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3年组织上调动我到13连担任副指导员,来接我的就是连长李庆堂,连长近一米九的个头,是团里最高的人,“李大个”这个绰号远比本名李庆堂响亮,上上下下都这么称呼他,这种亲近不是每一位连领导都能享受的待遇。
(接上文)
13连是我北大荒经历的最后一站。
1973年组织上调动我到13连担任副指导员,来接我的就是连长李庆堂,连长近一米九的个头,是团里最高的人,“李大个”这个绰号远比本名李庆堂响亮,上上下下都这么称呼他,这种亲近不是每一位连领导都能享受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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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敲钟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在连队每块地号走了一圈。哪个地方要用镰刀上人力,哪个地方需要机械,哪块地先哪块地后,他像个运筹帷幄的将军,指挥着全连冲锋陷阵。夏锄干的是扒层皮的活,那一年大豆长势喜人,可也急坏了连长,用以往铲地的长把锄会草苗一块刨下来,他想出了改使小锄铲地的办法,招是不错,却难为了“李大个”,腰弯成了大虾米,一丝不苟地做示范,我跟在连长的后面一天天就这样田里跪,田里蹲,田里干,真想停下来,但第二天又悄悄把自己埋进了田垅间。当望着金灿灿的的大豆堆,望着一车车外运的大豆,喜悦涌上心头,苦都不在乎了。
最苦是每年的水利会战,零下30多度,连长带领全连一起抡大镐。排水回来我的鞋总是湿乎乎的,脚被冻伤。是连长用玉米叶为我们做鞋垫,还说:“别小瞧它,又防潮,还保暖。”我却笑他:“苞米可苦了,吃了它的心,扒了它的皮,最后还要把它踩在脚底下。”
连长对我们知青特别细心,上级布置的工作如果脱离实际,他却敢硬顶。因此,团里有的领导说他有骄傲情绪。其实他就是大直爽,是一点歪门邪道都没有的好干部。连队盖了新房子他不搬,让给更需要的老职工,他全家依旧住在“穿鞋带帽柱拐棍,晴天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土坏房里。连长平时一脸严肃,却是性情中人,每逢刮风下雨,不能下地,全连人都集中听我讲“大课”,他和大伙一样静静地听着,还悄悄吩咐小文书不时送上蜂蜜茶。大家最开心的是集体起哄:“张副指,李大个,合一个”,和李连长的男女二重唱是每次连里联欢时的保留节目,你想:我们组合是一高一矮、一黑一白,开唱都不在一个调上,中间更是各唱各的,可最后一句却能合上拍,每每全场都笑喷了。特别是唱电影《金光大道》插曲:“长鞭哎,那个一甩哎,叭叭地响哎”,那叫一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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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又到大学招生时,我再也乐不起来了。顺利通过了“群众推荐、政治审查、体检、考试、评议”这“五关”,又加上我入党早、文笔好、是团先进工作者,这回上大学非我莫属,心想稳操胜券。可眼看着接到入学通知的知青,欢天喜地告别“第二故乡”,而我的通知书却迟迟不来,虽然我表面还算淡定,但内心陷入了绝望,万念俱灰…我在连里除了担任副指导员、党支部副书记,还兼任团支部书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妇女主任、代理学校校长,负责出黑板报、刷大标语、往团广播站投稿。指导员又偏偏这个时候请假探亲,两副担子一肩挑,我和连长几乎连轴转,但是不论多忙、多苦、多累,也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笔。
其间《兵团战士报》编辑部还发函称:“你写的《文章》已于6月7日三版刊出。希望你今后多为党报写稿,反映情况。”并寄来了代替稿费的天蓝色“采访本”,印有《兵团战士报》字样。那一年我还被团宣传股首次授予《业余记者》的称号,这是团里为数不多的荣誉。可以说:就是当年已录取的工农兵学员,也未必人人比我干得好。不少人为我鸣不平,劝我找找上面,我犹豫了。这不明摆着不安心“接受再教育”吗?那一夜我失眠了。
父亲的话响在耳边:咱是革命家庭,你是革命后代,要有志气,有正气,有骨气;还有领导说的:连队需要你,你条件好,能写会画,还有机会。我眼睁睁地望着窗外,通宵达旦。上名牌大学是我自幼的理想,在北京实验小学读书时,就下决心好好学习,将来上个好大学。可是赶上了那个扭曲的年代,就算你过了“五关”,未必给你机会“斩六将”,只好听天由命吧;就算此生与大学无缘,毕竟还有值得期待的东西。我给即将赴天津南开大学的李树声匆匆写下一首词《卜算子·送战友》:
放眼宏图长,何意恋逝光,天鹰展翅越万里,卷书留春香。
莫挂疏枝寒,根深蓄新芳,心存志远映朝霞,豪气漫北疆。
那段时间,我拼命地工作,“手磨烂,腰折断,定叫13连面貌变”。我用泪水,汗水冲刷心灵的坚忍。白天跟着连长几十趟往返大田、场院;胶鞋磨破了,脚下起了血泡,包扎一下继续干,连长几次劝也不听。晚饭后接着运肥会战。马车、牛车,胶轮车、拖拉机全部出动,人叫声、机车声、车老板吆喝声,扬鞭声响成一片,各种灯光在漆黑的夜空闪耀…我突然一阵晕眩,全身火烧一样的疼,卫生员任汉敏忙前忙后,打针、吃药,发烧40度不退。连长二话没说,开着车,连夜把我送到了团部医院。诊断结果是:急性活动风湿性心脏病,全身关节红肿,膝盖周围出现大片大片的风湿结节。心跳得快蹦出噪子眼,一点动弹不了。
值班大夫齐齐哈尔知青孙德伟埋怨道:再晚点,人就危险了。我心里明白,多亏了连长和连队卫生员,这是我来北大荒第一次到团部看病,第一次住院,第一次住特护病房。每天都有人来看望。带来野政瑰,雏菊,风铃草、金针花,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花,我把脸理进花丛里深吸一口野花的清香,对自已说你不会死,你不会水远沉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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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成为全团第一个办病退的副指导员,有人说我“因祸得福”了,但自己心里却不是滋味。连长送来两只漂亮的野山鸡,自已舍不得吃,让我带给父母。而连长和无数的老垦荒战士,却战天斗地的还要继续奋战在北大荒。
离开我深深地眷恋着这片黑士地,有“北大荒新闻系”的经历做底色,人生不会消极,不会苍白,一定是丰富多彩的。离开兵团后我上了大学、做过办公室主任,美工、编剧、文学编辑,“北大”的烙印始终铭刻于心灵深处,上过“北大(荒)新闻系”是我最为庆幸的。它留给我的上进心、工作热情和工作能力一直伴随着我走到今天,让我一生受益不尽。
来源:萧峰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