＂她鼓起勇气直视我的眼睛，＂我第一任丈夫酒醉后常常......＂她没说下去，但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我忍了三年才离婚，没要他一分钱；第二任是同村的供销社营业员，外表老实，背地里却欠了一身赌债，最后人间蒸发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对催债的人；第三任就是孩子的父亲，是个好人，因工伤去世，留下一笔保险金，我都给了女儿当嫁妆。＂
我沉默良久，突然问道：＂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些？＂
＂我怕你嫌弃我。＂她苦笑，＂一个结过三次婚的女人，谁会要？我本想着好好陪你过日子，没想到......＂
说到这里，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
我心中愧疚万分，但还有一个疑问：＂建国说的那些资料......＂
＂那些都是谣言。＂她抬起头，眼中是哀伤却坚定的神色，＂我去找过他，他后来承认了，那些所谓的资料是道听途说，甚至是他编造的。刘大哥，我知道他是你儿子，你不会为难他。我也不怪他，毕竟血浓于水。＂
我如遭雷击，浑身发冷。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声音嘶哑。
＂也许，他是真心为你好吧。＂她勉强笑了笑，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也许，他怕我分走他的遗产。人，总会有私心的。＂
我想起在建国家听到的那些对话，心如刀绞。
我的儿子，竟为了一点财产，不惜伪造证据，拆散我的婚姻。
而我，居然轻易相信了那些谎言，伤害了真心爱我的人。
我抚摸着那本记账本，上面有些地方被泪水浸湿，字迹有些模糊。
这是一颗真心的见证。
＂刘大哥，你别难过。＂张淑兰擦干眼泪，勉强露出一个笑容，＂咱们这个年纪了，看得开。你儿子也是为你好，只是方式不对。你们父子情深，别因为我......＂
我打断了她：＂淑兰，对不起。＂
这是我第一次直呼她的名字，不带敬称。
她愣住了，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我对不起你。＂我郑重地说，＂是我太糊涂，被表象迷惑了双眼。＂
第二天，我收拾好行李，正式搬回了自己家。
张淑兰执意要搬走，被我拦下了：＂这是我们的家，谁都别想赶你走。＂
建国知道后，勃然大怒，连夜赶来质问我。
＂爸！你又被她骗了！＂他站在客厅中央吼道，脸涨得通红。
＂骗？＂我冷静地看着他，心中却翻江倒海，＂建国，是谁在骗人，你自己清楚。＂
他脸色一变，眼神闪烁：＂她告诉你什么了？＂
＂实话，和你编造的谎言。＂我叹了口气，心中满是失望，＂建国，我很失望。＂
＂爸，我是为你好！＂他辩解道，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她就是冲着你的钱来的！你知道吗？她和我去谈过，说只要我不从中作梗，她就分我一半你的遗产！＂
我震惊地看向张淑兰，她却异常平静。
＂刘大哥，这件事我可以对天发誓，从未有过。＂她的目光坦荡，没有一丝慌乱。
转向建国，她说：＂我倒是记得，有人曾提出，希望我帮忙说服老人家把房子过户给孙子，说那样＇对大家都好＇。还说，只要我配合，以后会给我一笔＇感谢费＇。＂
建国脸色煞白，无言以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建国，＂我沉声道，＂你妈生前最疼你，总说儿子是自己的心头肉。我也一直以你为荣，从没想过你会为了钱财做出这种事。＂
＂爸，我......＂他嗫嚅着，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打断他，＂你放心，我的退休金够我和你张阿姨过日子。房子最终还是会留给你，这是我和你妈的心血。但在我活着的时候，它属于我，我有权决定和谁一起住。＂
建国低下头，眼圈红了：＂爸，对不起......＂
儿子头一次向我道歉，我心中百感交集。
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是那个穿着开裆裤，追着蝴蝶跑的小男孩；是那个拿着第一张优秀奖状，兴冲冲跑回家的少年；是那个在厂门口接我下班，背着我的工具包的年轻人。
什么时候，他变得如此陌生？
我没有立即原谅他，只是说：＂回去好好想想吧。人这一辈子，钱固然重要，但亲情和真心更珍贵。＂
他走后，张淑兰默默为我倒了杯热茶，往里面加了一小块冰糖——她记得我喜欢喝微甜的茶。
我握住她的手：＂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傻老头。＂她眼中噙着泪水，却带着笑意，＂我知道你心里有我，这就够了。＂
这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心。
人到暮年，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理解和陪伴。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张淑兰过得平静而温馨。
她教我养花，我教她修理家电，闲来无事就一起听京剧，或者在小院子里晒太阳。
建国的态度也慢慢软化了。
起初，他只是打电话问候，声音里还带着尴尬和不自然；后来，他偶尔会带着小明来看我们，虽然和张淑兰说话不多，但至少不再充满敌意。
转眼又是一年春天。
院子里的迎春花开了，张淑兰正在给花浇水，轻声哼着《梨花颂》。
建国带着小明来看我，关系虽然缓和了不少，但仍有些尴尬。
＂爸，我带了您爱吃的糕点。＂他递过来一个纸盒，那是老杨家的桃酥，刘大姐生前最爱吃的。
＂放那儿吧。＂我笑着指了指茶几，心里一暖。
儿子还是记得我的喜好，可见心里还是有我这个老头子的。
小明一进门就跑过去抱住张淑兰：＂淑奶奶，我想您了！＂
张淑兰摸摸他的头，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奶奶也想你。来，奶奶教你种花。＂
建国看着这一幕，表情复杂，眼中闪过一丝愧疚。
我拍拍他的肩膀：＂人老了，需要的不是钱，而是一份真心和陪伴。你张阿姨给了我这些，我很知足。＂
他垂下头：＂爸，我真的错了。＂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我笑了，掏出那包皱巴巴的红梅香烟，递给他一支，＂你妈在天上看着呢，她希望我们都好。＂
＂爸，您别抽了，医生说对肺不好。＂建国却没有接烟，反而小心翼翼地把烟塞回我口袋，＂我给您买了保健品，冬虫夏草，大补。＂
我哑然失笑。
儿子还是那个儿子，只是方式变了。
正说着，张淑兰端来一盘切好的苹果：＂建国，尝尝，这是新鲜的红富士，很甜。＂
建国迟疑了一下，接过一块，咬了一口，点点头：＂谢谢张阿姨，确实不错。＂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客气地和张淑兰说话。
我看着他们，心中欣慰。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冰释前嫌吧。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我们身上，温暖而明亮。
我看着张淑兰和小明在院子里忙碌的身影，心中满是温暖。
有一天晚上，我和张淑兰坐在小院子里乘凉，周围蝉鸣阵阵，月光如水。
＂刘大哥，我有个心愿。＂她突然说。
＂什么心愿？＂我问。
＂我想和你去南方看看海。＂她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大海，听说那里的水，蓝得像天空。＂
＂好啊，等天气凉快点，咱们就去。＂我笑着应允，心中已经开始计划这次旅行。
人生在世，钱要有，但更要有情；情要真，但也不能没了钱。
在这个平衡中，我找到了晚年的幸福。
而那句＂她只是看上你的钱＂，终究成了一个笑谈，一个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的契机。
我想，如果刘大姐在天有灵，看到我现在的生活，也会为我感到高兴吧。
毕竟，好好活着，才是对逝者的最好的纪念。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