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的领导下，离开鄂、豫、皖苏区，冲破几十倍于我的敌军重重包围，向西北转移，进军到西安城南30公里之子午镇，翻越秦岭、巴山到达北川，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天津及全国爱国学生，民众团体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对日宣战。

1932年4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对日宣战通电，“特此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工农红军和全中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的领导下，离开鄂、豫、皖苏区，冲破几十倍于我的敌军重重包围，向西北转移，进军到西安城南30公里之子午镇，翻越秦岭、巴山到达北川，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这时蒋介石坐镇南昌，自任剿共总司令，对民众抗日呼声和工农红军对日作战的要求全然不顾，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合围，他命令川中军阀刘湘由川中向川北进攻，密令杨虎城的17路军从陕南向川北进攻，并要他的嫡系胡宗南部，从甘肃堵截红军西进，妄图一举歼灭红四方面军主力。这样，我们川陕苏区便处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

杨虎城将军主张联合抗日，反对内战，反对围剿红军，他于1931年9月23日在《民意晚报》就曾著文泣告全国，“历数吾国通史……由日人构成……尤祈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夫国自伐，而后人伐，印度朝鲜，可为殷鉴。”但杨将军处在蒋介石的淫威之下，苦无良策，自接到蒋介石命令后，更是进退维谷。

宋绮云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川中军阀刘湘自认为兵力雄厚，从来不把蒋介石的指示放在眼里。他不让任何人占据川中地盘，也不愿插手于川中以外的事情，无心进攻川北苏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曾经与红军有过接触，吃过亏，他明知红军是北进，开赴抗日前线，却在甘肃摆出了一个防止红军西进的架式。这样在东起镇巴，西到宁羌长250多公里的防线，都是17路军的防地，把杨虎城推上了第一线。看来蒋介石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借刀杀人，使17路军和红四方面军两败俱伤，使他达到坐收渔人之利。杨虎城将军也感到事态严重，必须派人前往川陕苏区，把蒋介石的阴谋通报给红四方面军。按照杨虎城将军的授意，宋绮云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杜斌丞高参。杜高参也有同感，可派谁去呢？宋绮云和杜斌丞都很为难，既要责任心强，还要机智灵活。任务非常艰巨，但必须完成17路军和杨虎城将军的重托，宋绮云陷入了深思。突然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浮现在他的脑海，这就是17路军潼关行营参谋武志平。宋绮云和武志平是1931年春相识的，那是在中原大战之后，杨虎城接管潼关行营之时，武志平当时是由17路军驻郑州办事处调任行营的。武志平出身贫苦，幼年当过学徒，因不堪忍受老板的打骂，一气之下投奔了17路军当了兵。他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思想，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极为仇恨，对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极为不满，常向《西北文化日报》投稿抨击。宋绮云经常帮助他修改稿件。日子长了，武志平对宋绮云渊博的学识、非凡的才干，敏锐的政治头脑和乐观主义精神很敬佩，因而过往甚密，有事总是向宋绮云请教。

宋绮云也有意识地对武志平进行教育，以提高他的阶级觉悟。他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说到蒋介石的卖国独裁，从联俄、联共，说到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从军队的银饷说到民生凋敝和人民的疾苦……

宋绮云成了武志平的最初启蒙者，除了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启发他的阶级觉悟之外，还布置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便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每当武志平出差之前，宋绮云都嘱咐他做些调查研究工作。

1931年夏，武志平去甘肃陈硅璋部新编13师做联络工作，后来在陇南土著部队鲁大昌部检阅部队时，根据宋绮云的要求，写来不少书面调查材料。1932年秋，武志平去酒泉新编36师马仲英部做联络工作，行前宋绮云很郑重地委托他调查河西走廊（甘、凉、肃三州）回族部队的驻军情况，包括军事、地理、军民关系，以及各回族军阀相互关系等情况。武志平不负所托，回来途中将从兰州至酒泉800多公里（旧称18站）途中经过的城镇、村庄、里程、草原农作情况，绘制了一份略图，把人口、回汉居民的比例和村庄的水井眼数均注记于上，还附了一份约3万字的调查报告。另外还写了陕甘两地各杂牌军队的武器装备及各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军事部署及互相关系的材料。

当时宋绮云和党中央失去联系，他把武志平等人调查的材料，选摘一部分重要而又适宜于在报纸上公开刊登的内容，以游记形式发表在《西北文化日报》上，标题为《塞上征鸿记》。这样就可使我军有关机构，从报纸上知道河西走廊的大概情况。副刊的《西北角》，又开辟了军队生活文化栏，很受部队欢迎，不但张、杨部队订阅，红军也通过关系设法购买。有一次，刘志丹部参谋长张绍良一次就购买《西北文化日报》150份，分发各部，作为制定行动计划之参考。

随着川陕苏区的建立，为了配合红军的行动，宋绮云找来武志平告诉他，由于川陕苏区的建立，西北革命形势有了很大进展，当前主要任务是为了巩固川陕苏区和陕北苏区，为了使党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要尽一切可能配合苏区和红军的行动。我们要利用公开职务搜集情报，及时传达给红军首脑机关。

武志平回到陇东平原防地后，即依宋绮云的意见，着手准备了川、陕、甘、宁、青各省的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各1份，还将主要地区绘制了敌我现势图，标出蒋军的通用密电码、信号、口令等。宋绮云还要他收集有关西北，特别是川陕地区的风土人情、山川物产方面的书籍和其他记载。武志平设法找到了谢彬著的《新疆游记》，抄本《京藏道理记》，洪亮吉著的《道戎伊犁日记》，还有林则徐著的《荷戈记程》等。凡是宋绮云布置的工作，武志平总是千方百计争取完成。

1933年初，当武志平由天水防地再到西安，向宋绮云汇报准备工作情况时，宋绮云认为武志平经过工作考验，政治上已经成熟，经宋绮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宋绮云经过深思熟虑后，推荐武志平作为与红四方面军联络人选。

此事关系重大，宋绮云于杜斌丞先生多次秘密磋商，杜斌丞先生和孙军长密谈之后，他们向杨电陈，拟到西安共商大计，经杨复电同意后，杜、孙遂于2月24日匆匆上路，3月1日到达西安。

宋绮云与杜、孙经过近一个月的秘密磋商，得到杨将军的完全赞同，并决定立即付诸行动。杨将军亲自写给武志平一封词意恳切，有望他佐助孙军长努力工作的信件。5月12日，孙蔚如面见武志平密谈有关与红四方面军的友好的问题，并共同研究了写信的措词，由孙军长亲笔写在一方白绫子上。内容为“国势阽危，岂容兄弟阋墙，动辄兵戌相见……甚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等语，嘱武将绫书缝在衣襟内。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同志以中国共产党员和17路军参谋的双重身份，受杨虎城将军和宋绮云的双重委托，化装离开汉中。行前，宋绮云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我们曾派人与川陕苏区联系，均杳无音信，你具有很多的有利条件，相信一定不负所托，完成党交给你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武志平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经历了千辛万苦，几经磨难，他凭着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对杨虎城将军负责的态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翻山越岭，往返行程六七百里，于5月31日偕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徐一新回到汉中。6月1日，徐一新和孙蔚如会晤。孙蔚如军长代表杨虎城将军，对徐一新来到汉中，表示热烈欢迎。徐一新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对杨、孙两位将军首先响应中共中央发布的1月宣言的精神表示赞佩，并说此行目的，既为双方互不侵犯，对共同反蒋的具体条件进行协商。

谈判的气氛是友好的，双方依照各自的立场阐明了政治主张，在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救国的前提下，确立了以下几点意见，一、在当前的形势下，双方的友好往来应是秘密的；二、互不侵犯协议达成之后双方各守原防，不向对方攻击；三、徐提出：红军在17路军防区内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应予以保护；四、孙提出：反蒋应首先打击蒋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之第一师，希望红军向陇南方面发展。在红军进军时，17路军则采取佯攻之方式，在后做掩护，以解除后顾之忧，并给予武器弹药之补充。

对以上讨论各点，徐一新答应回去后向上级禀报。6月5日，徐一新离开汉中，行前，孙蔚如应徐一新的要求，赠予一部分药品。不久，徐一新再次来汉中，说明双方达成的协议，除进军陇南问题外均无异议。1933年6月24日，双方达成的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决定，宣布生效。

武志平回来后，向宋绮云及时做了汇报。特别是在苏区的见闻，所受到的教育及感想，以及红军提出的要求，如物资的支援，长期开辟通往川、陕、苏区的交通线和需要全国各地的报纸等等。

宋绮云对开辟红色交通线更为重视，决定此事仍由武志平负责。随着错综复杂、变化莫测的形势，由于杨虎城将军以国家民族为重，由于西北地下党和川、陕、苏区军民的努力，由于宋绮云、武志平的认真对待、细致工作，在漫长的两年时间里，我党克服重重困难，几次化险为夷，保证了红色交通线的畅通。红军需要的医药、全国报刊，以及其它物资，都经过宋绮云的安排，一批批源源不断地送往苏区。这就打破了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迷梦。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料到杨虎城将军会对他采取这样的非常行动。

17路军和驻陕的红四方面军统战关系的建立和通往川、陕、苏区的交通线的开辟，大大鼓舞了西安地下党，也加强了杨虎城将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并为以后的“西安事变”打下基础。这是我党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宋绮云在这些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这段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完全摆脱了后追前堵的被动局面，并以优势兵力消灭了川北军阀田松尧所部约7万人，部队得到了充分的休整，又得到了西北地下党的武器弹药、生活用品、军用物资的补充。红四方面军战史中多次强调，西北地下党的援助，对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来源：大洲文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