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还坐拥着马六甲海峡,每年有10万艘船都得从这而“玩命狂奔”;矿产储量、石油资源更是要啥有啥,号称是东南亚的扛把子;地缘政治环境也还可以,跟中美俄的关系都还不错。
印尼这个国家,怎么就把“一手好牌”给打成了“一滩烂泥”?
明明国土面积够大,191万平方公里排名全球第14;
人口也够多,2.83亿仅次于中美印,还是年轻人占主体;
经济的消费比曾高达GDP的80%,是国际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
还坐拥着马六甲海峡,每年有10万艘船都得从这而“玩命狂奔”;矿产储量、石油资源更是要啥有啥,号称是东南亚的扛把子;地缘政治环境也还可以,跟中美俄的关系都还不错。
怎么就混成了“发展碎了一地,社会动乱不断;基建投资拉胯,制造业只做低端出口;靠卖矿产卖资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频繁举国骚乱、腐败到太奶家”的?
更魔幻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烂账一大堆的国家,还喊出了“2045年黄金印尼愿景”的目标,目标在独立100周年时成为发达国家,跻身全球前五大经济体,GDP达到7万亿美元。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
怎么感觉在他们眼里,成为大国就跟“酿造酱油”一样简单呢?
仿佛只要时间够长,晒足20年,这事就能成。
何为大国?
领土、人口、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国际影响力和责任,缺一不可。
加拿大领土面积世界第二,北欧国家的人均GDP比美国还高,新加坡和韩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也都不弱,但你能说它们是真正的大国吗?
恐怕不能。
那么问题来了——
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仅在东盟有存在感的印度尼西亚,为何敢夸下如此海口?
如果单看纸面数据,这个国家确实真不简单,而且这几年,印尼政府还特别会搞事:比如强推“下游化”政策,逼着外资来建厂,加入金砖国家,外交上左右逢源,野心和动作都不少。
但问题是——这些看得见的“硬实力”,真能掩盖住其国内的各种乱象吗?
印尼又能建设成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吗?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印度尼西亚,它到底行不行。
印尼的底牌
如果要用最精确的语言定义当下的印尼,那必须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有成为大国的必备条件,却没有撑起大国的“运行系统”。
先来展开说说印尼的底子如何。
印尼扼守马六甲海峡与巽他海峡,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必经之地,这种地缘属性,让它成为中美博弈中,双方都必须争取的“摇摆国”。
而2.8亿的人口基数,则意味着哪怕仅依靠国内消费的自然增长,印尼也能维持一定的经济底盘。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印尼已跻身全球前七大经济体。
印尼不仅有煤炭、棕榈油这些传统资源,还有能“卡脖子”的关键资源,那就是镍——坐拥5500万吨储量,是全球最大的镍生产国,相当于掌握了电动汽车时代的石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镍是高性能三元锂电池的正极关键材料之一,电池里的镍含量越高,能量密度就越大,续航里程就越长。
这也就意味着,谁控制了镍资源,谁就能在电动车和绿色能源革命中,掌握话语权。
手握如此重要的资源,印尼政府自然要好好利用。
于是,“下游化”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应运而生,成功迫使全球产业链向其境内转移。
说白了就是:
想要我们的镍?可以,把工厂建在印尼就给你。
靠着这把经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双重武器,印尼在数据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短短几年间,镍冶炼厂就从2家一跃增长到40多家,出口额更是从8.1亿美元飙升至59亿美元。
然而,印尼算盘打得再精,怎奈实力还是不够。
截至2025年,中国企业至少控制了印尼75%的镍冶炼产能。
印尼虽然拥有了工厂,但并未掌握核心技术。
另外,为了进入利润丰厚的美国电动汽车市场,印尼急需与美国签署《关键矿产协议》(CMA)。
然而,由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对“受关注外国实体”(FEOC)的限制,印尼镍产业因中资占比过高,而面临巨大的准入障碍。
这也让印尼的脑袋都大了,一直在“依赖中国技术和资本”与“进入西方市场”之间痛苦平衡,这样的平衡不仅在经济领域,外交领域同样如此。
今年年初,印尼正式加入金砖国家。
这是印尼对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一种对冲。印尼看重的是新开发银行(NDB)提供的无附带政治条件的贷款,这对于资金饥渴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
这边加入金砖了,那边也得给美国上供“定心丸”——今年8月下旬,印尼就跟美国启动了为期超一周的“超级神鹰之盾”军事演习,并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
而这种“左右逢源”的技术外交,就是印尼、也是大多数地缘国家当前的核心战略。
说白了就是玩平衡。
这边拿点经济好处,那边搞点“安全合作”。
东边来投资,欢迎;西边来军演,也行。
在印尼看来,这就叫“国家利益最大化”。
谁给的好处多、谁的要价低,我就跟谁走得近一点。
但谁也别想让我当“炮灰”,更别想让我彻底倒向你。
玩的就是“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今天跟你好,明天跟他好,后天看情况。
印尼是这样,越南是这样,新加坡、马来西亚、巴西、土耳其、沙特......都在精明地“两头吃”。这就是现在这帮“地缘玩家”最真实的生存之道。
中等收入陷阱
既然要人有人,要位置有位置,要关键资源有关键资源,大国博弈下的生存之道也很清晰,那为啥印尼仍然解决不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词听着挺专业,也经常出现在各种财经视频中,其实说的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困境:
一个国家靠着廉价劳动力和山寨、做代工,从“穷国”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但之后就一直卡在这里,再也上不去了。
印尼现在就是这种处境。
为什么会卡住呢?
原因大致有两点,低不就,高不成。
经济变好,消费能力变强之后,工人工资要涨,厂房租金也要涨,这就导致成本大幅上升。这时隔壁的穷哥们,比如越南和孟加拉,开出了更低的价格,抢走了客户订单。
印尼失去了廉价优势。
怎么办,转型吧,做高端产品,像德国、日本、中国那样搞研发、搞品牌。
但一通折腾之后发现,压根就干不过人家,印尼就没有技术和人才优势。
而这个“低不就,高不成”的尴尬境地,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只要掉进这个陷阱,想爬出来非常难,因为它不是“加油干”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换掉整个“发动机”。
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掉进过这个陷阱,比如巴西、阿根廷和南非,在坑里呆待了几十年还没出来;当然,也有极少数成功“出坑”的榜样,比如韩国跟新加坡。
韩国的做法是,强制性地推动产业升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倾全国之力扶持三星、现代等大企业,要求它们从做衣服、修汽车,转向造船、造车、炼钢,最后到做半导体。同时政府疯狂投资教育,培养大量高素质工程师。
新加坡的策略更为精明,从一开始就主动“腾笼换鸟”。
政府通过提高工资、环保标准等政策,逼走低端产业,然后用堪称完美的营商环境、税收优惠和高水平大学,请进全球最高端的金融、生物医药和高科技公司。
大家发现没有,不管是韩国还是新加坡,这些成功者没有一个是顺其自然就能升级的,全都是通过强力的政府引导、对教育和科研的巨额投入、以及痛苦的社会改革才爬出升天。
那么,印度尼西亚政府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吗?
答案显然是,很难。
因为这个国家的“DNA”就不允许。
印尼政府的腐败,就和它的世界级度假胜地——巴厘岛一样,名满全球。
曾经的韩国和一直以来的新加坡,本质上是发展型政府,高效、廉洁、并且有长远战略眼光,目标是把国家做大做强,敢于为了国家20年后的未来,牺牲掉眼前的利益。
哪怕得罪权贵也在所不惜。
而印尼政府,是建立在“分肥”之上的。
它的首要任务不是发展,而是平衡,平衡精英、地方、大企业家族和宗教势力之间的利益。
政治精英们的核心工作,就是把煤炭、棕榈油、镍矿这些“快钱”,变成政治献金和项目分下去,以换取各个山头的忠诚。
就这么说吧,“资源诅咒”就是印尼的原罪,当挖矿卖资源和维持现状,就能让精英阶层赚得盆满钵满时,谁还有动力去干“产业升级”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
更何况,阻碍效率、垄断市场、制造腐败的,恰恰是这些有权有势的家族和深层政府。
这样的印尼,怎么可能去亲手革自己的命?
圆梦还是梦碎
改革是改不了一点了。
如果就靠现在的模式发展20年,印尼有没有可能跻身发达国家,一圆大国梦呢?
我们先来看经济数据。
截止至2024年,印尼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尚不足5000美元,而世界银行2025年高收入国家门槛为13935美元。印尼目前的经济增长率被锁定在5%左右。
按照这个速度,在不考虑通胀和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印尼至少需要20-25年的时间,才能在数学意义上触及高收入门槛。这么看,好像差不多,勉勉强强能在理论上达到。
但在制造业吸引力、出口结构复杂度和基础教育质量上,越南正在全面超越印尼。印尼如果还这样龟兔赛跑,不进则退,很可能会在未来十年被越南抢走“东南亚工厂”的地位。
到那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工厂倒闭潮、低端服务业内卷、工作大量流失....等待印尼的,将是更加频繁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而比GNI差距更难跨越的,是制度文明的距离,它会让印尼一直在恶性循环中游荡。
一个发达国家必须具备可预测的法治环境,而印尼目前的法律已经沦为政治的工具,选举制度的政治内核也依然是家族与寡头的博弈。
今年8月爆发的全国性骚乱再次表明,印尼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已经极其脆弱,精英阶层的自我致富与底层民众的生存挣扎,过于悬殊。
一个随时可能因为“津贴不公”而爆发骚乱的国家,很难被视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
那么,印尼离大国梦到底还有多远?
作为地缘政治国家,它在东盟确实有话语权,可以称之为区域性大国;
但在世界上,在全球事务中,还缺乏足够的存在感。
作为经济发达国家,它距离既定目标就更加遥远了。虽然经济体量在全球靠前,但产业结构仍以原材料、初级产品为主,高端制造和技术创新太薄弱。
如果普拉博沃政府不能在未来五年内,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击腐败、彻底改革教育体系、并真正落实技术转移,那么“2045黄金印尼”愿景就是黄粱一梦。
届时,印尼最可能的结局,不是成为下一个韩国或新加坡;
而是长期停留在“有规模无质量、有增长无发展”的拉美式陷阱中。
来源:文史档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