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读此文，很受启发。您的矛头直指晚清朝廷和经济政策及其后果，我可发给追随李鸿章致力于洋务运动，在上海外滩创办我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的盛宣怀之长房曾孙——长我12岁的世交大哥看看，他是北师大毕业的数学教授，80年代致力于改革开放的经济研究，近年研究盛宣怀而著书

俞梅荪致作者赵晓的感言

赵兄：您好！

读此文，很受启发。您的矛头直指晚清朝廷和经济政策及其后果，我可发给追随李鸿章致力于洋务运动，在上海外滩创办我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的盛宣怀之长房曾孙——长我12岁的世交大哥看看，他是北师大毕业的数学教授，80年代致力于改革开放的经济研究，近年研究盛宣怀而著书立说，成果累累。

我拜读大作，经济和法律是我的专业，我历经改革开放和经济法治从无到有的历史进程，近年琢磨曾祖父在盛宣怀属下致力于洋务运动的历史。您文叙述我国三百年之大变局的浩瀚历史，使我激情燃烧，似懂非懂，整体上还是懂的，故看得我心惊肉跳，很着急，气都出不来啦！要歇一歇，继续看。

看到这三条足以使我心急如焚：

稍息片刻之后，我读完全文，心情沉重，久久未能平静，您的结论如下：

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道，只有四条：

1. 财政归法治，不归人治

2. 金融服务生产，而非服务财政

3. 地方不靠盘活，靠分权

4. 国家不靠债务续命，靠信任重生

您说：“愿国家把信仰、制度与市场放回正确的秩序；愿财政不再是权力的私囊，而是人民的契约；愿金融回到服务生命、服务公义的本位。如此，中国经济才会重焕生机，财政才真正有未来！”

您说得好啊！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此文！

第二部分：我从事金融法治之悲歌

本文论述：“金融的现代化，要求三件事：法治、信任、问责。”所言极是，想起我的金融法治之悲剧。

1984年起，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分管金融立法，历经经济法治建设从无到有的历史进程。

1992年，上海《文某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某承为搞好十四大“发展市场经济”新政策的宣传，专程到北京求援，我给予破格支持，使其取得成效，受到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彰及朱镕基和吴邦国的表扬。他们以此为由，继续求助我支持其搞好市场经济的法治宣传。

1993年发生河北衡水市农业银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国际诈骗案，在高层内部研讨会上，票据法专家谢怀轼先生说：“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仅一二百亿美元，此案数额之巨大，将祸及我国经济基础。上海浦东开发和建地铁，正在发生四五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如得逞，将搞垮我国经济。”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这使江平等在座各位专家和我震惊不已。

半个月后，我国警方通过国际刑侦组织对衡水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追回98亿美元。我兴奋不已，立即要求《文某报》加强法治宣传，防止上海人被国际金融诈骗，但我却反而先被上海人诈骗。他们盗印文件，栽赃陷害，我在一年前支持该报搞好十四大“发展市场经济”新政策宣传，竟然成了第一大罪，防止上海人被国际金融诈骗为第二大罪。我被以“泄密罪”被捕，冤狱三年。

我刑满释放，《文某报》历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石某升、吴某标、徐某炯、袁某滨、陈某平等等，不断主动承诺，向司法部门澄清案情真相，提请复查翻案，我可恢复公职。但却年复一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我要找《文某报》驻京办主任王某南和唐某元两个作案人核实案情真相（后者我不认识且没见过），被分别告知其病危多年，后已去世。多年后，我分别得知其并未去世，惊喜不已且求见，被《文某报》群工部主任朱某秋一拖再拖，数年后又被告知其已去世。我要求开《死亡证明》，哪怕写个纸条为书证，以便向法院申诉，又被久拖而未果，成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旷日持久的大骗局。至今32年，仍真相不明，我生存无着。

您说：金融现代化要求“法治、信任、问责”，但却“三者“全无。

我从事金融立法，后为避免上海人被金融诈骗，指导《文某报》搞好法治宣传，却反被构陷坐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竟要先解决提出问题的我。可见金融法治之相反，悖理，遥远，我只能为其而献身了。

2023年央视热播电视连续剧《狂飙》使我感同身受。其中警员们出生入死20年，深入强盛公司（黑社会团伙）将其一网打尽；我蒙冤炼狱，自杀未遂，出生入死32年，竟被《文某报》法人团伙一网打尽，殊途同归。（2023年，我通知该报张某承、朱某秋等一起来看央视热播的此剧，我不断撰写如上之意的感言，他们均未提出异议，算是认可了。）

金融法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您的读者俞梅荪致敬

2025年11月17日

赵晓丨大清的金融实验：从庚子赔款看财政困局的制度逻辑

国有三资管理改革三项原则

现代热推的“地方层面的一轮‘资产盘活’政策”——

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

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

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

都是“地方家没粮”之后的金融急救，

都在以未来换当下、以抵押换流动性。

然而，金融不是问题的解药，只是失血财政的止痛剂。

所以不妨做一个历史的“镜像推演”：

如果现代金融专家穿越回晚清，让大清学会资产证券化、资源盘活、杠杆融资——它会不会因此长治久安，避免灭亡？

如果说中国的近代危机是一场漫长的失血，那么财政就是那条最先被割断的动脉。

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三次重创大清财政；

地方坐拥军权与税权，中央收入仅占全国财政的大约一成；

庚子赔款 4.5 亿两白银（分 39 年还本付息），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数倍；

白银外流、关税主权丧失、洋行垄断金融……

“天朝上国”的幻梦尚未完全醒来，国库却已经从“银子不愁”变成“入不敷出”。

当国库空虚、国权旁落时，清廷其实根本不用等现代金融专家穿越，就已经本能地开始学会一种新语言——金融。

它是这样一步步走向“金融现代化”的：

为偿赔款、修铁路、购军械，清廷以盐税、关税、铁路收益作抵押，向外国银行贷款。

从 1860 年代的“金利借款”开始，到光绪二十年前后，英法德俄等国银行轮番登场，竞相承揽“中国债券”。

每一笔借款都附带条件：外人监督税收、设立还本基金、优先还息——国家最稳定的收入渠道，不再由户部掌控，而是归债权人优先。

为获得眼前的银两，清廷将铁路、电报、矿山等特许经营权出卖。

滇越铁路、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先后落入法、英财团手中；

名义上是“招商合作”，实质上是用未来的收益权，换取当下的救命钱。

这与今日现代财政做法“卖未来收费权、卖租金收益权”的逻辑如出一辙。

庚子赔款并非一次性支付，而是由列强在伦敦、巴黎证券市场发行债券，由国际资本认购。

未来 39 年的中国关税、盐税与厘金，构成这些债券的现金流。

换言之，清廷成了被动的“发行人”，却没有任何定价权。

晚清的债券利息，甚至成了当时欧洲养老金与保险基金眼中的“稳健收益资产”。

以上种种说明什么？

说明“大清帝国”早已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金融现代化”的首轮实验：

它有债券、有现金流、有担保机构、有国际结算系统——

唯一不同的是：金融主导权不在北京的衙门里，而在伦敦与上海的租界中。

从此，中国财政的命运被写进资本市场的合同条款中。

从“皇上赐银”到“银行划账”，

从“税收上缴户部”到“抵押交予洋行”，

国家的主权，不再以土地丈量，而以利息计算。

庚子之后的清廷，看似在金融的支架上继续“运转”，实则已沦为一个“被金融维持的政权”——它仍能呼吸，却早已失去了生产型财政的造血能力。

设想一下，晚清有一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智囊团”，懂得资产证券化、资源盘活、未来收益权打包，他们也许会建议：

把盐税、矿权、铁路经营权，甚至朝廷贡赋都“金融工程化”，做成一个个“中华帝国资产包”，卖给伦敦、巴黎、纽约的资本家们。

听上去，似乎大清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用现代金融解决——只要把未来的收入折现成今天的银子。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确实很“性感”。

庚子赔款分 39 年偿还，如果能把这笔长期现金流“打包发行”，一次性向海外投资者出售债券，清廷立刻可以拿到一大笔“预付金”，既能还债，又能修铁路、买军舰、办洋务。

——这不就是今天许多地方津津乐道的“以未来租金、收费权换取银行贷款”的模式吗？

金融的生命不在技巧，而在信用。

当一个政权的财政信誉已经崩坏，再高明的证券化，只会放大风险。

就像一个濒临破产的家族再去抵押祖产，能换来的，不是重生，只是延命。

赋税征收混乱、官场贪腐成风、预算不透明、军饷无底洞。

在这种体制下，“证券化”的收益不会流向生产性投资，而是流向贿赂、军饷、奢华与浪费。

钱照样借得到，但债照样还不起。

再往前推一步。

如果现代金融顾问进一步成功说服清廷：

把铁路、盐务、矿山乃至地方税权打包成立“帝国投资公司”，在伦敦发行“中华帝国债券”，以海关、关税、盐税作抵押——

此后，清廷的一切关键财政收入，都要向债权人报告，接受国际会计审计，按照合同行事。

列强组成“海关管理委员会”，由英国人赫德掌管，关税征收透明高效，却不归中国所有。

债权人因此更加放心地买中国债券，中国的财政，也就更理直气壮地“金融化”。

能金融化的全都干了！

帝国灭亡的命运，却并未改变，只是变得更加制度化、程序化、乃至合约化而已。

金融，当然不是毒药，但在没有制度与信用的土壤里，它必然成毒。

真正的“金融现代化”要求三件事：

法治、信任、问责。

它有了银行，却没有独立的央行；

有了债券，却没有国会预算审查；

有了会计制度，却没有纳税人的监督权。

所谓“金融救国”，不过是把皇帝的龙椅搬进银行的账房。

财政数字在账上精密运转，国家的精神、制度与责任，却仍停留在前现代。

清廷的确靠金融延寿了大约十年。

洋务运动、北洋舰队、京汉铁路——许多“现代化工程”都靠贷款与抵押支撑。

但这些“金融成就”并未重塑财政结构，反而强化了债务依赖。

所谓金融繁荣，也不过是泡沫上的金粉。

1911 年，民怨在“保路运动”中集中爆发：

百姓终于明白，政府不仅在加税，更在把他们脚下的路卖给外国人。

这不是金融的失败，而是信用的终结。

金融化的晚清帝国，在最“现代”的债券市场上，以最古老的方式——失信——走向崩溃。

说到底，金融的确可以暂时输血，让一个国家“看起来还活着”。

债券、证券、货币、票据，就像一根根静脉输液管，让濒危的政权继续保持血色。

但输血不等于造血，流动性不等于生命力。

真正决定一个国家财政命运的，从来不是它能否融资，而是它的制度能否生出可持续的信用。

金融是血液，但血液只是循环系统的指标——

没有心脏、没有法治、没有信任，血流得再快，也只是加速溃败。

账面上，清廷并非全然穷困。

庚子之后，外债频繁、关税稳定、银根充足，甚至一度出现“财政盈余”的幻象。

但这盈余不是靠产业、税制、创新，而是靠“借来的呼吸”。

清代关税数据修正趋势

于是，每当新的金融工具引入，它并未提高效率，只是增加了掠夺的层次：

外国银行、地方督抚、京师官僚、洋务承包商，个个都能从金融中抽取一份“收益”。

国家机器成了利益分赃的金融平台。

这样的体制，哪怕掌握了最复杂的证券化公式，也只会让衰败更加有条不紊。

这种历史性的财政—制度症候，可称之为“晚清病”：

一个制度拒绝通过改革修复自身，只好不断通过金融创新延缓危机。

晚清以铁路、关税、盐税抵押换贷款；

现代财政体系以土地、矿权、林地、数据打包换融资。

这里面，逻辑完全一致：

当制度失去了造血功能，就只能出卖未来。

晚清最后十年如此；今天部分地方财政的路径，也正在沿着这条“金融幻觉曲线”滑行。

晚清确实“现代”过。

它有国际借贷、有证券市场、有现代会计制度，甚至比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俄国更早接触国际金融。

但那是一种工具的现代化，而非制度的现代化。

金融现代化如果不伴随制度现代化，就像给一个病人换上最先进的呼吸机，却拒绝做根治手术。

机器再好，也只能延长死亡。

晚清三者俱失。

于是国家的“金融循环”只剩一个空壳——血液在流，心脏已停。

而今，当现代财政体系靠资产盘活、靠杠杆续命时，其实也在重演这一失衡三角：

当金融系统成为唯一的维系手段，国家经济的命运就与晚清一样：越金融化，越空心化。

真正长治久安的国家，不靠金融聪明，而靠制度良善。

英国之所以能在 19 世纪建立“财政帝国”，不是因为它的银行家比赫德聪明，而是因为议会能审预算、媒体能监督财政、法院能追责官员。

日本明治维新后能够建立近代财政，也不是靠证券化铁路，而是靠征税制度、财务省体系与公务员问责制。

金融只是文明的影子，

制度才是文明的骨架。

当一个国家连骨架都塌了，

影子再流动，也只是虚幻的舞蹈。

当一个国家只剩“资产信用”，而没有“制度信用”与“道德信用”，它就失去了真实的生命与灵魂。

危机乃至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历史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镜鉴。

当我们理解财政与制度的互动规律，也许就更能在新的时代避免旧的悲剧。

晚清的“铁路抵押贷款”，与今日的“未来收益打包融资”，在经济学上没有本质差别：

都是以未来现金流抵押当前债务，

都是用“金融创新”覆盖制度失衡的权宜之计。

晚清抵押给外国银行，今天多抵押给国内金融体系。

但无论债权人在何处，逻辑都是一样的：

当制度不变，金融越发达，风险越集中。

没有法治与问责支撑的金融扩张，必然以信用危机收场。

1.财政归法治，不归人治——预算公开、债务透明、权责清晰；

2.金融服务生产，而非服务财政——资本应为创新与民生流动，不为权力融资；

3.地方不靠盘活，靠分权——重建中央—地方财权平衡，恢复自治与问责；

4.国家不靠债务续命，靠信任重生——信仰、制度、市场三重支柱重新立起。

这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愿国家把信仰、制度与市场放回正确的秩序；

愿财政不再是权力的私囊，而是人民的契约；

愿金融回到服务生命、服务公义的本位，如此，中国经济才会重焕生机，财政才真正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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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砚田文化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