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参与式生产在新闻学术界被赋予了极高理想，然而其在专业新闻机构中却较少被大规模应用，参与成为幻影。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赋能生产型受众，互联网场域诞生的新兴创业媒体点燃了学界对于参与式新闻的新一波热情。本文聚焦我国一个采纳参与式生产模式的创业媒体L，考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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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参与式生产在新闻学术界被赋予了极高理想，然而其在专业新闻机构中却较少被大规模应用，参与成为幻影。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赋能生产型受众，互联网场域诞生的新兴创业媒体点燃了学界对于参与式新闻的新一波热情。本文聚焦我国一个采纳参与式生产模式的创业媒体L，考察这个个案中参与实验发生、发展的过程，为深入理解数字时代参与式新闻的发生、发展和变迁提供典型样本。基于多种研究方法的历时考察，本文发现，这家处于新闻业场域边缘位置的机构自创始之初即大规模采取了全流程的参与式生产模式，吸纳了众多民众参与到视频化的新闻生产过程，然而这一模式却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改造，规模大大缩减，参与的意涵被消解，转换成为网络化的灵活用工制度。这一式微过程表明，与传统专业新闻机构类似，创业型的数字原生媒体仍然无法走出参与模式的困境，最终被专业驯化和规范化。不过，参与式新闻的公共角色并未因专业驯化而被削弱，相反却体现出专业与参与协同提升公共性的效果。这一个案研究丰富了对数字时代参与式新闻生产的认识，并回应了关于参与缘何受限的学术解释。
作者简介
范英杰，南京财经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李艳红（通讯作者），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数字城市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
本文受202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边缘媒体人’与非典型新闻工作研究”（项目编号：23YJC860006）及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公共情感视角下新闻评论的社会修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3SJYB0286）资助。
关于参与式新闻实践的学术讨论可以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且是本世纪前十几年新闻业研究的焦点。学术界赋予了这一模式极高的理想意涵，如被认为体现了参与民主，有助于让多元的声音得到表达，以及增进新闻业的透明性等。参与式理想甚至一度成为新闻学界的某种信条（Vos & Thomas，2024）。然而，尽管被如此力举，在现实中，参与式新闻生产却较少被主流媒体充分或大规模采纳。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赋能参与，给传统上作为新闻消费者的受众带来了参与新闻生产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互联网场域涌现出的新型创业型媒体公司（news start-ups）和其他数字原生媒体则表现出对参与式新闻更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姿态。那么，参与式新闻生产在新的数字化背景下究竟如何被实践？面临什么样的机会和条件？诞生于互联网场域的数字原生媒体是否可能走出传统媒体所遭遇的“参与的困境”，让大规模参与成为现实？专业与参与之间究竟正在形成何种关系？参与的采纳是否确实给新闻业带来了新的公共角色和价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研究者们开展广泛的经验观察及学术对话。
一 参与式新闻的理想与现实
“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一词的使用可追溯至2003年，它被认为是一种强调公民协作性地参与到新闻的搜集、报道等过程中的行为（Bowman & Willis，2003）。经过发展，与“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以及近来出现的“用户新闻”（user journalism）等概念显著不同，它并不指在专业媒体之外独立从事与信息生产有关的活动，而是指普通民众参与到专业媒体实践之中，在专业媒体组织框架下协作生产新闻，这一概念凸显的是专业媒体在新闻生产环节对公众参与的开放和回应（Nip，2006）。
在欧美，这一概念点燃了以民主、平等作为首要价值信念的新闻学者的热情，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Ahva，2019；Borger et al.，2013）。其意义主要嵌入了三个不同的理论传统。一是参与式民主理论，该理论源于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积极公民观。参与式新闻主张让民众参与到新闻生产中，认为公众不再是被动的媒体消费者（Gillmor，2006：136），这种观点恰是“积极公民观”在新闻领域的体现。参与式新闻理想之所以受到支持也与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传播思想密不可分。以普通人为主体的新闻生产形式将有助于突破主流媒体的政治经济局限，挑战高度集中化的媒体体系，放大弱势群体声音（Luce，Jackson & Thorsen，2017；Palomo，Teruel & Blanco-Castilla，2019）。此外，参与式新闻也被认为反映和折射了透明的价值，因而被近年来主张将透明性原则引入新闻专业的学者们重视，将参与式生产视为后真相时代重获信任的解救策略（Green-Barber & McKinley，2019：8；Vos & Thomas，2024）。
学术界的热情也曾一度获得业界的热情拥抱。参与式新闻在西方语境下最初的典型样本是美国杰伊·罗森（Jay Rosen）等学者与记者们一道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推动的公共新闻项目（civic/public journalism）。其中，记者们往往会发动民众参与到与他们密切关联的社区项目的报道中来，倾听公众声音（Kurpius，2002）。数字时代互动性应用程序的应用为参与带来了新的可能，使受众更可能成为积极的生产型受众（Bruns，2008：23），这进一步点燃了专业媒体对参与式新闻的新热情。意识到公民参与的巨大潜力，不少网站媒体均开始一定程度开放新闻生产的进程。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一些媒体开始建立专门的UGC版块，负责接收用户自己生成的内容并刊登在网站上，如BBC在2005年成立了受众生产内容集成中心，集中处理受众提供的新闻信息，并供给各编辑部以及播出平台使用。
不过，不管是早年的公共新闻项目，还是近年Web2.0技术催生的对UGC的拥抱，在现实中均遭遇挫折。美国早年公共新闻项目的实践主要依托于地方性报纸，随着美国地方报业在数字时代遭遇冲击，这一新闻项目一度面临衰微（Nip，2006）。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媒体开放给普通人参与提供了机会和便利，但主流媒体也仅仅是极为谨慎地开放而已。多明戈（David Domingo）等人（2008）曾对欧洲以及美国在内的共十六家在线新闻网站开展综合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媒体仅仅开放新闻生产的前端环节，如提供新闻线索等，却在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如“选择/过滤”阶段均保持关闭。早期一度热烈拥抱UGC的标杆媒体也逐渐脚步放缓，甚至关停了相关项目，如CNN于2015年之后就不再运营iReport版块。这些研究和现象均表明，互联网尽管涌现了参与的可能，但现实中专业媒体却并未积极将这一可能性落实，参与的程度受限。
在我国，学者们也有类似发现。尽管不少媒体近年来开始尝试采纳参与式新闻生产模式，但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补充，呈现出一种“局部”和“边缘”的采纳特征（曾繁旭，周俊林，杨艾莉，2009；张志安，2011）。张伟伟（2019）通过对市场化改革时期南方都市报的“网眼”栏目的研究发现，它仅仅将UGC视为一种消息来源。黄春燕和尹连根（2022）对澎湃新闻“问吧”的研究也发现，主流专业媒体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补充性的内容生产机制，在边缘位置予以一定采纳，或通过种种边界工作将参与式内容进行区分。
在上述背景下，近年来，一些处于传统新闻场域边缘位置的新兴媒体机构开展的参与式生产实践颇引人注目。在西方，一些学者发现，创业型媒体机构表现出对参与的热情，尤其是，那些受政府或公益组织支持的非营利型新闻创业公司比风险资本支持的新闻创业机构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参与（Camaj，2021；Palomo，Teruel & Blanco-Castilla，2019）。在我国，学者们同样发现，一些在互联网场域中诞生的具有创业取向的新型媒体公司较为主动地采用参与模式，如龚彦方和王琼慧（2018）研究了一个致力于人物故事报道的小型创业机构“三明治”，发现这家机构通过建立互惠式新闻社区，实现了较为稳定的专业与业余合作的生产模式。孙甜甜（2024）则对一家民营信息网站“锐网”开展研究，发现这家媒体展现了对参与的开放性姿态，并通过建立新型常规等策略对网民的参与予以制度化。
二 研究方法：个案研究
本文拟研究的案例L同属于上述互联网场域中的新兴创业型公司，它自创业之初即积极主动采取参与式模式，搭建起大规模的参与网络，吸纳众多民众参与新闻短视频的制作和发布。
L成立于2016年11月，其创立者和初始团队均来自于传统专业媒体，拥有业界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和良好声誉。创业之初，L定位为短视频资讯平台，希望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视频新闻生产和消费提供新标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了集网站、APP、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以及数个“垂直类”微博账号的全媒体分发渠道，是一家以短视频为基本传播形态的数字化媒体机构。
2016年正是中国短视频开始兴起、并被投资界视为“风口”的关键时点，L因此获得了风险资本“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之后在发展过程中资本方有所变更，陆续获得人民网、腾讯和百度风投的A轮融资以及新华网的战略融资。在我们的研究期内，总体而言L属于风险资本支持的创业型公司。
本文考察了L从创立之初到2020年这四年左右时间的发展历程。所使用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田野考察及访谈、考察期结束后的在线回访。本文的第一作者于2019年11月以及2020年4～6月辗转广州、上海、郑州三地，以实习生身份在L进行了总共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观察。在此期间，旁听了30次总部以及“拍客中心”大区内部的编辑会议，并进行了实时记录；同时，对4位管理层成员和31位从业者进行了相关访谈。其次，本文也运用了二手资料，主要是公开发表的有关L的文本，包括发刊词、专访等。另外，本文也对“拍客中心”生产的视频开展了内容分析，具体法将在下文相应部分予以介绍。
三 参与实验的开展：搭建拍客网络
（一）创新的“基因”
由于脱胎于专业媒体，创业团队在2016年中期筹划之初基本是仿照传统专业媒体的框架搭建编辑部，即按照报道领域设置分立的部门，如要闻中心、财经中心等。其最初的专业理想也是仿照传统专业媒体，但是，作为新闻场域的新兴入场者，L又携带着创新的“基因”，受到互联网场域创业创新浪潮的影响，这使得L不仅仅想做原创专业内容，也同时想做“平台”。2016年前后，随着抖音、快手等UGC短视频平台的涌现，“渠道”一时被认为优于“内容”（Keane & Chen，2019），UGC概念得到创业者热捧。因此，将L打造成为一个供受众（包括个体、企业和机构）上传短视频内容的平台，这在创业之初即成为创业者们的一种考虑。因此，建立过硬的原创短视频新闻与搭建供民众参与上传内容的平台，这两种理想共同构成了该团队最初的愿景。因此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位于传统新闻与互联网这两个不同场域的交叉地带，L一开始就将互联网场域的观念和做法带入新闻场域。参与式生产模式就可视为诞生于这一环境。
推动团队决定将L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参与属性的平台型媒体，也源于风险资本的盈利要求以及成本控制考虑。L团队创业之初便被赋予商业创收的任务，也因此，创业者们将短视频视为媒体的最后一次（商业）机会。但是，尽管短视频具有商业潜力，维持专业团队的成本仍然很高，而让民众参与视频拍摄和上传将有助于控制成本，成为创业团队们的选择。如创业者B所言，相对传统媒体倚赖专业记者的模式，采纳参与性的“拍客”模式是“轻装”上阵，因为只需支付稿酬即可，不需要承担其他复杂成本（创业者B，2020年4月17日）。
在上述力量的推动下，L在创立之初就开始探索具有创新意味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参与式生产。除原创中心通过雇佣专业从业者探索调查性报道之外，其他部门均采用一些新兴的生产方式。如要闻中心通过聚合方式生产时政类报道，国际要闻部通过签约方式获取国外自由媒体记者的稿件等。而拍客中心则主要探索参与式生产，即组织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新闻的录制和拍摄。图1是L的组织架构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既借鉴了传统媒体的组织框架，又嵌入了创新成分，这尤其表现在设立与其他传统部门并立的拍客中心。该部门所组建的拍客队伍尽管不与L机构形成雇佣关系，但L却需要建立与他们的沟通、管理方式，与他们保持紧密动态的联系。
（二）搭建参与式网络
L能够搭建拍客网络的关键是借助于自身专业团队的关系网络。由于团队成员均来自专业媒体，且相当部分是资深的前媒体人，他们有机会调用职业生涯中的社会资本积累来搭建。例如，中原大区负责人曾是从业达十年的某主流大报的驻河南站记者，由于在原媒体曾参与过一个名叫“校园联盟”的短视频项目，他发展拍客的方式即是首先在大学生群体中发展学生拍客；其次，联系当地报社以及电视台记者等，邀请他们成为媒体拍客，并同时借助他们将其手上的通讯员以及线人发展成为社会拍客。在2016年创业之初，拍客中心主要在重庆总部以及河南、广东和湖南三个重点省份发展。
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团队逐渐发现拍客模式具有明显相对优势，如在地拍客的新闻反应速率更高；非媒体出身的社会拍客之表达更适宜短视频样式容易吸引受众、获取流量等（总编辑B，2020年4月29日）。因此，L在2017年开始投入更多精力进行拍客体系的搭建。这一方面表现为扩容，主管们采取了更积极能动的方式，借助微博同城会、自媒体联盟等线上和线下社群方式来拓展拍客规模。另一方面则为地域扩张，从早期三个重点省份发展、形成为跨越五大区域的部门架构（见图1）。每个大区均设有独立的编辑部，设有“负责人”一名，“省主管”5至6名，并配有负责剪辑的工作人员数名。到2018年10月左右，拍客中心在全国已建立起庞大的拍客网络，覆盖2000余区县。这一动态“蛛网”（图2）的中心是总编室的高管团队（位于上海），往外扩散为关键节点的五大区负责人及省主管，进一步扩散为分布广泛的、深入到区县的主要节点——社会拍客。
社会拍客主要由学生、婚庆摄影师、外卖员等体制外社会成员构成，约占该部门拍客总数的50%，并最受L重视，因为他们能提供有别于主流媒体，且有趣、能戳到人心的内容。除此之外，该网络还包含来自公安、消防、媒体等机构的机构拍客（约占40%），以及少量提供商业原生内容的商务拍客（总编辑B，2020年5月29日）。
四 “拍客”参与短视频新闻生产
与拍客中心扩大规模同时推进的是技术转型，L在这一时期也逐渐搭建起便于协作的采编平台，拍客供稿于是从低效率的邮箱办公转为技术平台系统（Spider）的高效运作，稿件上传、审核、剪辑、分发、支付等环节均可通过这一平台实现。借助这一基础设施，拍客模式不限于社会新闻的生产，其他原采用专业生产方式的部门也开始借鉴和运用这一模式，发展拍客网络。在上述基础上，拍客体系逐渐发展成为这一创业机构的核心框架，形成了由280多位在编人员（内容团队+商务团队）以及不在编之数量巨大的拍客所构成的生产网络。创始人也将拍客体系作为对外品牌宣传的“卖点”，声称“全球拍客，共同创造”（36氪，2016）。
在组建和完善架构的同时，拍客中心也逐渐常规化了参与生产的流程。艾尔弗雷德·埃尔米达（Alfred Hermida）（2011：21）曾对新闻生产进行阶段性划分（近用与观察、选择/过滤、处理/编辑、分发、阐释），并认为在不同的参与式模式中，公众能够参与的阶段有所不同。在参与式新闻中，公众则主要参与前三阶段（即新闻形成过程）（Domingo et al.，2008）。下面我们将以这一框架为基础来分析L拍客的参与程度。
按照这一框架，L首先完全开放了第一阶段即近用与观察阶段。按照规定，普通民众但凡申请成为拍客，均可通过L开发的Spider技术平台提交协议所规定的不限题材和形式的新闻信息或其他资料。在建立初期，L就收到大量来自普通拍客提交的视频素材，主要为他们用手机在诸如地铁、医院等日常生活场所的拍摄，内部人员称之为“扫街”。
不过，专业人员在第二个阶段，即“选择/过滤”阶段开始介入，对拍客素材进行选择并后期加工。L建立了严格的素材审核环节，省主管会按照传统专业新闻价值（如重大性、时效性）首先对拍客上传的原始素材进行初筛，往往会优先处理突发性内容。之后，主管会将通过的内容上报大区负责人，负责人通过之后才会分派给所属大区的专业剪辑人员进行制作。这些隶属于编辑团队的剪辑人员之主要工作是通过Spider平台对前期审核过并被分配的素材加入特效、音乐和字幕等，并最终制作成时长1～2分钟、并拥有符合专业标准（新闻五要素和导语）的完整新闻稿件。制作完成的新闻产品后期还需要经历大区负责人的二次审核以及在线五大区审核群的三层交叉审稿。三审之后的成稿才可以通过Spider 平台进行分发。这说明，绝大部分拍客的参与是在第一阶段，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拍客的参与相对有限。
为了提升效率，L在形成拍客网络之后逐渐对拍客进行兼职/全职的分类。L会采取专门方式，对有较多时间精力投入且活跃供稿的全职拍客进行能力培养。例如，学生拍客E（2020年5月22日）就是这样的全职拍客。初期她只能提供简单的新闻素材，而在得到了省主管的不断指导之后业务能力得以突破，参与制作的“温暖的路边摊”和“春节农民工回家”等专题都获得了不错的点击率和阅读量。到后来，她已可以独立对自己拍摄的素材进行判断、剪辑，并制作成符合专业质量标准的短视频。如遇时间紧急，剪辑人员也会邀请全职拍客参与稿件的剪辑和制作过程。事实上，在随后的工作流程中，团队往往会要求全职拍客们在上传原始素材时就拟定标题并撰写导语等，而这一方式使得全职拍客从一开始就介入到处理/编辑阶段。
表1是对L拍客如何参与新闻生产的归纳。它表明，大量兼职拍客们实现了第一阶段的参与，而全职拍客们则实现了全流程的参与。
五 参与遭遇困境：解决及参与模式的式微
参与式新闻生产模式为L带来了较为丰富的内容供给。首先，从范围看，其所生产的内容在地域上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省份，且深入到基层。其次，拍客中心也构成了L全媒体矩阵内容的重要提供者。每个大区分别主要运营了一个自己的微博账号，刊发这一地区拍客们所制作的内容。表2列出了各大区的微博账号，其内容也同时会被官方微博和App分发。
在这一生产模式下，拍客们提供的内容为L带来了不同于专业媒体的题材和视角。由于具有天生的底层意识，他们能够捕捉到生动有趣的普通人故事，或聚焦于被时代忽略掉的普通个体命运，或挖掘基层人与人之间最为朴素的情感。这些新鲜有趣的内容不仅带来视角的多样性，而且能够通过尊重个体价值引发共情和思考，甚至穿透社会阶层和心理，因而为L赢得流量。如中原大区的两名婚庆摄影师拍客，他们拍摄的环卫工人夫妻生活、忠犬故事和拾荒老人等，均成为微博平台上的“爆款”。L内部也公认，拍客中心在整个公司层面扮演着流量担当的角色，这种草根内容和风格形成了该机构的差异化优势。正如中原大区和原创中心负责人所言，这些关涉老人黄昏恋、昔日新闻事件中的人物回访等，可能在传统媒体连报纸的边角料都登不上，却是互联网时代的爆款。
（一）参与的困境：难以稳定提供有质量保证的内容
然而，早期采取的“大撒网”模式——即建立大规模拍客队伍并依赖其提供内容的模式在随后的运营过程中逐渐暴露出问题。首先，尽管能为L带来丰富的民间素材，但这些内容绝大部分达不到L的要求。一方面，从题材来看，多数内容趋于琐碎，典型的如“年轻情侣520晒红包”“老人锻炼有新招”，甚至有“公司员工丧尸爬”“尬舞”等猎奇色彩浓重的内容。这与既有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即缺乏新闻训练的普通公民所提供的内容具有强烈的私人特征而与公共议题无关（Fröhlich，Quiring & Engesser，2012）。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接触到传统媒体的常规信源，也无法在短期内形成新闻条线，普通民众在新闻获取方面面临障碍，难以稳定供给（Gerson et al.，2017；Reich，2008）。另外，即便有时候未经训练的拍客们提供了可用的素材，但质量不符合要求，或镜头不稳或叙事不充分，这些都给后期造成压力，需要大量补充工作。上述困境反而使得符合L标准的短视频难以从拍客这里得到稳定供应。
其次，欧美的经验研究表明，难以保证参与者的热情也往往是参与式新闻要面对的困难。与之类似，L也同样面对这一问题。不过L倒是早有预判，几乎从创立伊始，就没有对普通民众的“公益性”参与抱有浪漫期待，而是认为，只有经济激励才能维持住这支队伍。也因此，在拍客网络创建的同时，L就制定了类似于国外专业媒体为自由记者提供的那种稿酬制度。一般而言，拍客上传的稿件一经发布，会第一时间结合24小时内点击数据，以及获得素材的劳动强度、质量等给予相应报酬，一般为“基础稿酬（50～400元）+点击奖励（24小时内）”。这种稿酬制度在全职拍客E看来，收入相当可观，如果流量超过三百万，可以得到两千元的奖金；如果流量在排名榜单拿到第一，则可获得一万元的奖金。
不过，这一“用钱喂稿”的模式并不可持续。L逐渐发现，过于庞大的拍客网络再加上互联网没有版面和时间限制，这使得L难以应付巨额的稿费支出。尤其是，2020年初L的主要投资方“华人文化”（股份占据七成以上）出现较大困境，L被迫寻求新的战略融资、思考战略转型，认为需要从过去“野蛮”发展转向培育专业调性阶段，提升内容品质成为其中要义。于此，拍客中心决定减少或基本放弃早期博眼球甚至低俗的内容，内部称为“去尾部”。与此同时，拍客中心考虑进一步增加媒体属性，探索调查类的严肃报道（设立“拍客调查部”）。随着这一调整，L面对的矛盾是，一方面，需要在经济成本可控的条件下确保稳定供给具有专业品质的内容；另一方面，在诸多拍客屡次被拒稿、逐渐丧失参与热情的情况下，维系住拍客体系的完整性和活跃度。
（二）发展和驯化核心拍客：解决困境的方式
面对这一矛盾，L所采取的解决方式是，淘汰生产力低的拍客，同时有意识地选择和培养一支能力扎实的精兵强将队伍，即“核心拍客”，希望借助这支准专业化的队伍来确保持续内容供给，并通过稳定报酬的激励机制以及职业素养提升来维持他们的参与热情。
如前文所述，如何建立与拍客之间的互动以及如何处理他们提供的内容，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摆在L面前的问题。也正因此，L自建立拍客网络之初就已有意识区分兼职/全职拍客。只不过这一趋势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日益显著。各大区负责人都认同，当务之急是要维系住核心全职拍客。他们认为，相对兼职，全职拍客对新闻业本身就更有认同感、参与热情更强，也更有潜力。而要维系他们的热情不减，首先是不能降低收入。各个大区于是陆续尝试“签约”模式，为那些承诺仅为L一家供稿的核心拍客提供底薪保障。其次，负责人在日常流程中将其视为“自己人”，给予资源倾斜。例如他们可以优先获得好的选题分派，其稿件也会被优先处理等。通过这些方式，核心拍客们不仅增加了对工作的认同感，而且也因为稳定发稿而增加了收入。
上述举措帮助L筛选并培养出了一支精干的核心拍客队伍，按照L中原大区负责人C（2020年）的说法，这些人都是“大浪淘沙”留下的。他们往往符合如下条件：一是年轻、脑子活，能跟上思路；二是不从事其他职业，基本靠这个为生；三是能持续供稿，保证单月发稿量在12条以上。稳定下来的核心拍客队伍拥有了较强的生产力，他们作为主力完成了一些诸如“吴春红案件”“苟晶事件”“张玉环事件”等具有影响力的报道。
沃尔（Melissa Wall）（2015）曾用驯化（domestication）这个概念表示专业媒体对公民参与生产内容的管理。本文认为这一概念也适合于概括L处理核心拍客的策略，其核心即是让他们接受专业的指导，让原本业余的工作更加接近于专业。
（三）改造参与：向灵活用工模式的转换
L通过驯化策略解决了参与式新闻生产常规上会遭遇的困境，然而，解决这一困境的过程，也同时完成了对参与模式的改造，是对参与意涵的削弱和消解。这表现在L社会拍客的人数和多元性锐减，能被留下来签约的“佼佼者”寥寥无几，每个大区平均就是几人，甚至有的只保留1～2人。其他社会拍客则转变为偶尔和边缘性的参与者。
与这一过程相伴随，核心拍客们作为剩余的参与型受众，逐渐被专业规范化，嵌入到了整个公司的专业生产链条中。参与者与媒体机构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整合，与内部专业化员工之间不再存在本质差异。例如，这些通过淘汰机制留下来的拍客已经高度接近于传统媒体机构中的“驻站记者”，他们的工作方式和自我认同均接近于后者。这一过程因此将参与式生产模式转变成了一种具有准专业媒体特征的灵活用工模式。这种模式也被称为“非典型新闻工作”，指的是新闻从业者以非隶属于专业机构化媒体之流动个体化身份、参与新闻生产过程并获得报酬的工作类型，并具有高风险、非正式化和不可预测性等特征。这种用工模式已成为全球新闻业不稳定的主要表征之一（Zion，Marjoribanks & O’Donnell，2024）。
六 参与实验变迁的公共性意涵
那么，参与实验的式微及其向灵活用工模式的转变，是否一定意味着参与民主和多元表达的失败？如何客观和全面地认识参与式新闻生产在现实中的公共性意涵？下文尝试通过对比分析2018年与2020年上半年“@L视频”发布的由拍客中心所生产的短视频内容来回应该问题。总体发现，参与的式微并不意味着报道品质的降低，反而随专业对参与驯化带来了影像和内容品质的提升，以及对议题多样性的拓展，并保存了一定的草根风格，因而较好地实践了新闻业的公共角色。
（一）对报道之专业品质的影响：影像标准和内容规范的提升
上述改造确实意味着专业驯化，即拍客们的作品越来越向专业新闻视频靠拢，影像标准和客观性规范等专业品质上都获得了提升。首先在影像生产标准上，表3显示，相比2018年，2020年的拍客内容在镜头稳定性、画面、声音的清晰度、移动画面、特效维度都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尤其画面清晰度，从2018年的33.7%跃升至2020年的65.9%。另外，“记者叙述”这一指标值得注意，在2020年其使用大幅度减少。这与传统电视新闻标准一致，即较少使用额外的记者叙述，而倾向于让画面自己说话，以增强新闻现场感和真实性。
其次在内容规范上，2020年的内容也显示出更强的客观性标准。表4呈现了两个年度在三个客观性指标上的差异，发现无论是公正，还是多信源，或是无明显倾向这三个指标上，2020年均有明显提高。这显示出，参与实验被改造之后，进一步向专业标准靠拢，通过多元信源、减少主观性等方式增强了报道的严谨性。
另外，我们还发现，改造之后的内容在署名和交代素材来源等方面也更加规范，绝大部分视频都标注了素材出处以及生产者信息。
上述分析表明，L在改造参与模式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对参与的驯化和规范化，使其产出更接近于专业工作。然而，这一规范化过程是否就意味着主控专业霸权对参与的围约，如西方批判学者们所假定的那样，导致削弱或消解参与带来的公共性？还是说，我们应该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专业与业余的协同，并可能带来新的公共性？下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
（二）对议题多样性的影响：关注更多元的公共议题
专业驯化并不意味着公共角色的衰落，这一过程反而促使拍客内容脱离原初琐碎化、私人化的特征，走向对公共议题的关注，这体现为主题和框架的多元性。
对新闻主题的数量统计（表5）分析发现，拍客内容在2018年的主题多样性极其有限，并集中于人情味故事和人物小专访这两类。这一时期，拍客们几乎未触及经济、科教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一时期生产的人情味报道，则主要关涉普通人的私人经历和情感，也被验证容易吸引受众。
相较2018年，2020年的内容反而在主题表达方面更多元，增加了经济、文体教育、科技等方面内容。另外，“社会问题”“事故与灾害”等具有社会意义之主题的报道数量有大幅度提升，在2020年分别占据23.4%和11.2%。这一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报道诸如环境污染、医患纠纷、购房等大宗消费纠纷等，均涉及公共事务。
与之相应，在2018年占据绝对主导性地位的软性“人情味故事”的数量则大为减少，从61.2%锐减为22.9%。这表明，参与式模式被改造为准专业模式之后，拍客内容更加关注公共事务，这反而纠正了其前期过于偏向软性和琐碎化的趋势。
随着主题多样性的增加，2020年的拍客内容也体现了更多元的报道框架（表6）。2018年人情味框架占据所有报道的绝对多数，共计74.5%；但在2020年，报道框架的分布则更均衡，其中，解决方案、责任和道德这三种框架均大幅增加。其中最显著的是，解决方案框架实现了从无到占据30.4%的跃升。这些变化表明，在参与新闻的采制过程中，L不仅强调媒体的教化、监督属性，而且重视对问题的推进和解决，增强了媒体在社会中的中介性角色。与之相应，人情味框架在2020年则大量减少，仅为28%。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2018年数据体现的是尚未被专业驯化的“野生”参与新闻的表现的话，其现状其实并不像倡导者所想象的那般美好，在现实中，他们往往离参与民主的理想有较大距离。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参与未必关涉公共事务，往往陷入对私人话题、奇闻逸事等的关注。相反，随着专业对参与的驯化，却可能带来积极的后果，如带来对更多、更广泛公共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带来更多元的报道视角等。
（三）草根/民间风格的保留
但是，专业驯化并非完全导致参与新闻当中草根风格的根除，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这一特征，这使得相比传统专业新闻，L仍然体现出了对草根群体的人文关怀。这种草根视角和风格主要体现在，2020年拍客内容在题材上仍主要聚焦于草根议题，叙事上仍关注被时代忽略掉的普通个体命运，并尤其表现为以普通人（而非精英）作为信源的信源模式。
表7说明，索引普通人信源的报道比重虽然从2018年的82.7%降至2020年的51.9%，但仍占据半数以上。这说明，专业驯化确实导致了这一风格的削弱，但其仍然占了相当比重则说明，这一草根人文性得到了相当程度存留。表8进一步分析了这些以普通人作为信源报道中直接索引与间接索引的比例变化，发现在2020年被改造之后，那些让普通人直接通过屏幕言说的报道文本之比重并未减少，相反有所增加。这进一步说明，L在改造之后，相当程度保留了普通人之问题和声音的表达空间，而这正是参与式新闻的公共价值所在。
七 结语与讨论
本文考察了互联网时代参与实验在一家数字原生媒体中的兴起和衰落。参与实验因数字技术赋能而兴起，但却遭遇困境并被改造。那么，作为一个个案研究，本文观察的可推论性如何？作为一个数字时代创业型媒体的典型个案，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拓展哪些与参与式新闻生产相关的认识？下文将对此开展一点延伸讨论，并进一步归纳本文的研究结论。
第一，我们的个案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确实扮演了赋能参与式新闻生产的积极角色。这一方面表现在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为民众参与信息传播带来的便利性，尤其是，视频和影像摄制方面的便利性赋能了普通民众的短视频参与；同时体现在L这家媒体对数字化采编融合平台的采用上，正是这一平台让受众上传素材变得简单，且可以直接与编辑流程对接。可以说，数字技术确实为参与创造了崭新的条件。
第二，本研究也表明，在数字技术赋能的条件下，作为新兴创业机构的数字原生媒体往往比传统专业媒体更积极地采纳参与式生产模式。在本文中这是多重因素形塑的结果：一方面，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兴的创业媒体不存在制度主义学者所说的路径依赖问题。制度主义的研究表明，传统媒体往往受制于过去基于传统介质所发展出的以专业为中心的制度安排，因而更难发展出创新模式，即便在数字技术赋能的条件下也是如此，而创业型数字原生媒体则有机会跳出这一制度主义的桎梏（Lowrey，2011）； 另一方面，创业媒体在财政基础上不同于传统媒体，来自风险资本的要求使得它们对生产成本更敏感，因而更具有冲动去发展能够有效削减成本的参与式生产模式；除此之外，从场域理论的角度，创业型的数字原生媒体处于新闻场域的边缘，因而不那么容易受到该场域传统专业规范的约束，或者说，更有机会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而与此同时，由于它也位于短视频和其他内容创业场域，因而在生产模式的选择上更易受到这些交叉场域之创业文化的影响，引入参与即是因为受到互联网场域广为受到追捧的UGC模式的影响。总体而言，由于这些多重因素，在对参与式新闻生产模式的采纳上，我们认为创业型的数字原生媒体往往更积极主动。
第三，与传统专业媒体类似，互联网场域的创业媒体尽管在创业之初向参与开放，但却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走向式微，参与成为“幻影”。这是因为，数字化的创业媒体在实施过程中会遭遇与传统专业媒体类似的“参与的困境”。这一困境表现为，“野生”的参与式生产难以满足专业新闻机构对内容品质的专业要求，也难以提供持续和稳定供给，并难以维系参与者的持续热情。不过，关于这一结论，可通过对本案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检视来进一步理解。根据我们的观察，L之所以要对参与式生产模式进行改造，首先在于其面临的如上所述的参与困境。我们认为，这一困境对于所有以新闻信息作为主要定位的机构而言是具有普适性的，无论是传统还是创业型的数字原生媒体，均无法绕过这个“坎”。这一点可能正是新闻信息领域与大量使用参与式生产的的其他内容领域（如有关生活方式和日常知识等）的区别，新闻信息内容领域对于专业品质的要求使其难以大规模依赖UGC来运营，而是需要依赖专业与参与的协同来保证持续稳定并有品质保障的内容输出。这一点在国外的研究中也曾得到印证。例如，韩国OhmyNews就是一家诞生于2000年左右的以公民新闻为主的参与式新闻生产组织，然而在商业化、内容质量需求和媒体环境变化共同作用下，其在发展中逐渐减少了公民新闻的比重，转向依赖专业记者团队，其运营模式已演变为“公民与专业记者的混合体”（Kim & Hamilton，2006）。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L的参与式新闻生产之所以面临式微的命运，也有其独特的原因。2019年之后，面临其主要风险投资方的压力，L尝试寻求新的战略资本，思考转型可能，这促使其团队更加有意识地通过加强专业和公共性角色来赢得认可。应该说，资本造成的压力也是促使L削弱或改造参与的一个原因。不过，我们认为这一资本变更的压力只是加速了L削弱和改造参与的进程，而并不构成根本原因。因此，本文关于“参与式新闻即便在数字化时代也必然面临式微及被专业驯化的命运”的判断具有较强的可推论性。
第四，参与的式微并不意味着参与的失败。本文并不认为参与式新闻被专业驯化这一过程必然带来消极意义。与批判传播理论学者们将专业对参与的驯化视为参与民主的失败或专业霸权的围约（containment）的否定性观点不同，本文对专业驯化更持一种开放和肯定性观点。对经验材料的分析表明，专业对参与的驯化也可以为媒体带来积极的公共角色，例如促进对更为多元的公共事务的关注，并有助于减少野生状态之参与新闻容易陷入琐碎化和私人化境地的诸多不足，这一过程使得媒体机构在维持参与带来的草根关怀的同时，提升了参与新闻的公共角色。因此，我们更愿意将这一驯化的过程视为专业与参与的协同，这一过程可能催生新的积极意义。这一分析也促使我们更新对于新闻创新的看法。创新并不能仅仅从实践形式的新和旧来衡量，更应该从规范层面去理解（潘忠党，2021）。在本文中，对参与式新闻生产的采纳固然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创新，但我们也并不宜将专业对参与的驯化就简化为创新的受阻。经过驯化的或规范化的参与式生产通过专业与参与的协同催生积极的公共价值，同样可以视为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创新。对新闻业界而言，未来或许可以在如何促进专业与参与的协同上探索创新的具体路径。
在一个呼吁新闻研究“去中心化”的时代（Carlson & Peters，2023），思考专业机构化媒体对受众参与的吸纳，以及分析他们如何进一步回应社交媒体上个体化的、分散的和偶然性的参与热情，继而参与到形塑中国新闻业的景观，可能是我们需要持续研究的主题。
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7期。
本期执编/曹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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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