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的衰弱和分裂，给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地区的政治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伴随契丹的崛起，东北亚政治中心易手，东亚政治中心亦最终走向二元。这一结果是在南北双方分别以契丹/辽、五代/北宋为中心，通过不断的冲突与博弈，最终形成并巩固的。以往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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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儒婷，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东北地方史；辽宁，沈阳，110031。
王 雁，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东北地方史；辽宁，沈阳，110031。
唐朝的衰弱和分裂，给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地区的政治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伴随契丹的崛起，东北亚政治中心易手，东亚政治中心亦最终走向二元。这一结果是在南北双方分别以契丹/辽、五代/北宋为中心，通过不断的冲突与博弈，最终形成并巩固的。以往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更多地着眼于讨论这一时期南北及相关政权的关系，或以东亚区域为视角，探讨朝贡体系建立的时间节点等问题，又或者多由宋朝一方出发对东亚局势的建构与变化进行阐述。笔者认为，从塑造这一时期东亚政治格局的角度来说，契丹辽朝与中原政权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力量和主导性互为消长。契丹的兴起及其东北亚政治中心的确立和稳固，则是导致东亚政治中心二元化的主要推动力。本文拟从契丹辽朝的角度，探讨这一时期东北亚政治中心的确立和东亚政治中心二元化格局的形成历程。
一、朝贡与结盟：契丹东北亚区域政治中心的初建
唐朝末年，唐王朝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这为周边部族重新调整区域关系提供了有利时机。随着军事力量的提升，契丹逐步开始对周边部族进行征讨，并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契丹自身的政权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唐天祐四年（907）正月，耶律阿保机即可汗位。至太祖天赞四年（925）末，契丹先后征服女直、黑车子室韦、奚、霫、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乌古和阻卜等部。连连获胜的同时，契丹不忘以祭祀和勒石纪功等方式，一方面宣扬军功，另一方面宣传统治的合法性。对周边部族征讨的胜利和一系列政治宣传活动，为契丹随后征讨渤海扫清了外部威胁，也奠定了军事和政治基础。
统一北方地区是阿保机的既定政策，亦即“未终两事”之一。天赞四年（925）十二月，耶律阿保机举国亲征渤海。天显元年（926），灭渤海。契丹在其地设东丹国，军事统一活动至此基本结束。
疆域扩张的同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频繁的政治宣传，提升了契丹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此时的契丹，逐渐摆脱了向周边强大的邻族或政权纳贡臣服的地位，转而成为周边诸部归附的对象，并接受诸部的朝贡。早在太祖元年（907）冬十二月，和州回鹘即来朝贡。神册元年（916）正月，太祖亦受百僚暨诸国人使朝贺。太祖至太宗年间，所受朝贡越发频繁，由神册年间的年均0.17次，迅速增长至会同年间的年均6.11次，涉及鸭绿江女真、生女真、铁骊、鼻骨德、黄龙府女真、乌古、敌烈、阻卜、回鹘、党项、鞑靼、术不姑、突厥、乌孙、大食、波斯、吐谷浑等诸多部族。足见当时契丹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
需要指出的是，契丹统一战争之后，前述被征服或受影响的部族一部分成为契丹的属部、属国，其地被契丹纳入地方行政区划“道”的统辖之下，因此大部分的朝贡活动，实际上都是契丹与其境内的少数民族行政组织之间展开的，是维持境内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政治联系的一种方式，属于契丹内政的范畴。但无论其性质与前代朝贡关系有何区别，仍能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契丹在东北亚地区政治影响力的提升。
耶律阿保机即位前主要负责征讨周边部族事宜，而部分部族仍在唐朝各节度使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势必会导致军事上的摩擦。自唐天祐元年（904）征讨黑车子室韦的军事行动起，契丹与协助黑车子室韦的唐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之间发生过几次战事。逐渐强大的契丹也受到了五代十国各政权的关注。当时，占据晋地的李克用与刘仁恭有隙，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李克用遣使与契丹结为军事同盟，得到阿保机的积极回应。唐天祐二年（905），双方会于云州，“易袍马，约为兄弟”。朱全忠于唐天佑三年（906）主动向契丹示好，与之结交。出于自身军事政治以及经济的需要，契丹也不推拒这样的交往。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周，皆于建立之初即主动遣使告于契丹；十国中的吴越和南唐，也先后主动与契丹建立起或近或远的政治联系。吴越是十国之中最早与契丹建立联系的政权，自辽太祖九年（915）至会同六年（943）的近30年间，吴越向契丹遣使12次，契丹遣使吴越2次，交往并不紧密频繁。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大多数时间里遵奉占据中原的五代各朝，外交政策也随中原王朝的对外政策而变更。因此，其与契丹的交往，止于后晋天福八年（943）契丹与后晋交恶之时。这意味着，吴越不会成为契丹占据中原的帮手，因此契丹与吴越的交往，亦无需刻意维持，转而与南唐紧密往来。
天显十二年（937）五月，南唐尚未代吴时，已操控吴国政权的徐知诰“用宋齐丘策，欲结契丹以取中国，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报之”，开始了双方的交聘活动。南唐作为十国之中实力雄厚，有“窥觎中土之意”的政权，与契丹的交结，自始至终是为其政治目的和自身安全服务的。会同元年（938）八月，南唐遣人暗杀契丹来使高霸，意图达到离间后晋与契丹的目的。但这一举动，并未能拆散契丹与后晋之间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后晋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另一方面，契丹从后晋得到的实利远大于与之交恶。因此，这一事件非但未能如南唐所愿的破坏辽晋之间的关系，反而为辽朝向后晋施压，促使后晋于当年十一月割让幽云十六州并奉岁币提供了更多的政治筹码。之后，契丹约南唐共伐后晋，并许“册命唐为中原主”，南唐又未能如其所愿。最终在后周的策划下，契丹出使南唐的使者于应历四年（954）在清风驿被暗杀，促使契丹与南唐就此断绝往来。
这一时期的中原文人武将，仍视契丹为夷狄。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曾斥责石敬瑭“诎中国以尊夷狄，困己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因此各政权交结契丹，或意在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己所用，或出于稳定边防减轻压力而为，皆非诚意相待。事实上，契丹对此也很清楚，在之后南下进攻后晋的过程中，亦不断利用中原各势力的这种心理，许以封王称帝的重利，以便其为己所用，达到以汉制汉、进占中原的政治目的。
无论各方目的为何，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契丹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不仅得到周边部族的广泛承认，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原的主要势力认可，其在东北亚区域的政治中心地位已初步建立起来。
二、后晋的割地与灭亡：契丹对东亚政治中心地位的冲击
契丹最初在占领中原土地、获得凌驾于中原政权之上的政治地位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诉求。纵观契丹前期的南下军事行动，虽然攻占了不少州县，但大多俘掠人口财物而还，与李克用及后梁等割据势力或政权的交往，基本表现为平等的状态。从现有记载来看，契丹明确表示出对中原土地有意，以及寻求政治地位提高的行为，是在太祖天显元年（926）平定渤海之后。彼时接见后唐告哀使的太祖，一方面责难“我儿（指李存勖）既殂，当合取我商量，安得自立”；另一方面又提出“我续将马三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着捉，更不复侵入汉界”的要求。从后续太祖自行退让为“得镇、定、幽州亦可也”，即使遭到使者姚坤的拒绝亦未深究的情况来看，太祖的行为更多是在试探。随着阿保机的病故和太宗初年与后唐战事的不利，契丹南进一事暂时搁浅。直到天显十一年（936年），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援，事情才又出现转机。
武人政治的弊端之一，是军事力量对政权建构和稳定性的持续干扰，具有决定性和冲击性。因此，当反心已久但实力不足的石敬瑭企图以军事力量为根基，建立后晋并维持地位稳固时，他做出了以割地纳贡为条件，换取契丹军事支持的极端选择。清泰三年（936）十一月，亲自率兵助战的耶律德光于晋阳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戎王自解衣冠授焉”，并于册文中明确了“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的承诺，后晋则付出了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及每岁输帛30万匹的代价。
石敬瑭的这一行为，一方面将后晋的政治地位置于契丹之下，一改之前由中原王朝册封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惯例，转而使中原王朝处于受少数民族政权册封及保护的被动从属地位，致使南北之前微妙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契丹的政治影响力突破了东北亚区域，迅速向南扩展；另一方面，北部军事重镇的割让，使中原政权防御契丹的能力被削弱，为契丹之后的南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每年向契丹贡绢30万匹的协定，则开启了一项外交先例，而这一先例不仅影响到了之后宋辽关系中岁币问题的出现，也影响了南宋与金朝的关系的建构。
石敬瑭的臣服和对后晋宗主国地位的确立，使契丹的政治信心逐渐增强。了解到中原皇权势弱、割据混乱的契丹，从不欲南下占据中原地区，逐渐转变为“复欲侵吞中国”。天福元年（936）闰十一月，石敬瑭受赵德均、赵延寿之降当日，太宗许诺石敬瑭，“要过河者（指契丹借给石敬瑭去往京师的部队），任意多少，予亦且在此州，俟京洛平定，便当北辕”。同年十二月，石敬瑭“幸河阳，饯送大相温、蕃部兵士归国”。契丹兑现了之前撤兵的承诺，这表明此时他们还没有完全攻取后晋的意图。
天显十二年（后晋天福二年，937）起，契丹利用一系列策略，逐渐加强对后晋的威慑和控制。春正月，“契丹改幽州为南京”，此时的幽州虽然已被后晋许诺割让给契丹，但尚未交接，契丹此举，一方面可能出于向后晋施压，迫使其尽快兑现承诺，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其对幽云地区的重视和对南方政权的关注，并表现出南进之意。同年底，太宗改元会同，改国号为大辽，“公卿百官皆效中国，参用中国人”，已为南向经营初做准备。另外，辽朝还通过扶植和联络替代者，给后晋施加压力。会同元年（938），辽朝重用赵延寿，委任其为枢密使，又逐步升迁至政事令，后封燕王。次年五月，接受徐知诰的交结，使南方实力最强的南唐亦成为牵制后晋的联盟。
随后，契丹开始利用宗主国的地位，公开干涉后晋的内政。会同四年（941）及六年（943），辽都曾就后晋招纳吐谷浑一事遣使责问。又曾公开干预后晋节度使的任命，传书“欲以王处直之子威为定州节度使”。此人早年北投，契丹以“欲使王威袭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的理由，要求后晋将其安置于国内并授为藩镇，实为控制后晋的地方事务，以为契丹内助。石敬瑭尽管以不合先例等理由勉强推却，但仍遭到契丹“而自诸侯为天子，有何阶级耶？”的责难，最终不得不以厚贿和连续升迁与王处直有亲缘关系的臣属王廷胤的官职等方法，求得契丹的谅解。
后晋高祖时期，由于借助契丹的力量建立政权并接受册封，东亚地区的政治中心，逐渐向北方的契丹倾斜。考虑到南方的吴越、荆南等政权皆在名义上仰奉后晋的事实，此时的契丹，已经成为东亚政治的中心。只不过中原及南方各政权在实际上尚且不相统属，仅以契丹是后晋宗主国、后晋是吴越、荆南等割据政权宗主国的递推式结构，理论上形成宗藩关系。南方大部分政权虽奉后晋为宗主，但多数并未向契丹明确表示出臣属的意愿，因此契丹这种中心地位及其权威，在事实上无法影响到各个割据力量。尽管如此，契丹对于控御后晋一事已不愿放弃，因此当后晋少帝石重贵提出“称孙不称臣”时，太宗最终做出了发兵南下夺取后晋的决定。
会同九年（946）冬，契丹灭后晋。大同元年（947）春，太宗于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下诏后晋臣僚“一切仍旧，朝廷仪制并用汉礼”。爵赏中外臣僚、任命节度使分据要地，显然有控御后晋之意。但辽朝尚无足够的经验统治中原地区，中原人士亦不愿受到辽朝的直接管辖。太宗又有“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不遽遣诸节度还镇”等政策性错误，最终未能将辽朝的统治范围真正扩展到中原腹地，只得搜罗大批人口财物送往上京，于当年四月北返。
直接统治中原实践的失败，不仅阻断了辽朝成为东亚政治中心的进程，更给此后的辽朝内政外交带来重大影响。太宗死于北归途中，皇位继承问题诱发辽朝内乱。穆宗登基后，面临逐渐强大并呈现统一之势的后周，对中原的积极经营政策明显收缩，调整为扶助北汉、联合南唐的牵制与防御状态。北宋建立后，初期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也使辽朝方面的联汉防宋政策得以延续，直至北宋将统一的矛头指向北汉为止。
对后晋经营的失败和内争紊乱，也使辽朝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受到短暂影响。据笔者统计，世宗在位近五年，未见诸部向辽朝贡的纪录，至穆宗、景宗时，情况才得到缓和，恢复到年均1.06、1.36次的朝贡频率。
三、两次北伐：北宋对契丹东北亚政治中心地位的挑战
辽朝的北还和势力的暂时减弱，为中原王朝腾出恢复权威的政治空间。继后汉之后，后周逐渐重新树立起中原王朝的权威。对内改革内政，开始统一战争；对外抵御契丹的南进，并与之建立起平等的外交关系。虽然后周立国仅10年即为北宋取代，但由其奠定的一统趋势没有受到影响，以中原政权为中心的区域关系建构过程也没有被打断，这点当时不少人已经有了认识。后蜀宰相李昊曾对后蜀国主明示：“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荆南大臣孙光宪亦劝谏高保勖和高继冲：“宋有天下，四方诸侯屈服面内”，“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圣宋受命，凡所措置规模益宏远”。可见不仅北宋有统一的信心和决心，十国各政权也已经看到了重归一统的大势。
随着宋初统一南方的战事结束，受到契丹保护的北汉，成为下一个目标。意识到这一点的辽朝，于开宝八年（975）遣使至宋议和。但宋朝统一的决心并不会因此更改，最终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定北汉。至此，除后晋划给辽朝的幽云地区以外，宋朝已基本完成了统一。对北汉战事的顺利进行，使宋太宗做出了乘势收复幽云地区的决定，导致了第一次北伐的失败。宋太宗的急切行动，一方面是急于统一，另一方面，也是急于将辽朝的力量驱逐出中原地区以外，震慑北方各族，重构中原王朝在东亚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此次败绩，促使宋朝方面重新认真谋划北伐一事，尽力争取周边部族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同时削弱契丹的力量。
宋琪曾向太宗分析过东北地区的情况，认为“奚、霫部落当刘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时，皆刺面为义儿，服燕军指使。人马疆土少劣于契丹，自被胁从役属以来，常怀骨骸之恨。渤海兵马土地盛于奚帐，虽勉事契丹，俱怀杀主破国之怨。其蓟门洎山后云、朔等州沙陁、吐浑元是割属，咸非叛党。”因此，宋朝方面积极拉拢同盟，意图为北上作战寻找盟友，并分化瓦解辽朝的力量。北方部分民族上层，因之前契丹统一战争破家灭国者，亦有结纳宋朝，利用宋朝的力量削弱辽朝控制以自立的需求。宋朝先后与定安国、渤海、女真和高丽等取得联络，希望其能够在宋辽开战之时，出兵协助。宋朝甚至对战后东北地区的局势有过规划，“其奚、霫、渤海之国，各选重望亲嫡，封册为王，仍赐分器、旗鼓、车服、戈甲，优而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得奚霫、渤海以为外臣，乃守在四夷也。”亦即打破辽朝对北方地区的控制，重新建构类似于唐朝的羁縻统治政策，分而治之，以实现宋朝继唐之后，重为东亚政治中心的设想。
从结果上看，宋朝的外交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支持，但未收到实际效果。定安国表现较为积极，遣使上书，表示“受天朝之密画，率胜兵而助讨，必欲报敌，不敢违命”。高丽则是在宋朝使臣的一再敦促之下，才勉强应允发兵。但在战争爆发时，定安国、渤海、高丽和女真皆未出兵。对于这些较小的政权或势力来说，一方面，尊宋是出于自身需要，希望宋朝打压契丹的势力，以求自身得利。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大多没有撼动辽朝的实力，而高丽在事大政策的驱使下，也有利用宋朝对付契丹之意，在局势尚未明朗之时，亦不会以身涉险。宋朝对上述两点亦有认识，富弼就曾明确指出，“朝廷若得高丽，不必候契丹动而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丽为后患，卒未敢尽众而南，只此已为中国之大利也”。实际上是通过结交，利用高丽缓解契丹对宋的军事压力。想要达到这一点，高丽出兵自然是上选，但退而求其次，政治支持也能够奏效。
雍熙三年（986），准备充分的宋朝再次出兵北上攻辽，但结果却仍是失败。此战之后，宋朝在对辽问题上由攻转守，面对受到辽朝军事压力的女真和高丽的求援，仅以诏书抚谕，再未出兵干预。随着辽朝加强对东北亚地区的控制，宋朝在该地区仅存的政治影响力难以为继。
对于辽朝而言，宋朝的两次北伐，非但未能撼动其在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反而使日渐强大的辽朝意识到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的经营和控制。雍熙北伐前，为稳定边防、削弱内部的敌对力量，辽朝曾于圣宗初年（982—986）多次征讨女真和定安国。雍熙之战以后，辽于统和九年（991）筑三栅，每栅置守兵三千，断绝女真朝贡宋朝的通道。
除再次整合疆域内部民族关系以外，辽朝还借此机会积极经营西夏与高丽。自唐末以来，夏州政权以藩镇的形式，在多数时间里听命于中原王朝，受其册封，亦多次随同、配合中原王朝的军事行动。与辽朝交往甚少，且多有敌对。雍熙北伐之前，因北宋的统一需求，宋夏之间矛盾升级，由和转战。起兵反宋的李继迁自知“兵力单弱，势不得安”，决定向力量更为强大的辽朝“假其援助，以为后图”。辽朝则借此机会拉拢李继迁，于圣宗统和四年（986），授李继迁“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统和七年（989），与西夏联姻，次年冬，更“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着意发展辽夏关系，以利用西夏牵制北宋。
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与辽朝自天赞元年（922）既有往来。但随着天显元年（926）契丹灭渤海，双方之间再无屏障。感受到契丹压力的高丽“舍辽事（后）唐，尊中国而保东土”，对契丹的态度转为疏离和敌视。后唐长兴四年（933），高丽“行后唐年号”，接受后唐的册封，并与之后的后周和北宋都建立起宗藩关系，自天显二年（927）至统和十一年（993）间未向辽朝遣使。不仅如此，高丽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为发展国力、恢复旧疆，收纳渤海遗民、积极向北拓土筑城、经营邻近女真等少数民族部族，这些活动都是对辽朝在这一地区政治权威和统治能力的挑战与侵夺。随着矛盾的加剧和北宋放弃对东北亚的经营，辽朝转而全力针对高丽。统和十一年（993），辽朝向高丽出兵，迫使高丽国王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契丹“诏取女直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双方关系转为良好。次年，高丽改奉辽之正朔，行统和年号。统和十三年（995）十一月，契丹“遣使册（王）治为王”，初步在辽高丽之间建立起稳定密切的联系。至此，辽朝基本已将东北亚地区各政治力量置于其控制或影响之下，正式确立起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
四、走向稳定：澶渊之盟与契丹东北亚政治中心地位的稳固
雍熙战后，宋朝对辽政策转为防御，辽朝则在进一步整合和控制东北亚地区的同时，频繁南下侵扰宋朝边境。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双方经反复磋商，缔结澶渊之盟。从誓书的内容来看，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岁币的交割；疆界的规定；互不容纳叛亡；互不骚扰田土及农作物；互不增加边防设备；条约以宣示结束”。“盟约中除了宋对契丹的赠予岁币外，其他的规定都是互相有效的”。
有关盟约的性质和影响，从古至今，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关注，也多有争论。笔者认为，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盟约遵循了五代以来南北交往的诸多先例，如约为兄弟和互遣使者等情况，主要体现的是双方关系的平等性。平等关系的表征之一，是两国约为兄弟之国。约定之时，因宋真宗年纪长于辽圣宗，因此为兄。之后双方皇帝间的亲戚称呼，是从真宗与圣宗推算的，据陶晋生先生统计，都符合这一推算的结论。平等关系的表征之二，是双方此后多用“南北朝”作为相互间的称呼。这一称呼由两者地理方位确定，并无高低之分。平等关系的表征之三，多体现在礼仪方面。例如两国帝后去世时，对方皆发哀、辍朝，或禁乐。两朝国内有大事，或征讨他国时，都要遣使互相通知等。
但岁币的存在，使得盟约从对外宣传和长久影响的角度来看，具有了北强南弱的效果。虽然以少量的经济代价换取长久的边境和平，从量化的角度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平等的政治主体之间，并不应当出现一方向另一方长期无条件的经济输出。尤其双方在后续的探讨中，对“贡”“纳”“献”等字眼的反复争论，所体现出的政治语义，归根到底是由于这一行为本身的非平等性引起的。从事实上来看，岁币的存在，也给宋朝地位的提升带来了长久的困惑和不良的影响。无论是随后辽宋就增加岁币一事的争论，还是金朝灭辽时出现的要求以宋辽模式来建构宋金关系的情况，都表明以武力威胁从宋朝获取经济利益这样的想法和实践，已经成为金朝在处理双方关系中的一个基础，也在无形中将宋朝置于弱势可欺的地位。虽然这一时期的宋朝，在面对金朝时确实弱势，但两个政权关系建构的初期就以过往为参照，要求宋朝给予经济输送，以强势的身份来构筑具有压制性的双边关系，这足以成为澶渊之盟负面影响的有力证明。
从南部边境连年不断的军事争夺中解脱的辽朝，为巩固其东北亚政治中心地位，再次将经营的重点转向高丽。为了遏制不断推行北进政策的高丽、重夺战略要地江东六州的管辖权、有效遏制高丽与女真和北宋之间越发紧密的联系，辽朝借高丽康兆弑君之机，发兵问罪。次年正月乙亥朔，“契丹主入京城，焚烧太庙宫阙民屋皆尽”。损失惨重的高丽越发认识到，争取处于辽高丽之间的女真诸部，一方面能够减少己方与辽朝的摩擦，减少潜在的敌人；另一方面也能起到侦查契丹动向、增加盟友和缓冲契丹军事威胁的作用，愈发积极经营与女真的关系。以朝贡活动为依托，高丽逐步建构起以自身为中心的区域关系，这触动了辽朝在高丽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权威。同时，高丽为缓解辽朝军事压力，频繁联系北宋，希望北宋能够牵制辽朝以缓和局面。这都使得未能实现出兵目的的辽朝与高丽之间的矛盾不减反增。圣宗开泰六年（1017），辽朝再攻高丽，直至开泰九年（1020）高丽奉表请降，双方关系再度缓和。军事进攻的失利和女真力量的强大，促使辽朝改变策略，接受高丽示好称臣，并不再追究王询擅立一事。太平二年（1022）四月，辽朝遣使“册（高丽）王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上柱国、高丽国王”，高丽亦自此再行辽朝年号，并几乎断绝了与北宋的往来。之前借道高丽朝贡北宋的女真，亦于开泰八年（1019）起，停止了该活动。东北亚区域关系经由此次波动，重新归于平稳，辽朝至此稳定了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
结 语
从契丹崛起、成为东北亚政治中心，到东亚政治中心稳定在二元结构的状态，历时近百年。此间，南北双方分别以契丹/辽和五代—北宋为中心，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持续的经营和反复争夺。契丹通过统一周边部族及渤海，初步树立起东北亚政治中心地位，与中原政权展开对等交往。太宗时期，借由石敬瑭借兵立国及攻占后晋，辽朝短暂地主导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关系。但首度经营中原的失败，不仅使辽朝失去了成为东亚政治中心的契机，也诱发了政权内部的动荡，迫使契丹对后周及北宋采取相对被动和保守的政策。随着后周的兴起和北宋的统一，契丹在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亦受到严峻挑战。北宋的两次北伐，除了收复燕云实现统一的目标以外，更有削弱辽朝在东北亚的权威，重构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一元政治格局的目的。两次北伐的失败，迫使北宋转变策略，放弃经营东北亚地区。辽朝则利用这一时机，将之前并未臣服的西夏和高丽纳入其朝贡体系之中，正式确立起东北亚政治中心的地位。澶渊之盟的签订，最终使东亚两大政治集团互相承认了对方的势力范围，北宋放弃对东北亚地区的经营，辽朝在南北关系融洽的大背景下，最终使高丽臣服，稳固了其作为东北亚政治中心的地位，东亚政治中心亦由此稳定在二元状态。
历经唐末乱世，东亚政治中心的再度建构，是南北双方共同努力、不断尝试，在冲突和摩擦中反复博弈而成的。契丹在与中原王朝交流和争夺的过程中，不断扩充并强化对东北亚地区的控制和影响，最终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将中原王朝的力量阻断在东北亚区域之外，确立了自身东北亚政治中心的同时，也导致了东亚南北二元中心政治结构的最终形成。契丹的发展和对东北亚的经营，是这一时期东亚格局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责任编辑：刘 毅
（原载《地域文化研究》2025年第6期）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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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