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综艺《再见爱人4》引发的热议不断持续——节目邀请三对面临婚姻危机的夫妻踏上18天的旅程，旅行刚开始，黄圣依的丈夫杨子凭借“爹味”言行成为全场焦点，但很快，围绕李行亮的妻子麦琳的争议就席卷了各大社交媒体。镜头前那些充满张力的冷战、争吵与沉默，触及了人们对爱情、婚

综艺《再见爱人4》引发的热议不断持续——节目邀请三对面临婚姻危机的夫妻踏上18天的旅程，旅行刚开始，黄圣依的丈夫杨子凭借“爹味”言行成为全场焦点，但很快，围绕李行亮的妻子麦琳的争议就席卷了各大社交媒体。镜头前那些充满张力的冷战、争吵与沉默，触及了人们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深层思考。

婚恋问题始终是社会关注的话题之一。近年来，从“结婚率下降”到“AI恋人兴起”，再到“生育意愿低迷”，这些现象背后似乎隐藏着当代人情感观念的深刻变迁。

关于这些话题，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於嘉。2020年，她曾与北大、复旦的几位学者共同发起了一项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得出了“中产的性生活被剥夺了”“经济形势越差，年轻人性活跃度越低”“00后男性的性观念越来越保守”等结论。於嘉透露，2025年，他们将重启这项调查，希望追踪年轻群体在亲密关系及性生活等方面的变化趋势。

作为专注于婚姻与家庭关系研究的学者，於嘉对中国家庭结构变化、女性生育选择等课题也进行过深入分析。在她看来，过去一百年，女性实现了巨大的转变——走出家庭，走向职场，相比之下，男性仍在“原地踏步”，而这正是当下社会的婚姻形式和家庭结构出现一系列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她的视角，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亲密关系提供更多深度和可能性。

冷杉RECORD：最近《再见爱人4》讨论度特别高，您看节目了吗？您怎么看待这样一档节目的出现和火爆？

於嘉：这一季的确引起了特别多的讨论。比如黄圣依和杨子这一对，黄圣依的诉求是希望杨子可以多陪孩子，多回家。很多观众对此有很强的共鸣，它反映的是我们对男性的形象，或者对父亲这个角色的要求在发生变化——大家觉得男性应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家庭事务和育儿之中，而不仅仅是去外面挣钱。

我最近在研究婚姻的个体化趋势。我们讲最传统的婚姻形式叫制度型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它不是为了个体的幸福或利益结合的。可能你都不认识你的配偶，它是家族的一个联合，或者是有一些宗教背景、种族背景的；后来婚姻形式慢慢转化成陪伴型婚姻，男主外女主内，女方是一个非常贤惠的homemaker（家庭主妇），男方负责挣钱养家。这种婚姻和制度型婚姻不同的是，它是基于爱情组成的。

再往后推进，婚姻可能会变成更个体化的形式。在个体化的婚姻中，每个人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节目中刘爽和葛夕就是一种非常个体化的婚姻模式，两个人可能各有各的房间，甚至看电视也不在一起，他们的社交网络也不是特别重合，和对方的亲属也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尽管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完全地个体化，比如还涉及一些财务问题，女方时不时还是要去照顾男方的日常生活，但我觉得女方已经在向个体化的方向去发展了，男方可能还停留在原地，保留了一些陪伴型或者制度型婚姻的特征，所以我们才会为葛夕觉得不值。

现在网上对李行亮的太太麦琳口诛笔伐特别多，这说明大众看节目时带入的还是一些相对比较传统的观点。比如麦琳不太会弄那个自热锅，大家都在骂，你凭什么说自己是家庭主妇？你凭什么说你在照顾家庭？你甚至连自热锅都不会做。这也是对于男性和女性标准的不同。节目里杨子把方便面弄着火了，大家只是觉得很荒谬；但没有人会觉得麦琳这件事情有趣，而是说你作为一个全职太太，怎么连这种事情都不会做呢？

而且社会对于全职妈妈和全职爸爸的标准也挺不一样的。上一季傅首尔的先生老刘就是一个全职爸爸，但是大家经常会说傅首尔太强势了，老刘已经这样了。所以一方面大家对于全职妈妈的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女性有时候对自己的定位也不是很准确，我觉得麦琳可能也不算是一个全职妈妈，因为她还参与一些公司运营的工作，她对自己的定位有一些错位或者模糊。

这个节目中呈现了各色各样的婚姻，并且婚姻中的很多诉求都是由女方提出来，女方去主导的。这和女性地位的上升、女性重新认识自我，有很紧密的关联。它也映射出来，中国社会无论是性别关系也好，还是家庭婚姻关系也好，都在转变之中。

冷杉RECORD：婚姻模式转变的背后，其实人们对婚姻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转变。

於嘉：对，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行为上非常大的变化，但是观念上已经有所转变了。一方面是有些人觉得婚姻可有可无了，所以会有很多婚姻的替代，比如有些人选择单身，有些人选择同居；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思考进入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老一辈觉得结婚一定要生孩子，但是现在很多人不这么认为。再比如刚才提到杨子是不是要参与育儿，虽然从目前的分布来看，父亲主要负责育儿的比例可能只有10%左右，但是我们会看到大众期望父亲可以更多参与，这都是一些观念上的转变。

冷杉RECORD：有哪些举措能更好地平衡夫妻双方照顾家庭或者是养育孩子的责任？

於嘉：其实我一直觉得政策——实质的补贴或者放产假，能够形成的刺激力度有限。长期来看，更根本的是观念的转变：你希望配偶在婚姻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现在大众期待男性可以更多参与到家庭的责任或者家庭生活之中，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能更好地促成性别平等。

甚至包括择偶的标准都应该改变，现在的标准还是外在的收入、教育水平，等等。愿不愿意做家务也应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当女性的择偶标准变了，那男性不得已也必须要去转变。

冷杉RECORD：听起来好像是我们一直对男性很宽容，才形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於嘉：我们长期以来对于男性的评价标准比较单一，就是工作好不好，能不能赚钱。与此同时，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越来越多元化，不光要工作好，还要能照顾家庭。女性常常会被问，你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哪怕是一个家庭主妇，比如麦琳，大家也会说，你的认知要跟上你的老公，要在各方面去提升自己。

但在家庭维度，我们对男性的期待和标准并不是特别多，没有说你一定要会烧菜、要照顾孩子才能结婚，或者这样你才是一个成功的男性。没有人问马云你会不会烧菜，会不会做家务，会不会给孩子换尿布？

现在有很多女性选择不婚，并不仅仅是找不到一个经济上或者学历上跟自己匹配的男性，而是找不到一个生活上或者观念上跟自己契合的男性。很多女性，尤其是学历比较高、收入比较高、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女性，她们对男性一些观念上、精神上的东西反而看得更重。如果找不到很契合的，宁愿单着，或者找一个比较短期的对象，有一个亲密关系，但是没有之后要进入婚姻的计划。

这么看起来，主要还是女性变了，男性没变；女性向前走了，男性还在原地踏步。女性不光是教育向前走，工作向前走，她们的观念也在向前走，但是男性更多是被推动着向前走的，他们没有主动向前去迈出这一步。

冷杉RECORD：一个婚恋友好型的社会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於嘉：最重要的还是要尊重个体，尊重不同的需求。

而且婚恋友好型社会，它的根基或者它的基础一定是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当然，女性友好涉及到非常多的方面，不仅仅是生育的问题，还有结婚和亲密关系的问题。有些女性去相亲、去谈恋爱的过程中，可能会遭遇性侵、性骚扰。我接触到的一些女性会谈到，她觉得没有很强的安全保障，比如人家介绍一个人，我就跟他去吃饭或者看电影了，如果他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举动，但是我又没有那么接受的话，我到底怎么去界定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人来保护我？

这不仅仅涉及到法律法规层面的完善，也需要男性愿意更多去理解女性的需求。

冷杉RECORD：今年2月，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最近研究发现的几个现象，比如“全职妈妈越来越难以返回职场”“工作、育儿等方面的压力会抑制个体的生育计划”“长辈照料对生育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这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支撑？

於嘉：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是我在调查之中有很多人表达了这个观点，但是它背后都有不同的研究在支持。比如“全职妈妈越来越难以重返职场”，是我和我们中心的博士后杨一纯共同做的一个项目，观察女性在生育之前的3年和生育之后的18年里的就业轨迹，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女性越来越难以维系一个长期的全职工作，因为很多工作的时间、强度等要求和母职是不兼容的。

我们还有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发现职场对于母亲以及已婚未育的女性，有很强的歧视。如果她和一个未婚未育的女性，或者是一个男性，同时去找工作，她被歧视的程度可能相当于教育程度损失了一级——比如本来是研究生，但是因为你已婚未育或者你生了孩子，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大家就把你跟本科生放在一块去评价了。

包括长辈照料的作用，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实验，看什么因素可以刺激大家想要生二胎和三胎。我们看到，如果家庭里面有长辈帮助照顾孩子，对于夫妻生育意愿的刺激作用是可以直接用货币化衡量出来的，它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大概12万到13万元。

研究过程中，我通过一些访谈，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也不是说老年人就爱帮你带孩子，他们也是被迫的。比如我有一个朋友，生了孩子之后不得不把父母从老家接到北京来照顾孩子，但父母其实也不喜欢在北京生活。但他们回老家之后，我的朋友就完全没有办法出门了，生活就是围绕着孩子转，因为孩子还很小，这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

西方国家育儿的分工是在夫妻之间，而中国家庭是代际的分工。但这种代际的分工是随着母系往下传的，一般是你的妈妈或者婆婆帮你带孩子。这也体现出一种性别的不平等。

冷杉RECORD：研究过程中有什么发现是比较出乎您预料的吗？

於嘉：我们之前会觉得，男性更愿意生孩子，因为他们不用十月怀胎，不用哺乳、育儿。但是我访谈的时候发现，现在这种低生育欲望是男女共有的，我采访接触了大量的男性，很多都是说“我也不想多生，我照顾不过来”。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农村家庭更想生孩子，或者社会阶层比较低的人更想生孩子，其实现在大家都不想生。

冷杉RECORD：高盛在今年8月的一份报告中预测，到2030年，中国宠物数量会超过4岁以下婴幼儿的数量。

於嘉：首先，养宠物成本更低。养孩子不仅仅是喂养成本，更多是心理成本。我经常讲，中国家庭有很强的子女中心主义，父母会有这种压力，要为子女倾尽所有。中国的家长是有一个无限责任的，孩子一辈子你都要去管，担心孩子不成才或者不成器，也是一种风险厌恶。

养宠物就不太一样，你也不希望宠物去考博士，是吧？你在网上看到人家宠物会说话，会表演节目，你也不会回家疯狂地“鸡”宠物，给它送培训班去。相对来说，养宠物的确定性更高一些，没有更长远的期望。

东亚、南欧都有很强的家庭主义传统。这种家庭主义的传统体现在很多方面，一方面养育孩子是家庭的责任，不是社会的责任，这会让个体家庭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在这种很强的家庭主义传统中，照料的责任大量集中在女性身上，这种性别分工也会让大家不想生孩子。

这种家庭主义传统，好处在于家庭对孩子非常重视，大量资源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上，可以形成很强的人力资本，还可以稳定社会，让社会没有那么多越轨行为。但可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家庭的压力会变得越来越大。

冷杉RECORD：但低生育率的情况下，来自各方面的催生是不可避免的。

於嘉：我觉得催生不是特别必要。当一个人完成了学业，进入到社会，开始有一些亲密关系之后，TA的生育观念没有那么容易变化。如果国家想要去促进生育，一方面要提供很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是要从小开始让儿童觉得快乐，这样TA长大之后才会说，我希望也生一个孩子，也让他觉得快乐。对于现在这些已经进入到育龄的人，你跟TA说你要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冷杉RECORD：不只生育，谈恋爱这件事似乎都变得越来越难了。

於嘉：谈恋爱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两个人相处，你不知道对方到底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尤其是现在，年轻人面临各方面的压力，生活岌岌可危，无法再承受一个额外的不确定性。他们更想要一些确定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到学生宁愿去冲GPA，这是比较确定的——我只要努力学习，就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甚至我去玩游戏，我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都比谈恋爱这件事有更强的确定性。

它本质上也是一种风险厌恶。在现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年轻人对生活缺乏一种掌控感。包括AI恋人的出现，其实也是年轻人重新获得生活主动权和掌控感的表现。因为跟AI谈恋爱没有什么不确定性，你给它训练什么，它就给你输出什么，很多时候是你自我的一个投射。

我每年上课都问学生，你们想结婚吗？想谈恋爱吗？越来越多的学生说不想，耽误我学习。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的假的，但是确实会看到这样的态度，从小众变得越来越主流。

另外我发现，大家的择偶要求也在不断上升。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择偶可能没有那么强的要求，当然你也需要看一些外在的条件、经济的条件，现在对于婚姻各方面都有一些硬性的标准，比如要买个房，那买房子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包括说还要办婚礼，对吧？有些地方可能还要有彩礼，等等。在婚姻之上加诸的各种经济成本也好，社会成本也好，都是越来越高的。

这些也会让大家觉得结婚很难，找对象也很难。如果你奔着结婚去找对象的话，很早就要把这些压力背到身上了。我听学生讲一个故事，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之前谈恋爱的时候都很好，一旦讲到结婚就开始天天吵架，后来分手，因为就是不自觉地，你会去想很多实际的东西，物质的东西。

冷杉RECORD：年轻人不仅对步入婚姻更谨慎，甚至对进入亲密关系都更谨慎了。

於嘉：对。我觉得，首先大家的观念有一点儿回归保守，十年前或者再往前一点儿，那时候非常崇尚自由恋爱，恋爱也不一定是为了结婚。但是在社会剧烈的竞争和变化之中，人们越来越希望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所收获，婚姻成为一个避风港或者安全网的作用重新被凸显出来，人们希望谈恋爱能收获一段稳定的关系，最后进入到婚姻。当然也可能有为了钱谈恋爱，为了发生性关系而谈恋爱，总之加诸恋爱或者亲密关系上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谈恋爱不再是轻松的，不再只是谈恋爱。

冷杉RECORD：更追求安全感、确定性，跟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吗？

於嘉：肯定有很大关系。我也做很多人口方面的研究，它有结构性的因素。大学扩招了这么多年，每年大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比如00后，60%、70% 都能去上大学。但是人们的观念可能还停留在10年前、20年前，觉得上了大学就要去做一个白领，这就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错配——百分之六七十有大学学历的人在竞争同类型的工作，竞争那些在社会上属于20%、30%的职位，一定有些人是竞争不下来的，所以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在研究中经常会看到，大家有时候观念走得快，有时候行为走得快，它不是完全同步的。

冷杉RECORD：年轻人对于恋爱、婚姻没有热情，是很值得担忧的现象吗？

於嘉：从个体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年轻人的婚恋态度也好，性行为也好，其实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年轻人被认为是社会中最有活力的群体，如果年轻人集体陷入了低欲望或者没有激情的状态，社会肯定会缺乏创新力和驱动力。但如果仅仅是一部分个体，选择过一个不同的生活，倒也不用特别担心，关键是比例问题，我们更多要去关注整体的情况。

今天到底什么是年轻人，和之前的定义不太一样。父母那一辈，二十五六岁就要结婚了，但是很多人现在30多了，感觉还是个宝宝，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到成年生活。其实人们生命历程中每一个事件发生的节点都被推后了，今天的二十五六岁和30年前的二十五六岁已经非常不同了，所以也不用特别焦虑。

冷杉RECORD：几年前您做过一次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发现年轻人的性生活在减少。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年轻人是不是对于性生活或者亲密关系是有点无暇顾及的状态？

於嘉：对，我觉得有一些年轻人是刻意关掉了欲望和屏蔽了亲密关系。不是说TA从本质上对性和亲密关系，或者对婚姻这件事没有渴望或者没有追求，而是说一方面时间上不能够兼顾，另一方面精力上无法分配，甚至TA可能会用一些社会上流行的东西，给自己提供一些支撑——“大家都是不婚不育，我也没有什么啊”“没关系的，我现在就应该搞钱搞事业”，如果给TA足够的资源，TA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相当一部分人的通道是会被重启的。

冷杉RECORD：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讲，有没有性生活、谈不谈恋爱，似乎没有找一份好工作的意义或者价值大？

於嘉：一方面是工作的价值更大，另一方面是你的性生活和亲密关系甚至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份好工作。我们经常讲996导致大家很累，没有性生活，不想生孩子。但是北大社会学系的张春泥老师和她的学生研究发现，欲望最低的群体是没有工作或工作时间过少的群体。因为没有工作会损伤你的自信、自尊。一个人在社会立足或者自给自足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也是支撑你能不能开展一段成熟的亲密关系，能不能有性生活的基础。

对很多人来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TA能够形成这些关系的基石。

冷杉RECORD：我们距离低欲望社会还有多远？

於嘉：我觉得到了一个值得去观察它、了解它变动情况的节点。因为是有一些苗头在的，比如互联网上有非常多“不想结婚、不想谈恋爱”的声音，包括“躺平”这样的一些词语和概念的出现。但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还是有很多促人上进的元素，它会形成一种社会压力，逼人去上进，所以大部分人还是跟着社会的节奏、规范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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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WEEKLY一点号