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地下的文化宝匣：去江南贡院阅读千年“上岸”史

摘要：六朝金粉，十里秦淮，自古文人骚客，心向往之。清雍正十一年（1733），几次乡试折戟后，吴敬梓举家移居金陵，在秦淮河与清溪河交接的水亭处安顿下来，并自诩“秦淮寓客”。从其住所望向江南贡院的飞檐，不过500米距离，可他已没了再试的心气，转身将满腹才情倾注笔端，写下

六朝金粉，十里秦淮，自古文人骚客，心向往之。清雍正十一年（1733），几次乡试折戟后，吴敬梓举家移居金陵，在秦淮河与清溪河交接的水亭处安顿下来，并自诩“秦淮寓客”。从其住所望向江南贡院的飞檐，不过500米距离，可他已没了再试的心气，转身将满腹才情倾注笔端，写下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那些困在科举樊笼里的众生相跃然纸上——“人生世上，除了这事（科举），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马二先生的喟叹，道尽科举考试信徒们的虔诚心声。“显亲扬名”的枷锁，最终酿成“范进中举”的悲喜剧；其中的讽喻，也是吴敬梓半生纠结换来的醒世箴言。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整体沉入地下，上部为一个静静的浅水池。当参观者穿过贡院牌坊，与明远楼相对，博物馆如同一面古镜，将明远楼的倒影收入其中

“江南自六朝以来，文采斐然，所谓生命文物之邦。”有益于此，夫子庙“江南文枢”的牌坊，进一步彰显着金陵城的文化基因。今天，从贡院街走入夫子庙街区，只需两三分钟的光景，右手边便可见一座三阙牌坊，中间题有“江南贡院”，楹联“十载辛勤变化鱼龙地，一生期许飞翔鸾凤天”出自笠翁李渔之手。从牌坊中间穿望，四周错落高低的灰白建筑围绕起空旷水景的尽头是一座三层古建，匾额上的“明远楼”清晰可见。从“江南贡院”的牌坊下进入，迎面遇见“中国科举博物馆”几个大字，才是它当下的身份，玄机就在那一方如墨砚般的池景下——这里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尽管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也多以档案为主，却并不妨碍中国科举博物馆在2020年12月便跻身“最年轻”的一级博物馆之列。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中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座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士人1300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

从隋大业元年（605）进士科开考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存在1300年，进入博物馆的下行坡道被设计成130米长正是与之呼应。以“墨池”为顶的博物馆本体如同一四方宝匣，整体沉入地下，狭长坡道环绕四周，墙壁一侧浩瀚的瓦片墙，如同鱼鳞栉比，寓意“鱼跃龙门”；构成“宝匣”外壁的则是数以万计的竹简，象征读万卷书。简单堆砌却又极富视觉冲击的建筑设计，让外界的熙熙攘攘逐渐在身后散去，引导参观者闪回到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考定终身的时代。

西方有一种说法，科举制度是“中国第五大发明”。从西周乡举里选、汉代察举征辟、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再到隋开创分科举士，历朝历代的选官之法不断进化。为选拔人才举办考试的“配套”，也不断完善。唐代，科举考试一般在府衙和吏部院内举行，没有专门考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科举转由礼部掌管，制度也较为简单。至宋代，礼部及各州都开始建立专门用于考试的贡院。有说法认为江南贡院的前身，便是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设立的建康贡院。

中国科举博物馆内“科第世家”石牌坊，为明代第一位状元吴伯宗家族故居之物，彰显了其家族在科举方面取得的成就

明洪武十七年（1384），礼部举行“科举成式”，规定士人在通过预备性考试童试后，还有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这也成为明清两代科举运行的基本模式。

明清时期各地贡院建筑在配置上整齐划一，只是规模大小不同。如其多坐落在城市的东或东南，建筑坐北朝南；外部设有大门和左右牌坊，牌坊分题“明经取士”“为国求贤”；进入贡院设有三道门，为搜检通道；沿用唐代制度，贡院四周用高墙围住，布满荆棘，这也是贡院别称“棘闱”的原因。其内部主体最南边的明远楼——为贡院内最高建筑，便于登临监督、发放号令；院内甬道东西两侧设有号舍，为考生考试和住宿所用，取《千字文》为号舍编列；一般过号舍设有至公堂，是外帘官进行掌卷、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工作的地方，取公平竞争之意；相对而言，内帘则是整个贡院的核心工作区——主考官和房考官评阅试卷的场所。

据应天府尹王弼所立《奏奉旨意札付事理碑》碑文载，明景泰五年（1454），时任应天府尹马谅上疏朝廷请求创立贡院，景泰七年（1456）应天乡试移于新创贡院举行。“东接桃叶渡，南抵秦淮河，西邻状元境，北对建康路”的江南贡院从此便承担了三年一次的大考职能。有清一代，在此举办过112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者共58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闱，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或扩建、增修，到同治十二年（1873），共有号筒295字，号舍达20644间，盛况空前，成为中国古代最大考场，承载无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梦想的记忆场……

进入展厅，在看过了科举制度发展的大致历程后，博物馆用一件高悬起来的祥云龙门提示着参观者进入下一篇章——“鱼龙变化”。这一部分，堪称关于科举考试的“百科全书”。从去哪里求学？科举报名怎么审查？秀才有多难考？如何在江南贡院参加一场乡试，包括进场流程、考试时间、进场检查、考场纪律。再到如何阅卷、如何录取，更高一级的会试、殿试如何举行。精心设计的动线引领参观者沉浸式体验从“十年寒窗”到“金榜题名”的心路历程。

宋代“唯有读书高”瓷俑，三个瓷俑分别代表中国古代社会三个主要行业士、农、工，其中以读书人社会地位最高

中国科举博物馆藏匾额。从左至右：清道光九年（1829）钱福昌立“榜眼及第”匾，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陈初哲立“状元及第”匾，清同治七年（1868）王文在立“探花及第”匾

科举报名流程在当时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十分开放，只要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就可以尝试参加。但审查相当严格。比如为了打击“科考移民”，康熙年间专门设置了“审音”制度，即考生递交相应的证明材料后，还要讲几句家乡话来验明正身，否则就是“冒籍”。中国近代实业第一人、清同治年间状元张謇便曾陷入冒籍风波，好在受人的帮助圆满化解了其中风险，才得以恢复原籍、顺利登榜。为形象解释审音制度，展厅里还专门配有相应的多媒体互动装置，邀请参观者“试音”。

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三年才有一次的考试机会，让许多考生都绞尽脑汁“铤而走险”。“鱼龙变化”展厅内，一面墙上分屏四块，以真人演绎的方式滚动播放着进入考场前“工作人员”对考生的搜检，要求所穿衣物必须是单层的，鞋也要是薄底；砚台不能太厚，毛笔笔管必须镂空；糕点食物都要切开，装用品的篮子必须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即便要求如此细致，也无法杜绝“挟带”的存在。展品中有一件仅五六厘米宽的小线装书，密密麻麻用蝇头小楷写满了考试能用到的书籍内容，翻开展示的一页，正是《左传·晋侯使韩起来聘》。字虽小，却清晰无比。此前同类挟带，被捐赠者证明是先人用两根老鼠胡须特制的毛笔书写，工艺之“精湛”，令人震惊。

“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来到博物馆地下三层“金榜题名”展区，大面积使用的金红两色渲染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喜悦之情。

为了让参观者更全面地感受古人等待放榜、观榜的场景，博物馆还基于明代画家仇英《观榜图》创作了互动装置。在多媒体长卷上，包括观榜百态、金榜题名、名落孙山、金殿传胪、左门洞开、天子观榜、秉笏披袍、天子门生、御路殊荣、擎天华表、太平有象等多个探索点，触屏并参与答题，签上名字提交后，交互桌的“黄榜”将会出现你的名字以及获得对应等级（状元、榜眼、探花、进士）。

清代袖珍纸挟带。在不过五六厘米宽的纸张上，考生以极高的“技术”将与考试相关内容悉数抄写

在该展厅的尾声，参观者将穿过科举“名人堂”，从贺知章、王维、颜真卿、白居易、王安石、文天祥、唐伯虎等人的履历中，去寻找中国古代文人命运与科举制度的交集。在科举历史的长河中，曾产生过800多名状元、十万余名进士、百万名举人。有人如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有人如柳永“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在他们的命运中，写着1300年科举制度的无数个侧面。

光绪二十年（1894）科举大金榜（复制品），长19.26米，高0.825米，黄纸墨书。2005年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是科举制废除前最后一张金榜，这一科的状元为张謇

1905年，绵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在时代浪潮中画上句点。作为帝制时代最具象征意义的文明载体，各地贡院相继完成历史使命。在秦淮河畔，江南贡院历经沧桑嬗变，曾经鳞次栉比的考棚官署，最终只余明远楼孑然守望，将身影浸入墨池，无声诉说着“以史为鉴”的永恒命题。在科举制度结束的一百多年后，中国科举博物馆以一种尤为“深沉”的姿态重新构筑起与历史对话的场域，引导着人们与那些曾在逼仄号舍中追寻理想的灵魂深情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